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综述
——基于CNKI文献的计量和内容分析

吕 进，史仁民

(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一、引言

人的一生中，最早接受的教育是家庭教育，起主导作用的教育是学校教育，影响最广泛的教育是社会教育[1]，最完备的教育是学校与家庭结合的教育[2]。“家校社”协同育人旨在整合学校、家庭、社会整体的教育资源，联合调动、形成合力，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使“协同育人”逐渐成为具有时代大教育观的育人理念。[3]

20世纪80年代，爱普斯坦在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理论基础上，提出交叠影响域理论，认为其有助于学生学习与发展，并将其应用于教育实践之中。[4]随后，钱德勒·巴伯、琳达·瓦利等相继提出“家校社”三层次论和四层次论，从不同角度研究“家校社”治理深度与限度问题。[5]

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界开始将家长、学校作为主要载体开展家校协同教育的探索，提出“协同教育”这一概念。进入21世纪，协同教育开始横向延伸。2002年，孙庆矅提出可以将社会教育纳入协同教育。[6]2006年，南国农在其论文中提出“协同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方式”[7]。2010年起，国家颁布系列政策性文件，明确了协同育人的地位与任务，把“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长期方向。

我国对协同育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度呈逐年增高的趋势，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成为2021年的热点话题。在借鉴、吸收国外“家校社”协同教育先进经验的同时，进行本土化创新探索尤为重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家校社”协同理论，有助于丰富我国协同教育理论体系。

二、热点聚焦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使用数据可视化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数据来源为知识资源平台CNKI。在CNKI中使用“高级检索”进行“关键词”检索，检索条件为“家校社&协同育人”“协同育人&社会教育”“家校共育&社会教育”，检索区间为2017—2021年，检索到相关文献1725篇，剔除会议、通知、报纸等文献，共得到有效文献723篇。

(二)分析工具

本研究运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Ⅲ和VOSviewer进行统计分析。CiteSpace Ⅲ可将数据内容以可视化的手段呈现所关注热点的规律、分布、关系和发展情况。VOSviewer也是一款专业的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适合处理大样本数据，支持生成标签视图、密度视图、聚类视图和分散视图。

(三)数据处理

采用CiteSpace Ⅲ对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时区分割年限和阈值分别选择1和TOP 50，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处理后得到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相关数据。

VOSviewer可直接使用导出文献，选择Refworks格式，分析形式为Co-ccurrence，计算方式为Full counting，分析项目为Keywords，Minimue number of occurrences of a keyword设置为4，可得出聚类视图、标签视图和密度视图。

(四)研究维度与内容

本研究借助CiteSpace Ⅲ可视化分析工具，探测“家校社”协同育人领域研究的主题、热点、趋势等，由此确定了时间分布、作者贡献、机构合作、关键词呈现四个主要维度，并从这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梳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研究情况。

1.时间分布

2017—2021年间，我国“家校社”协同育人相关研究公开发表文献情况如图1所示(文章所有图表见文末延伸出版二维码)。在723篇文献中，2017年的文献有71篇(占9.8%)，2018年的文献有82篇(占11.3%)，2019年的文献有123篇(占17.0%)，2020年的文献有164篇(占22.7%)，2021年的文献有283篇(占39.2%)。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年该领域发文量成倍增长。2021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因此2021年该领域文献数量显著增加，这显示出学界对“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2.作者贡献

借助CiteSpace Ⅲ工具对作者进行共现分析，筛选出发文频次大于或等于2的作者，如表1和图2所示。

2017—2021年，“家校社”协同育人领域研究群体虽有一定合作，但整体较为分散，仅有李家成和程豪、李敏和赵广忠等有较为明显的合作关系。进行“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的作者主要有孙云晓、李家成、王治芳、李敏、张永、单志艳等，这些作者发文均在3篇及以上。这表明此研究领域虽日益得到关注，但还未形成成熟的核心研究团队，这也导致多数研究只停留在表面。

3.机构合作

图3为CiteSpace Ⅲ数据分析后得出的机构合作图谱。从图3中可以发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是进行“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的重要机构，而存在明显的合作关系的仅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等机构。运用突现功能对研究机构做进一步分析，得到突现机构图谱(图4)。从图4中可以看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教育中心和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小学等机构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的突现机构，其突现时段是2017—2018年，这种突现表明中小学成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主阵地，南方沿海地区对基础教育的关注尤为突出。

4.关键词呈现

对关键词进行数据分析，可以观测文章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借助VOSviewer绘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5)、密度视图(图6)。图5中，节点越大、连线越粗代表其所属的聚类出现频率越高，中心性越强；图6中，颜色越接近黄色代表密度越大，颜色越接近蓝色代表密度越小。从图5和图6可以看出“协同育人”“家校合作”“家校共育”等已形成主要论域，“劳动教育”“协同育人机制”“家校社协同”“协同育人机制”等也相对明显，这说明目前协同育人领域研究以“家校共育”为主。

通过CiteSpace Ⅲ绘制关键词时序图谱(图7)。从图7中可以看出，从2017年“学校教育”“家长沟通”到2018年“三位一体”“社会教育”“校社合作”等，我国协同育人正从单一的家校共育向着“家校社”协同共育演进。通过CiteSpace Ⅲ绘制关键词突现图谱(图8)。图8中也出现了“三位一体”“农村中学”“家校协同教育”“教育督导”“家校交流”“教育合力”“教育现代化”等高突现关键词。关键词共现与突现出现差异表明研究热点开始从家校协同转向“家校社”三位一体协同教育，更注重形成教育合力，而农村教育的出现说明协同育人的关注阵地从城市逐渐发展到农村，农村地区协同育人问题受到关注。

根据CiteSpace Ⅲ导出的共现频次前20的关键词及其中心性(表2)可以发现，“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与其中心性基本呈正相关，这说明协同育人研究形成了较明显的热点。本研究在关键词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读相关文献，总结出“家校社”协同育人研究三大核心热点主题:“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论视域研究、“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研究、“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发展路径研究。

第一，“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论视域研究。“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论视域这一主题研究包含提出背景、概念界定、类型划分三个方面。在提出背景方面，研究主要围绕“家校社”协同育人合作关系展开，部分学者基于爱普斯坦的交叠影响域理论提出构建新型“家校社”协同关系。在概念界定方面，研究主要围绕“家校社”协同育人要素结构展开，有学者对协同教育的内涵进行辨析，发现各国“家校社”合作实践一般是指家校社(区)合作这个操作的层面，认为家校社(区、会)合作共育的内核和基本单元是家庭和学校，因此一般简称为“家校合作”。[8]在类型划分研究方面，有学者根据系统独有要素的相互渗透对协同教育进行分类，分为协同家庭教育、协同学校教育和协同社会教育等。[9]

分析发现，近五年来，关于“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概念界定、类型划分等已有了初步研究成果，“家校社”协同育人理论逐渐深化。然而，该领域目前缺乏评价研究，信息时代对传统“家校社”协同教育相关理论也提出了挑战，协同育人研究的内容需要多元化、深入化。

第二，“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研究。实践角度的研究揭示了协同育人的现状，并提出了现存的问题。一是在学校教育方面，有学者从学校教育目标、教学评价、师资队伍等方面入手，指出当前学校教育脱离基础教育改革现状，唯分数论导致教育异化。[10]二是有学者认为家庭教育功能被边缘化，社会教育处于弱势地位，家长和社会在协同育人方面的参与度不够，社会教育资源针对性不强，专业性有待提高。[11]特别是教育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会教育功能，造成家长精神焦虑、经济负担重，“教育成为奢侈品”[12]。三是有学者从协同机制构建上，指出“家校社”协同育人各要素协同度不够，缺乏健全的协同机制，导致家庭、学校、社会分工不明，主体关系失衡。[11]当前协同育人层次低、较松散，没有真正形成教育合力，合作陷入低效能困境，建立在以问题解决基础上的“救急式”合作关系难以保证稳定长效。[13]四是有学者从学科育人(如劳动育人与思政育人)方面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存在意识淡薄、内容模糊、合作不够、形式单一等问题。[14-15]五是农村学校、民办学校的协同教育问题相对突出，农村学校和民办学校无论是在“家校社”合作机制建立，还是在活动开展，以及家长培训的计划性和开展情况方面，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

分析发现，学界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就目前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研究方式比较单一，以质性分析为主；部分研究以学校实际教育为例进行深入调查，调查方法主要有访谈法、问卷法等，但是数量不多，只有61篇文献，占有效文献总数的8.4%。另外，目前的研究中社会教育凸显不足。2017—2021年，以“社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含“家校社”为主题只搜索到72篇文献，占有效文献的10.0%，文献相对匮乏间接反映协同育人在实践方面还有缺失和不足。

第三，“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发展路径研究。“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对策研究是关键性研究主题之一。研究发现，建立协同育人机制、探索协同育人路径、完善协同育人法律法规是研究的重心，不同学者根据当前育人现状与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对策。一是有学者提出，应实现“家校社”协同教育本土化探索，提倡主动、健康发展的共同育人价值观，形成“社会教育力”，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协同育人渠道加强家校协作，整合社会资源构建社会共育机制。[11]还有学者认为应进行学区化办学，提升区域内学校办学水平，强调家校社之间建立持久的社会关系，“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16]另外，应建立立德树人的系统化落实机制，方便学校落实教学计划，开展家庭德育活动、社会道德规范实践，更好地对学生进行道德素养培育。[17]二是协同育人“需要进行顶层设计”[11]，有些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国家政策性指导文件的有力支持也至关重要。三是构建“家校社”基础教育改革共同体，可引入“旋转门”的创新性构想，完成传统学校教育向家校社协同育人方向的转变，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打造互联网共育平台。[18]

分析发现，学界针对目前协同育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做出了深刻探讨，尝试给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如完善育人机制、构建协作共同体都在逐步研究与落实之中，顶层设计亦在推进。近年来相关政策性文件的颁布，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颁布，促进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发展。

三、未来发展

(一)组建核心研究团队，激发学术研究使命感

对上述图谱及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协同育人领域核心研究团队虽还未正式形成，但已初具规模。核心作者群对于领域研究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师大教育学部、华东师大教育学部发文量较大，其中，李家成、张永现两位作者就职的华东师范大学是我国教育研究的前沿阵地，其合作机构“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在借鉴“家校社”合作层次理论的基础上，将“家校社”合作模型进行了本土化推进，现已成为具有一定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协同育人研究力量。

(二)深化比较研究，助力育人体系转型升级

“家校社”协同育人不仅需要国内关注，也需要域外来风。对“家校社”协同育人领域进行比较研究，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国家之间的比较，观测其他国家协同育人研究的现状特点、发展进程等，为我国协同育人研究提供借鉴；二是育人方式的比较，观测不同主导主体的育人方式的特点、优势等，如学校教育为主导、家庭教育为主导、社会教育为主导或是双主导、共同主导的差异，在差异比较中提出协同育人发展的改革路径。

(三)总结相关研究成果，注重成果发表推广

随着“双减”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继颁布，“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研究开始步入新阶段，众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已有初步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应该形成严谨的研究报告，还应进一步推广，以便更好地指导教育实践。可以设立教育试点，在研究中持续改进，在改进中不断完善。同时，应增加我国协同育人研究经费，建立经费保障、管理制度，支持理论研究成果的后期实践。

四、结语

教育的终极旨趣在于“使人成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不是始于学校、终于学校，而是始于家庭、终于社会，社会教育是对人一生影响最大、最持久的教育。[19]在更加注重核心素养的当今社会，协同育人更具时代性地担负起这份神圣使命。从《协同创新30年》的“请进来、走出去、系统结合”到“协同教育是未来教育的主流”，协同教育在未来还会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研究协同教育、发展协同教育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