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社会动员的媒介感知偏向

【摘要】媒介不是被动等待使用的工具，而是已改变了社会的政治关系，并赋予受众新的社会交往形式和意义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新报刊史书写范式，以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的社会动员实践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中体现的泛媒介观，利用媒介感知偏向对根据地民众开展感性与理性的针对性说服等高超的媒介技巧，以期深层次挖掘抗战资源，也为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媒介动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 社会动员 媒介感知 偏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2-099-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2.015

抗战期间，中國共产党灵活多样的社会动员是促使农民在被奴役、贫困的客观现实中转变为支持、参加革命的主体的重要催化剂。而作为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各类媒介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对于保证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有效传播以及培养民众“信任党”“跟党走”的心理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研究者通常会采用功能主义范式来分析，[1]认为革命报刊等媒介产生于一种抗战需要，因此媒介活动就是主体通过使用媒介这种工具来满足各种需要的过程，相比对媒介本身特性的挖掘，一般更关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宣传动员工作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媒介使用方面的工作记录。因为只有使用者有了媒介观念才能看得见各种媒介，“才能听得到材料的诉说”，[2]所以，那些史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媒介理念及宣传人员的媒介素养。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具备了对媒介性质、传播偏向等的朴素认知，而且利用不同媒介的感知偏向，建构了书面和口头两大媒介体系，针对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不同的信息接受习惯，形成了相对应的媒介使用策略，也对如何将传播效果发挥到最大进行了多种考量。所以，这些媒介使用细节成为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理念和宣传策略的重要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抗战中后期，抗战初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处于敌后偏僻闭塞地区的民众对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任务以及战争中个人的作用等一无所知，需要中国共产党从头开始进行充分有效的社会动员。那么，在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条件落后、政治环境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使这些地域从媒介“荒漠”（指这些地域在抗战前几乎没有报刊，民众几乎没有读报习惯的状态）实现蜕变，让民众开始关注政治，参与抗战，其间体现出来的在媒介开发和使用方面的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时媒介意识和媒介素养的折射。

一、问题的提出：媒介的感知偏向与社会动员

近几年国内学界兴起的新报刊史书写范式[2]为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社会动员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代表学者黄旦认为，研究者要先有媒介观念，即以媒介为中心，以不同媒介会产生不同的信息方式或影响方式为前提，关注不同媒介本身的传播特点。这种研究框架基于对媒介本身的客观认知：任何一种媒介自身都有自己的讯息，有自己的逻辑和动力;人与媒介的关系不是使用与被使用，而是相互介入、生成和改变;媒介不只是大众媒介，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媒介。[2]

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感知偏向的观点让人进一步了解了不同媒介的内在张力和传播偏向。相比伊尼斯对媒介时空偏向的关注，麦克卢汉更偏重考察媒介本身对个体层面的影响，即媒介感知偏向。他认为“媒介重构感知，不同的媒介导致不同的感知偏向”，[3]即“书面媒介影响视觉，使人的感知呈线状结构;视听媒介影响触觉，使人的感知呈三维结构”。[4]进一步来看，感知本身也有偏向：“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源自拉丁语的‘感知’（aisthesis）一词具有‘perception’和‘sensation’双重含义：‘perception’侧重于颜色、声音、味道等感官属性，它为‘认识’服务;‘sensation’偏重人们的情感走向，它以愉快与否为评价尺度。”[3]因此，任何社会动员方式都会直接作用于动员对象的感知，不同的介质具有不同性质的感官比例和感知模式。其中，以报刊等为主的印刷媒介侧重于影响人的“perception”，可以改变人的认识，而戏剧表演、宣讲等口头媒介侧重于影响人的“sensation”，可改变人的情绪。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宣传人员已意识到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感知偏向。他们认为，相比书面载体，口头交流的介质或口语化表达更适合对文化程度不高的根据地民众的宣传。如抗战初期活跃在晋西北根据地的统战动员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动总会）曾这样总结：“演剧、化妆宣传时最易吸引观众，同时又是最能感动而深入人心的宣传方式。”[5]（733）“在文盲遍地、文化落后的晋北察绥，要使宣传深入民间”，“要经常地对群众解释说服，文字的宣传，收不到大的效果。而且过去的文字宣传，又不能适合老百姓的口味。今后必须尽量以漫画、演剧代替传单、标语，以谈话、说服代替文字。”[5]（731）诸如此类的记录，反映了他们对于这些媒介感知偏向的模糊认知。

二、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社会动员的媒介系统及媒介理念

理解媒介是充分合理使用媒介的前提和基础。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虽没有明确的关于媒介使用的说法，但很多宣传人员的工作总结都体现了他们对于基本的媒介知识、使用方法、优化措施等有过广泛的认知和深度的思考，进一步提炼出基于媒介本身的特质、遵循其内在的传播张力、做到物尽其用的媒介使用理念。

1. 书面和口头两大媒介系统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的动员方式主要分为书面和口头两大类，即“运用一切文字的或口头的宣传，揭露日寇的一切残暴兽行”。[5]（527）这种看似简单的区分标准实际上也更接近媒介本身的特质。

从媒介功能看，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书籍等书面载体的主要作用是普及抗战文化和辅助工作。如“文化食粮的供给与输送”，“以解决文化食粮恐慌的问题”。[5]（690-692）以晋西北根据地为例，抗战前这些区域的文化非常落后，但因京津等城市知识分子大量聚集到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队伍中，使得根据地抗战文化传播有了可能。他们出版图书，采购征集各类出版物并分配给基层组织，建立图书馆及阅览室，同时发行报刊。各类群众组织以及游击支队也创办过自己的报刊，各级动委会还创办了将近50种报刊。[6]（142）值得注意的是，具体到报纸与期刊，其功能定位也非常鲜明：报纸的主要职能是“报告新闻，反映抗战情况，指示工作，开展民运”，[5]（696）反映八路军的战绩、战争的进展等，期刊则以工作总结、经验交流和抗战理论问题探讨等为主，符合其媒介特性。

口头载体由于抗日根据地民众普遍是文盲的现实而显得尤其重要。直接谈话是他们最常见的宣传形式，分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两种。“个别谈话是口头宣传最轻便最有效的方式”，“能确实了解群众”，“对症下药，因势利导”。而集体谈话如座谈会、小组会、政治课、识字课等的融合交织，也使得讨论时的启发、暗示、引申具有了宣传引导的意味。对抗战核心问题的解释也是口头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民众政治认识、纠正民众落后错误观念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工作同志在群众中取得信仰的基本条件”。[5]（731-732）各种宣传队、突击队、工作团都是中国共产党以口语为媒介进行流动宣传的重要组织形式。1937年10月，战动总会就派出动员宣传团进行战地千里宣传。[6]（66）各种文艺形式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戰初期口头宣传的重要载体，如流动剧团、歌咏队、讲演队等，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改良旧剧及歌谣小调进行抗战宣传。[5]（696）漫画被划归到口头载体系列，不仅因为图画易于民众理解，最关键的是这些墙上张贴的浅近通俗的漫画，在俱乐部、学校、街头等场所吸引了大量民众自动批评、讨论、交流，因此，其具有很强的口头宣传功能。

2. 万物皆媒的媒介认知理念

基于解决思想问题要和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相结合的工作原则，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社会动员时形成了泛宣传观及泛媒介观，即认为只要能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塑造良好形象的介质（包括言语行为等）都可当作宣传的手段。这种媒介理念跳脱出中国近代报刊实践中政治实体以报刊为主要动员载体的媒介意识，体现出对媒介本质的清晰认知，既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可以充分发掘一切可利用的媒介资源，也使得媒介在具体社会动员实践中表现出灵活性、广泛性、适应性。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29年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分析：“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7]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他又提到，宣传要“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8]实践证明，这些媒介形式和动员主体共同促进了抗战宣传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发掘了丰富的传播载体，以服务于当时的抗战动员，书面载体如报纸、期刊、书籍、小册子、小剧本、壁报、黑板报、标语等;口头载体如谈话、开会、口号、漫画、演剧、化妆宣传、街头诗、街头展览（包括新闻摄影展、科普展览、美术作品展等）、晚会等。除此之外，他们还打通了传播介质与传播行为、宣传人员与其他工作人员间的壁垒，体现出“万物皆媒”“人人都是宣传员”的认知理念。战动总会认为，宣传工作不只是“开大会、贴标语、喊口号”等宣传形式，“解释、说服、教育、训练这一系列的工作，都在宣传工作的范围之内”，要“抓紧每个可能利用的机会，运用一切方式，进行经常的对民众的宣传教育”。他们认识到了宣传工作的本质就是组织和武装工作，因此，除宣传员外，“每一个救亡同志都应当是一个宣传者”，宣传工作与其他一切动员工作是一致的、密不可分的。[5]（726-727）

3. 物尽其用的媒介使用理念

中国共产党宣传人员在抗战实践中总结了如何物尽其用，正确有效地使用媒介，强调首先要掌握每种介质在宣传方式和技术方面应注意的原则，如“口头宣传要尽量采用谈话方式;避用术语，要说老百姓话;态度和蔼;多举事实，少谈空论”，“领导呼口号时情绪要紧张，声音要洪亮，时机要切合，简短而明显”，“文字宣传要：确定给谁写，少讲理论，多谈事实，要大众化，通俗化”等。[5]（716）

他们也注意到了各种介质在技术上的有机组合以及各种宣传方式的巧妙搭配。社会动员的各种方式都有其独特的媒介特性，如报刊的功能重在统一思想认识，但要把抽象的思想贯彻到群众生活中，仅靠报刊难以做到。戏剧等口语传播形式重在形象化、情境化，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连，有助于鼓动情绪，但又缺乏深刻的思想表达。因此，不同介质之间需要配合，克服介质本身传播偏向的局限，以使各自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如“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的配合;经常宣传和突击宣传的配合;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的配合;普通宣传和艺术宣传的配合”。[5]（716）在关于文字宣传的注意事项中，宣传人员都会强调“必要时作口头解释”。戏剧、歌曲等艺术宣传形式也弥补了文字宣传的不足，用具体形象的表演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先进典型等。如1939年在纪念“红色五月”时，战动总会在以宣传大纲为指导的前提下，一方面利用报刊等印刷媒体，出版专题报纸及《五月歌集》《五月漫画》等小册子，[9]另一方面还在情境和氛围方面下功夫，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让宣传队与群众面对面：或口头解释、说服，或发传单，或张贴漫画，或用街头诗歌等，全方位、多角度地激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5]（583）

此外，中国共产党宣传人员还注意到了对传播效果的考量，如战动总会工作人员曾反思：只注意宣传形式，而忽视宣传的内容、对象和效果，结果只能使宣传大会成了“例行的公事，宣言、传单成了应景的文章，讲演成了抗战的官话，戏剧、漫画、歌咏成了凑趣的玩意”。[5]（725）“滥用宣传，会遭受‘报酬递减原则’的裁判，结果是一无所获。”[5]（531-532）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区分了“刺激鼓动”与“武装头脑”两个不同层次的动员效果，认识到“刺激鼓动”仅是浅层地吸引民众的注意，要真正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武装他们的头脑。

三、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社会动员的媒介感知偏向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已形成了鲜明的媒介格局：一类诉诸理性，即报刊、书籍、小册子等，以文字为载体，传递信息、思想、理念，用于知识分子“理论的加深研究”;一类诉诸感性，即以剧团、歌咏队表演等视觉、听觉形式为载体，引起共鸣、唤起情感，用于“通俗的群众鼓动”。前者重在深刻性，可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想，具有较长时期的影响力;后者则重在即时性，可在瞬间触发人的情感，使其改变自己的行为。他们这样解读两类介质宣传任务之间的关系：“只有加强理论研究，才能使我们有正确的立场，才能更正确地进行群众鼓动。只有通俗的群众鼓动做得好，才能为理论的加深研究和推广扩大基础。”[5]（530）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宣传人员将具有各种传播偏向的媒介组合使用，不仅克服了介质本身的传播局限，且发挥了媒介集群的效应。如文艺表演等形式负责营造宣传氛围与情绪感染的情感动员，侧重通俗的群众鼓动。报刊主要以传播事实与表达观点来理性说服，特别是期刊，侧重理论的深度探讨，从而将报刊与其他形式媒介组合传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书面载体的理性传播

抗战初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推广大众化报刊的初始阶段，其使用书面传播进行媒介动员时有清晰指向，即主要读者是党内外知识分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受众特点，是因为抗日根据地多位于偏僻落后的老少边区，民众大多是文盲，所以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从媒介史发展的角度看，抗战前的中国报刊业在城市发展得比较成熟，阅读报刊已成为市民阶层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书面传播也成为一种常态。但抗战初期的根据地仍以口头传播为主。因此，虽然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行报刊书籍来改善媒介环境，致力于将习惯聆听（听戏是这些地区民众最主要的文化活动）的民众培养为习惯阅读的群体，但总体上看，这些书面媒介只有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才能进行阅读，所以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理性色彩。

从介质本身来说，“印刷媒介”“视觉偏向”“理性观念”三者是勾连在一起的，作用于读者视觉的报刊等印刷媒介主要偏向于对受众的理性认知产生影响。印刷媒介偏向于视觉感知，具有“同质性、连续性和序列性”，这种视觉特征又“作用于人类的认知模式，表现为对固定视点、可见性和线性思维的强调”，从而影响人的理性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印刷文化’‘视觉文化’实可理解为一种理性文化”。[3]影响并作用于读者的理性，这更接近印刷媒体这种介质最原始的传播偏向。

以抗战初期战动总会的动员实践为例，除《老百姓周报》《战动画刊》等通俗出版物外，其他的报刊、书籍、小册子均需读者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对象主要是党内外知识分子。大型期刊《战地动员》的一篇文章《抗战工作和哲学》能充分说明这一特点。“抗战工作和哲学有没有联系呢？这个问题在今日已不是问题了，因为中国今日社会已进步了，没有一个人認为理论和实际工作没有关系，实际工作的人需要哲学研究，研究哲学的人也需要实际材料了。”[10]诸如此类的学术性探讨在战动总会期刊中占有一定比例。这些内容非常深刻，但也决定了刊登这类文章的刊物缺乏通俗性和大众性，只能成为知识分子的阅读内容。

在根据地民众没有完成从听觉到视觉的接收信息习惯的阶段，即便再通俗的印刷品也不会产生太大作用。战动总会也认识到报刊等宣传品存在不够通俗的问题，“多半不能用极通俗的语句，说老百姓的话，使之成为大众的读物。我们也曾多次地检讨出这个缺点来加以补救，但是还没有把老百姓和我们宣传品中间的鸿沟完全填补起来”。[5]（727）因此，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时主要还是凭借口头载体与民众实现有效的沟通。

2. 口头载体的情感动员

抗战初期，根据地民众因文化水平低难以跨越文字这一障碍成为阅读公众。所以，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民间强大的口头传统，“确立了声音相对于书写文字的优先性”，[11]更多采用口语或类似口语的形式，还原民众习惯于听的信息接收习惯。这个特点在中国共产党各类文艺形式中有鲜明体现，如街头诗歌、戏剧表演等。这些生活化的传播形式不仅能够表达不同主题的内容，还可帮助中国共产党与民众面对面沟通，补充了文字及印刷传播的不足。

（1）对口头传统的发扬。重视并发扬人类交流的口头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社会动员的重要特点。作为人类交流的重要历史传统，口语传播不仅体现了人各种感觉的平衡，是人与人交流的理想介质，且口语载体更多作用于人的听觉，听觉又偏向于起结合的作用，所以各种偏向听觉的动员形式会营造出一种集体氛围，[12]容易将听众组织起来。重要的是，面对面的口耳交流有助于调动双方的感情，从而产生情感偏向。[3]所以，从动员根据地民众的角度看，口头交流是一种非常契合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就是利用了口语这种介质的偏向，采用多种口头交流形式进行宣传和动员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底层民众一直有以口头传播为主的信息交流传统。除口语介质本身的传播偏向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民众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无法适应因纸的发明而导致的从口语传统过渡到文字传统的社会变化。中国文字的复杂性又决定了书刊只能在上层流行，因此掌握这种技能的读书人的地位凸显，而没有能力和条件掌握文字的底层民众只能寻找新的精神寄托，如偏重口头传统的宗教等，佛教在中国民间的流行就是这个特点的体现。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古代存在，在抗战前后的中国也一样存在。大多数中国民众，特别是那些偏远落后地方的农民目不识丁，因此在这些地方，文字载体不具有普及性，反倒是口头传统一直保留着。

同时，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时的口头传播偏向也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治文化的影响。联共具有“口头宣传员培养传统”，对“培养成员口头表达能力非常重视”。[13]列宁认为，鼓动员这类“口头宣传员与民众直接接触，是革命普遍社会化的关键”，因此，谈话训练是他对职业革命家能力的重要要求。[13]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为培养人才，选拔了一批留学生到莫斯科的大学学习，这些学校“极为重视培养学生的‘发表力’，在党团小组和课堂开展全面的谈话训练，使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具备较强的宣传动员能力”。随着一批批留苏学生的回国，联共的宣传动员方法和谈话训练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运用起来，提升了口头宣传的地位，提高了革命动员力，充分“拓展了中国共产党话语系统中的‘宣传’意涵”，[13]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可以说，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了口头传统的韧性，进一步将民间的口头传统发扬光大。“口头传统的重大意义，表现在集会的立场、民主的兴起、戏剧的出现之中。”[14]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组织的各类口头活动，如街头剧、演讲、讨论、交流、自省等，都属于口头传统的应用，顺应了农村文化知识传播的口语偏向，因此获得了巨大的传播力量。

（2）报刊文字对口语的借用与改造。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将报刊文字进行口语化改造，追求“言文一致”的趋向非常鲜明。“言文一致旨在实现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的统一，实际上则是要求书写语言统一于口头语言。”从理论上讲，这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二者具有本质的差别，即“言说主体和书写主体的内在精神心理动力及文化形态上的区别和对立”。[11]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将口头语言转换为书写语言等策略实现了“言”与“文”的统一。

从历史上看，口语作为“一种能够自由发生和促成对话的媒介”，[15]国人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对其进行借用并改造成文字的传统由来已久。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五四”期间的白话文运动等，都是知识分子借用口语改变表达方式以启蒙底层民众的尝试。[16]清末文人普遍认为，“声音天然就拥有感化人的力量”，清末白话报也以“演说”为常设栏目，开创了演说文这种新文体，运用口语化、模拟演说的行文，“试图创建一种更开放也更易于传播的通行书面语”。不过，由于这些报刊的白话演说文体只是在形式上模仿说书人的开场白，说话人（即作者）只是如传声筒般机械地传达内容，因此，演说文所建构的是“宣讲道理、传播知识的启蒙者”，对“胸无点墨的下层人”单向的不平等的说—听关系，[11]并未从根本上将民众动员起来。

相较而言，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于语言的改革，既借鉴了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中追求“言文一致”的做法，也受到“一切以群众为中心”这一规则的影响，在报刊上建构起旨在唤起民众参与互动的说—听—说的言语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与读者、听众成为一个共同体。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街头诗及报刊内容，可以看到这一新型的传播关系是如何通过口语化的文字构建起来的。

街头诗这种传播形式虽被宣传人员或抄写张贴在街头，或印刷到报刊上，但文字表述的口语化特征非常明显，适合口耳相传，使得诗歌这种一直以知识分子为阅读对象的文艺形式向普通民众敞开，实现了阅读欣赏权力的下放，因此深受根据地民众欢迎。作者们或以“我”“我们”的表达，以此暗含对立面“他们”来表明内外关系，从而将读者（听众）塑造成一个集体。如街头诗作品《抗议》：“为什么要逮捕我们的人，张文焕，是今天静乐工人的领袖。他虽然粗鲁，一点学问也没有，可是他维护了我们的利益……还我们的人来！”[17]该诗以群体的口吻表达了对阎锡山政府反共行径的愤怒及相关权利诉求。诗中的称谓“我们”一词具有极强的聚集能力，“当它被说出时，讲演者和听众以及听众自身就好像自然地处于了同一个群体之中”，激发了读者（听众）产生群体内部的感觉，“是一种情绪上的温暖和充满了互相的同情”，“激起每个人内心的忠诚”。[12]或以“我”和“你”“她”“老乡”对话的形式展开，让读者产生代入感。如街头诗《老乡！你们是慰劳团？》：“老乡！你们是慰劳团？请你们先慰劳毛少先。你别看他身个儿短短，打起仗来却老在人前。”[18]这种经过改良的宣传形式重构了声音与语言两种介质的平衡，尽可能地趋向于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一致，也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不同受众调整媒介策略的一种体现。

不仅是街头诗，还有报刊文字、游行口号、传单、街头标语、墙上漫画等，都将口语借用到文字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民众的有效沟通。1939年7月，太行根据地出版了《黄河日报》路东版，赵树理负责该报的副刊《山地》，这也是报纸上最受读者欢迎的内容。“它发表的诗（快板、鼓词、民谣）能唱，发表的小说（故事）能说。报纸贴到哪里，哪里就挤满了人，有的念，有的听，常常引起哄然大笑。”[19]诸如此类的还有《人民报》副刊《大家乐》及《中国人》周刊的副刊《大家看》等，都以口语入文，对报刊语言进行改造，传播范围很广。

可见，中国共产党通过口语化的报刊文字表达，塑造了一个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政党形象，从而搭建起一种区别于以往的娱乐传受形式，体现出互动、平等、对话的传播关系，即“你说我听”“你说的让我也想说”。从社会动员角度看，这种平等对话“是弱势群体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15]中国共产党通过基于对话交流的口语化报刊语言以及互动式的言语场景，实现了传播关系的转换，同时借用口语这种简易的介质对根据地民众进行启蒙与动员，降低了政治理念、文学作品等的理解和接受的门槛，也“实现了文化权力的翻转”。[16]诸如此类的根据地书面语言变革，具有不可忽视的民主功效。

（3）流动剧团用“演”“唱”演绎新闻。“演”“唱”新闻是一种以口语为媒介形象生动地呈现新闻的传播景观，其突出的特点是以“视”“听”的媒介感知方式营造了一个“超越性的声音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民众的知觉聚焦于听觉内容，听觉又受到视觉内容的影响，或被“强化、协助，或相反被其扭曲、干扰或至少引起变化”，而这些影响又会投射到听众的知觉上。民众在听演员“唱新闻”的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是主动地倾听，另一方面所听内容又都指向演员的演唱内容，信息传播方向可实现聚焦和定位。更重要的是，民众在“看”与“听”的过程中也聚集起来，容易形成有力的传播情境。民众在“看”“听”新闻过程中，“连连骂声和唏嘘声等就是相互间情感交流的表现”。[20]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负责流动宣传的剧团表演就具有“演”“唱”新闻的性质：表演的内容一定是与新近发生的事情或当前存在的问题有关，具有较强的新闻性。演员不仅要说、唱，而且要表演。1938年曾在晋西北演出的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就“结合歌咏、演说、时事报告等”，“以灵活的街头剧形式进行了诸多戏剧宣传”。[21]孙犁曾这样评价华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后出现的活报剧：唱歌、对白、舞蹈、演说且配合音乐融于一体，“以趣味的方式报告新的社会情形、政治消息、学术思想、军事行动”，效果超过了报告文学。[22]（76）这种对新闻的形象演绎，弥补了文字和一般口语交流的缺憾，在情绪感染及唤醒民众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媒介动员的传播效果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对戏剧等传统娱乐形式的改造，以及充分利用口語传播的优势开发演讲、谈话等形式，再次恢复了人类交流史上的口头传统，并将这种传统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同时，根据地报刊、书籍、小册子等文字传播形式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在根据地传播的逻辑性和一致性。这些动员实践充分利用了各类媒介的感知偏向，将口头形态和书面形态相结合，也因此产生了丰富的文化成果。

1. 打破了抗战初期主流信息传播的政治边界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传播活动改变了当地民众的信息获取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主流信息传播的政治边界。这种边界的消失，不仅意味着民众可得到个人及村庄以外的各种信息，从而形成信息共同体，也为民众的政治认同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在根据地建立前，由于抗日根据地所在地多为偏远、闭塞的农村，多数农民文化水平低下，所以农村没有书报，更少有人能阅读。“山西上党地区，‘战前连一份报纸也没有。抗战爆发后，长治城里才出现了一种由商人把无线电广播的新闻抄到纸上卖钱的事’。”[22]（41-42）同时期国内发达城市及省会城市的报刊发展比较成熟，形成了印刷媒介为主导的媒介格局。因此，当很多政治、社会信息通过报刊传播时，无形中也形成了一种政治边界，即无法获取且无法阅读报刊的群体就被排斥在外。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书面与口语两种互相结合、互为补充的传播体系后，这种长久以来的边界被打破。其利用口语介质不受文化水平限制、偏向情绪动员的特质，建立了以宣讲、街头剧、谈话等形式为主的口头传播体系，同时辅之以报刊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的文字表达，使得无论什么阶层的民众都可获取政治信息，且以适合自己的方式理解这些信息。特别是各种口语传播方式契合了根据地民众文化水平低下的现状，为普通民众与抗战信息的对接提供了重要的载体。

到抗战中后期，看报已成为农民精神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武乡群众说：‘《新华日报》《胜利报》，人民群众最需要，你要不读新华报，国家大事不知道’，‘一天不读报，啥也不知道;两天不读报，等于睡了觉’”，“在晋绥抗日根据地，‘个别地区的群众，已开始自订报纸’。《新华日报》华北版，村一级就可销售1 020份。”[22]（41-44）由从没看过报纸，到将看报融入日常生活中，这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媒介动员密切相关。

2. 塑造了抗战初期根据地的政治共同体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各类媒介内容的接触，根据地民众围绕这些共同的主题、内容、事项进行讨论的同时，加深了彼此间的感情共鸣，也“加强了乡村社会的联系”，[23]产生了抗战时期乡村的公共话语，极大地影响了民众的政治参与，从而形成了乡村政治共同体。

这也意味着抗战初期根据地民众开始关注除个人生活以外的其他领域，实现了与时代、社会的同呼吸共命运。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各类媒介的接触，根据地民众开始感觉到自己“与社会、与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改变了一直以来国人“信而好古”“以历史来考当下”的社会思维，从专注于过去而转向关注当前。同时，对根据地民众而言，中国共产党的书面及口头媒介还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场景和信息场域。根据地民众可在不同场景中与其他看到或看不到的人“在同一时间内关注同一事物”，使边区这个偏远的“边陲”可与“国家的中心”保持“同一种感情和同一个搏动”。[24]

在这种媒介力量的作用下，即便在各方面条件都不太成熟的抗战初期，民众的思想和意识也发生了极大转变。战动总会游击一支队的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当面对总会妇女工作团的问题“为什么当兵”时，被动员参了军的青年民众这样回答：“是为着‘创造花花世界’”，他们“下乡也能对老百姓说抗日的大道理了”。[5]（908）

结语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群众口头语言的力量，在抗战动员中将报刊语言、戏剧语言等进行口语化改造，其社会影响远远超越了以往精英们的文言文，实质是对口语这种介质传播力量的重视。以口头载体为主，抗战时事与政治文化理念等的通俗化、形象化传播，满足了根据地民众的需要，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5]也使中国共产党从情感上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因此，在抗战期间，“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常常对中国共产党善于口头和书面宣传的能力颇感无奈”。[13]抗战初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摸索诸如此类动员方式的初始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媒介活动，不仅改变了根据地民众的信息获取习惯，优化了这些偏远农村的媒介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在形成新舆论空间的同时，也促进了根据地民众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形成。通过口头和书面两类介质的组合传播，抗日根据地所在地“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话语空间”，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都能够看到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事实并提出意见参加讨论。[24]这个过程也是抗战前很少关心政治的根据地民众共同意识形成的过程。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语言文字等介质的改造，推动了抗日动员表达方式的转变以及文化权力的下移，为中后期抗战理念等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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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 Perception Bias of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HAN Xiao-fang1，2（1.School of Marxism，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2.School of Journalism，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Media is not a tool waiting for people to use passively， but an important force that has changed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of society and endowed the audience with new forms and significance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paradigm of new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his paper takes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discusses the "Extensive Media Use Concep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uses the media perception bias to carry out perceptual and rational targeted persuasion and other super media skills for the people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order to deeply tap the  resource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t also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media mobiliz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anti-Japanese base area; social mobilization; media perception; bias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历史哲学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研究”（14YJA710006）

作者信息：韩晓芳（1980— ），女，山西神池人，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抗战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