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中身体的传播角色研究

李红艳 汪璐蒙

【摘要】文章分析了乡村集市中参加者身体交往的行为，考量乡村信息传播系统中农民群体对身体控制的能力及与这种身体控制能力相伴随的身体位置问题。乡村集市中的信息传播，就身体作为自我的身体而言，是基于市场共同体信息和村落共同体信息的交织过程，随着乡村社会不断变迁，村落共同体信息在身体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使身体的位置与信息传播间充满张力，这种张力体现为“身体的家”逐渐在乡村集市中消散，“身体离家”成为乡村集市中的常态。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市场共同体信息在身体的位置嵌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一方面与身体和土地间日益分离的关系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与身体和纯粹的商业信息间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身体成为始终徘徊在中间的身体，在与传统、习俗发生剥离的同时，再度拓展自身，从身体的无名化状态进入身体的个体化历程。

【关键词】乡村公共空间 初始身体 工具身体 身体位置 身体的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2-044-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2.007

人如何拥有一个身体？人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二者之间的区别，影响着人在社会中的传播行为，这种传播行为本身构成了身体传播的两个维度：初始身体维度和工具身体维度。笔者借用霍布斯关于初始权力和工具权力区分的理论，将其挪用到身体传播研究中。霍布斯指出：“人的权势普遍讲来就是一个人取得某种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一种是原始的，另一种是获得的。”[1]（62）第一种是自然权势或原始权势，来自身心官能的优越性，如与众不同的膂力、仪容、慎虑、技艺、口才、慷慨大度和高贵的出身等;第二种权势即获得权势，来自上述诸种优越性或来自幸运，并以之作为取得更多优势的手段或工具的权势，如财富、名誉、朋友以及上帝暗中的神助（即人们所谓的好运）等。霍布斯认为，人类权势中最大的是大多数人根据自愿同意的原则联合起来，把自身权势综合在一个自然人或社会法人身上的权势，这种自然人或法人有时会根据自己的意志运用全体的权势。[1]（63）本文将该理论延展到身体的初始权力和工具权力中，将其中的权势概念化解在权力概念上，这样可在解释中将权力概念更加普遍化和日常化，从身体本身出发论述权力。初始身体维度是指身体的感官状态，工具身体维度是指身体的组织性或工具性状态。在公共行为中，人的初始身体与工具身体间的关系在传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些位置又对身体在公共行为中的传播属性形成怎样的影响力？

本文借用理查德·桑内特的公共行为和公共空间的概念。他认为从社会变迁视角而言，每个人都生活在过去的影子中，延续了过去的一部分信念，这种情形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情感的暴露不受人们的意识控制，主要来自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间的失衡状态，由此导致私人感觉和公共表达间的边界在人的意识控制之外。第二个维度是私人想象和公共想象的叠加问题，在政治话语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第三个维度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人们所采用的自我防卫机制，即人们利用防卫机制来防御他们自己关于非自愿性格暴露的观念，也以此抵制公共想象和私人想象的叠加。换言之，为防止个体在公共场合中情感的不自觉流露，只能采用远离感觉的方法，让个体最终没有感觉可以表露。第四个维度基于上述三个维度，即鉴于人们的性格表露不受意志的控制，私人领域被叠加在公共领域之上，为避免被他人看穿而采用的防御机制，导致人们在公共场所里最终的行为便是保持沉默。因此，“公共行为是一种仅供观看的举止，是一种只能被动参与的活动，是一种带有窥淫意味的举动”。[2]（31-32）同时，“公共秩序的消失也模糊了社会生活的两个领域。一个是权力的领域，一个是我们的居住环境的领域”。[2]（425）桑内特关注的是公共行为中个人的角色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当“一座戏台和街道之间的桥梁为了应付观众的问题而产生时，一个公共领域就诞生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已经有可能把陌生人的实在和虚构角色的实在当作一个独立的领域”。[2]（49）笔者认为乡村集市在桑内特的定义中便是一个公共空间，也是个体展开公共行为的场所，可借助其关于公共行为的概念进行阐释。

因此，本文选择乡村集市这一非正式的公共空间为研究中介，从身体在乡村集市中的初始维度、工具维度以及二者的混合维度三个视角，描述作为初始身体和工具身体在公共行为中所呈现出的传播形态，由此探讨在公共信息市场中身体位置与信息传播间的关系。进而探讨在“身体在家”“身体离家”的过程中，乡村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在论述中，主要从身体传播的初始权力和工具权力两个视角展开。首先，身体初始状态的私人被身体相遇所撞击，开始演變出公共属性;身体相遇所嵌入的偶然性，也在这种公共属性中消解了;其次，熟人间的身体交往是初始权力与工具权力的交织过程，而陌生人之间的身体交往，则是工具权力之间的相互较量;最后，对身体技术与技术身体、传播控制与反控制、乡村符码等问题进行讨论。

一、文献回顾

1. 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

乡村公共空间，学者将其分为组织型公共空间、生活型公共空间、休闲型公共空间、事件型公共空间、项目型公共空间五种类型。[3]曹海林将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正式的公共空间与非正式的公共空间。[4][5]正式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主要源于村庄外部的行政力量，可将其称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而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主要源于村庄内部的传统习惯与现实需求，可将其称为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显必然引发村庄秩序基础的变更，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显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地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此外，学者把公共空间的意义归纳为政治文化和物质环境两个层面，力图阐释公共空间理想的政治功能，同时又契合当前公共空间的现实功能，具体而言，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等同于公共领域，是一个“由人们透过言语及行动展现自我，并协调一致行动的领域”。[6]王斯福则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试图在中国农村发现民主的原则以及可抗衡国家权力的力量和空间。[7]

虽然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但多数乡村公共空间还是分布在必需性活动场所及其附近，并以两三种活动复合在同一地点为主。[8]传统乡村公共空间生成的内在基本规律是使用功能驱使—交往的形成—公共空间，功能与形式间的关系呈现出共存—特殊—脱节—分离的变化。[9]随着村落公共空间从祠堂到会堂再到礼堂的变迁，乡村文化也经历了从乡村宗族文化到乡村政治文化再到乡村公共文化的演变。[10]一些传统的内生型公共空间由于市场经济的渗透而有蜕变趋势。以集市为例，有的乡村集市已消解，有的蜕变成新的公共空间——农产品专业市场，特别是在一些县城，这些规模更大、发展更为规范的专业市场已成为农产品集散的主要中转站。[11]

2. 乡村集市的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乡村的市场共同体研究，不太关注作为独立单位的村庄。[12]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施坚雅，他指出就历史而言，中国的小农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中，即基层市场共同体。中国传统社会是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两种等级体系的派生物，同时又纠缠在这两个体系之中。[13]（21-37）格尔兹对村落共同体和东方专制主义两种理论取向都做了批评，认为二者都把国家想象为村落的异己性力量，实质是国家创造了村落，村落也创造了国家。[1]（62）

国内学者对于乡村的研究多以村落共同体为主要假设。研究按照集市的集期不同，把集市分为不定期集市、定期集市、常市、特殊集市四类，[14]县以下的集市分为中心市场、中介市场、村级市场。[15]农村集市的功能主要为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少数民族集市是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的中心，可促进乡村间或乡村和城市间的交流。[16]从集市通过功能的变迁促进发展来看，集市贸易能够促进现代农村工业化、城市化。[17]从交易主体的交易心理看，农村社会心理因素对小城镇的集市交易行为有着很大影响。[18]实践亲属关系在集市场域中处于支配性地位，不仅是经济交换关系中的主导，更是对乡村社会关系的一种有效表达。这不仅是自身利益追求最有效的策略，更是乡村社会的一种结构性要求。[19]国家权力渗透到乡土社会导致集市变迁，其变迁路径经历了从国家强制整合到市场自我整合的阶段。[20]与此同时，集市的公共性在减弱。[21]

概括而言，国外学者对集市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注重集市的理论研究，即中心地理论、集市发展阶段模式理论、市场共同体理论。德国学者沃尔特·克里斯塔勒提出中心地理论，从空间角度研究集市变迁。[22]美国学者斯坦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上提出集市发展阶段模式理论，从时间的演变分析集市的数量变化：一是交通条件逐渐改善，商品所达范围扩大;二是农村经济进一步繁荣，对商品需求量增大，进而扩大商品到达范围。两者变化共同促进集市数量的变化。[23]施坚雅进一步突出中心地理论的观点并提出市场共同体理论，认为集市呈六边形结构排列。[13]（21-37）

上述这些研究侧重于中观层面对乡村公共空间、集市进行研究，笔者尝试从微观视角关注集市这一公共空间中个体的身体行为，从身体传播的视角分析身体在集市中的两个维度的特征。具体而言，通过对集市中人的身体的研究，通过身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位置分析，探究弱势群体在公共行为中身体的控制能力，进一步讨论人们的初始身体与工具身体在传播中的角色变化问题，进而分析作为信息集散地的集市是基于村落还是基于市场的一种公共信息传播系统，“身体在家”“身体离家”与“身体回家”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实地观察法、线下访谈法、在线访谈法。实地观察记录主要来自2012—2019年间笔者在北京郊区的农村调查期间对集市的观察，线下访谈主要在2012—2020年间对村干部和村民培训期间实施，被访谈对象以参加培训者为主，共计20人。在线访谈法主要实施于2019—2021年间，基于对农民微信群的观察与在线访谈。在线访谈主要以微信的点对点为主，辅之以微信群围绕一个问题展开的小组讨论。

三、身体传播的初始权力

公共自在场中的身体，可以说是身体的一种初始状态，或是感官状态，这种状态中个体还不足以称为一个个体，只能称为个体的前状态，处在传统和习俗的包围中。这种前状态中，身体姿势是主要的传播工具。乡村集市是传统乡村生活聚集的场所之一，也是周边村落的人们交换经济信息和人际信息的场所。

乡村集市的个体，通常是带着霍布斯理论意义上的初始权力而进入的。他们骑着三轮车、开着小型货车、骑着传统的28自行车，经过大约方圆十公里的距离，将身体“抛在”了集市中。作为身体发生公共行为的场所，集市与身体的初始权力在这几公里的距离中发生了由远及近的相遇或嵌入。空间和时间成为传送身体的载体，成为身体初始权力的运送者。身体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呈现出以下特征。身体的时间，既有物理时间的经验意义，也包含心理時间和农业时间的直接体验。一方面，身体带着霍布斯所说的自然性，身体被当作物质的一种时间，在物理的时间内依次进场;另一方面，身体是时间的一种延展，包含了个体身体的自我感知时间和乡村社会的时间感知，个体自我的感知时间对身体而言，更多意味着一种生理性的印象和体验，如冷热和长短等。在这个场所中，参加的村民来自附近的几个村落，这个公共空间中，身体作为私人空间的在场者，随着私人行动者行动而进入作为公共空间的集市中。

身体感知时间和空间时，其作为行动者率先进入集市这一公共空间中。在纷纷攘攘的身体相遇中，初始状态的私人被这种身体相遇所撞击。

首先，这种相遇从身体形式上是偶然的产物：两个来自几公里外的陌生人，带着随意的身体，进入一个充满陌生又熟悉的行为空间中，这里的身体，还停留在私人的身体层面上;其次，乡村集市中本村村民直接略过了身体的初始化相遇过程，村民间的熟悉感使之自如地运用个体的行动空间，将传播的自在性特征凸显在身体的无意识交流状态中：对视一笑，或随意点头，甚至是远远地望一眼，都是嵌入集市的身体散发的信息。甚至可以说，当集市在某一村落举办时，该村落的村民自觉承担着迎接村落外来者的义务，本村村民间的初始身体状态在他们进入乡村集市的瞬间随即消解了，而他们与外来者（非本村的村民）之间的身体相遇才刚刚开始。当集市在几个村落间的公共场地举办时，人们之间的身体关系呈现出微妙状态：所有的身体都是外来者的身体，都被呈现在公共空间中，行动者身体间那种陌生的感觉在进入集会场所时，自然而然变成了熟悉的身体，被熟悉的身体是共同参与公共生活的身体感知。

笔者在进行乡村调查时，曾作为外来者进入集市，集市在村落空间中通常处在道路便利的开阔地带，每逢有集市，交通便会出现短暂的瘫痪状态，乡村公路两侧都是来往的车辆和人群，这时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电动车，可以穿越各种小道。集市的延伸公路上，也有三五成群的行走者，或已赶集回来，或在赶集路上。人们神色散漫，悠闲自在，在这里，身体与村落周边的田野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契合的图画。综上所述，身体的初始传播在乡村集市中呈现出如下属性。

1. 身体交往行为中的公共属性

无论是熟悉的村民之间，还是其他村落的村民与集市所在地的村民之间，抑或外来者与当地村民、外来村民之间，在集市这一空间中初始的行为，即从两只脚进入集市边界的一瞬间，这种进入或许是无意的，或许是有意的;或许这种边界是模糊的，或许集市边界是象征性的，身体的边界与集市的边界的交往，在模糊性与象征性之间被生产出来了。进入集市边界的初始身体，用桑内特的话来说，便成为一个暂时脱离了私人生活状态的个体，这样的个体带着初始性的身体，开始徘徊在集市这一非私人空间中，这种徘徊就像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也正是霍布斯所说的拥有初始权势的人，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者，他们之间是一种自然平等的状态。这种状态中，每个自然人的目的首先是保存自身，为了保存自身，需与其他自然人进行交换，自然人的交换在保存这一前提下，身体的交换便开始了。这种交换一开始就不是在私人领域中的交换，交换本身带有社会性和公共性。

这种社会性和公共性类似于科尔曼所说的闭合网络。所谓闭合网络，指在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网络中，任何人都逃不过其他人的注视。[24]这种闭合网络也是与私人生活相对的一个网络，初始身体在相互注视中开始了身体之间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的身体，一方面在相互注视与在场中与自我保存的自然属性进行分离，另一方面在相互交往的共同在场中，将社会性与自然性杂糅在一起，使得经济交换这一行为在自我保存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交易中成为一种主导的身体交换形式，而其他的交换则仅仅成为共同在场的一种附属品。霍布斯所说的初始权势在经济交换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形成社会交易的主导形式的过程中渐渐发生了变迁，开始与工具权力进行融合。公共性与私人性在这个闭合网络中，在身体的行为终端，也实现了分离。

2. 身体相遇、嵌入的偶然性

作为维持乡村生活秩序的一个场所，集市不仅是某一个村落的公共事务，而且是附近几个村落的公共事務，集市举办空间本身是乡村传统生活的一种延续，带有一定的自然自发性，村民几乎都不知道为什么确定在此地举行集市，只是根据代际传递的原则、依据本地的风俗习惯进行。而集市举办的时间，也延续了村落生活的惯例或习俗。因此，在这里身体与身体的相遇不仅是偶然的，而且是偶然中的一种无意识状态。这种无意识状态，对于农民而言，意味着身体离开了乡村，即已不在乡村院落里居住了，却习惯性地每天早晨起来，扛着农具，到田地里转一圈，这种行为于身体的自在性，传播的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且是一种自发的状态。就像进入集市中的人们，其身体掌控着身体自我的一种传播权力，这种权力状态或权势状态、初始身体与初始身体的相遇，便是一种偶然的自然自有的状态。这种状态，本文将其定义为初始身体相遇、嵌入的偶然性特征。

身体交往行为的公共性与身体相遇的偶然性，在集市中成为身体共在的一种证明，而这种身体共在的形式是这一空间得以形成并延续的可能和保证，也是镶嵌在传统与习俗中身体进入个体化的一个开端。

四、身体传播的工具权力

在乡村集市这个临时的闭合网络中，有三种身体交往形式：熟人之间的身体交往、陌生人之间的身体交往、本地人与外来者之间的身体交往。而作为公共空间的集市，则是乡村社会生活的一种“发生器”，其物质表象下是活动人群社会关系特征的反映，呈现出类聚、排斥甚至冲突等特征，其形成和重塑过程也是空间生产的社会过程。[25]这个社会过程中，自然人的身体不再处于主导地位，而社会中个人的身体开始主导这一乡村空间的交往行为。身体的初始权力隐退了，工具权力开始上升，身体的传播从偶然的相遇进入人为交往阶段。

1. 熟人之间的身体交往：初始权力与工具权力的交织过程

熟人间的身体交往中，霍布斯所言的初始权力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乡村集市中熟人之间的身体交往，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本村的村民之间，另一部分是本村村民与附近熟悉的村民之间。本村村民由于来自熟悉的村落空间，身体与身体间的公共行为充满了熟悉感，因此在身体交往中，更多携带了“身体在家”的感觉。家庭感，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空间，是身体实践家庭话语的场所。这种带有商品交换初级特征的零售市场的身体交往，在特定空间中有一定的场景性，却又携带着历史印记。在乡村市场中，熟人之间的身体交往类似桑内特所说的19世纪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区分的状态，因为熟悉的身体相遇才会有类似家的感觉，在集市交易中“身体在家”这种熟悉的私人状态，超越了商品交易的身体间的经济关系，带有了更多的身体人情的味道，这种“身体味道”，此刻扮演着公共性的功能。

在“身体味道”这一社会场景下，伴随着亲密话语的交织，初始权力和工具权力由此交织在一起，成为熟悉的身体紧密接触的一种形式，这种亲密形式将乡村集市这一具有公共性的空间演化为熟人间的社会交往，也将人与人间自然状态中初始权力“悄然恢复”，工具权力则在身体的亲密接触中同时成为消解和建构初始权力的身体中介。其中，家庭与社会间，不仅混合着私人与公共空间的属性，也隐含了公共性中的亲密关系。

2. 陌生人之间的身体交往：工具权力之间的相互较量

乡村集市中，陌生人之间的身体交往，基于陌生，更富有了桑内特所言城市性意义上公共空间的属性。由于陌生，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边界才显得更为突出，在公私边界清晰的交往中，身体成为这种边界的主要呈现物。按照桑内特的表述，“由于人格进入了公共领域，戏台和街道之间那道信念系统的桥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222）换言之，戏台与街道，作为不同的公共行为展示空间，对于个体而言，意味着截然不同的身体姿态和身体行为，那么当二者间边界模糊，身体如何处置身体的公共行为与身体的私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呢？历史表明，就身体外表而言，起初人们仅仅希望身体的外表与身体的感官一致，唯有一致才可使身体本体与其他身体本体不会出现异常状态。

基于此，在乡村集市中，陌生的身体本体与陌生的身体本体之间，从一开始便处于霍布斯所说的竞争状态，个体身体的姿态带着肌肉的张力进入了陌生身体碰撞而非相遇的世界。陌生的离家出走的身体，便是街道展示的身体之一种，在这种街道性的展示中，感官变得格外灵敏，身体不再希冀与个体本身一致，而是有意呈现出与个体本体的一种疏离感，身体自然而然披上了一个仅仅属于身体的面具。身体的面具与面具下的身体便是陌生人之间碰撞的状态，在这种碰撞中，身体一方面凸显着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掩盖着来自初始权力的身体属性，因为从初始权力的身体属性中可以彰显出身体的自然属性，这是陌生的身体面具可以避免的。工具权力成为身体碰撞交锋的中介，无论是服饰、眼神，还是行走的速度、驻足的瞬间，都成为身体的公共行为展示力量的媒介。

乡村集市本身也成为陌生的身体间的竞争场所，这也是乡村公共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交融的地方。对乡村集市而言，进入集市中的陌生身体，体验的是一种自我人格释放的过程，而乡村集市也是身体表达自我情感的公共场所。这种自我情感的表达，不仅是现代身体的一种自然属性，也是现代身体的一种社会属性，在集市里，还携带了身体作为主体的乡村资本和惯习资本，传统和习俗在身体传播中依然扮演着核心角色。

集市中陌生人之间的身体交往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本土地域范围内陌生人身体之间的交往，尽管这些身体间的感觉是陌生的，但身体与身体之间，在乡村集市穿行中，往往会借助熟悉的身体主体，在身体与身体的信息远程传输中，实现陌生与熟悉的潜在互动，这便意味着身体之间工具式的权力互动过程，这种互动是发生在身体行为中，并非通过语言或行动发生。同时，这些互动也并非显性，其发生的场所和时间也并非具有同一性，而往往是滞后的。或在“身体在家”之后，或在“身体行走”之中，甚至是在“身体离家出走”之后，总之，陌生身体间在集市中的公共行为本身，连带了工具权力这一网络的个体和集体选择。

乡村集市中陌生人之间身体交往的另一种情形是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身体碰撞。他们之间的身体碰撞更多来自身体交易本身，这种身体交易指商品交易中的身体注视和身体扫码的行为。

身体注视指外地身体与本地身体在身体碰撞中，身体之间相互漠视的状态。相互漠视中，身体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差异凸显出来，也仅仅在对商品的关注中，身体间才发生了交互关系，而这种交互关系最终是以二維码的呈现状态而终结的。原本依靠身体直接接触的本地与外地身体，通过二维码的中介被消散了，身体之间陌生感依旧保持着，二维码成为二者间的变异形态，身体沉默着，保持着紧张的状态。纯粹的陌生化身体，在技术的中断中，重新返回初始权力和工具权力的二维权力分割中，再度返回身体的自然状态。

这些身体交往的情形，大多在二维码的技术展现中终结，区别在于，熟悉的身体间从相互注视到相互默契再到身体的在家与离家融合，是一种初始权力和工具权力相互交织的状态，身体的公共行为的展示，呈现出熟人社会的惯性特征。陌生身体之间从相互碰撞到相互探视再到相互交易与注视，熟人社会的惯性特征基本消散，只剩下以经济为中介的身体技术的交流。

五、结论与讨论

1. 结论

（1）乡村集市是身体展开公共行为的公共空间，这里的公共空间概念指与家庭相对的一个空间，身体在集市中，通过与熟悉身体、陌生身体间的交往，将初始权力与工具权力交织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公共行为展示特征。有学者研究指出，社区中坚力量的缺失，使得集市作为基层社区公共空间的主题和话语发生相应变迁，原本微弱的公共批评和公共舆论日渐式微。集市参与主体的变迁对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内生秩序的滋生产生极不利的影响。[23]有学者将公共空间的构建视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外后果，[26]把乡村公共空间划分为生活性的、信仰性的、生产性的、政治性的。[27]

从身体视角而言，集市作为一个以村落为中心的惯性和传统上的村民交往的场所，如果仅仅从保持乡村文化凝聚力而言，依然具备一定的公共性，而身体在乡村集市这一公共空间的展示过程，是身体从传统和习俗中不断剥离的过程。这一剥离过程，也是身体的自我个体化。这种自我个体化，是以无意识的形式在身体获得自我掌控权过程中呈现出来的。

（2）从初始权力到工具权力，身体间的交往经历了从传播的自在性到自为性的转换。传播的自在性指身体间的交往呈现出自然状态的属性，身体的自然属性较为突出，这一点在乡村社会的熟人身体间较为常见，初始权力在这里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传播的自为性则指身体之间的交往，需要经过社会性力量，如经济交易、技术中介等来实现，工具权力在这里扮演着更为核心的角色。初始权力和工具权力在传播自在性和自为性的转换中，扮演了相互交织的角色，这种角色的转换，也是乡村社会公共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差异所在。同时也意味着“身体在家”与“身体离家”的过程正走向终结，身体的徘徊过程开始发生。

（3）乡村集市中的身体传播，是基层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传统的乡村集市，还是正处于变迁中的乡村集市，信息始终是核心因素，而身体在这个信息系统中的位置，则与身体的行为有密切的关联性。在村民与集市间关系不断脱嵌的过程中，“身体在家”的感觉逐渐演化为“身体离家”的感觉。陌生身体和熟悉身体的信息传播与时空位置，在身体注视和身体扫码中渐渐成为技术的载体，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乡村身体传播的问题演变为信息位置与身体传播间的技术关系。

因此，乡村集市中的信息传播，就身体而言，是基于市场共同体信息和村落共同体信息的交织过程，随着乡村社会不断变迁，村落共同体信息在身体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使身体的位置与信息传播间充满张力，这种张力体现为“身体在家”逐渐在乡村集市中消散，“身体离家”成为乡村集市中的常态。这个变迁过程中，市场共同体信息在身体的位置嵌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一方面与身体和土地日益分离的关系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与身体和纯粹的商业信息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同时，这两个层面的关系，又是在国家与村落时空关系变化新情境下发生的。身体因此成为始终徘徊在中间的身体，在与传统、习俗发生剥离的同时，处在身体的个体化过程中。

2. 讨论

（1）身体技术还是技术身体？韩国明等认为，农民之间交往的场域就是一种典型的闭合网络。社会资本可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會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对促进农民合作行为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渗透下，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农民合作行为的发生往往对能产生更多有效社会资本的乡村公共空间更为依赖。[11]本研究从身体视角的公共行为交往出发，认为身体在交往中的场域——集市本身，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一个闭合网络。这个网络中，身体扮演的究竟是身体主体本身还是技术化的身体呢？当身体通过二维码进入交往场域时，技术与身体是什么关系呢？是身体的技术操作部分还是技术化的身体传播？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2）传播控制还是传播反控制？有学者认为，村庄社会秩序形成的内生力量大致有三：一是村庄内部的习惯法则，如乡村的宗族宗法制度;二是村庄精英的活动及其权威的影响;三是民主自治的实践。这就意味着，在村民自治格局下，村民将拥有更大的村庄社会生活实践的公共空间及其活动选择权力，村民能够在村庄日常生活实践中发生密切的人际互动关系，形成强劲的一致行动能力，为构筑村庄社会内部不同形式的社会关联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与条件。[4]笔者认为，随着新的媒介技术的扩散，村民在乡村公共空间的掌控能力扮演着更为主动的角色，同时也承受着技术和制度的被动设定，因此在身体为主体的公共行为中，身体的传播无论从自在性还是自为性角度来说，都蕴含着一种身体的传播控制和传播反控制问题，身体的传播控制意味着身体可以决定行为的场域，以及在场域中的人际交往。身体的传播反控制则意味着身体无法掌控身体在乡村时间和空间中的位移，只能在特定的场域中实践其公共行为。二者的关系还需做进一步研究。

（3）身体在市场中的展示，是文化传统的折射形式还是商品化渗透的结果？在论及市场机制形成过程时，卡尔·波兰尼指出：“市场体系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也同时在处置附在这个标识上的生理层面、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实体‘人’。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28]乡村集市并非一个纯粹的商品社会，展示中的身体，无论是二维码，还是身体本身，都连带着文化与传统中的乡村符码，唯有在乡村符码中，身体才会突破单一的商品化社会思维，将全方位的人带入乡村社会中。那么，这里的乡村符码究竟包含什么？如何认知？还需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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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Body： A Study on the Role of  Body Communication in Public Space

LI Hong-yan， WANG Lu-meng（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articipants' physical interaction behavior in rural fair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in rural fairs is based on the interweaving process of market information and village information. During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he rural society， the role of village information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body information builds the tension between body position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this process of change， market information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embedded body. On the one hand， this rol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increasingly separ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l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intertwi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pure commercial informa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body has been separated from tradition and custom， and is also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path of the individu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public space; original body; instrumental body; body position; individualization of body

作者信息：李红艳（1969— ），女，山西运城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乡村传播研究、传播社会学、新媒体与乡村治理;汪璐蒙（1989— ），女，河南商丘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保障、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