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青年数字素养的培育

肖朝霞，付安玲

(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255100)

全面数字化时代，数字监测、线上教学、在线办公、直播带货等成为人们数字化生存的新常态，数字化已成为各行各业转型升级的新推手。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提出到2025年“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显著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基本建成数字人才强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等能力达到更高水平，高端数字人才引领作用凸显，数字创新创业繁荣活跃，为建成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的目标。[1]数字素养已经成为21世纪人们生存的重要能力之一。青年群体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参与主体与推动力量，其参与数字治理需要的核心素养迫切“呼唤”实现数字化转型，这是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价值的现实表征。

《行动纲要》开篇指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2]由此，数字素养被定义为能够利用、处理、理解数据信息的能力，但并不拘泥于简单的检索、阅读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更侧重于在人类与计算机产品交织并存的网络空间内，镶嵌式的存在于公众脑海中的批判性、思辨性、创新性、前瞻性的能力与思维。数字素养不仅关系到青年的数字化生存质量，更成为推进国家治理数字化战略进程的关键。

一、数字素养：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进程的必备素养

(一)维护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需要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水平和能力的重要表征。[3]加强数字素养教育，规范舆论导向，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夯实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区别于传统“旧媒体”，在新兴媒介融合条件下，数字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平权化”“不可控化”等特征愈演愈烈。这不仅关系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更关乎国家数字化治理发展的大局。另一方面，在新兴视觉媒体飞速数字化的今天，西方国家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利用主流媒体、自媒体等平台大肆宣扬“中国责任论”“中国霸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阴谋论，在丑化和污蔑中国的同时，输出和美化西方的价值观念，意图削弱、异化、遮蔽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感召力。这些裹挟着资本主义色彩的谣言，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中国共产党，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年的数字素养提出了严峻挑战。数字素养教育究其本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以数字素养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涵育青年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提升民族认同感，达成价值共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要求。在数字智能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数字素养成为青年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蚀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应必备的核心素养，对于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牢牢掌握新媒体的网络话语权，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引领力与凝聚力，建设网络强国具有战略意义。

(二)推进国家数字化治理战略进程的内在需要

数字化关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普及数字素养教育，缩小“数字鸿沟”，是推动国家数字化治理进程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数字化在国家层面成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与之相对应，“数字中国”建设作为新引擎，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推向一个以数字形态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4]随着全球数字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实现“数字中国”甚至“数字强国”建设目标，亟需推进数字化的国家治理方式，更需数字素养教育。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建立大数据分析和动态协同系统，共建数字治理沟通协调平台，搭建数字监管的风险预警体系、信息披露体系、大数据征信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完善数据共享与安全保障机制，参与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协同化体系的建构，以数字治理创新推动整体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升级等。[5]但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并不意味着唯技术维度的“以量取胜”，而更应关注文化维度的“以质取胜”。联合国《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曾指出，培养孩子的情感和社交能力、创造力以及批判性思维是应对数字时代挑战更为重要的数字素养。拥抱数字技术，普及数字素养教育成为推进 “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只有提高并普及数字素养，数字技术的“量”与“质”的价值才能得到有效凸显。

(三)实现培育“数字公民”目标的迫切需要

“数字公民”作为全面数字化时代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创新形式，上承国家战略，下启人才培养，是打开国家治理数字化大门的“金钥匙”。数字素养不仅是“数字公民”在数字化生存中需掌握的核心素养，更是他们参与国家数字化治理进程的必备素养。数字素养融入有素质、有文化、有担当的“数字公民”的培育体系中，是实现培育时代新人战略目标的应有之义，也是在数字与经济社会高度融合的新时代，青年群体积极参与国家数字化治理面临的时代课题。推进国家治理数字化和培育“数字公民”目标的实现，需要优化广大青年数字化生存方式的能力：一是用数字素养涵育青年的“人文素养”。包括审视数字化生存方式和行为的契合性，自觉抵制不良社会思潮的锈蚀，提升“审美素养”；发挥数字素养的批判性思维，理性表达个人观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升“道德素养”。二是用数字素养提升青年的“专业素养”。充分利用网络在线学习资源，培养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能力。在线学习、在线浏览、在线社交等数字化生存方式，需秉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原则，提升处理数字信息的应用、创建和传播能力，增强处理各种数字信息的敏感度，提升“专业素养”。三是用数字素养重塑青年的价值观念，充盈人的精神存在。数字素养教育不仅仅局限于能力教育，更聚焦于青年的人生观养成、道德观培育和价值观形塑等方面。为此，要充分发挥数字素养的意识形态属性，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将顺应时代潮流、迎合时代特点、表征时代特色的这种“特殊”教育形式和内容与符合中国风格、具有中国特色、展示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相融合，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知、情、意、行，将“精神上的认同”转化为“价值上的追求”，提升青年数字化生存的精神境界。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青年数字素养挑战的多元表征

青年群体是数字时代的重要推动者与参与者，青年的自身发展与数字技术密不可分。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和传播方式的加速演化，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青年数字素养面临着诸多挑战：参与差距加剧青年数字素养之间的“数字鸿沟”，信息混杂干扰青年群体的理性判断，认知不足阻碍青年的价值认同。

(一)参与性挑战：参与差距加剧“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1990年提出，意指存在于信息技术领域的差异现象。在2000年亚太经合会议上，数字鸿沟开始成为世界学者研究的焦点议题。虽然学界对数字鸿沟这一概念的研究已相对完善，但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几经起承转合的大互联时代，数字鸿沟理论逐渐实现了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的华丽蜕变。2022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73.0%，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为23.7%。[6]全国已累计建成5G基站71.8万个，三大运营商可用的5G基站均为30万个以上，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城市和中部发达地区。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数字技术与信息产业飞速发展，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的数据与信息资源分配不均，互联网领域的“数字鸿沟”依旧存在。正如2021年3月11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所指出的：我国居民数字素养水平整体偏低，农村居民远低于城市居民，乡村地区亟待普及“新IT”。甘肃陇南孩子们山顶上、悬崖边的网课，闽北高中女生爬山上网课，云南楚雄大姚小学生的“空中课堂”等现象，表明“数字鸿沟”不是一部手机就能填平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差距、数据与信息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性不断拉大的参与差距，加剧了青年数字素养的“数字鸿沟”。同时，参与数字化生存方式的非平等性，不断拉大了青年数字素养之间的“数字鸿沟”，其概念也发生了革新性的变化：数据和信息资源的获取、识别和运用信息的能力之间的差距。2018年，一项《城乡不同阶层家庭学生互联网使用偏好调查》的研究显示：城乡学生在数字技术的使用上不仅存在“物理鸿沟”，甚至存在“使用鸿沟”，研究者指出信息技术“使用鸿沟”涉及信息技术使用品质以及技术赋权和媒介素养等问题，背后隐含深刻的社会权力支配关系，更关涉宏观的社会分层和流动等结构性问题。[7]数字素养的价值表征应当建立在全民参与、共同创造与表达、实时共享的基础上，在这个“用户至上、体验为王”的时代，必须正确审视参与差距，思索如何实现数字参与的平等性与普惠性，消弭数字鸿沟，达成提升青年数字素养的目标。

(二)信息化挑战：信息混杂干扰理性判断

“今天的网络数字技术正在以满足人的信息需求为核心目标，以扩张个人的信息交流能力和强化社会的信息关联能力为主要途径，全面调整互联网的信息创造机制、信息获取机制、信息整合机制和信息使用机制。”[8]网络数字技术正推动着信息获取、流动和传播的变革，信息的海量式传播，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和便利性，大型的门户网站和社交网站在满足青年综合需求的同时，数字信息资源的传播却引发了网络信息传播方式的“核聚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冲击了个人或组织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并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与传统媒体媒介环境相比，在新型媒介构建的新生态媒介环境中，信息的海量化消解了信息传播的有序性和精准性。新媒体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刻画了更加灵活、生动、多样的网络图景，互联网信息传播不再以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为标准，代之以点击量、在线粉丝量、播放时长等。多维网络世界的接入，使青年思维更加活跃，也助长了青年的网络非理性思考，极大地弱化了青年对数字信息的预判、评估与整合的能力。网络空间各种谣言的瘟疫式传播，不断蚕食着青年的理性思维，导致其无法做出理性判断。互联网的“聚合效应”更是“吸引”青年群体加入谣言传播队伍之中，不断加剧负面舆论传播的消极影响，青年群体的判断力、理解力、评估力和思辨力受到严重干扰。一方面，网络数字技术为青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重表达、高融入的多联互动平台，形成了一个布局多元、规模庞大、功能齐全的信息竞技场。另一方面，青年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其数字素养成为自觉抵御各种负面舆论信息的必备素养。

(三)主体性挑战：认知不足影响价值认同

数字文明作为互联网发展的新形态，为信息的衍生、获取和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工具性功能的同时，也对青年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新要求。然而，媒介“把关人”角色弱化、主流媒体话语权分化、核心价值观念失真，严重影响了青年对事物的正确认知。一些浅薄化、表面化“标题党”文本、网络用语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为网络场域中的“新象”，获得了广大青年群体的热情追捧与奋力效仿。此外，处于媒介包围之下的青年群体，其数字化生活的多样性、多变性与数字素养教育的单一性、滞后性，造成了青年信息敏感意识、觉察意识的缺失。学者凌征强[9]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的数字素养仍然存在数据信息获取能力差、数字知识体系程度偏低、数字安全意识薄弱、批判性思维欠缺等方面的问题。作为青年触网、触媒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数字素养教育应当关注以下两个层面：其一是公民在使用媒介时所必需的工具性功能，例如：媒介操作、媒介参与、信息共享等基础能力的培养；其二，以培养信息的研判与筛选、道德层面的自律以及负面舆论的甄别等能力为重点。2019年，一词条为“80后很有可能成为无养老金可领的一代”引发热议，通过引用《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数据伪装成有理有据的“证据”迅速占据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一时间，一些网络“大V”、公知合流“带节奏”炒作，导致缺乏思辨意识的青年群体被不良媒体“牵着鼻子走”，摇身变为“网络愤青”加入到“讨伐”我国社会制度的队伍中。这场争论，演化出众生相的“真人秀”，折射出的是当代青年道德认知、自律意识、价值理念的问题。青年群体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自身所具备的批判意识、自律意识、道德认知带有一定的自发性，数字素养整体缺乏系统性与成熟性。

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培育青年数字素养的行动方略

面对数字化浪潮，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发展数字素养教育，努力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青年数字素养关系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个体成长。青年数字素养的培育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数字化的理念和要求，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

(一)宏观层面：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数字化共享平台

一方面，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要加大对科研技术和经费的投入，补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分配不均的短板。2021年，学者陈丹引[10]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青年数字能力的高低与数字获得感息息相关，青年的数字能力愈强，便拥有更高的数字获得感，而充分深入的数字运用在作为更直接社会结果的社会公平促进感和政治获得感中发挥着更大的路径作用。因此，开展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青年的数字素养教育，将数字素养教育融渗于社会与个人的发展中，充分发挥媒介载体的作用，利用各类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和社交平台交互性强的优势，搭建互联互通的高效数字化参与共享平台，完成“数字扫盲”，消除“数字鸿沟”，为提升青年数字素养提供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利用移动互联网终端的传播优势、大数据强大的挖掘能力、云计算强有力的存储和计算能力，加强青年数字素养教育数字化资源整合的顶层设计，整合数字资源，为青年数字素养的提升提供动力引擎。借助网络场域内多样化的数据源与资源共享的特有优势助推数字素养教育的扩充与发展，基于数字技术建构起多样化的网络教育平台，有效改善数字素养教育发展不平衡和物质条件受阻等问题而引起的“数据孤岛”“资源孤岛”“信息孤岛”现象，提升当代青年的认知能力与思辨能力。

(二)中观层面：治理网络舆论空间，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加强青年数字素养教育，着力提升数字素养，是网络空间治理的应有之义。主流媒介承担着培育与塑造青年未来所需数字能力的重担，青年数字素养的培育需要嵌入新媒体多样化的内容之中，渗入到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空间，打造良好的数字化网络生态环境。一方面，重视媒介在青年数字素养培育中的作用。一是作为网络舆论引导主体的新媒体，应立足于其自身责任本位，向青年网络社群提供客观如实的新闻报道，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和价值导向，不隐瞒、不夸大，不带有主观色彩地进行推测性评判。在“人人手握麦克风”的时代，传统的主流媒体的“把关人”角色已被分化，新兴的媒介形态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单向度的话语传达体系。因此，亟需重建数字媒介伦理，构建网络数字媒介行为规范。强化关于国家网络安全、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教育，提升大学生数字安全保护的意识与能力，强化关于网络使用的法律法规、数字伦理道德等内容的教育，提升大学生在数字时代的法治道德规范意识，[11]促进青年的话语认同，努力营造充满活力、安定和谐、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二是借力数字算法逻辑，扩大主流价值辐射版图。官方主流媒体应当担负起传播与宣传主流价值观的责任与担当，推动媒介深度融合，加紧步伐实现其数字化转型，整合碎片化数字资源，丰富优质数字素养教育资源供给。依托智能算法推荐下的内容分发模式，及时把脉青年的思想动向，精准把控青年群体思想诉求和价值观念走向，推送符合青年“口味”的数据信息，提升数字素养培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有力剔除各种反主流、非主流文化对主流价值观的侵蚀与渗透，引导青年数字意识、数字能力的塑造与培养始终与主流价值观相耦合。另一方面，加快网络空间的引导机制建设。完善相关网络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舆情引导机制、创建监督预测机制以及优化表达引导机制，丰富网络空间治理模式，提升网络舆论治理效能，筑牢政府主导、法律完备、社会监督、个体自律的全方位网络综合治理模式。从社会话语表达、社会关系呈现、社会心理描绘、社会诉求预测等角度对社会舆情进行多维透视[12],实现对青年话语的引领，将数字素养教育融渗其中，在塑造青年理性认同的同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三)微观层面：优化数字素养教育，促进全面发展

互联网扁平化、非层级的物理技术结构特点决定了其内在精神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数字素养作为发端于互联网生态的新型教育形式，其教育的核心是培养青年的批判式理性思维，使他们能够在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数字信息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判断，成为理想信念坚定、价值观念正向和综合素质完善的时代新人。一是培养青年群体的理性思维能力。应培养青年对媒介所创设的虚拟环境的正确认知，培育青年抵御媚俗、低俗、庸俗观念的理性思维，避免一时的疏忽与盲目跟风；培养青年的批判性思维，切实提升对网络信息的质疑、思辨和研判能力。充分利用各级自媒体、微媒体等宣传媒体的育人作用，将人格塑造与人文素养的培育与主流价值引领相耦合，强化个体的自我培育、自我发展、自我净化意识。二是扩展以青年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应当看到，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权稳固和意识形态安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3]依托于大数据的精准性特征，通过对不同的客户端数据进行精准化分析，提供符合不同青年群体喜好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充分利用微博、抖音、Bilibili、小红书等个性化数字平台，创建符合青年特点、偏好、需求的多元话语形式与传播机制，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辐射力，有效遏制网络亚文化的肆意滋长，让当代青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推动者。例如，《求是》杂志社精准定位时下最流行的短视频app“抖音”，开设官方账号并上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短视频，在情境构建中让马克思与青年们“面对面”地谈理想、谈择业，为马克思主义在新媒体平台的精准传播做出有益探索。[14]三是应当把数字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国家数字素养工程建设。通过开展数字素养通识课教育，将数字素养的技能提升融入高校必修课之中，着力打造以高校课堂为主要途径的数字素养教育框架，例如，美国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于2017年提出“要把青年人未来所需的数字能力融入高等教育的数字素养学习之中”[15]。将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培育嵌入到高等学校教育体系中，能够有效解决社会公众对数字素养教育重视不够、落实不到位以及覆盖不全面等问题，着力提升青年群体对数字素养重要性的认识，建构覆盖全面、系统完备、广泛参与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