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三级阶梯

韩雨筱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3)

国家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指向一国公民整体对本国的归属认知和情感依附，它指一国公民对本国统治权威和政治权力的自觉认可、服从和效忠，体示着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一方面由公民指向国家，表现为公民对国家承担义务，奉献忠诚；另一方面由国家指向公民，表现为国家通过制定法律，颁布政策等保护公民权利。既然国家认同生产公民自觉认可的情感基础，而这种情感态度又是现代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那么国家认同便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是一国之生命。[1]需要注意的是，国家认同的形成并非自发，而是一个自觉的构建，是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国家疆域、结构、制度、法律体系等客观实在层面，国家认同作为一种态度和信仰，主要涉及主观精神层面，并以精神基底的角色为实在性的国家制度体系构建提供合法性来源。

目前，新加坡已经较为成功地构建起了国家认同。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新加坡从一开始就面对着国家认同基础薄弱的困境，因此取得独立地位后，国家认同构建成为了人民行动党的重要关注。回溯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构建历史，大致可以将其构建逻辑以三级阶梯式的递进层级展开：第一级阶梯是基于经济发展绩效而产生的国家认同情感，这种类型的认同情感能够随着利益识别而在短时间内迅速产生，但是弊端在于难以长期维系，需要继续发掘更深层次的认同动力支撑；第二级阶梯的工作重点在于促进新加坡国内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淡化阻碍国家认同情感产生的狭隘民族认同①，为接下来塑造一个包容各族群的国族扫清民族心理“障碍”；第三级阶梯着力发掘各民族共同传统文化底蕴，在此基础上打造新加坡国族，以国族身份标识凝聚各民族共识，将民族认同上升到国家层面，完成国家认同的内生性深层次构建。这三级阶梯并非按照时间顺序划分，而是按照国家认同构建动力的深浅层次划分，前一级阶梯往往是后一级阶梯的基础。在第一级阶梯当中，国家认同产生于人们的利益识别，这种认同构建动力纯粹来自于外部力量；在第二级阶梯中，政府将矛头对准阻碍国家认同产生的民族矛盾问题，此时的认同构建动力已经在各民族交流融合的过程当中开始由纯粹的外部推动转移到内力自生，但是此阶段各民族融合的根本动力大多还是源于政府强制力量的推动；在第三级阶梯中，政府越来越减少对强制力量的依赖，通过追寻深层文化因素激发各民族自觉融合的意愿，培育全民族共识，国家认同构建逐渐转向了以内力自生为主的模式。

一、生存政策和危机意识：基于经济发展绩效的利益认同

新加坡国民的同质性低，缺乏构建国家认同的内部动力，想要在短时间内构建起国家认同，需求助于外部动力。新加坡政府已经认识到：“认同是皈依的，因为它们呈现的正是人们想要的”[2]，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实现当下人们最想要的，这就是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最初外部动力。那么，什么是当下人们最想要的呢？生存。

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缺乏发展工业的自然物质基础；农业用地紧张，农产品基本依赖国外进口；从殖民地时期就形成的单一转口贸易经济，加剧了新加坡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独立前长达百余年的殖民统治和遭受侵略的历史记忆以及国际紧张局势，使得生存危机意识成为新加坡民众的共同心理特征。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新加坡政府开始在关乎每个人的生存处境中寻求最基础的利益共同点，以此凝聚共识，进而构建国家认同。基于此，新加坡政府强调“生存是第一位的”，并将发展与生存联系起来，提出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存，发展停滞意味着危机。在此基础上，人民行动党制定了一套“生存政策”，把国家和人民的关注重点引到经济建设和工业化上，形成了一套“生存意识形态”：国家生存是根本目标，没有国家利益就没有个人利益，其他目标都处于从属地位。这就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意识扩散到了全国人民群众的信念当中。在生存政策和危机意识的召唤下，新加坡人民开始为了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当然本质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而不分民族地投入到国家建设和公共事务当中，并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这种生存意识形态将公民对”自我“利益的识别与对国家利益的识别联系起来，不同民族的关注焦点被高度统一在国家建设层面，“不管我们属于什么种族，信仰什么宗教，我们之所以有权取得我们的东西，是由于我们参加了生产，而不是由于我们的种族或宗教”[3]。

生存政策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加强各民族之间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意识形态动员下，新加坡在经济领域实现了起飞，成为东南亚经济发展的龙头国家，跻身于“亚洲四小龙”行列，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新加坡奇迹”。新加坡这一时期的经济成就在国内具体体现为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以及失业率的显著降低，在人民行动党执政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之时，新加坡共和国就几乎实现了完全就业。在新加坡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下，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可以说，每一个新加坡公民都实实在在地分享到了经济腾飞所带来的利益蛋糕。这种利益的识别极大地巩固了人民行动党的统治合法性，显示出了新加坡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构建起了以经济绩效识别为基础的国家认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是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也是将不同种族、文化、语言的人们凝聚在一起的绳索，因此，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进步，更在于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为国家认同提供外部动力。[4]就像马克思曾指出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只有那些被他们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或至少是有用的东西，才能将他们紧密团结”。[5]新加坡作为一个从无到有的现代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巩固政权合法性，是其构建国家认同的成功捷径。[6]

但是，建立在经济绩效基础上的合法性认同并不能满足长时期的认同感生产需要，分析新加坡的政治实践，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威权体制合法性的固有困境。在威权主义体制下，经济增长速率成为生产认同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将认同感和合法性与经济增长速率联系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短暂的繁荣幻觉，一旦经济增长放缓，或者人民对经济发展提出更高的，超过政府能力的要求，随之而来的就一定是合法性和国家认同的崩溃。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经过了某一阶段的经济起飞之后，增速放缓是必然趋势，加之新加坡的外向型经济性质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对于世界经济和外资的依赖性极强，一旦世界经济形势波动，新加坡将极易面临巨大的危机。其次，在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是一对矛盾体。[7]一般来说，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人民贫富差距就越大。相对剥夺理论认为，社会动荡的根源不在于绝对的贫困，而在于相对的被剥夺感，所以，在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的社会中，人们希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越大，被剥夺感就越强烈，就更易产生对国家和政权的负面情绪，这也是亨廷顿提出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速度成反比的原因之一。②再次，在经济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推动下，“全面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全方位传入，新加坡社会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例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等。原本的“西化发展”逐渐衰变成了“西化堕落”。在这些问题的共同驱动下，人民行动党在构建国家认同的进程中势必不能依赖于单一的经济发展路径，而是要发掘认同贫瘠的根源，寻求一种具有深层动员力量的构建路径。

二、民族融合政策：淡化狭隘的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张力，狭隘的民族认同会阻断其上升为国家认同的通道，不仅会对国家认同构建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造成民族冲突和国家分裂。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下，多民族共同生存于同一国家领土疆域范围内已成为常态，因此，正确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化解二者之间的张力，就成为一国繁荣稳定的前提条件。在新加坡国内，民族问题更加严重且深刻，这不仅是因为新加坡的民族构成复杂，更是因为其移民社会的性质以及长期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导致新加坡各民族之间敌视猜忌，国家认同贫瘠而民族认同狂热且狭隘。虽然建国之初，新加坡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构建起了初步的国家认同，但是多民族的社会构成以及各民族之间离心离德始终是新加坡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因如此，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促进多元民族融合，以淡化狭隘的民族认同情感，将构建国家认同的动力从外部转化到内部，将构建动力从基于利益识别深化为基于民族融合，是新加坡政府构建国家认同的基础前提。

(一)“英语加母语”的语言政策

语言是多民族国家的重要黏合剂。在对新加坡政治现实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多元复杂的语言环境是新加坡国内民族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其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复杂的语言环境和统一语言的缺失使各民族之间丧失有效交流和沟通的可能，不仅各个民族之间所使用的语言不同，甚至每个民族内部也存在混乱复杂的语言构成，这就更增大了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难度。其次，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凝聚了使用者对文化的认同，随之产生的，是以语言为界线的对“我”与“他”的区分，通过这种语言纽带被联系起来的居民，由此获得了一种民族性身份，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因此，统一的语言是国家认同构建的必备要素。然而，在国家层面，新加坡缺乏一种共同语言凝聚认同，在民族层面，多元语言又强化了各民族对自我的认同，使民族认同更为狭隘和狂热。因此，加强民族间交流，构建共同国家认同亟需制定一套统一的语言体系。

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采取的是推行“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政策。首先，人民行动党有意提高英语在国内生活中的作用，例如在校使用英语授课，并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构建起一套超越民族局限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语言体系，使各民族能够克服语言不通的隔阂从而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同时在语言文化纽带作用下凝聚各民族共识，塑造国家认同。其次，人民行动党从执政一开始就意识到任何政策的颁布和施行都必须建立在新加坡“多元民族社会”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所有政策都必须基于各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代表性体系，必须以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待之。因此新加坡政府在重视英语学习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各族群的民族语言，鼓励人们在私人场合使用民族语言。[8]

人民行动党选择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也是有其特殊考量的，一方面新加坡有着长达一百四十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历史，独立前英语实际上已经长期作为行政和公共机关通用语言而存在；另一方面，若选择国内某一族群的民族语言为官方用语，会违背民族平等原则，势必会招致其他民族的不满，因此，英语无疑是最好的选择。[9]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有言：“国家首要的、最初的、并且是真正自然的边界毫无疑问就是他们的内在边界。那些讲相同语言的人们天生就有无形的巨大吸引力，他们相互聚集起来……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10]在新加坡政府语言政策的推行下，各民族之间固有的隔阂逐渐淡化，统一的语言体系凝聚起了新加坡人民的文化认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愈发弱化。

(二)组屋政策

组屋政策是新加坡政府打破民族隔阂，塑造国家认同的又一重要举措。面对新加坡严峻的“屋荒”问题以及民族间深刻的隔阂和矛盾，人民行动党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围绕组屋出台了“居者有其屋”政策和混合组屋政策，以解决新加坡实际面临的社会困境，凝聚各族群的国家认同。

“居者有其屋”政策主要聚焦的是二战以来新加坡国内的”屋荒“困境，新加坡政府于1968年修订了《住房所有权规划》并出台了新规定，允许购房者使用个人中央公积金支付住房首付款，这就有效缓解了大多数人住房和购房的经济压力，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屋荒”问题。房屋不仅是一个居住之所，更是公民个人安家立命之本，是家庭稳固之基，通过使“居者有其屋”，人们被安顿和容纳在新加坡社会秩序之中。更重要的是，随着“家”的安定，人们不仅基于利益识别而产生了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更由于拥有了私人财产而切实感受到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紧密的联系——只有国家稳定，个人才能安定，因此，公民便会将忠诚自觉奉献给国家，并把捍卫国家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这种对国家的效忠感，正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11]

混合组屋政策则将视线对准各民族之间存在的鸿沟和隔阂。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各民族分割居住状态是导致民族鸿沟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进多元民族的融合，就必须打破各民族原有的居住格局，为此，人民行动党出台了混合组屋政策。混合组屋制度规定，建屋局在销售和分配组屋时，同一组屋和邻区必须由不同比例的民族构成，且各民族的居住位置不能凭各自意愿任意改变，这就迫使各民族人民不得不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之内，为各民族提供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交流平台。[12]混合组屋政策的强力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了人们的不满，但整体上对于打破世代以来在宗族、血缘、宗教和地域基础上形成的传统社区有着显著效果。在共同的生活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交流愈加频繁，原有的狭隘民族认同和排他情绪也逐渐黯淡。

统一的文化心理是凝聚人们共识的内在力量，各民族内部认同之所以强烈而牢固，正是这种文化认同发挥了作用，然而，当多民族共同聚集到同一片领土中时，各民族内部在长久共同居住的历史和血缘地缘中产生的文化认同无法自发地形成于各民族之间，“当文化的差异和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时，可能就会出现暴力、自治或分离运动”[13]，这时，就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措施对这些差异进行有效整合，以此缓解族际关系的紧张，促进各民族融洽融合。通常而言，这些政策会多集中于确立统一的语言，打造共同居住环境，创造共同记忆等能够促进族际之间交流沟通，团结亲密的方面，试图通过打造族际交流平台来整合文化、思想和精神情感方面的差异，从而平衡族际关系，消解民族矛盾，构建国家认同，新加坡政府针对多民族现状制定的语言政策和居住政策正是试图通过文化整合实现民族融合的政策体现。[14]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虽存在张力，但通过使用政策手段，促进多民族融合团结，在此基础之上塑造国族身份，可以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同一。因此，在第二级阶梯中，新加坡政府通过打破各民族之间的心理屏障，淡化了狭隘的民族认同情绪，接下来第三阶段，便是构建一种包容多元民族文化的国族身份，将狭隘的民族认同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第二阶段中，新加坡政府依然借助了强制的政策和制度力量推动民族融合，也就是说，促进民族融合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于民众心底，因此接下来便需要政府继续发掘国家认同的深层次内在文化动力，以实现各民族的自觉融合，塑造国族身份，凝聚国家共识。

三、公民身份和国家意识：构建包容多元民族的国族认同

国家认同是人们将原本局限于民族范围内的接纳、承认和效忠情感转移至国家层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确立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的进程。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构建国家认同的关键在于构建民族，这里的民族并不是指族际隔阂状态下的民族，而是具有共享的记忆、历史、符号和习俗传统的民族，[15]在现代民族国家当中，这种民族就是国族。在单一民族国家中，基于先天血缘关系形成的民族与国家相重合，因此民族即国族，国家认同也就能够自发构建。然而问题在于，单一的民族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并不存在，多元民族共存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才是现实常态，因此，就必须塑造一个能够容纳多元民族的国族，以实现“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化。塑造起来的国族，将各民族联系起来，使人们的自我意识不再被基于血缘、宗教、语言而形成的初级认同所束缚，这就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公民群体，即是说，公民群体的形成，标志着多元民族向国族转换的完成。[16]实际上，国族就是人为构建的“民族”，是使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的工具性群体身份。

既然国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人为构建的“民族”，那么民族认同的某些要素也可以被纳入国族认同构建的逻辑当中，例如共同的历史记忆，统一的语言体系等，而由于国族具有多元民族属性，因此国族认同的构建又要以调整民族间以及民族与国家间的关系为基础。在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第一级阶梯中，人民行动党通过培育危机意识，颁布生存政策，制定发展计划实现了新加坡的经济腾飞，激发了人们的骄傲感和自豪感，从此新加坡各民族人民关于国家的记忆书上不再是空白一片，他们拥有了新加坡人特有的共同历史记忆。在第二级阶梯中，新加坡政府调整了国内的多元民族关系。一般来说，调整民族间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大致有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秉持“冲突论”论调，认为各民族认同会阻碍国家认同的形成，因此主张通过强制同化政策消除具有差异性的各民族认同以实现同质性的国家认同构建；第二种路径则坚持多元主义价值观，主张在尊重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培植国族认同。[17]新加坡政府无疑是在第二种路径模式的基础上调整关系的。“多元民族主义”是新加坡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础性原则，当然，在尊重各民族认同的前提下，人民行动党同时也注意淡化狭隘的、排他的、不利于国家认同构建的民族认同情感，这表现在新加坡政府一面通过鼓励各族母语在私人场所的使用，营造各民族平等环境，一面通过大力推广英语以统一语言体系及混合组屋政策来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弱化民族边界，努力清除各民族心理“隔离区”。

接下来在第三级阶梯中，新加坡政府着力打造一个包容各民族的国族群体，完成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化。认同实质上就是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人民行动党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我是新加坡人”的口号，大力强化人们“新加坡人身份”意识。关于什么是“新加坡人”，李光耀这样回答：“新加坡人是一个出身、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维持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献出生命”。其实，“新加坡人”就是政府主动构建的一种国族身份，是专属于新加坡公民群体的身份名词，这个身份名词给予了所有新加坡公民以确定的身份边界，将“自我”与“他者”明确划分开，将个人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身份认知的推动下，人们开始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印度人或马来人，这就表明人们的认同情感已经开始自觉地超越狭隘的民族局限而上升凝聚到了国家层面。

虽然国族的构建是一个主观能动过程，但是也需要借助民族认同中的某些原始初级因素，这些初级因素可以发挥强大的纽带作用，淡化各民族之间的心理防线，[18]这些初级因素一般来说以文化性的居多。新加坡本身就属于亚洲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是新加坡国内各民族共同的传统文化价值，因此，借助儒家文化可以有效凝聚各民族共识。“西化发展”转向“西化堕落”，更为人民行动党复兴东方文化和儒家文化提供了必要性理由。20世纪后半期，新加坡政府开始主动传播和应用儒家文化，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了“礼貌月运动”“敬老周运动”和“推广华语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以复兴儒家文化，凝聚国民意识。当然，新加坡政府并非全盘复兴儒学文化，而是着力宣传其中有关人际关系以及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内容，例如把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提倡和谐的人际关系等等。这样，政府通过对各民族共同传统文化底蕴的发掘和利用，儒学文化成为凝聚全民共识和认同的重要纽带力量，各民族在文化共识中开始自觉融合。

为进一步凝聚全民国家意识，强化国家共识，以儒家文化和东方文化核心价值为基础，新加坡政府又提出了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其内容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文化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9]这种共同价值观成为新加坡政府为民众制定的国家意识。由于其根植于东方传统文化，极易被民众接受，很快就得到了全社会人民的接纳认可，国家高于民族，国家认同序级高于民族认同的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刻印在了每个新加坡人的心中。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第三级阶梯，发掘并利用了各民族的共同传统文化，激发了各民族自觉融合的意愿，并在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制定国家精神和国家意识，打通了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上升的通道。同时主动塑造国族群体，以”新加坡人“这样一个富有标识性的身份概念刺激着新加坡公民强烈的以国家为界限的”自我”意识，在国族认同的基础上构建国家认同，这是一个聚焦于启动公民内心自发认同动力的过程。

四、结语

国家认同构建作为国家构建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承担着为国家政权输送源源不断合法性的任务，它是国家繁荣稳定的精神力量，失去了认同的国家体系，宛如失去基底的危楼，随时面临着轰然倒塌的危机。因此，构建国家认同是每个政权都会予以高度重视的工作，这一点在新加坡的国家构建进程当中尤为明显。新加坡政府沿着递进式的三级逻辑阶梯展开国家认同构建工作，不断挖掘和激发更深层次的国家认同构建动力，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如今，“新加坡人”意识也已经深刻烙印在了每个新加坡公民的心中，成为国家认同构建的内在动力源泉。

当然，国家认同的构建并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一个无止境的持续性进程，且现阶段新加坡的国家认同也并非完美无缺，未来随着其发展模式的转变，现代化层次的深入等，新加坡政府都需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的政治实践需要调整国家认同构建模式和动力，才能保证政权合法性生产源泉永不枯竭。

注释：

①本文中的民族认同指的是基于原有的血缘关系形成的民族认同以及基于原有的文化关系形成的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在性质上是较为狭隘的，会使民族成员的认同视野局限在本民族内部从而不利于构建起一种超越民族的国家认同。

②亨廷顿在《变化中的社会秩序》一书中认为，一个社会的动荡程度与其现代化速度成正比。一舨来说，现代化速度越快，一方面会激发人们更多的希求，从而导致指望与渴望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会增大贫富差距，导致人们在与他人的比较中产生负面情绪，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导致动乱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