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家具制作技艺活态传承评价体系研究

梁 爽，周 敏，朱剑刚，徐 静，周橙旻

(1.郑州轻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2.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建筑学院，意大利佛罗伦萨 50121；3.南京林业大学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江苏南京 210037；）

中国传统家具尤其是明清家具，不但在中国家具史上拥有辉煌的成就，在世界家具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式家具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手工艺，2006年就被录入了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丹麦国宝级家具设计大师Hans Wegner（汉斯瓦格纳）就深受中国明式家具的影响，从古代传统家具中吸取灵感，设计出了“中国椅”“Y椅”等驰名于世界的家具。在历届米兰国际家具展上，许多欧洲品牌的家具设计也依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家具的影子。中国传统家具在制作技艺、材料、文化内涵、设计、结构等方面，不仅影响了现代的家居设计，对欧洲的家具设计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

1 传统家具制作技艺活态传承

根据2021年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共有7项家具制作技艺被列入其中，分别是明式家具制作技艺（2006年第一批），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和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2008年第二批），晋作家具制作技艺和精细木作技艺（2011年第三批），仙游古典家具制作技艺（2014年第四批），家具制作技艺-北京木雕小器作（2021年第五批推荐项目）。传承和发展这些传统家具技艺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由于传统家具制作流程复杂，工艺繁复，较多工序依靠经验难以机械化，传承人年纪较大等因素，阻碍了传统家具技艺的活态传承和生产性保护[2-3]。同时对于每一项传统家具技艺，阻碍它传承和发展的因素是不同的。粗放型的促进所有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是事倍功半的和低效的。一些研究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但是也要尽量避免蕴含民俗情感和艺术表达的技艺转化为商业工具。如果手工生产技艺完全被机器生产所替代，它们所承载的人文意义也会消失，这种掠夺式的价值转化和文化继承传播方式也会反噬传统家具手工技艺的价值[4-5]。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活态传承评价体系来对这些传统家具技艺进行客观评价，精确的识别传统家具技艺传承时的薄弱方面，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这样才能有效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有效传承。

1.1 基础评价指标

目前，很多研究者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进行了研究，但针对传统家具制作技艺活态评价体系的研究是较少的。杨立国和陆乃以江苏省为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评价进行了研究。两位研究者建立了5个一级评价指标（传承人规模结构、传承人培养与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非遗传承社会环境和非遗依附环境），和14个二级评价指标，并根据此评价体系对江苏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度进行了评价，最终总结了江苏省非遗的活态状态[6]。陈炜和高翔建立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专家问卷法，确定了由3个1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7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活态传承评价体系[7]。这两个评价体系都包含了传承人（规模结构、培养管理），非遗的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保护和传承的政策法规和生产性保护绩效。这四个因素可以被包含在传统家具制作技艺活态评价体系的基础评价指标中。

1.2 基于文献研究的具体评价指标

为了确保评价指标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使用元分析统计法，针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依据中国知网数据库，通过专业表达式检索，条件为SU=非物质文化遗产 and TI=（传统+家具+技艺+评价），检索时间为2000年至2021年，期刊来源类别选择SCI、E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CSSCI和CSCD期刊进行检索，共得到文献534篇。筛选出与家具技艺和评价相关文章95篇进行分析。阅读每一篇文献，总结纪录文章中提及的影响传统家具技艺活态传承的因素。定量分析的方法可以避免单个研究者的主观和事实偏差，减少评价指标的误差，从而形成更加客观和相对精确的评价标准。基于数百名研究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就能系统地评估重要影响因素。在前人研究中提及较多的指标可以认为有较大影响，提及次数较少的指标，可以理解为目前社会环境下对活态传承的影响力较小。一些指标可能对特定地区的家具技艺活性传承更重要，需要被特别关注和具体分析[8]。对这些研究者认为重要的指标进行排序后，基于文献研究的评价指标和提及次数如表1所示。

表1 评价指标和提及次数

通过表1可知，很多研究者都提及了相关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发布，政府的支持，和教育资源结合程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政策的支持是必要的。与教育资源结合就是为了解决一些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年事已高，且当下年轻人不愿意花费多年时间学习传统手工艺，导致后继乏人的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由学校组织的工艺培训项目和建立的人才培养体系都可以促进年轻人回流到传统行业[9]，从而达到传承的目的。如果能够形成产业优势，在企业的帮助下，以生产性方式保护和发展传统家具制作技艺对于其活态传承有巨大帮助[10]。以现代方式进行推广和传播也正在变得日益重要。同时，基于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家具产品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也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11]。保护资金落实到位，社会资源的良好结合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促进活态传承。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传统家具制作技艺可以更好的被记录和保存，也方便了现代化的传播[12-13]。非遗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离不开它所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因此当地社区对于非遗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也决定了非遗能否在本土地域文化中流行。如果当地社区能够达成共识，政府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这将有助于这类传统技艺的传承。非遗的保护不但要强调其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也要关注其活态流变性。对于家具制作技艺来说，传承人应该保留其中原始的结构形式和加工流程，比如榫卯结构、天然的涂饰工艺等，这是大众对于此项传统技艺的文化认同，但也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对于家具的功能、造型和工艺流程进行优化和再设计，适应当下的审美需求和工业化制造。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全球化对传统家具制作工艺的生存也提出了挑战。大规模生产加强了传统手工艺人的竞争，减少了手工艺人表达自己的机会。随着社会潮流和文化意识的变化，年轻人发现学习传统手工艺所需的漫长学徒期过于苛刻，且无法帮助他们获得满意的收入，故不愿意学习。如果没有直接的或潜在的经济激励，传统的学徒制度很可能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了。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当地的非遗传承也会产生影响，有足够的经济去支持和发展，才能免除学徒的后顾之忧。传统技艺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等是促进活态传承的核心动力。入选非遗名录对于提高传统家具技艺的社会认知度、美誉度及保护意识有直接影响。对于传承人的认定和扶持，建立传承人信息数据库，可以让传承人获得有尊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满足，这对于技艺的传承又是非常有帮助的。

原材料来源保护，资源不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传统家具制作技艺所面临的独有问题。没有太多学者提及的原因很可能是研究非遗传承的学者对于家具木材，尤其是红木材料关注较少。但目前自然环境的压力对传统家具制作工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对于红木家具制作来说，红木的大量砍伐减少了关键自然资源的可利用性。红木5属8类33种，其中29种已被国际禁止砍伐，属于濒危物种禁止贩卖。如果某一项传统家具制作技艺过分依赖红木材料，这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就会受限。因此在建立评价指标时，要以可持续发展为方针，需要评价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可持续性（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可持续）。表1中还有一些因素会对活态传承造成影响，但并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被学者提及的次数较少。

2 评价体系和标准

2.1 评价体系建立

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活态传承评价是一项整体性评价，应遵循制作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结合定性和定量的原则，保持系统性和独立性。基于众多研究者的研究，对表1中的43项指标进行归纳整理，按照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的顺序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体系由3个层次组成，A为目标层，B为准则层，包括传承人概况、社会环境、政策法规、生产性保护、教育培训和可持续发展，C为指标层，包含研究者所提出的43个指标。

2.2 指标评价标准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点和价值评价方法[14-15]。指标评价满分为100分，分为优、良、中、差4个等级，每25分为一个等级。得分1-25分为差，26-50分为中，51-75分为良、76-100分为优秀。在评价时，专家和利益相关者将可以被邀请，针对传统家具技艺的非遗活态传承，根据指标层的43个指标进行打分（表2）。

表2 评价体系即评价标准

3 指标权重

3.1 比较矩阵

采用主客观结合赋权法和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为评价体系的指标确定权重。文献研究中，研究者对于每一项指标的描述都可以被认为是专家对于此指标的重要性判断。基于数百位研究者的研究，提及较多的指标可以认为有较高的重要性，故有较大的权重，提及次数较少的指标，权重也较小，判断值选用AHP九级标度法来衡量[16]。比较矩阵Aij中表示第i个指标相对于第j个指标的比较结果，共有n个指标参与比较，比较矩阵为：

准则层比较矩阵如表3所示。

表3 比较矩阵

3.2 指标权重

指标层的评价指标较多，针对43阶判断矩阵计算得到CI值为0.025，RI为1.698，因此计算得到CR值为0.015,小于0.1，意味着本次研究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检验，计算所得权重具有一致性。根据矩阵运算的特征向量(W)得到权重值(表4)。

表4 评价指标权重

在评价体系中，B4生产性保护被研究者认为是最重要的，有12个评价指标都被包含在其中，因此整体权重较大。B5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教育培训虽然只有6个评价指标，但教育资源结合程度被众多研究者认为对于保持其活态传承有直接作用，故也有较大的权重。B2社会环境与B5教育培训权重接近，说明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发展。这一项中的9个指标可以细节的评估一项传统技艺所处的社会环境。鼓励的政策和法规（B3）可以增强社会意识，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提供支持和帮助。这5个指标可以评价某项技艺的政策支持程度。基于传承人概况的评估指标（B1）可以帮助发现最基本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意见。B6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评估一项传统手工艺的未来，也具有较大价值。

3.3 评价结果

专家和利益相关者，可以根据评判标准，对一项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活态传承情况进行整体性评价。其评价结果是针对每一个指标进行打分，然后将所有指标进行加总计算。通过多目标综合评价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类活态传承的综合评价函数为：

其中，M为评价总得分。Ij为专家对于评价单项指标j的分数，Rj为单项指标j的权重[8]。

这个评价体系可以完整的评价一项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活态传承情况。获得每个指标的分数后，得分较低的指标就被显示出来，利益相关者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改善和发展。如果总得分低于25分，可以认为这项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活态传承情况极差，有失传的可能，需要抢救性保护。总分在26-50分之间，说明其活态传承情况一般，需要整体性保护。总分在51-75分，说明活态传承情况较好。总分在76分以上，说明这项传统家具手工艺有旺盛的活力，继续保持发展即可。

4 实证研究

以中原“颍作”红木传统技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颍作”是一个中国传统红木家具流派，其诞生于古颍水流域（颍水古为“四渎八流”之一）。作为中原传统造物文化的杰出代表，“颍作”沿袭了传统红木家具的榫卯结构，传承了手工雕刻和打蜡等制作技艺的技法。梁俊峰老师作为“颍作”木雕艺术第四代传承人，历经160多年的传承，坚持“颍作”木艺的追求，不断溯源那些濒临失传的技艺，同时融入了自己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的审美和生活方式相结合，对传统家具样式进行了再设计，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

经过与非遗传承人梁老师及其团队负责人任经理的深入访谈和交流。通过运用前述的非遗传统家具制作技艺活态传承评价体系，针对“颍作”红木传统技艺进行客观综合评价。可以得到以梁俊峰大师为代表的“颍作”红木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最终评分（表5）。

表5 “颍作”红木传统技艺综合评分

作为中国木雕艺术大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梁俊峰大师学徒众多，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团队，有60多件作品获得了专利，其子作为第五代传承人一脉相承，故在B1传承人概况中得分较高。为了更好的发展，传承人结合各种社会资源，积极与工艺美术家协会等相关机构合作，成立了企业，制作了许多高品质的家具和木雕作品。也参加了河南省民间艺术大赛和展览，并获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提高了对于“颍作”红木传统技艺的社会认知度和美誉度。因此在准则层B2社会环境中也有较高的得分。传承人在传承和发展传统家具技艺的过程中，获得了政策支持，在南街村成立了公司，也在河南省郑州市创立了天赐一木红木艺术收藏馆，这让此项传统家具技艺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传承人也坚持生产性的保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包含制造、设计、研发和销售为一体的团队。同时传承人对于传统手工艺和传统木材极为看重，坚持保留传统家具制造技艺，手工制造为主，这就促成了传统技艺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传承人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也积极的和高校、研发中心、研究机构等合作。2016年被河南理工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不断地为传统家具技艺的保护、研究、传承和发展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因此在生产性保护和教育培训方面都有较高的分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原材料的可获得性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在设计、展示、推广等方面缺乏先进数字技术的应用，不利于品牌的线上推广和提高品牌在年轻人中的影响，故此项得分相对较低。综合评价后，总分为81.1分。评价结果可以清晰地说明这项传统家具手工艺的活力，同时也证实了其薄弱方面，有助于其进行针对性的提高和改善。

5 总结

传统手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形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时，尤其是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活态传承时，需要注意其特殊性。为了技艺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依靠传承人内部力量，外部的激励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中国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活态传承评价体系可以帮助非遗传承人、专家、政府等利益相关者来科学、客观地评价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活态传承现状，从而更有效地识别传承时的问题。以中原“颍作”红木传统技艺为例进行的实证研究，充分说明了此评价体系的有效性。这套体系对于其他传统家具制作技艺的自我测评和外部评测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