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抵牾与知识解组
——论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的青年学生批判话语*

朱天一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开始了文学创作上“重写湘西”“深写都市”，文体实验上“抽象抒情”“老话新革”和社会运动上“重履五四”的努力。[1]87-96沈从文的写作高度依赖“个人经验”。[2]182而在个人记忆的具体深掘上，与过去写作实践一脉相承，但形上思辨色彩显著加强，“抽象”而“孤独”的思考方式反映在文体实验之中。“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不同文体间的杂糅和综合”更成为其突破文体论维度，超越“封闭性主体”的一种与世界的交往方式。姜涛曾指出：沈从文借助“重写湘西”，既在“有情”与“事功”的结合中企图“重造自我”，又隐含了其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如何调动不同阶层、不同个体内在活力”等社会学层面问题面前所遭遇的困境。[1]87-96而在“重写湘西”之外，沈从文也对自己原有的野蛮粗粝，单纯强调欲望贯彻的人性论做出了修正。(1)1942年，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谈到自己有写湘西“十城记”的打算。新文体实验方面，沈从文这一时期的《看虹录》《摘星录》等作品或叙事含混或技法绚丽，且吸收了精神分析和传统小说的志怪、传奇元素，曾引起争议。当时许杰等人批评理由主要是“题材上与抗战无关”和“有色情倾向”，余斌指出：这其实是“沈从文不满足于此前的成就而作多文体的创作探索”。[3]43-44关于“重建五四”问题：沈从文以“天真”和“勇敢”两要素来理解五四精神。希望“文运与教育”的联手，重新唤醒这一晚近形成的传统。[4]81沈从文也陈述了自己写作上的困境：在抗战中，“什么事也不能做，写了那么多‘老话’”，甚为苦闷，言外之意是“求新”。[5]333

如将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所写的《芸庐纪事》等文本被优先突出的地域性做悬置处理，从普遍社会层面观照沈从文的相关写作，讨论其文学书写与社会运动倡议间的联系，重新审视文本内向来被忽视的角落和罅隙，或可产生新的问题域。重写湘西、深写都市之外，沈从文如何以一种整体、静止眼光审视“恒定之人”的社会身份、使命、困境，是人性论革新的方式；而如何理解、想象、建构作为“变动之人”的青年学生，则成为这种思考面向的旨归。对研究者而言，这也是理解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写作，及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性教育理念的重要问题线索。此时，沈从文笔下也开始出现作为湘西边地闯入者和都市生活中堕落者的青年。笔墨所及，无论《芸庐纪事》《动静》中的流亡学生，还是《烛虚》《摘星录》中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都笼罩在作者尖锐的批判性话语中。美国学者金介甫曾评断沈从文擅长“社会寓言式”作品，却不能给醉心于“梦寐以求”地“投身于政治行动”的青年以“激动”。[6]299但是否可以就此断言，沈从文与青年群体和社会革新的欲求相脱节呢，沈从文的写作是否真的没有引起此种“激动”的努力呢？在沈从文身上，寓言与现实的辩证关系本就耐人寻味：越是竭力经营抽象，也越是为了停驻视线逼近现实；生成寓言的过程，正是为了符码的单一可解。这是否说明，在“高调启蒙”之外，沈从文采用了另一种与青年对话的策略？这是本论文所期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之处。

那么，西南联大的社会身份及抗战背景下与青年学生的交往如何影响沈从文的写作，其对当时青年普遍的思想状态有何认识？有何希冀？有何遗憾？而相关的青年学生书写折射着沈从文怎样的心态？其导引性倡议反映着怎样的人际纠葛？又以何种方式，从侧面建构着西南联大的形象？我们将力求回到历史现场，透过其青年书写现象，文史互证，兼采社会学“阶层研究”“公共想象力研究”等方式，抽丝剥茧，力求客观还原、反思西南联大形象、沈从文文学记忆及历史维度的青年问题三者间的互动机制。

一、学生形象的丑化书写与训导者的“无益之业”

《芸庐纪事》中，曾写到一伙因抗战而内迁的学生。他们隶属于“中央政治学校”，到“沅陵后再进行集中”。(2)中央政治学校1927年5月在南京成立，初名中央党务学校。直接隶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9年更名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4月与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更名为“国立政治大学”。[7]190-191他们在外地依靠出版物中的“迷信传说”想象湘西，仿佛并非因抗战流徙，他们进城目的就是“观光”。他们眼中这里“比桃花源有意思多了”，他们渴望偷窥娼妓和水手的私会，学生的对白更加露骨粗俗，可以看出沈从文对这些青年学生于湘西世界的入侵毫无好感，嘲讽鄙夷之情毫不掩饰。其中一个“哲学家模样”的学生调侃本地人道：“这才是人物，是生命”，是“中国版的人猿泰山”，其他人听到这种“抒情的赞美”，也都充分利用这个“谈天题目”，可见，在沈从文看来，这种无礼而无知的学生并非个案，而在当时具有普遍性。[8]210-214另一名学生与商店中人发生争执，不但言语无状，甚至还动手打人。小说中的“大先生”就是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1942年9月8日，沈从文给沈云麓的信中曾谈到“刚在写的叫《芸庐纪事》，拟写十万字，专写你的笑话”。[5]408)，前述那个“哲学家模样”的学生，看着沈云麓是个“猥琐”的小个子，就扔出手中的书来打。十分具有戏剧性的是，那本书竟是沈家“二先生”(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幸好某位团长路过，欺软怕硬的学生才道歉离开。外来者想象湘西的美好，却在不自知中破坏美好，对于沈从文而言，故乡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真实与虚伪，高尚与堕落。

而《动静》一篇中，沈从文仍然不吝篇幅地对学生的种种出格行为进行批判。曾写道：几个“到党部开会”的中学生与青年军官发生冲突，言语攻击对方是“荒淫无耻的代表”，而在了解对方身份后，年轻的学生们又转而醉心军官口中的前线故事，前倨后恭。这些从未离过学校的学生，“把战争”抽象化，结合“美丽同恐怖”“荣誉或悲壮”的想象，当做是“动人伟大诗歌”。然而战争不过是一种“生”与“死”的事实。这些“学生时间一久，逐渐恢复了“读书人对军人的传统观念”，甚至企图给身边军人以“特殊教育”，从始至终，这些学生身上充满了“浪漫情绪”。[4]257-258异曲同工的是《乡城》一篇写学生服务团下乡，这些“年青男男女女”，很是“热情兴奋”地下乡宣传，反而使得乡村大摆酒席，浪费时间金钱。“乡下人”只听得女学生唱得“很好听”，写的美术字“歪歪斜斜”很奇特。[8]210作者在小说后附白，或许他们在教育乡下人之前，还要“先跟乡下人学学”。[8]214

《摘星录》《虹桥》等作品则与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生活经验更为密切：其中对学生精神状态的想象延伸至城市生活领域。《摘星录》借知识女青年生活中的“空虚无聊”，折射学生总体性的堕落状态。大学生“对于生活做最近代的想象计算”，却是在爱情和职业上如何“混下去”，最终“读书毫无成就，头脑糊糊涂涂”。[8]353那些“所谓命运，正是过去一时的习惯”加上“性格弱点”促成的。[8]382《虹桥》则是一篇有寓言色彩，讨论教育与人生问题的小说：1941年的云南省西部，四个大学生在“跑警报”中毕业，怀着“创造事业”的“热情梦想”向国境南端的偏僻地域行进。[8]384他们目睹高山和虹桥的奇景，用“荒野、豪华，而又极端枯寂的自然来滋润”心灵，终于抛弃了课堂“讲义”和“城市中的普通人”生命的“空虚”。[8]391许渊冲回忆，当时沈从文曾教汪曾祺“以山头胭脂作脸上胭脂”，想来，以虹桥的壮观，自然作为最好的老师，否定僵化的学院派教育，当为此小说本义。[9]113

散文集《烛虚》中的青年批评更为尖锐，沈从文聚焦于“从小学到大学”，人的逐渐“软体动物化”，对于大学女生做了太太，却只知“带金子”来昆明，以打牌等方式“消磨生命”，学校的男女同学放下了“千年禁例”，五四以来“争自由”的观念被窄化为“求性的自由”，沈从文开始怀疑“重新做人”究竟是要青年做什么样的人？(3)在社会见闻和思想传统之外，沈从文在大学教育对人的约束上的矛盾态度，或许也与自己未受学院教育，自由生长的青少年阶段生活经验有关，反映出其倾心无拘无束的文化性格，和与教育权力架构、权威话语之间的抗争，进而倾向于生成了一种将学生规训与再解放联系起来，做一体两面的讨论。对于以上文本，查其细部，主体对客体的尖锐批判之外似乎还有弦外之音。

如《芸庐纪事》中，沈云麓对闹事学生说：你们说自己是“委员长的学生”“又有哪个不是委员长的学生”，反问学生“打人”是“什么人教？”(1942年《文聚》登载版)。短短几句话呈现出的是学生对于真理的盲视、对于权力的崇拜，他们需要借助一种来自官方的权威话语来提升自己表达的信心。到1945年《芸庐纪事》重新发表在《人间世》上，此处增加一句：“什么人教？张奚若、钱端升？”张、钱皆是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是沈从文的同事，也是当时中国最高学府的招牌教授，联大学生自编的《联大八年》中将钱端升放在102位教授的首位进行介绍，形容钱具备“特有的刚直和正义感”，而“值得我们年青人学习”。[10]222介绍张奚若则强调他对社会不公“敢怒敢言”，对待同学却“亲近和蔼”。张奚若和钱端升还是沈从文1937年离开北平路上的同伴，沈与钱共同办过刊物，可以说并不存在可考明细的矛盾。[10]228-229那么，沈从文为何要在修改时加上两位现实中联大同事的名字？恐怕一方面是为了表现沈云麓热心时务，且对当前教育界人物相对上心。另一方面，则暗含着这样一种同代人的想象性判断：以张、钱为代表的教授，所讲授的内容或许正确，但在教育上，普通青年学生的接受却是微弱的、堪忧的。沈从文眼中的“不少青年学生”，为了“生活出路的忧虑”，都“一齐向政经系跑去”，却只感受到“社会的沉闷”。[11]364“崇高含义”往往为“物欲杂念”所代替，学生“在学校习政治时”往往能体会到“庄严”，但“一到社会”上，便染上了“肮脏虚伪”的习气。[11]286恐怕包括沈从文自己在内的老师，都会产生自我批判的意识：即当时的大学教育是否能成功塑造人？流亡学生的行为在消解抗战的崇高化之后剩下什么？权力意识和独立精神究竟何者在彼时对青年的成长起主导作用？

沈从文对自己作品被用为导游图性质，深感不悦。是否可以说那本打到沈云麓身上的《湘行散记》对青年而言已经沦为“迷信传说”的文本？这是沈从文对自己早年写作的反思。“多情水手与多情妇人”的故事，是否已经成为对青年有害的描述？[12]257重写湘西是否可以理解为，旧的湘西已经老去了，而不愿让青年与《湘行散记》同老。自己眼中原本作为边城的淳朴善美，是否在向外传输的过程中，于青年接受层面出现了舍本逐末的延异。

上述文本在角色群体上，广泛涉及大学生和中学生。我们可以据此归纳，沈从文对当时青年学生的具体批判主要包括自私自利、势利短视、学不致用、虚伪油滑、理想欠缺等等方面。而宏观上，沈则看到一代人价值追求的庸俗化、社会行为的政治化，以及待人接物的实利化。其对青年之忧，最终归结为教育之忧，所要反思的内容，也延伸为学校教育的失败。包括西南联大在内：学生个人道德发展的畸形，学校教育仅涉及书本的理想化，知名教授言论与社会大众的隔膜和脱节等问题。更反映出，沈对学生背后之训导者的质疑和批判，隐含着其与西南联大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在教育理念上的深刻分歧。

抗战背景下，沈从文眼中“空洞的论文”和“不通的演讲”充斥在大学间。其效果还不如一片“黑云”给学生关于“痛苦”联想的“无言之教”。[11]309大学本身作为“科层制共同体”，以“抽象经验主义”支配“学术操作”的“劳动分工”为合作方式，同时生成一种“指导自己的学生”的“专业圈子”。[13]112-114沈从文对此种师资组织形式的怀疑恰恰基于自己的“人性论”：大学之成败不应以单一知识传输、考试成绩的高下和著述生产的多寡来衡量，更无关于学生在社会参与上是否热心的表象，而应当回到对“人”的塑造效果之追问上。教育应该“侧重养成良好的人格”，以“圣人不仁”的不负责心态则会“成就”各式各样的“坏人”。[11]256用语颇重，可见其痛心疾首的程度。沈从文也不止一次提到希望西南联大能做制度改革的倡议，认为要真正实现“人的教育”，“大机构”需要在“优秀脑子的分工”基础上，做到“超越小功利向更远大目标”[11]296。而在这个过程中，“先生们”还要“改造你自己”，忘记“大学教育”“身分”，首先要学会“作个人”，除此之外，其余“全是空话”。[11]384-385

抗战结束后，回归北平的沈从文，仍将自己的写作看作是“游离于现代之外”的，对“学生教育”促动甚微的“无益之业”。[5]451这反映了作为训导者身份的沈从文对于学校教育成效和文学伦理输送之间的双重悲观，一种对于以往青年感召媒介的总体怀疑，那么是什么原因催生了沈从文的悲观呢？

二、不快的青年交往与“絮叨者”语式的纠缠

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沈从文对“联合大学”景况的认知是：“大有一番新气象”。[5]256而到了昆明时期，却是急转直下的悲观：五四以来“人的文学”彻底沦为口号、“鬼神迷信与性的禁忌，在年轻人情绪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4]11昆明街头到处可见“雄身雌声”的青年、大学里到处充斥着“知识阶级”的“玩牌声”。[4]36-37沈从文的青年批判，并非在象牙塔中，自内而外纯然想象性的描摹，而与其现实中与青年学生的交往密不可分。(4)沈从文还专门写过《读书人的赌博》《真俗人和假道学》等文，批判身边“知识阶级”普遍对于“生命即无一较高的理想或目的”，彼等的牌局无异于“集团自杀”。[11]370这种对周围同事的批判态度，或许也与沈从文入职西南联大时经历的坎坷有关。1939年6月，西南联大最初仅准备以“助教”职位聘请沈从文，沈从文觉得“职位过低”，又与朱自清等人“商谈”多次，斡旋半月，最后在师范学院任副教授。[14]75-80沈进入联大，校内“反对声也很高”，甚至还引起了部分“搞新文学创作的人”的“不满”。沈从文在杨振声之后开设“各文体习作课”，主要特点是重视让学生进行写作“实习”，这与其他老师重视系统性教学、知识传授的方式明显不同，李光荣指出，其中包含沈从文在教学中“扬长避短”的策略选择。[15]45-52策略和姿态的标新立异或许也是沈从文内心对抗态度的外化。此外，师范学院与中文系虽分开聘任，却因学生较少，部分课程相近，学生经常一起上课、教师相互开课，因而沈在许多学生的回忆中经常被误以为是中文系教师。[14]75-80沈从文接触的学生面非常广，不仅仅局限于师范学院，历史系的程应鏐、外文系的许渊冲等都曾回忆听过沈从文的课。沈也曾指导文聚社等学生团体，其中经验也成为学生负面书写的素材。

沈从文对当时学生的总体负面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西南联大生活。我们在今天，穿越那些对联大仰视视角构建的美好想象，看到沈从文的批判也有其现实针对性：如男女关系的越轨问题，当时许多学生制作的壁报都在抨击此类现象。社团活动中，西南联大的“热风”壁报曾作题为“灯红酒绿，卿卿我我”的漫画，抨击男女无界，女生怀孕等问题，配上“老教授谆谆告诫”。[10]1761940年更有“联大女生无耻”的漫画，因表述过激引起全校女生不满。[10]182这些漫画也反映了师生间在伦理观念传递上的断裂；再如“打牌”在校内作为娱乐等情况也属事实，朱自清、浦江清、张奚若等教师，许渊冲等学生的日记中均曾记录过此类娱乐方式，只是有时有晌的调剂不应过分苛责。[16]6此外，鹿桥的《未央歌》中也提到有不少学生毕业后走上赌博堕落或发国难财的道路。[17]224-225这些问题确属事实，但不应该成为对一代人的粗暴判断，从程度上看，沈从文对西南联大的负面书写不免有小题大做，言语过激之处。道德品质之外，沈从文对彼时西南联大大部分学生学习成效的评价也不高，如1940年，沈曾提到一个被身边师生广泛赞誉为“哲学家”的“小朋友”，不但“语体文”水平糟糕，甚至“事实上什么书还都看不懂”，出了两本小册子故被师长目为“青年哲学家”，这实在是“可悯可笑的现象”。[4]57无独有偶，《芸庐纪事》中，闯入湘西并投书打沈云麓的青年学生也是“哲学家模样”。可见沈从文心目中彼时学生的丑化形象之媾生，基于道德、术业等多种现实负面原型的共同作用。

在西南联大生活中，沈从文身边并非没有他满意的学生。他曾不止一次夸过汪曾祺、“小五哥”张寰和、萧乾彼时的恋人王树藏。[5]391也有不少学生表达过对沈的好感。但沈从文却并不承认这是学校教育的成效，他认为“一部分学生比较好，其所以好，还是在教育以外，得了点看杂书的益处”。[4]56据许渊冲回忆，如汪曾祺、程应鏐等学生“对沈先生评价很高”，许渊冲读沈的小说虽“觉得一般”，但也仍然认同沈所提出的：“一个人应该平庸一点，不应该脱离人生，而应该贴近人生”的训诫，并有所思索，许渊冲那时时常自我反思“读书人或学生是不是庸人”，以及青年应该如何“自立”等问题。[9]112-115可见，联大师生的生活和志向并不像沈从文描述中的那样不堪，沈从文的判断实是悲观过甚。

沈从文青年批判意识的另一成因，依托于其与湘西世界的联系。在西南联大时期，沈云麓成为沈从文漂泊在外与湘西世界的纽带，两人之间的书信，除了生活遭际的交流，还广泛涉及家乡建设、国家前途等问题。从叙事结构上看：《芸庐纪事》中作为湘西边地入侵者的青年无论私德如何败坏，如果没有导火索，就无从爆发，冲突集中爆发的方式是与沈云麓这类本地乡贤的抵牾。而现实中，沈从文也曾不厌其烦地呈现湘西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差异，为外来者提供进入湘西，保证“安全和快乐”的“常识”。[17]355而在沈从文的许多文学和社交文本中，作为家乡守望者的沈云麓正是这些常识的承载者。沈从文的许多友人到湘西，都由沈云麓接待，沈从文多次提前写信请沈云麓帮助安排。如果将湘西看作交际法则不同于凡世的异境，那么，沈云麓则承担了引路人功能。如：1937年10月，梁思成、林徽因游历龙兴寺，沈从文曾致信沈云麓，请他设法在当地各处疏通。又如1937年12月，沈从文拜托沈云麓给初到沅陵的张兆和姐姐及老太太找住处。沈从文并非不欢迎城里人到湘西去，而是对他们有亲疏之别，体现出一种对于“外人湘行”的强制示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8月，沈从文在信中向沈云麓特别介绍了汪杰(窦祖龙)：他“是兆和与我都极熟的小朋友，十年来都在一处，人极自重好学，和小兄弟一样”[5]404，并借此请兄长照顾。沈从文需要特别“证明”后者品行端正，是否说明沈氏兄弟在彼时已经对外地入湘西的青年有所戒惧呢？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性文本中那些来湘青年对沈云麓这种乡贤的不尊重，对于湘西生活的消闲娱乐化理解，与底层群众的隔膜与书信中的导引存在一种互文关系。

同时，沈从文西南联大时期与大哥沈云麓的通信多提及身边晚辈的成长问题。1938年6月，沈从文给沈云麓的信中似乎回应兄长如何建设家乡的问题，语气极重，言语中透出痛心疾首：自己势要“更想法输入理念，不能坐视家乡糜烂”。[5]228他还指出：“家乡事最紧要的”，还是“年青的学好”“一事不能疏忽，一时不能因循”“凡好的、有益的、需要的”都极力去想办法，或跟着做[5]312。说到大学深造问题，沈从文不无叹息地感慨“可惜家乡人无此机会，老少多坐以待毙”，对家乡青年来说到大城市“读穷书挣扎实在相宜”。[5]228沈从文用词很重，可见，在其看来，如不进行大学教育，则家乡社会前景黯淡。沈从文既把大学教育看做重造湘西的方式，又愤慨于教育资源因城乡差异造成的不平等。这就存在一个矛盾，沈从文既反思了大学教育的失败，同时又认可大学教育的重要性。这似乎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沈从文多次抱怨“照收入说，教书最苦”，但仍然“不想与学校离开”，因为教书“总还是与理想工作相衬”，语气十分无奈，大有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意味。[5]407其所说的“理想”恐怕还包含着对于青年能够直接进行言说的便利性。

那么，当青年离乡求学以后又如何？这似乎是一个和“娜拉走后怎样”分量一样重的问句。沈从文后来与沈云麓的通信中，多次指责家乡出来求学的学生“大少爷习气未除”“难望正经向上”，悲观的断言“即有好学校亦不能成一好学生”。[5]362又举另一女生：“来到昆明”“不知来此有何意义”，每日只想着“一路玩下去，想象之古怪，亦复出人意外”。[5]3581940年的一封信中，谈到一家乡子弟更是言语激烈：“与其这样读不下书，不如接回去”，批判另一李姓学生“最好莫再走捷径，让家人对读书有不好印象”。[5]383这就存在第二个矛盾，理想中青年主动塑造自身的效果难以实现。沈从文眼见：被寄予厚望的青年，现实中却于都市浮华的浸淫中走向堕落。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这一时期关于青年培养的文章和信函，蕴含了一种从私人问题到公共问题之间存在的，由此及彼的升华性逻辑，一种“文科教育者”不断地“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论题”，并将“公共论题”进一步转化为“类型个体的人文意义”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种紧迫的“政治职责”催促下，将“枚举”周延为“穷举”的，依靠激烈语气“打动个体”的争辩术。[13]206-207

三重矛盾一直困扰着西南联大阶段的沈从文，成为他思想上打不开的死结。米兰·昆德拉说过：“青春的运气好一些：青春不会被错误压倒”。[19]221但对于沈从文而言，青春的错误却难以宽恕。他以静止的，单向的视角观看青年，而眼前的错误足以压倒整个人生，青年亟待完成一种自我革命：“从事实中获得教训，希望由虚浮变得结实”。沈从文自己则是“用生命投资到年轻朋友‘人生观重造’上”，这种表述无疑带着几分偏执。[11]364-365沈从文一直强调自己是“亲眼”看见“衣冠整齐的男女”走向堕落，反复强调自己经验中的“事实”。沈在多个场合冀望“小一点的朋友”能在他们手中完成“五四的接力赛”。[5]458以至于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背景下，他大谈启蒙而似乎远离了救亡。因失望而表达消极，因孤寂而行止离群。这种激烈表述似乎适得其反，在彼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墙报上，学生反倒批判沈从文“打起消沉的旗子”了。[20]167-168青年的无动于衷，甚至对沈的误读，使得沈在联大时期显示出“自卑与自负”兼而有之的两歧性。[3]176-178这是沈从文的“彷徨于无地”。

在对现实的关切之外，沈从文对学生和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之形成，也受到其人生阅历和认知逻辑的直接影响。 沈从文幼时，家中大人多选用“道德方面毫无瑕疵”的好书，而他自己的兴趣却只在：“医书、兵书，文学上只爱《西游记》”，沈从文对学校教育和生硬的知识传输的抵触在儿时便有端倪。沈还把“水”看作最重要的“导师”，水给予他富有“传奇性”的“离奇教育”。[4]215可以看出，在认识论上沈更重视格物和主客之间人的体验活动。沈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是联大国文教材中的选文，相同的经验，其也致力于传输给下一代学子。沈从文强调“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21]253这样的认知逻辑决定了他注定对当时的教育体制产生怀疑。此外，沈的军旅生涯和北平求知的经历，让他对苦难和梦想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他在西南联大的入职经历也十分坎坷，因为不像一般教授，有“饱学之士”的招牌，求职时，杨振声向朱自清推荐沈，后者则直言“甚困难”。[16]28除了入职时的“助教”职位和由中文系到师范学院的风波外，直到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沈还曾被刘文典“公开瞧不起”。[22]83这也是为何沈一直强调“忘了你受过的大学教育”，先得“作个人”的原因。[11]384-385沈从文对于教育与学生之弊，不留情面地批判与其在联大不愉快的经验也有关系。

从沈从文书信中对家乡青年的希望破灭——到小说文本中对一代人不留情面的批判——再到散文、文论文本中对眼前昆明教育的不满，多文体间、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的批判性互文，构成了一种过犹不及、彼此粘连、高度抒情化的网状结构，沈从文对五四精神在各种场合不合时宜的反复解释，和对应于诸种“事实”，令人眼花缭乱的负面阐释，很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自己的青年批判话语。沈最终成了反复言说自己的教育理想，又显得“不合时宜”的“絮叨者”，而随着历史远去，他曾经宏大的政治抱负和青年规训理想(也是其“事功”追求的重要部分)，只剩下大众误读中“抽象抒情”的架子。

三、“尺度演绎”与“代偿机制”下如何重构五四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沈从文的青年规训虽强调对于“事实”的针对性，但其对于“知识”和“启蒙”的理解却总是割裂的。两者甚至是相对立的。沈从文习惯于枚举“事实”案例的语体风格，从另一角度看，又是以生活中的“事实”排斥书本上的“知识”，我们发现“知识”在他的启蒙叙事中缺席了。当启蒙者因知识获得的光环被褪去，启蒙又当如何发生？偶像和榜样的力量走向消解后的启蒙又该以什么为价值尺度？这里隐含着沈从文青年批判思想的第四个内在矛盾：吾谁与从的问题。

沈从文早在1935年给吴宓的信中说“我的年龄学问比你少得多，可是对于观察人事或者冷静一点，也就明白一点”。[11]194-195在《情绪的体操》中又说：“书本知识可以吓学生”和“骗学生”，但却让人“害了精神上的伤食病”。[11]217“知识”何以与“骗”画上等号？沈从文也有学术实践，不可能真的鄙视知识，但这一表述却呈现出，他在身份认同上与高校教师身份的知识者群体的分裂。(5)沈从文对知识及学校教育的理解十分矛盾，并随时间有所改变，其对自己作为与知识打交道的“学者”身份也并非全无认同。如沈从文1982年在吉首大学的演讲中对自己身份的介绍是“考古专家”，而自谦“算不上什么作家”，他个人对于大学教育服务于家乡也寄予厚望，“很希望它(吉首大学)更快成为对湘西，对自治州特别有贡献的崭新的学校”。[23]1-5

沈从文想要依靠“情绪的体操”这样因人而异的概念，去取代五四以来，由教育制度保证，所谓具有一般性的知识尺度，是以此之长换彼之短。将五四精神的原初价值尺度，窄化为勇敢、天真、结实等随时变易的价值范畴。此中反映出了同一时空中，同一教育机构内严重的共同认识的分歧问题，这种分歧背后隐藏着，权力角力和阶层角力，以一种校内话语权竞争的方式在训导者队伍内悄然发生。沈从文因承认自己在知识上较之其他“名教授”的短板，隐含着其对于西南联大文化共同体以“知识”作为精神团契和价值尺度缺乏认同。沈从文因而不断强调以其他范畴对作为权力符号的知识作一种替代，沈从文强调：

如今老年人好像已不能为后人思索，年轻人又还不会来自己思索，有知识有理性的中坚分子则大多数在不敢思索情形中鬼混下去。[11]204

沈从文眼中“知识阶级”对于一切社会问题的“漠视态度”，根本上也是由于“不思索”。由此，沈希望建立一种以无规定性的“反思”取代一般的“知识”的精神团契。[11]204也因此才会有“照我思索可以认识人”的认识论，这也是沈从文的青年规训看起来无固定内容的原因。既包含沈对群体性身份认同的拒绝，又包含个人对于以往理想的委弃。沈从文的个人危机，是否可以理解为：其洞悉到一定范围内，社会解组趋势的存在？(6)罗伯特·K.默顿界定：社会解组(Social Disintegration)是指一种社会系统中出现的“阻碍了某些集体和个体目标实现”的“异常情况”，一个群体或组织中的地位和角色的结构不能有效运作，以达到价值目标，这是关于“社会系统运作的一种技术上的判断”。[24]77-79我们或可更进一步，以知识共同体内个人的被压抑来说明沈从文在个体与群体中间的归属感危机及衍生的对于知识有效性的怀疑。

沈从文自我割裂于学院派知识共同体之外的根本原因，也在于一种对“内省性反思”的绝对认同。沈从文思考着，自己究竟是站在张奚若、钱端升的身份立场上，做高校制度中追求“事功”的知识人，还是做一个追求伦理效果，胜过知识灌输的“启蒙者”，这似乎已经从职业意义上升为人生观层面的选择困境。

训导青年的实现，首先要解决训导者的权威如何树立的问题。训导者的媒介缺失与青年学生的接受断裂，使得沈从文不知道以何种方式对青年有效输出理念。沈从文期待重构父辈、师长的权威，而又希望以个人魅力/作品争取更多学生。徘徊在韦伯所谓之卡里斯玛型(charisma)与法理型之间，而没有归宿。[25]351为了调和这种矛盾，沈从文只能不断追溯五四时代作为教师的知识分子，那种曾经存在的“号召力”话语的源头，为自己的言论“赋魅”。证据是沈从文在与沈云麓的私人书信中，曾毫不掩饰自己宏大得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和话语自信：“若国选推行”，自己“或在学生中有千万票”。民主制度是沈从文追求重建法理型权威的指向，但话锋一转，又谓此想法太过理想，转而联系到自己，身边同事“大家做五四纪念文章”，而自己“有五十本书”，一年间“却不曾得过一百元版税”，他由此判断，国家前途或在“五十年后”才能有“进步的情形”。[5]383-384沈从文这番由个人感受推及国家前途的想法，逻辑上并不成立。其中蕴含的隐微意涵是：联大同事们对于五四精神的理解及对学生的传授，均与其见不适。沈的青年批判，毋宁说是另一种，塑造突出的个人魅力和权威的道德主体的方式。

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高频率地提到“五四传统”。然而吊诡的是，当五四运动发生时，沈正跟随军阀部队在北京的上千公里外“驻守”和“清乡”。[26]9-10五四时的沈不在五四运动之中，甚至连外围受影响者都不算。因此，重访五四，和对五四的再解释，成为一种借助给自己“对表”，进而延伸为向他人输出焦虑的过程，可以看做主体失落于重要文化运动的代偿方式。张新颖曾指出“沈从文与五四，不能纳入他那一代人与五四关系的大叙述模式中，应该就从他个人来说。这个关系也不固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27]101在这种策略影响下，在言说的不稳定中，沈从文对自己与五四关系的追认，显得杂音甚多，许多言论虽称本于五四，其价值尺度、言说方式、受众期待等因素却不尽相同，细察之可发现：

沈从文虽然深慕五四对于“国家重造理想”的历史作用，但其青年规训之路与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的策略却多有抵牾。[8]241五四时期政治宣传依赖于“知识”的铺垫作用，而沈从文希望将此中介直接拆除，靠主观性的“思索”来代替“知识”对人的规训作用。因此，沈对五四精神的追认和选取存在单一化、缩小化和主观化的问题。通过分析沈从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论对五四以来思想观念的引用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其部分认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胡适的“怀疑精神”“由国民性决定论到制度先行论”；徐志摩“对现世光色敏感”的“抒情论”等思想，又加以自己的阐释，将国民性改造、审美经验、认知方式等不同层面的话语型构皆统括在“人性论”的框架内，实际上在杂糅中缺乏对多重矛盾的弥合，因而时常显示出对同一观念解释的不稳定性，这是沈对五四态度时常起伏不定的根本原因。[28]252新文化—五四运动能够迅速发展的前提是清末民初的思想真空和社会的“非组织化”，文化矛盾在于“非组织”与“新秩序”之间的角力，而到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其青年“启蒙”所关涉的核心矛盾在于“地位与角色责任的冲突”，是“已有秩序”和“解组向度”之间的冲突。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言说策略重在以榜样示范青年，是一种依靠树立“榜样”的“示对”方式，引领青年的具体模仿，如《新青年》早期多以名人为封面，或插入大量格言，且“国内、国外大事记”等板块以大量示范性内容规训青年。沈从文恰好完全相反，他反对“英雄崇拜”，将一切偶像视为“迷信”，这种决绝姿态显得滞后而不合时宜，既以激烈的“批判性”和“示错性”为主要方式，又不契合学院内的教师话语模式，反而让学生接受起来有所困难。[29]136

沈从文眼中“知识解组”的发生，除去主观感受上，在知识者群体内的“孤寂感”，还涉及自身对青年行为是“越轨”还是“遵从”判断上与五四时期已形成价值的抵牾。“同一行为”既可以被认为是“越轨性的”，也可以被认为是“遵从性的”。[24]77-80因此越轨行为最忌被抽象描述，很容易变成逻辑学上的双方难以达成共识的“随一无体”。如西南联大青年的自由恋爱，和当时学生毕业后的实用主义等问题，换个角度却符合陈独秀当年所主张的“婚姻自由”“实利而非虚文”，而在沈从文眼中却成了伦理失范、教育失败的明证，沈从文原本力图翻新的“老话”，却与其反复征引的五四精神的部分内涵有所龃龉。

综合看来，五四精神是上一代学生的思想结晶，而此时的学生堕落问题，则是沈依托昔今对照形成的，在这种逆反参照中，沈对于学生问题的反复言说其实暗藏着对自我认同的思想资源的调整和重组，其实是对五四文化传统内部做了适当剪裁、补充、重排，其“代偿机制”与“知识解组”也更像一种类似“夫子删诗”而“知所惩劝”的文化选择。[30]91因而这种高度独立的，对于教育的反思，也是由自身文化谱系决定的。

余论

西南联大阶段，沈从文参与到知识共同体中，始终表现着多种不嵌合感。反映出，西南联大更像是一个由工作关系、官僚政治与私人友情维系下形成的科层制共同体，其中杂糅着多种价值尺度的生存空间，却不断发生着知识解组。

沈从文自我感觉到被“知识”排除在外，因而需要借助一种重溯启蒙精神源头的方式，寻找面对青年的公共性话语力量，把具体的知识准备，变为抽象的“传统”准备和“思索”能力。沈从文期待通过重复言说，重构青年规训的尺度，来瓦解彼时高校中的诸多非制度性的权力“声明”，希望借此培养出符合自身期待的“重造湘西”和“重造中国”的“新青年”，也希望借此进一步理解人性，塑造一个符合自我期待的魅力型人格和道德主体。缺乏知识权力撑持的启蒙话语，失去光环效果，则退化为一种依靠不加剪裁的“事实”呈现，毫无弹性地对“越轨”行为的单向度“示错”。

沈的青年批判话语言说的特点在于：将枚举周延为穷举；由特称肯定性命题，转化为全称否定性命题；把部分青年之劣，想象性扩大为无论地域、阶层、学识的一代青年之劣；由偶像肯定，转化为偶像去魅；将“示对”变为“示错”，将理性叙述变为感性鞭策，将自上而下的总体话语，变为自地方入手，从身边青年和家乡世界着手的“底层设计”。而在依靠“人性论”框架对诸多庞杂思想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中，诸多矛盾驳杂，因现实更迭而有必要对思想资源进行剪裁、补充，在承接与植入五四思想的同时，断裂与错位交织，“解组”与“代偿”时现，而自我也被推到了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对立一面。

沈从文的那种“照我思索可以认识人”的思维，在这个意义上，给自己的社会改造抱负增添了过多负累，他对五四精神即“天真”与“勇气”的窄化认识，进而生成的青年规训的宏大努力，或亦可看作“照我”而生的镜像。[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