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加速化中的生活与治理：兼论美好生活的提出和建构*

向玉琼

提要：生活与治理是密不可分的概念，生活与治理的关系也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主题。现代社会中生活领域被视作管理和规范的对象，在速度和效率主导的技术化治理体系中，生活世界逐渐异化乃至没落。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出现加速化运行的状态，推动生活世界兴起，生活的内涵得到重新阐释，并在对技术理性的反思中提出了美好生活的概念。只有从效率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才能恢复生活完整的内涵与意义，生活治理的逻辑也要得到重构。具体来说，美好生活强调生活的本位性，那么治理应是从生活出发并回归生活；美好生活尊重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生活治理要遵循多维度的理性逻辑；美好生活来自于共生共在的社会关系，那么治理也生发于合作行动体系中；美好生活打破了领域分离的格局，推动了治理在领域间的扩散以及治理的生活化。

现代社会中生活领域是社会领域的构成之一，生活在国家治理体系下发生，生活的质量与样态都受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引导和规范。生活也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治理体系紧密相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治理结构下，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对生活的感知和态度都可能截然不同。工业社会将效率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受此影响，技术化的观念渗透到生活治理，对生活进行规范并带来了生活的加速化发展。最终出现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即每个阶层、每个个体都陷入加速化的运行中，但同时也处于焦虑状态中，个体深感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却无法摆脱，生活意义越来越单薄却无力抗拒。20世纪60年代，基于对技术统治生活的反思，生活方式运动兴起，带动生活世界的整体复兴，生活的内涵得到新的阐释。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进入加速化运行的状态，技术在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将技术理性渗透到生活中，生活与治理之间的关系成为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社会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强调了美好生活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美好生活理念的提出以及美好生活的实践，无疑是基于对某种合理的价值观念认同的结果，是以特定制度共同体的方式对于某种价值的追求、践履和实践。”(1)袁祖社：《公共价值的信念与美好生活的理想》，《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尽管每个历史阶段人们都在追求好的生活，但是在社会加速化背景下只有基于对技术理性的反思才能对美好生活的概念作出完整理解，生活治理也需要随之做出变革。

学术界对于生活与治理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成果集中在农村生活治理领域，(2)王向阳：《国家如何引领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杜鹏：《生活治理：农民日常生活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5期。落脚到乡村治理的民主化路径。另一方面，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美好生活做出界定和阐释，涉及学科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关观点包括：美好生活的现代方案是公共性、合乎时代需要、整体性同时又尊重个性，(3)邓莉：《美好生活及其现代转变——一个概念史的考察》，《江汉论坛》2020年第11期。美好生活应以人民为中心，(4)喻文德：《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基本价值意蕴》，《兰州学刊》2020年第6期。美好生活具有永恒的价值追求(5)王丽萍：《论美好生活之伦理意蕴》，《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6期。等。本文基于生活与治理的密切关系，在社会治理框架中阐释生活的内涵、在社会治理视域下寻求美好生活的实现。

一、生活治理技术化的生成

社会治理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解决具有普遍性的生活问题，满足生活与生产的需求，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治理都可以归为生活治理。由于生活世界涉及到多个领域和多个场景，生活问题具体、复杂而细碎，个体选择更是随意多样，因此在追求理性与高效治理的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领域往往被视为杂乱的空间，也是需要政府来进行管理和规范的对象，政府与社会之间由此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来自生活领域中的诉求自下而上地进入政策系统转化为公共政策，继而通过政策实施对生活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规范，实现生活领域的稳定而有序。其中，制度和政策是主要的治理工具。制度和政策作为抽象的治理工具对生活领域进行规范，前提在于吉登斯所说的时空脱域机制。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生活的动力学机制分为三个主要因素：一是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二是社会制度的脱域化；三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的反思性。时空分离意味着现代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超越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而实现了更广泛的联合，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因素、社会组织、社会关系都是跨越时空进行时空重组的结果。“现代性通过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力量，对时间和空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重新组合，构筑了一种‘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促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远距离的交往方式之中。”(6)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译序”第16页。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制度可以跨越生活的不同领域和多重空间而进行统一的、普遍性的管理，可以脱离具体时空而进行公共服务与物品的供给，由此将生活领域纳入到抽象的规范体系中。

社会治理基于制度和政策规范实现了稳定与秩序，之后走上了技术路径寻求效率和速度。从17世纪开始，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对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并促进社会治理中进步意识的觉醒。科学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提供了更优异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实现了高额利润，同时，资本的逐利性也反过来推动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到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将进步的主张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进步和效率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关键词。进步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李普曼在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的影响下，一方面努力改进企业秩序，另一方面将这一思想积极引入公共部门中。在李普曼的倡导下，进步主义运动在公共计划和政策发展中普遍使用科学方法，用可预测性和责任性取代无明显计划的目标。得到科学规划的决策程序被视为是理性的，并以此来取代之前因未这么做而被界定为非理性的政治。进步主义运动很快波及到城市治理，纽约发起市政改革运动，提出要通过有序的科学程序来清除长期困扰这座城市的腐败和错误管理等问题，通过详细的财政会计系统、官员责任和义务编纂、人员和设备成本分析等建立科学程序，对城市进行全方位的评分。“总体而言，城市在1300个标准问题上被评估”，他们被“建议编纂他们工作的所有方面，以使‘无效’的行为能被确定并消除”(7)Frank Fischer，Techn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Sage Publications，1990，p.82.。在进步主义者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被科学管理的精神所吸引，他们相信应当用科学和效率来矫正政治腐败和经济无序，甚至认为只要依靠科学和技术就能够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随后，罗斯福政府直接将进步作为政府所追求的众多主题之一，并确立了社会进步的技术化路径。当政府扩大经济管理方面的职能、进行资源分配和直接供给公共服务时，罗斯福召集大量技术专家进入政府部门中，强调技术的力量。如果说进步主义运动酝酿了社会对科学管理和技术的关注，那么新政则是将技术和科学确定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到20世纪中期，进步观念与技术路径已经在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中确立，治理逐步技术化，在技术的发展中二者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

生活治理技术化了，并在速度和效率的推动下节奏不断加快。技术化路径将效率作为总体目标，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生活都寻求高效治理和加速化发展。“现代化的经历就是加速的经历。”(8)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页。加速说到底就是速度的提高，存在两种形式：一是技术的加速，二是生活节奏的加速。二者相关联。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治理速度和效率的提高，并将速度和效率的观念渗透到生活中以此带动整个生活的加速。不仅如此，与效率相关的概念如标准化、速度化、统一性等渗入到生活中，技术至上的观念深入到各个角落，包括制度的完善也是在技术路径上开展，这使得日常生活全方位受到技术理性的影响。生活领域在技术体系中进行规范，生活问题在技术路径上得到解决，生活价值在效率与速度的价值体系中进行衡量。人们认为，只要提高速度，就能实现好的生活；只要是有助于提升效率的，就是有意义并值得追求的。这样，生活中价值单一化了，复杂的生活也简单化了。

而技术路径上进步和效率不仅是表示发展或者向上状态的含糊指称，而且是可以被量化和表征的符号，可以在清晰的指标体系中得到衡量和评估。具体来说，表达效率的结果是通过数字计算或公式推导而来，并随着指标体系的完善而进一步明晰，效率的高低在数字变化或者符号改变中体现出来。治理过程依靠专业知识和技术工具，将所有社会问题纳入到科学范式中进行解读和处理。专业术语和行话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科学话语，具体落实到时间体系与空间区隔以及文化和价值内容的管理上，以此对个体行为做出抽象规范，塑造出理想化的生活形态。如标准化的时钟时间将个人的生活节奏和行为选择都规范下来，学校上课的时间安排以及政府部门的工作时间都要求个体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重新规划。而空间的排列与地域的区隔将个体的活动范围和生活半径固定在一定边界内，可测量也可控制。效率概念被技术化处理之后，更加明确也更具有现实操作性了。

公共领域是一个供给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场域，受社会价值的调节；私人领域通过商品交换满足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个人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中开展行动；日常生活领域是人们开展日常生活的空间，行动受到习俗与道德的约束。其中，机器生产与市场交易最易于加速化也最适合加速化，而日常生活领域则是一个最难受到技术理性影响的领域。但是在20世纪技术理性的优势话语中，不仅政治生活确立了效率的价值目标，日常生活也受到技术化改造从而在速度和效率的维度上得到规范。道德发挥作用的空间一再被挤压，韦伯所说的“祛魅”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发生了。

二、技术化治理带来生活的异化

生活世界在技术理性的主导下表现出秩序化、规范化、标准化，这是社会治理技术化的结果，服从于有效管理的目的。首先，日常生活目标的单一化有利于对生活诉求的整理和筛选。当社会生活各方面都纳入到效率和速度的指标体系中进行评判和规范时，只有相关的生活问题才能进入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中得到治理，相反，超出其外的则被忽视或者排斥，最终，生活呈现出来的就只剩下符合效率目标的面向。正如斯蒂弗斯所说，不让问题成为议题也是一种统治形式。通过“结构化的公共争论”能使某些问题处于“界限之外”，可借此获得“一种确定的或元理论层面的同样想法，以使世界维持原样。但是坚持维护已建立的边界……既是合法化的策略，也是压制的策略”(9)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楚艳红、曹沁颖、吴巧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在规范化渠道下进入政策系统的生活问题都是清晰的和确定的，生活诉求中杂乱无章的部分被排斥在外，这有利于生活诉求聚合的效率和速度，支撑了高效的生活治理。但是，当生活世界被视为单一维度时可能发生哈贝马斯所担心的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殖民。

其次，生活主体抽象化与个体行为标准化有利于开展普遍性和规范化的管理。将个体行为纳入到技术体系中进行统一规范，个体就成为奔赴同一目标的众多主体之一，个体因此被抽象化，其行为也可以得到统一规范。“在官方的各种登记薄里，并且也同样在国家的官僚机构中，个人已被尽可能地剥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个人性。单个个人成了姓名加编号，成了纳税人，或者有时也成了需要帮助和保护的人，成了国家机关有义务满足或者也可以拒绝其要求的人。”(10)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吉登斯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民众从具体生活中的“抽离”，认为这是现代国家为了将民众投入到民族—国家的监控制度中去，而对他们身份和认同的重新赋予。这一观点可以理解为：个体的抽象化就是其公民身份的重新赋予，这是普遍性管理的前提。当个体只被保留抽象的权利和义务，在单一的价值通道中做出行为选择时，就可以开展抽象化的管理和规范了。

但是，治理技术化并没有实现对生活的有效治理，加速的生活并不代表好的生活，相反，加速的生活导致了生活的片面化甚至异化。第一，生活问题在技术路径上被不当剪裁而无法做出完整表达，基于此开展的治理出现了目标偏差。治理技术化将生活治理视为类似科学研究中发现客观真理的流程，这里蕴含着一个假设，即人与自然界之间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无种类之别。因此，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运用物理学中的概念与范畴来进行描述和说明，而发展到后来则形成了极端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技术理性才能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在这种观念下，政策问题被看成与主体无涉的客观存在，可以用符号来表达和测量，通过分析来进行预测和控制。虽然生活问题关联广泛且性质多样，日常语言也是五花八门，但当在科学框架下被转化为标准化的语言形式后，也削减了语言指称物即生活的丰富性。“在对日常语言进行如此分析治疗的过程中，日常语言实际上遭到了清洗和麻醉。多向度语言被转变成单向度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对立的意义不再相互渗透，而是相互隔离；意义的容易引起争议的历史向度却被迫保持缄默。”(11)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78页。当生活被转化为单一体系的符号并进行统一的计算时，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再是真实的问题，基于此开展的治理也偏离了真实。

第二，结果主义治理使得生活维度单一化，生活过程和生活本身的意义被忽视了。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政策过程被合理地转化成为结果主义的计算程序。“所有的功利主义观点都具有三个方面：结果主义、总和排序和一种与善有关的实质性观点。结果主义认为，正当的行为就是能够促进更好的结果的行为。总和排序告诉我们如何跨越生命来累计结果——也就是说，通过相加、累积呈现在不同生命中的那些善来累计结果。”(12)玛莎·C.纳斯鲍姆：《正义的前沿》，朱慧玲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8页。功利主义强调结果，关注结果的明晰化与计算数值的最大化，政策过程中一切成本和收益都转化为“效用”。在“效用”体系中，个体的具体权利和差异性被抽象化了，具体的生活情境与问题演进也被忽视了，结果的最大化成为了终极目标。“功利主义不承认个人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功利主义原则会导致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侵害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要求超出自然义务的‘自我牺牲的’善行，另一方面给已经更幸运的人更大幸福而牺牲一部分人的福利和自由。”(13)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译者序”第17页。功利主义推动朝向结果最优的行动选择，生活本身的意义被忽视了。

第三，生活治理中强调工具理性，导致了治理过程中工具对价值的不当替代。技术和工具的快速发展确立了这样的信念：工具的优化能帮助人类控制自然界并有效管理人类社会，最终实现好的生活。这一观点确立了工具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但最终却带来了价值与工具之间关系的倒置。技术是实现好的生活的工具，但技术的发展将社会治理困于对技术理性的狭隘认知中，最终在工具优位中用技术考量代替了对目标的思考。“工具理性不单单已经扩展了它的范围，威胁着要全面控制我们的生活。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按照效益或‘代价—收益’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14)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5页。无论是政治表达还是政策分析，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日常生活，都以效率为旨归。一个销售人员，尽管能做到专业判断，但也可能在市场条件下宣传虚假信息提高销量。一个行政官僚，尽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但是也会遵循规则去做出违背本意的行动，只为了实现组织运行的高效率。工具理性挤压了对生活价值的关注，日常生活失去了实质构成。

第四，生活治理中依赖数字技术等信息技术和工具，可能形成封闭而狭隘的工具体系。国家治理出于技术理性的追求而依赖科学范式和技术工具，早期在政策过程中运用系统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后来广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工具，同时多方面完善治理流程和技术规范，以便最快、最有效率地对社会问题做出回应或监测，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社会生活所不可分割的政治性与社会性决定其必然包含价值因素和情感偏好，如果在技术路径上只被简化为可分析可计算的元素，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技术工具被不当使用了。另外，效率被细化为时间、速度、幅度等次级指标，生活被展示在这些“漂亮”的数字中，而数字化的处理不一定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作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科学化’的结果，人们开始失去了讨论他们的社会需要和政治利益的智力和情感能力。关于社会需要的根源和质量的问题，以及反映它们的艺术，已经很简单的被技术官僚统治理论的实用主义标准所清除了。”(15)Frank Fischer，Techn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p.48.相反，数字技术的发展会带来风险，如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可能对个体的生活带来侵犯。“无处不在的数据处理会产生一种监视的感觉，从而抑制个人行为。”(16)玛农·奥斯特芬：《数据的边界：隐私与个人数据保护》，曹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6页。如果不考虑到数字技术的两面性，那么会形成对信息技术的不当依赖，最终形成狭隘而封闭的治理工具系统。

三、在社会加速化运行中阐释美好生活

20世纪后半期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开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运行与变化的进一步加速，社会进入了高速化运转的阶段。社会思想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中高速流动起来，多样性与差异性混杂并传播开来，社会无法维持整齐划一，个性化跨越了领域与地域之间的边界，多样性的生活突显出来并流动起来。“‘流动的生活’与‘流动的现代性’密切联系在一起。‘流动的生活’，指流动的现代社会里易于存在的那种生活。‘流动的现代社会’指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社会成员开展活动时所处的环境，在活动模式尚不及巩固成为习惯和常规之前便已发生变化。生活的流动性与社会的流动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流动的生活，正如流动的社会一样，不可能总是固定形式，或者长久维持原来的方向。”(17)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生活》，徐朝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高速的流动性瓦解了单一的价值体系，生活的完整性与多样性受到珍视，日常生活领域兴起。在西方国家，掀起了生活方式运动的浪潮，反对整齐划一的设置和引领，反对特定生活方式的传播与推进，而呼吁尊重差异。“进入1960、1970年代以后，欧洲公众的生活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的代际变迁，一些新兴群体更加强调自我的实现问题。”(18)张敏：《西方社会的一种新政治行动方式与政治领域：对生活政治的扩展性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4期。人们认识到，日常生活是人开展社会活动的基础和缘起，是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动力来源，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收益与付出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体现和补偿，日常生活是人社会行动的意义所在，不应在对速度与效率的关注中放弃其他价值追求。生活方式运动对技术理性做出反抗，呼吁回到生活本身来塑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在理论上，生活世界的兴起得到现象学的支撑。关于“生活世界”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胡塞尔的作品中。在《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清晰地阐述了生活世界的观念，对技术统治下的生活做出反思和批判。胡塞尔看到，早在伽利略时代，“以数学为基础的理念世界暗中取代了此唯一真实的世界，这个通过感觉而实际既予的世界，即曾经经历的与可经验的——我们每天的生活世界。”(19)理查德·J.伯恩斯特：《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黄瑞祺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68页。不过，所有的科学建构都认为生活世界是预设和既定的，是现代科学发展之前的存在，如果我们遗忘或者掩盖了自然科学根源于生活世界的事实，就会带来扭曲的认知。胡塞尔对一切形式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提出控诉，他认为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失败的，这种做法会曲解研究的对象，而且这种失败不能在方法和技术的发展中克服。这样，胡塞尔提出了一个新的“不可能性”的论证，不能把研究人的科学比拟为自然科学，更不能以自然科学为模板。

在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一起建立起解释学学派。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技术符号必须从生活中获得意义。工业社会中技术被认为是远离生活且高于生活的存在，但是符号的意义不能限于科学分析框架之内，相反，符号生成于生活之中，常识和情境对符号意义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我们活生生的世界没有预先规定好的边界，那么指望以一个表征的形式(这里表征被理解为对预先给定的世界的再现)来把握常识的理解似乎是不切实际的。的确，如果我们希望恢复常识，那么我们必须扭转表征主义者的态度，即不能把依赖情境的技能当作通过更加精深规则的发现而逐渐消除的残留的人工物，而是事实上把它看作是创造性认知的真正本质。”(20)F.瓦雷拉等：《具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李恒威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9页。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下，梅洛·庞蒂建立起知觉现象学，认为身体不仅是一种客观身体，而更是作为认识中介的身体。也就是说，身体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既是生物学的也是现象学的，因此无法做出明确的主客观划分。身体存在于世界中，身体构成了对外部事物知觉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说，工具与生活无法分离开来。

舒茨将胡塞尔关于现象学的论旨系统地应用于社会科学中，开启了生活世界及其社会结构的“深度”考察，进一步强调社会结构中生活的意义。认为要了解人类行动，就要关注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而这就需要从行动者自己的观点来理解。“传统的认识论对知识的分析——甚至对整个认知态度包括信仰和知觉的分析——都造成了误解和曲解，因为历来知识论都是以旁观者的或沉思冥想的知识观为主。不论我们如何看待沉思冥想和超然无私的理论取向，这也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立场。一般人的知识着眼于与世界的互动，而且被他与世界之间的互动方式所制约。”(21)理查德·J.伯恩斯特：《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黄瑞祺译，第193页。大量的身体活动和心理意向都是和身体构成、感觉运动图示等关联在一起，无论是无意识的身体经验还是主观的意识经验，都与生物体的神经结构相关联，即社会性行动必须要考虑主观意义，只有生活才能赋予技术以意义。

哈贝马斯通过主体间性来对社会整体结构进行反思，直接对技术理性带来的领域殖民做出批判。在技术理性的统摄下，公共领域会对生活领域进行侵蚀，出现“生活世界的殖民”。哈贝马斯将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两个层次，“生活世界”是人类最为基础的层面，与文化、意义等社会符号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系统”则是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与物质再生产相关联，可进一步分为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系统来自于生活世界，但无论是经济系统还是行政系统，都具有了工具理性的特征且反过来控制生活世界，这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社会的管理者模糊了经济生产与社会互动之间的界限，使得人们很难在经济系统与他们自己生活的优越性上做出区分。人们不再拒绝经济和技术进步，而是通过主体间的对话建立起联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推动了人们生活本身的工具化：人被视为实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工具。随着技术笼盖了所有领域，人们日益关注专家之间的复杂争论。”(22)Frank Fischer，Techn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pp.46-47.

现实运动和理论发展共同推动了生活世界的兴起，最终孕育了美好生活的概念，对生活的内涵进行重构。美好生活是我国对生活内涵的全新建构，也是当前社会发展所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我国处于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的双重影响之下，顺应时代发展寻求加速化运行，但同时生活世界的兴起也要求对生活给出新的理解和关注。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向“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发展大局作出的正确研判，“反映的是人民对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生活的新期待。”(23)田菁、田鹏颖：《论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演进的三重逻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基于对技术理性的反思，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观点：“美好生活”不是快速的生活。“美好”是一种价值判断，尽管美与真理并不矛盾，但美好的东西难以定量表示或符号处理，也无法被纳入到单一的等级指标体系之中加以评判。“在古典哲学的谱系中，从西方形而上学到最近，哲学将真理与好的生活以及自由和有意义的存在模式联系起来。对真理的追求产生辩证的思想，进而揭露出对美好生活的承诺。但是，工具理性与真理是不矛盾的，因为事实的真相与价值是分开的。因此，价值不能在客观世界的关系中得到论证，而是成为主观的判断问题。”(24)安东尼·吉登斯：《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何雪松、赵方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69页。“美好”不能在技术理性范畴内得到界定，也就是说，美好不是由速度的快慢来决定的，速度并不能作为对生活的完整评判指标。“生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生活具体而真实，丰富而鲜活，是多维度的也是完整的。”(25)向玉琼：《从生活出发：复杂条件下的公共政策建构逻辑》，《学海》2020年第6期。在不同场景不同阶段，美好有不同的价值指向和判断标准，因此，要回归到具体情境中来界定美好生活。

尽管对美好生活的感知存在个体差异，但整体上看，美好生活具有以下几个构成：第一，美好生活强调生活本位。美好生活是治理的出发点，无论是进步还是效率的追求，都必须要成就美好生活才有意义；无论是政策还是技术，都要落脚到生活完整性与真实性的实现。“人类的幸福与希望不能诉诸日常生活之外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26)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1页。第二，美好生活中的生活方式是多元的，个体自主性应得到尊重。美好的生活不是整齐划一的生活，而是存在差异化的目标和追求以及多元的问题解决思路，个体选择的差异性得到尊重。第三，美好生活生发于共生共在的社会关系中。无论是个体之间，还是组织之间，抑或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只能从共生共在的关系中实现自主与解放。竞争和效率只带给人无尽的焦虑，且无法应对高度复杂的社会风险，只有共生关系才是人们获得解放的状态，只有合作行动才能实现有效的生活治理。第四，美好生活打破了领域分离的格局，道德取代效率成为主导的价值观，并将道德价值扩散到所有社会领域中。技术理性带来了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侵蚀和扭曲，美好生活倡导回复到生活本身的完整与真实，并在领域融合中用道德来引领其他价值。

四、朝向美好生活的治理

第一，生活本位要求社会治理不能远离生活，而是从真实的生活问题出发并且回归到生活。治理技术化的观念将日常生活视为是需要改造的对象，但美好生活却是要从生活出发来定位治理体系。当从生活出发开展社会治理时，自上而下的治理流程被推翻，政策共识生发于来自生活世界中的诉求与意愿，继而完成政策过程，整个治理流程都具有生活关照。生活问题不再是应当而且必须得到精确测量的“客观”问题，也不再是技术专家设计出来的对象，而是回归了情境性、社会性的复杂问题。生活问题不能被完整地代表，生活中的体验也不能完全被抽象或者理论化。“随着政治生活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与经济生活的不断分化引起愈来愈庞杂的问题，设想在这么多问题上去‘代表’异质性的大众，只能是显得越来越荒诞不经。从这一意义上说，代表只能意味着以人民的意志掩盖纯粹的个人欲望，而这种个人欲望却常常被误以为是大众意志而被接受。”(27)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Glencoe，Illinois: The Free Press，1949，pp.136-139.生活治理除了需要专业技术和理性知识外，还需要大量生活知识。这些生活知识不能在科学范式中生产出来，而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知识多样且分散，广泛分布在组织、社区和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与我们怎样生活以及怎样创造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生活问题的复杂构成来看，还是从生活知识的阐释性需要来看，治理体系都向公众的参与和行动开放，向具体的政策感知和需求开放。只有当公众将多样化的生活感知与体验带入到治理过程中，才能建构出真实的政策问题，也才能实现自主的且有效的生活治理。

第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共存要求社会治理尊重差异，打破效率与速度的主导来实现生活价值。“人类的生活实践总是指向未来的，蕴含着价值、理想和对当下的超越，因而，对生活世界的概念不能作实证主义的理解，相反，它是一个价值的、批判的‘视域’。”(28)张桂芳：《技术与生活世界》，《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无论是生活还是关乎生活的治理问题，都必然是一个价值问题，都无法与具体的情境和场景隔离开来。情感、价值、道德等等无法被符号化也无法被纳入分析性思维框架的因素往往被科学分析框架所排除，而这些却是社会治理最为核心的构成。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了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只要不危害到他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秩序，差异性应该得到尊重。美好生活鼓励生活自主，鼓励人们过更加真实完整的生活，但自主的观念不是鼓励唯我论。人类心灵的起源并不是“独白式的”，心灵与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29)乔治·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编者导言”第7页。生活中的自我都是关系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将自我拉入到与他人共同的背景之中才能理解和实践自主性的理想，自主也是在与他人交往的关系中建构出来的。泰勒用本真性的概念做出了明确的表达，“本真性将我们指引了一个更自负其责的生活形式。”(30)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第112页。生活自主意味着更加负责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生活并不只有一种目标与选择，不同情境不同阶段的生活会呈现出不同的追求与内容，因此，生活治理必然是包容性的。正是在包容性的治理体系中，生活原本的丰富性得以保留，生活的价值得到实现。

第三，共生共在的社会关系必然推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行动，生活治理道德化。效率与竞争联系在一起，提高效率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竞争关系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但是，竞争关系一旦渗透到生活领域主导生活，就削减了道德的作用空间，甚至推动个体选择的功利主义和不择手段，最终生活世界整体溃败。“那些在工业社会中通过竞争的方式去创造美好社会的试验，都将被证明失去了历史意义，各种各样以冲突的形式出现的相互指责和论辩，都将成为正在消逝的噪音。”(31)张康之：《论从竞争到合作的历史走向》，《浙江学刊》2019年第3期。在社会加速化所带来的高度复杂性的社会条件下，自我与他人之间更需要的是依存与包容。“在这个行星上‘我们都依赖他人’，我们的所作所为都与他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32)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页。不仅个体之间、组织之间、地域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还是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都推动了共生理念的生成，而这一社会关系必然带来多元主体的合作行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处于共生的状态之中，生活治理也来自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和建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源自社会关系，这些知识不是来自个人的思想，而是源于解释或交流的传统。在社会构建论者的对话中，社会关系与个人是相对的，彼此联系优于相互隔绝，彼此交流优于相互对抗。”(33)肯尼思·格根：《社会构建的邀请》，许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合作治理过程就如同交响乐的演奏，不同的乐器合在一起进行环境体验，构成一个整体性的演奏作品。其中，政府由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服务型政府兴起。“日常生活的去中心化削弱了管理型政府的社会基础，从文化上牵引主客体二分的社会治理模式朝着多中心方向发展。”(34)李丰：《日常生活的文化属性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行政论坛》2019年第1期。不同主体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和具体感知进入到社会治理中，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开展自我反思，生成合作行动过程。其中，法律与政策也发挥着规范作用，但更为根本的价值则是道德，行动者基于合作的目的开展行动。

第四，领域融合推动了生活政治的兴起，总体性治理体系生成。在工业社会领域分离的格局下，人被分割成不同领域中的活动主体且具有了不同的身份，展示出不同的面向。但是，社会流动的加速化推动了领域之间的灵活切换，生产体系在纵向上的分化和刻板等级随之瓦解，领域和地域边界所确立的僵化空间与劳动分工都被消除，领域融合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对生活领域的殖民”现在成为了领域之间的相互殖民，日常生活问题通过多种渠道挤入公共空间，公共问题也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谈资中，公共问题与私人问题混杂在一起，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与生活问题已经无法做出明确分割，政策问题得以真实完整地呈现出来。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无法完整界定政策问题，对生活世界进行的技术治理越来越显得笨拙僵化，最终，治理重心不断下移并分散开来。多元主体进入治理体系中，同时带动公共行动向日常生活领域扩散，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实践社会治理，在公共讨论中解决具有普遍性的生活问题，这就自然生发出了生活政治。政治在生活中开展，政治成为人的生活方式，政策问题社会性地建构出来，总体性的治理体系形成。治理过程的生活化也意味着无定形，埃里奇·詹斯奇将其描述为“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通过大量互动反馈关系，把我们及我们观念的世界与现实联系起来”(35)E.Jantsch，Design for Evolution，New York：Braziller，1975，p.100.。治理在学习中得到调适，技术治理与经验世界关联起来，人们建构并赋予他们的经验以特定的意义，这些意义又成为影响治理的客观要素，包括组织、规章、制度、角色、分类、专业等都得到新的理解和设定。在一个总体性的治理体系中，治理与生活相异化、相分离的历史被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