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关系偏向

隋岩 李丹

【摘要】从web2.0时代起，人与媒介、社会之间的连接方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传播的关系维度凸显，成为分析当前媒介现象与人的社会存在最为重要的基础视角。互联网群体传播从作为关系主体的人出发来解读互联网传播中关系的复杂性，是传播关系属性的突出和显在。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交需求及当前互联网中集合行为的常态化，是关系偏向在互联网群体传播中突出体现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作为一种使得各方面力量聚合的媒介关系实践，这一偏向在新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人际关系中得到具体体现，由表及里对人的交往及社会的文明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群体传播 传播偏向 关系 关系实践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2-037-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2.006

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通过对文字、印刷、电影及广播时期文明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任何传播及传播媒介都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传播媒介的属性影响文明的走向及社会形态的演变，对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如石刻和泥版;它也可能相反，适合知识的空间传播而非时间上的传播，尤其该媒介轻巧且便于运输的时候，如纸张。[1]虽然伊尼斯的梳理到广播时代便停止，但传播的偏向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却一直引领着后来者沿着技术创新的道路，不断探讨媒介对于文明的意义，以及文明的偏向对于人类交往及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有学者通过对媒介时空变迁的理论梳理，认为当信息的传播变得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时间与空间的边界就消弭而融合为一体，人类传播由是进入一种沉浸传播的模式中，它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全球的急速发展而出现的，“是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它是使一个人完全专注的、也完全专注于个人的动态定制的传播过程”。[2]在这样的时空模式下，传播的偏向得以跳出时间与空间的维度而转向人，人及其所携带的关系成为传播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所指和依赖。沉浸传播中的人即沉浸人，也有学者将这种在深度媒介融合之下的人称为媒介人，而无论是沉浸人还是媒介人，都证实了莱文森媒介演进的人性化趋势理论，也表明在时空维度之外，传播仍有其他的维度与属性会在媒介的创新与使用过程中显现出来。

一、传播关系维度的凸显

沉浸人或媒介人的出现，迫使人们对人的本性或特质进行再思考和重新界定。在人与技术共生共存的媒介环境下，人作为传播中心的主体性被空前凸显，在驾驭媒介的过程中得以积极主动地进行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不可忽略的是，在人对媒介进行主导与操控的同时，技术的生物特性也反噬着人原初的人性，并以架构的方式促逼着人，人类于是不得不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文主义危机。

不同于传统人文主义者通过对技术的抵制和贬抑来呼唤和倡导对于最初自然人性的回归（其过度强调人的完整性和完美性，因而将人在技术作用下的一切改变视为一种退化），未来人文主义精神从关系层面来观照媒介深度融合中的人。从关系视角看待社会文化现象的倾向始自20世纪中后期，因更多的研究者发现，世界整体上来说是相对的、关系的、共谋的，尤其随着社交媒体对日常生活的浸润，整个世界被编织成一张流动的关系网。如此一来，以往作为实体本体被强调的人成为一种被关系所决定的存在，人性以人伦的精神与内涵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而这一对于关系的强调，正是关系本体论的体现。

传播学界对于关系本体论的认识，可追溯至帕洛阿尔托小组（后发展为帕洛阿尔托学派，也被译作巴罗阿多学派）的出现及交往传播（也即关系传播）的提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传播学在控制论、经验—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方法三大基础流派影响下，形成学术思潮，并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其间，一些新的思潮如文化社会分析法渗透，对经验—功能学派中将媒介视作现代民主的决定性机制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可以说，这些主流的传播思想及其批判者共同构筑了早期传播学基本的研究范式，即围绕传播内容而形成的一种线性传播模式。其聚焦于对传播内容的关注，或认为传播是一种通过编码和解码进行的信息传递，或认为大众的心灵可经由传播而受到控制，由此也使传播陷入“唯我论”和工具理性的困境。帕洛阿尔托小组作为发生于临床领域范式转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于这一时期出现，并介入对根据单向传播模式而构造起来的效果研究的反对中。这一范式随着弗洛伊德从对个体内在动力的侧重转向对个体交往或关系模式的临床侧重得到加速发展，其“重视作为理解个体行为的手段的个体与他人的传播关系”。[3]

巴罗阿多学派基于“传播的本质存在于关系和反应过程”和“人的所有行为有一种传播价值”两个假说提出了关系传播理论，拓宽了对于传播学的本体论认识。关系传播理論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传播，传播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二进位的、数值化的，倾向于内容的表达，对信息符号进行编码;二是通过象征符号进行的一种外在表象的传播，倾向于关系的表达。[4]以往研究的关注点着眼于第一种而忽略或回避了第二种，事实上，传播的本质寓于传播关系的建构和传播主体的互动中，传播是社会关系的整合，且关系总是按照自身的意志来裁剪传播内容，传播通过一种被传播的内容来反映或说明一种关系。[5]这一研究范式从动态视角来认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处境，将交往视野与对关系维度的强调带入整个传播话语体系，在这一视角下，社会互动论、关系辩证理论、对话论等得以发展。社会互动论突出强调传播的社会关系属性，将传播看作人与人关系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基础;辩证理论以辩证思维来关注人与人在交流过程中的矛盾张力，交流者如何处理矛盾成为定义关系的依据;对话理论则聚焦交流中出现的差异问题，以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在其著作《我与你》中的“我—你”关系（也即相遇理论）为思想源头，发展出了如超越目的性的人与人间通过真诚交流的心灵相遇、在倾听和理解中培养开放多元的整体性思维以及价值与意义在对话中发生转变等研究主题。而“无论是互动理论、辩证理论，还是对话理论，它们的共同指向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问题并不是交流双方之间需要解决的，而是要创建一个新的思想假定，以寻求对差异的接受方式，通过差异去认识关系中存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那种永恒的张力”。[6]

随着社交媒体与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关系的维度在传播中日益凸显，并成为研究各种媒介现象的基础视角，几种相关理论得到关注和发展。一种是基于格兰诺维特弱连接理论之上，对于虚拟和现实相交并行之下新型社会关系的探讨。如有学者提出当前互联网中存在的四种社会关系模式：现实强关系虚拟强关系、现实弱关系虚拟弱关系、现实强关系虚拟弱关系、现实弱关系虚拟强关系。在现实与虚拟两重维度之下，引用“潜关系”和“隐关系”两个去强度、重状态的概念来解释网络时代关系的动态演变，从时间维度拓宽了对关系的动态研究，同时呼吁更多研究者对当前出现的单维度社交、轻社交及陌生人社交等关系模式给予关注。[7]还有一种是对于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再探讨及应用。《从空间之网到时间之网——拉图尔本体论思想的内在转变》一文从本体论的视角，详细论述了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从空间之维的自然与社会的混合本体论到时间之维的行动中的关系本体论转变，认为“在当前科学哲学之实践转向的背景之下，关系本体论与实践科学观之间具有更大的相容性”。[8]由此，有学者探讨了这一理论与媒介研究相关联的可能性，通过将ANT视角下的行动者视作一种关系效应，即“无论技术还是人（也就是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都要在关系网络发挥作用或展开行动”，[9]为未来的媒介实践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另外，在这些理论视角之下展开的对于关系建立和维系的讨论，也得到了更多的发展，主要包括对影响因素的研究及影响后果的探讨。影响因素方面如《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一书，其视角聚焦于技术决定论、社会构建论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成论，通过七个概念，即交互性、时间结构、社交线索、存储、可复制性、可及性、移动性，探讨人们是如何利用媒介技术的可供性在网络中进行人际交往的;影响后果方面如《群体性孤独》一书，其中对于网络社交带来的孤独与自我引发强烈辩论。无论是理论层面的更迭与创新，还是方法论层面的尝试和钻研，都提醒人们在人、技术、社会已相互交融甚至互为镶嵌的背景下，对于各类关系的理解和认知，尤其对于主体关系的梳理和分析变得尤为重要。

二、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关系偏向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及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隐喻变为现实，人类的交往较之以往更为深入紧密，尤其在超文本链接技术发明和万维网出现后，人们可加入各类在线社区或离线群组，从而保持一种隐形的通信或形成一种潜在的联系。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也即web2.0时代的到来，宣告了罗杰斯“关系理论最终将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接受，关系传播学派也将得到应有的重视”的预言成为现实。“web2.0最核心的特征便在于它释放了一种结构性的社会需要，重构了社会、互联网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10]当前，各种层出不穷的在线服务为人与人、人与物的在线连接提供了无尽的可能，交互式、即时性的双向连接也将原来隐形和潜在的联系凸显，关系迅速演变为一种宝贵的可见性资源。尤其是当媒介的时空二维偏向趋于平衡时，原有时空秩序被打破和重构，散落在世界各处的人们能够在同一时间与他人共处于同一信息场，从而为大规模的聚合提供了可能性，从根本上推动了新的关系实践。由此，传播学的研究重点从内容研究转向关系研究，而以社交媒体为主要传播媒介的互联网群体传播，也被归为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关系偏向在互联网群体传播中的突出体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首先，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出现的初衷是建立关系，而建立关系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分享而进行的互动合作。正如《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一书所言，在社交媒体所建构的人类生存语境中，就像灵长类动物通过相互梳毛来获得信息以确保安全一样，人类生来也在交往中分享信息，且在分享中获得交往，因此人的大脑是社会性的，分享是本能的，“我们的大脑就是为了建立社交关系网而生成的”。[11]尽管个人经验的私密性和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不可能使人与人之间达到一种“天使般的交流”，但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一生都在渴望交流，建立关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交需求。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诸神为削弱人的力量，将原本是球体形状的人一劈两半，因此人生来都只是半个人，毕生都在寻找与自己相合的另一半，交流也就成为人与生俱来的永恒夙愿。无论是早期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出现，还是印刷、电报、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发明与运用，无外乎都是为寻求与他人、社会，甚而自然与神灵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在经历了web1.0时代的互联网商业主义后，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对于交流与合作的诉求，以及有关自由分享的精神在21世纪初重新燃起，自主性、参与性、合作性等文化功能的承诺，使得社会化媒体早期的使用者对未来充满信心，也激发了更多的个体对于创建平台的努力，维基百科、博客等都是这一理想的典型代表。这种对于人而非内容的强调，对关系而非连接的追求和渴望，是祈盼人与人之间能够通过合作而使自身更加完善，是人类从诞生之初至今未绝的一种精神坚守。

其次，当前互联网中集合行为的常态化要求对传播中关系的维度予以重视。集合行为又被译作集群行为、集聚行为或聚合行为、集体行为，与常态化的群体行为相对，是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关注的重要领域。这种行为方式发生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中，并不受通常的行为规范所指导，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12]集合行为的发生有其特定的条件，在传播学研究领域，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将其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压力、触发性事件，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13]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出现后，这三个条件得以经常性具备，集合行为的发生也就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存在。一是转型期的我国社会处在一种维克多·特纳所说的阈限性的结构状态中，各种关系胶着，社会焦虑、社会冲突、行业无序竞争等现象涌现，原有的社会结构模式动摇，新的结构形式正在形成;二是在新型物理空间的互联网平台上，信息的快速集聚和传播使各种突发性事件变得多发，人们被随处可见的各种事件或议题裹挟;三是以往以大众传播为主导的传播系统遭到瓦解，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四种传播形态得以共处于互联网所营构的传播环境中，而以信源不确定性为主要传播特征的群体传播机制活跃，带来了流言等现象的频发。这种非常态行为的常态化即互联网群体传播，当前已来到了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传播无处不在”的群体传播时代。[14]需强调的是，互联网群体传播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存在，不仅仅指基于事件或议题之上无序的群体扩散，同时也包含了在这种扩散的表层之下散落在日常生活中有规则的群体传播，其共同构筑起了互联网时代的群体传播模式。因此，互联网群体传播是“通过多元信息生产者的关系连接而形成的网络传播，是社会关系的网络重铸，抑或说是互联网重构了人们的社会关系”。[15]在这样一種新的传播范式之下，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人际关系都得以重组，个体的存在方式和日常生活意义凸显，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存在于其中的个体不再是大众传播时代原子式的个体，而是时时刻刻处在媒介介入后形成的关系连续体中的个体，在这一意义层面上，个体人际关系的变化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形成了一种同构，且反过来又对媒介的特性及传播的偏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媒介关系实践：互联网群体传播关系偏向的维度呈现

传播是践行关系的人类活动，“作为一个在世者，传播不断地扩大我们在现实世界里的悲欢际遇，使人与人在这个广大而曲折的空间里，不断地完成相交、相知、相遇的交往过程”。[16]而这一过程也是从泛在的社会连接到达成同一的文化认同，再到共在合一的“我—你”精神关系的过程。比照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逻辑，有学者提出了媒介即关系的观点，并将新媒介视作一种关系居间者，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情感关系产生影响。[5]针对当前社会化媒体广泛的连接属性，媒介即关系成为媒介研究的基始。这一思考之下，《媒介关系实践与构建传播伦理的价值意向》一文结合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表明了媒介即实践的观念，并梳理了媒介即关系实践的演变逻辑，认为媒介即关系实践根本性地改造了传播。“凸显关系联结的‘媒介即关系’有效地防止了媒介的或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进而通过关系联结获致一种平衡状态，最终根本性地改变了传播的形态。”[17]因而，关系传播总体性地体现了媒介的传播归属，并深刻地说明了传播关系对媒介关系的实践，特别是对媒介互动关系的实践。[17]这种互动性的媒介关系实践，意味着各种关系在其中所发生的碰撞和激荡，传播主体、传播形态、传播情境、社会资源，甚至社会失败等能够形成快速聚集，使得传播演变为一个各方面力量聚合的过程。而从传播结构来看，互联网群体传播因其自发性、平等性、交互性及传播主体多元化而被视作一种“非中心化、非制度化的自主传播”，[18]从而使得这一聚合的过程更为迅速和深入，成为最主要的一种媒介关系实践，且在新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与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得到具体体现。

1. 社会关系实践

新媒介环境下的社会关系的实践主要体现为个体层面社会角色的转变与群体层面社会关系的聚合。角色是社会关系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是编织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是与某种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相一致的一种行为期待。[19]在新的媒介关系实践中，由于角色的扮演发生变化，导致个体身份的冲突与失调，从而引发了情绪的社会化。而群体层面的社会关系变化则指具有一定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结构受到了侵蚀，原有群体的规则或规范松动，群体边界消弭融合，新的结构生成或正在生成。

（1）个体可见的复数人设。生活在群体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因此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多面的，只是在大众传播时代，受集体和社会规范的制约，人只能呈现出某种单一性，个体特性被束缚和限制，更有甚者成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随着群体传播时代的到来，个体被约束的部分得到释放，人本来的多面性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中得到展现，成为真正可见的复数人。而人的这种复数性则具体体现在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中，即伴随着社会现代性的发展，自致角色、工具性角色、开放性角色及伴随性角色增多，社会化媒体的泛滥又使得这些角色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内得以集中呈现。此外，媒介技术的可供性也赋予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扮演多重身份的权力，人们会根据不同平台的特质来设定自我身份、塑造个体形象。如基于微信的熟人关系在朋友圈分享日常生活、晒自拍照等，基于微博公共空间的印象针对时事热评发表意见和看法;又如受豆瓣文化氛围的感召将其当作枯燥日常中的精神角落，受知乎开放讨论气氛的感染积极分享自己的所学所知。这些不同侧面的自我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不能仅凭借某一面就对一个人的真实与虚伪妄下评判，因这种妄断不仅是无意义的，甚至容易加剧社会意见的割裂。

2021年年初，一位年轻人在自己的出租房去世，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关注，而关于他的种种言论，则大致围绕其所携带的两重身份展开。一是他的现实身份：家在大凉山，远离父母来到城市，一人租房独居，没有正式的工作，最后死于语焉不详的疾病。另一个是其数字身份：一名勤奋而边缘的UP主（bilibili网视频创作者），视频中他是活跃而积极、亲切而友善的，能给人带来信心和希望。两种身份相互交织，围观者的评论形成两种极端：关注其现实身份的网友认为其是个不学无术、只会将其喝饮料与打游戏做成视频的肥胖宅男，是被社会所拒绝的一类人;而关注其UP主身份的则对其抱有极大的同情，尽管做出来的视频只有一小部分人关注，但就算身患重病，他也会坚持更新，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还有人能如此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而不为外界因素所动，很多人被他这种精神感动。而他的死亡之所以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则因在他辞世之际，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吃草莓，如此细小而卑微。于是一时间，人们围绕其两重身份展开了讨论和争执。实际上，这两种身份并不冲突，而正是社交媒体使得这两种身份变得同时可见，身份的聚合给个体带来了角色扮演中的冲突，角色的转换变得复杂，而只能以复数的人设来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认识到这一点，便不会只从某一侧面或某一身份去审视和评判一个人，而是给予其更多的宽容和谅解。

（2）社会关系的聚合。在关系赋权下，节点化的个体成为信息传播和收集的中心，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传统熟人社会关系结构面临着被解构和重组。不同于传统社会中依循血缘和地缘形成的社会关系，活跃在网络社会中的个体因共同的兴趣和关注点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虽相互联通但不平衡的社会关系集合。这种结构上的不平衡源于网络社会结构的二重性，即网络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既包含无现实根基而直接在网络中建立起来的通常是不稳定的关系，同时也囊括了基于现实熟人社交关系形成的关系延续体。线上和线下社交的相互补充，为交往双方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和了解提供了机会。而我国在“家国一体”的社会传统影响下，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得更为显著，提醒人们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构建关系时，要时刻警惕一些群体对个人理性意识的削弱，导致冲动行为和偏差行为的增加。

2. 文化关系实践

文化是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实践。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智力信息的传播，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20]而结构主义从關系角度来理解世界的构成方式，从抽象观念出发，强调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将文化看作语言现象及符号化的实践，因此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化关系实践主要体现为各类型文化通过符号所进行的意义建构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社群聚合。其中，依共同兴趣发展而成的趣缘社群文化传播最为广泛，已成为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表征。[21]

首先，全球化加速了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各民族间的文化得以突破原有界限而相互交融，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抽象范畴渗透进日常生活领域，成为可见的、具体的分析概念。其次，社会化媒介技术的日渐成熟，使个体的生产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解放，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全民创作成为可能，促进了文化的集中化。由是，涌现出诸如二次元文化、弹幕文化、佛系文化、躺平文化等席卷全网的新文化风潮，并呈现出间歇性的文化狂欢。再次，人们对于文化的认知行为由过去现场参与共同体，变为媒介仪式中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一突破时空界限的共同体中，不仅文化交流方式发生转变，传统文化也被重新编码和解读。最后，凝聚性与自由性的共存推动了趣缘社群的可持续生长。趣缘社群中的成员因共同的爱好而聚集在一起，彼此间有共同的精神信仰，信息与情感的分享和互动是自觉、自愿的，而非通过某种强制力量，因而此类趣缘社群在极具凝聚性的同时，也富有极大的弹性，成员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加入或离开，其秩序及边界的形成完全依靠成员的自组织，而互联网的开放性、低门槛等特性也为这种自组织提供了条件。

不同的文化关系背后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观。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化是主流文化主导之下的大众文化，相应的文化关系实践，以主流文化所倡导的标准化价值观为指导，边缘的和小众的亚文化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被多数人看到。当前，各类文化有了发声的机会，尤其在消费文化过度繁荣之下，社会价值多元化，且各种价值观相互交织碰撞，以往更多的边缘人群被发现和看到，其诉求和个性得以彰显和得到尊重。在这样的文化关系实践中，不仅传达出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话与协商，且个体的创造性被激发，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表达其文化价值诉求，在社群成员的相互碰撞及社群精神的鼓舞下，新的自我被挖掘，新的社交关系获得更多可能。可以看到，在技术因素的加持下，文化因素在不断地强化网络中的人群分化，从而成为互联网作用于现实社会的一种方式。[22]同时，这种趋势的加强，也需引起一定的反思，即互联网等新的媒介技术在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文化实践的公共领域、各种异质化的文化得到发展的同时，也通过算法及程序化等形式暗中削减着批判性空间，从而容易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和类型化。因此，要对新时期价值认同的凝聚与重塑给予更多关注，注重从意义层面开展相关的文化实践活动。

3. 人际关系实践

在社会关系实践与文化关系实践的基础上，新媒介环境下的人际关系实践主要从微观层面出发来观照具体个体的关系实践，聚焦于网络交往中的自我呈现与自我意识。不同于以角色扮演和社交资源获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实践，人际关系实践中的关系主体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或感性层面的交流。这一因素驱动下，交往主体通过对外部附加因素的剥离和对所扮演社会角色的悬置，以更为纯粹和单一诉求的方式来与他者进行关系的建构，以寄希望于与他者，达到一种超越“我—他”关系的“我—你”关系，也即布伯所说的相遇关系。然而当前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人们为无处不在的连接所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与维系附带有更多的目的性和工具性，因而在关系建立迅速的同时断裂得也快，且这种关系更多是因一件事或一个任务而形成的一种临时的、表层的连接。如现在的微信好友列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只有一面之缘或互不熟识的人和群组，其大多随着事件的完成或被解散，或归于沉寂，可以维持长期关系的或有现实基础的支撑，或因相同的价值观而形成某种共同体。为此，依据人们在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关系状况，微信通过更新不同的版本，推出如好友分组、朋友圈三天可见、朋友权限“仅聊天”“拍一拍”等功能;微博设置了拉黑、半年可见、隐藏喜欢的微博等;一些短视频平台如抖音也可将喜欢列表、发布内容，甚至整个账号设为私密等。通过此类媒介实践，可区分人们对于不同关系的态度——热情真挚還是敷衍冷淡，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更为有意义和有效的交流，进而找到距离最为适当的关系，同时也对泛连接和无效连接做出一种回应。

可以说，在人际关系的实践中，社会现实因素与媒介技术因素互相驱动磨合，共同作用于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产生、发展与维系，其目的都是寻求人与人之间更好的交流，从而达到一种充满张力的、富有弹性的关系状态。当前，各类社交媒体不断地推陈出新都可算作围绕这一初衷而进行的探索。典型如网易云音乐于2020年7月上线的新功能“一起听”，可与好友同步共享一首歌，且在听歌过程中，还可点击话筒按钮与好友进行实时交互，分享当下听歌心情，在艺术审美方面充分满足了人们以歌会友的需求。再如语音交流平台clubhouse的出现，与其他社交平台相比，其最大特点是对声音媒介的回归和对对话概念的强调。它传达出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返璞归真的愿景：像古希腊城邦的广场中公民自由表达观点一样，彼此相遇的陌生人可以在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就某个议题进行自由的口头交谈。这一声音空间内的语境是连贯的，且说完即消失，人变得更为真诚温和，场景趋近于与朋友的线下聊天，可轻易地避免被集体情绪裹挟，从而更易接受多元观点和达成共识。一方面，这些形式可看作在技术赋权下，人们对于理性交流的渴盼与期待;另一方面，此类对于对话的热衷也是新媒介技术对于传播逻辑的一种重新架构。

从社会关系到文化关系再到人际关系是关系质量由低到高的具体体现，其新的实践表明，作为一种媒介关系实践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是一种关系型传播，三种关系实践相互交织共构，从不同侧面勾勒出了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关系偏向。

结语

传播的偏向是针对不同媒介技术主导之下的文明形态所提供的一种文化分析方法，它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形态。媒介的不同偏向会影响文明的性质，正如伊尼斯所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到来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它不仅消弭了时空界限，使得传播的属性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且引发了社会生活中各种关系的重构，新的时代文明正在被创造出来。如知识不再只被少数人所掌握，而是具有了明显的社交性，它们能够“从个人的头脑移动到群体的网络”，[23]从而直接对社会的话语权产生了改变;传统熟人社会被肢解，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扩大，引发新的身份认同及信任危机，远距离的群体组织模式孕育和出现，文明的生成与传承面临新的界定;万物互联在全球形成蔓延趋势，社会关系资源成为各个领域争夺的对象，对于关系的处理和协调成为维系新文明的重要着眼点。这些新的社会景观共同构筑了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文明形态，决定了这一历史时期人类全新的交往实践活动及生产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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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ias of  Internet Group Communication

SUI Yan1， LI Dan2（1.School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dia Convergence an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ra of web2.0，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media and society has undergone revolutionary changes， and the relationship dimension of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prominent， which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media phenomenon and human social existence. Internet group communication interprets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in Internet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 acting as the subject of the relationship， which is the protrusion and manifestation of the attribute of relationship in communication. The inherent social need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collective behavior in the current Internet are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reasons for the prominent manifestation of relationship bias in Internet group communication. As a kind of media relations practice that makes all aspects of power converge， this bias is embodied in the new social relations， cultural relation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forms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Keywords： group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bias;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practice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传播主体多元化的群体传播对网络行为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20&ZD315）;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的仪式化传播研究”（CVC200D021）

作者信息：隋岩（1966— ），男，辽宁大连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群体传播、符号传播理论、媒介文化;李丹（1989— ），女，山西晋中人，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群体传播、互联网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