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译文》的创办与特色

乔 艳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翻译一直是重要的“源头活水”，也构成了民国时期各类书报杂志的重要内容。以期刊而言，民国时期的文艺期刊几乎都是创、译并重，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276 种刊物中，刊载文学译作的有200余种，占比超过80%。但纯粹以翻译文学为对象，全部刊载译文的期刊却并不多见，直到上世纪30年代《译文》出现。《译文》创刊于1934年，由鲁迅、茅盾等人发起，历时3年，先后出版29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的文学翻译类期刊，它的体例、风格极大影响了后期的同类期刊，建国后出版的《译文》杂志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续了30年代《译文》的风格。

一、《译文》的创办背景

（一）“杂志年”的时代背景

1934年《译文》创刊号提到要“在这‘杂志年’里加添一点热闹”，[1]“杂志年”的名称源于上世纪30年代国内期刊的蓬勃发展，“据《人文》月刊统计：一九三二年收到全国杂志为八七七册，一九三三年为一二七四册，一九三四年为二零八六册”。[2]“杂志年”的出现有多重原因：一方面，相对书籍而言，期刊内容丰富，信息传递及时，定价低廉，适合大部分读者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各类文学社团要传达自己的主张，开辟文学阵地，也纷纷创办杂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对书籍严格审查，大量包含进步思想的书籍被查禁，为了应对文化围剿，文艺工作者不得不采取对策，包括化名写文章、出版新刊物等。实际上，杂志面对的审查压力也很大，在《译文》创办的过程中，从人员设置到稿件编辑都可以看出审查的痕迹。刊物最初由鲁迅等人发起，鲁迅是前3期的实际编者，但为了应对审查，刊物对外的编辑人一直是黄源。由于同样的原因，鲁迅在《译文》的多篇稿件都采用笔名发表，仅创刊号就用了许遐、邓当世、茹纯等三个名字。

（二）翻译的不景气

《译文》创办还与文学翻译的困境有关，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已经发展了半个世纪之久，其间虽然不乏名家名译，然而缺乏翻译规范，翻译质量低下的问题始终存在，且愈演愈烈。《译文》创办时面对的情况是，“一些投机者不负责任的胡译、乱译、瞎译、赶译，读者上了几回当，翻译马上便被轻视，被抛弃了。”[3]因为不好卖，一些杂志打出“不收译稿”的牌子，好坏翻译被一视同仁，很多译者也被迫搁笔。作为《译文》主要发起者的鲁迅正是在翻译“倒运”的情况下，提出创办刊发翻译的专门类刊物，以译品精、质量高、印刷好来提高翻译身价，鼓励优秀翻译，改变国内翻译界的风气，后来的事实证明，《译文》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三）读者对外来文学的热情

鲁迅看重翻译，除了将其视为“他山之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读者的需求。虽然翻译中的低劣之作影响了读者的阅读热情，但仍有大量读者对国外作家作品抱着强烈的兴趣。在《译文》创办前，同为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杂志刚刚出版了两期外国文学专号，分别是1933年2卷3期的“翻译专号”和5期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引起人们对于翻译的重新探讨，并且在读者中大受欢迎。这也使茅盾受到鼓舞，并与鲁迅商讨，决心创办一个以翻译为对象的纯文艺杂志。《译文》出刊半个月，《申报·自由谈》副刊就有一篇题为《欢迎〈译文〉月刊》的文章，其中表现出读者对于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及翻译的渴望，作者形容看到《译文》创刊号，就像缺乏母乳的婴儿得着了奶妈似的，因此希望“这家新店子按时开门，并且扩充营业（出版丛书）”。[4]

二、《译文》的编辑特色

（一）图文并重

在文字之外多加图画，是《译文》在视觉上的重要特点。当时文艺期刊普遍采用插图，而《译文》大量使用图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对于文字转换，复制的图画更能保留原味，也更能传达外国作家作品的本来面貌。相比其他期刊，《译文》的插图数量多，每期少则6 幅，多则10余幅，多与外国作家作品相关，如2卷2期刊载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和评论，该期插图中有5 幅与左拉有关，包括“左拉最后之像”“左拉与其家族”等。少数与期刊内容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国外艺术家所作的风景画、木刻等，用编者的话说，算是送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穿插在杂志各处的图画增加了阅读趣味，也使《译文》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更加生动和丰富。

（二）多出特辑、专号，尤其关注俄苏和弱小民族文学

相比单篇文章，特辑、专号的译介相对系统和全面，能够更立体地展示作家、思潮，甚至某国文学的面貌。《译文》29 期中包含了10 个特辑、专号，除新2 卷3 期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外，其余全部是外国文学专号，包括高尔基、普希金、罗曼·罗兰、狄更斯等。专号多以作家纪念日为契机，如新2卷6期“普式庚逝世百年纪念号”，新1卷2 期“罗曼·罗兰七十诞辰纪念”等。专号内容表现出对俄苏文学的重视，10 个特辑、专号中，俄苏作家占据了6 个（杜勃罗留波夫1，普希金2，高尔基3），期刊发表的全部133篇文章，大约来自20个国家，其中俄苏作家作品47 篇，约占35%。同时，《译文》关注弱小民族文学，包括希腊、匈牙利、葡萄牙、克罗地亚、波兰等国，还曾在新3卷2期开辟“西班牙专号”。对俄苏和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既体现了编辑鲁迅一贯的文学倾向，也与上世纪30年代国内局势（抗战）有关，同样受到影响的是对日本文学的译介，虽然鲁迅精通日语，《译文》也有多篇文章从日文转译，但该刊从未译介日本文学。

（三）以“后记”介绍作家作品

“后记”是鲁迅的创新，自第1 期延续到杂志终刊。一般由译者撰写，包括若干篇小文章，每篇一二百字，介绍作家作品，说明文章来源。作为一种短评，“后记”常在寥寥数语中点出对象的特质，尤其对一些在国内不知名的作家作品而言，《译文》的介绍尤为重要。此外，“后记”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翻译乱象，树立了翻译规范。以转译为例，通过第三国语言转译而来的文字有二次变异的嫌疑，因此常为人诟病，但早期翻译受人力和资源限制，转译难以避免，《译文》创刊号的9篇文章中至少3篇由第三国语言转译。针对这些作品，“后记”中都详细介绍了转译来源，如果戈里短篇小说《鼻子》由日文转译，并参考德译本，匈牙利作家柯龙曼·密克萨斯小说《皇帝的衣服》由英文转译，希腊作家G·特罗什内斯的《教父》由英文转译等。同时，也介绍了原译者的信息等，以便于有能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参考原文，因此，既达到了广泛介绍的目的，也较好地弥补了转译的缺陷。早期翻译存在很多问题，如随意删改原文，不注明译文出处，不标出原作者，著译不分等。通过“后记”的设置，《译文》为改善翻译面貌做出了探索。

三、《译文》的价值与影响

《译文》出版时面对的环境并不好，一方面，是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另一方面，出版界对翻译缺乏信心，生活书店在当时较有远见和冒险精神，但对《译文》的前途也并不看好，最初约定只试出3期，书店不支付稿费和编辑费用，如销量不错再行补算。而《译文》创刊号在一月之内就再版了4次，在读者中取得了成功。1935年《译文》意外停刊，编辑黄源本打算赴日，有报纸专门刊出一则消息，“《译文》编者黄源赴日后，读者对于《译文》杂志之是否继续，十分怀念”，[5]从一个侧面也可见杂志在读者心中的地位。

《译文》的成功也为文学翻译带来了新的希望。茅盾回忆，“《文学》《译文》掀起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热潮已影响到整个文坛，已经有人在称呼即将到来的一九三五年为‘翻译年’了”。[6]在《译文》之后，国内先后出现了《世界文学》（1934-1935）《西洋文学》（1940-1941）《文学译报》（1942-1943）等多个专门刊载翻译文学的期刊，它们的风格、体例都受到了《译文》的影响。创刊于1942年的《文学译报》在发刊词中总结国内期刊，高度评价了《译文》的价值，“《译文》对于翻译水准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给一些从事翻译的学徒，指示了选择材料的原则，开辟了他们的视野。”[7]作为专门的文学翻译类刊物，《译文》出版时间最早，期数最多，影响最大。它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译介国外优秀文学作品，在当时起到了开辟文化阵地、对抗文化围剿的作用，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