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美托咪定结合羟考酮复合麻醉对肺癌根治术患者术后痛敏反应及免疫应答影响

张艳梅， 王 迪， 曹汉忠， 朱 珊， 陈小红， 张 慧

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麻醉科；2.检验科，江苏 南通 226361

肺癌男性患者多于女性，受吸烟、环境因素等影响，可引发诸多临床症状，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造成极大威胁[1]。肺癌根治术应用普遍，可明显控制病情的发展，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然而其手术创伤大、术后疼痛程度较大[2]。疼痛会诱发机体产生应激反应，刺激炎症因子释放，抑制免疫反应，提高不良反应的发生率[3]。右美托咪定具有显著的抗交感神经兴奋作用，是高选择性的α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4]。羟考酮是唯一可用于临床的双受体激动剂，具有剂量相等、不良反应少、效果快、作用时间长等优点[5]。本研究探讨了右美托咪定结合羟考酮复合麻醉对肺癌根治术患者术后痛敏反应及免疫应答的影响，旨在为临床肺癌根治术的麻醉药物选择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自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收治的160例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影像学和病理检查确诊为原发性肺癌；肿瘤原发灶、淋巴结、远处转移(tumor-node-metastasis，TNM)分期Ⅰ～Ⅱ期；未发生转移；肺癌根治术指征明确。排除标准：近期进行过相关治疗；伴有循环和免疫系统疾病；存在药物滥用史；对本研究的麻醉药物过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A组(n=78)与B组(n=82)。A组：男性44例，女性34例；年龄40～65岁，平均年龄(60.13±5.22)岁；TNM分期：Ⅰ期43例，Ⅱ期35例。B组：男性50例，女性32例；年龄40～67岁，平均年龄(61.22±5.17)岁；TNM分期：Ⅰ期40例，Ⅱ期42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麻醉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均禁食12 h，禁饮6 h，入室后开放静脉通道，常规监测心率、血氧饱和度、心电图和静脉血压。局部麻醉下，行桡动脉穿刺置管，监测有创动脉血压与脑电双频指数。两组患者均于术前15 min行麻醉诱导并行高氧浓度面罩通气，麻醉诱导药物：咪达唑仑(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143222)0.04 mg/kg、舒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H20054171)0.40～0.60 μg/kg、丙泊酚(意大利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130537)1.00～2.00 mg/kg、顺式阿曲库铵(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60869)0.20 mg/kg，依次静脉注射。诱导完成后行气管插管，插管成功后使用麻醉机进行机械通气。机械通气参数：潮气量8～10 ml/kg，通气频率12次/min，呼吸比1.0∶1.5，氧流量2 L/min，氧浓度40%。A组患者麻醉维持：瑞芬太尼0.25 μg/(kg·min)，顺式阿曲库铵0.10 mg/(kg·h)。右美托咪定0.50 μg/(kg·h)，丙泊酚100.00 μg/(kg·min)。B组患者麻醉维持：瑞芬太尼0.25 μg/(kg·min)，顺式阿曲库铵0.10 mg/(kg·h)，右美托咪啶0.50 μg/(kg·h)，盐酸羟考酮0.01 mg/(kg·h)。术中静脉滴注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维持脑电双谱指数为40～55。术后，两组患者均采用自控静脉镇痛，所用药物为舒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H20054171)4 μg/kg，输注速度2.0 ml/h，自控镇痛量1.5 ml，锁定时间10 min，术后48 h撤除镇痛泵。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术前、术后24 h采集两组患者肘静脉血，以3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层清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患者血清β-内啡肽、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EG2)、P物质、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超敏C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水平。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两组患者术前、术后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8+、CD4+/CD8+)水平。分别于术前、术后24 h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分评估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总分10分。记录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疼痛因子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β-内啡肽、PEG2、P物质水平均高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患者术后β-内啡肽、PEG2、P物质水平均低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疼痛因子水平比较

2.2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IL-6、TNF-α、hs-CRP水平均高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患者术后IL-6、TNF-α、hs-CRP水平均低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2.3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CD3+、CD4+、CD4+/CD8+均低于术前，CD8+水平高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术后CD3+、CD4+、CD4+/CD8+均高于A组，CD8+水平低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2.4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VAS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VAS评分高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术后VAS评分(2.28±0.22)分低于A组的(2.81±0.2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5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A组：呼吸抑制7例，呼吸暂停3例，恶心呕吐12例。B组：呼吸抑制4例，呼吸暂停2例，恶心呕吐4例。A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8.21%(22/78)，显著高于B组的12.20%(10/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肺癌根治术是肺癌治疗的首选。肺癌根治术具有手术创伤小、恢复迅速等优点[6]。手术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麻醉药，容易引起术后痛觉过敏、认知功能障碍以及免疫抑制等诸多不良反应，对患者预后非常不利[7]。右美托咪定激活交感神经末梢突触前膜α2肾上腺素能受体[8]。α2肾上腺素能受体具有镇静、催眠、抗应激、易苏醒等作用，能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有助于其保持安静，减少术后躁动，呼吸抑制较弱[9]。盐酸羟考酮是一种u、k双受体激动剂[10-13]。右美托咪定和盐酸羟考酮是两种作用机制不同的镇痛镇静药物，作用于不同的疼痛反射弧部位，二者的结合能产生协同的镇痛和镇静作用[14]。

本研究结果显示，B组患者术后疼痛因子、炎症因子水平和术后VAS评分均低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提示，右美托咪定结合羟考酮复合麻醉可有效减轻肺癌根治术患者术后的痛敏反应。β-内啡肽、PEG2及P物质能激活大量的伤害感受器，加重疼痛程度[15]。炎症反应是另一种应激反应，创伤可打破促炎与抗炎的动态平衡，使IL-6、TNF-α、hs-CRP等促炎因子水平升高，这些因子之间相互作用，形成长时间连续的炎症反应，加重创伤，增加疼痛[16]。本研究结果显示，B组术后CD3+、CD4+、CD4+/CD8+均高于A组，CD8+水平低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提示，右美托咪定结合羟考酮复合麻醉对肺癌根治术患者术后免疫功能的影响较小，可避免免疫抑制。分析认为CD3+、CD4+、CD8+是胸腺免疫细胞的早期分化抗原标志物，只有成熟的胸腺细胞才能进入外周血，CD3+、CD4+是非常重要的辅助抗肿瘤细胞，CD3+、CD8+是主要的肿瘤杀伤细胞。羟考酮作为阿片类药物，免疫抑制作用较弱，对外周血免疫功能影响不大，可预防肿瘤转移和复发，提高免疫力。此外，A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8.21%(22/78)，显著高于B组的12.20%(10/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说明，羟考酮复合右美托咪啶的麻醉用药方式能有效降低手术过程中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安全性较高。

综上所述，右美托咪定结合羟考酮复合麻醉可有效减轻肺癌根治术患者术后的痛敏反应，对术后患者的免疫功能影响较小，可避免免疫抑制，且安全性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