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另一侧的轰鸣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篇名为《传记的艺术》的文章中曾问道：“难道不是只要曾经生活过，并留下了人生记录的人，都值得被立传吗？包括那些失败与成功，以及那些卑微与显赫？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价值标准并树立新的英雄去敬仰。”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的《破局者：改变世界的五位女作家》（胡笑然、肖一之、许小凡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以下简称《破局者》），或许是在巧妙地回应着伍尔夫在近百年前提出的这些问题。戈登笔下的五位女性作家：玛丽·雪莱、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奥利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和伍尔夫本人，都无一不在践行着新的标准，关于写作的源头，关于生命的质量。她们各自栖居于自己的领地，却又相互分享着同样的命运。她们被所处的时代禁锢，却又跨过历史的局限给今天的我们以启示。戈登为这五位女性所作的传记，与其说是在建立新的群体偶像，不如说是要去扭转伟大与渺小的坐标。这是她们各自和共同的成长小说。在这些闪光的名字和她们充满力量的作品背后，戈登的笔触重返她们每个人置身“局外”的时刻，如抽丝剥茧一般，将她们生命肌理之中的沉默、黑暗、孤独、危机和困境缓缓平铺开来。正是这些让她们随时可能坠入无边深渊的时刻，帶给了她们无限的潜能和无穷的创作能量。戈登用翔实的传记材料为读者打开了这条从默默无闻到将自我书写进历史的通道。戈登本人的评论声音也在她笔下人物细琐的人生脉络里时隐时现，在平淡之中见得野心，温婉之中见得力量，冷静克制却让人动容。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西方文学的浩如烟海中再去触及女性写作这个话题，已不再是一项容易的工程。首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兴起于英美学界的女性主义批评学派已在这个经典议题上实现了难以跨越的高峰。奠基性的作品如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吉尔伯特和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已将女性写作，特别是十九世纪英美女性作家群体的兴起，作为独立的框架纳入了文学史的经典体系里，在学院和大众读者群中都同时享有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另外，随着在西方社会一轮接一轮的身份政治运动的声浪愈发嘈杂，女性这一身份类别已无法再和阶级、种族、性向、国别等多重身份维度彻底割裂开来，女性写作这一话题，特别是专门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核心的作家群体，似乎已经开始丧失她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具有的绝对代表性和有效性。

在这样的话语情景下，戈登选取的五位作家所构成的，仍是一个相对传统的群体。但借助生命叙事这一特殊的体裁，戈登给了这五个已经家喻户晓的名字崭新的视角与更加宏大的视野。这五位作家的生活接连横跨了整个十九世纪的英帝国。作为生活在十九世纪的女性，她们的性别身份面临着双重的境况：一方面，女性在经济、法律、社会生活里被禁锢在种种局限之中;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接连不断地涌现着革命性思想的时代。从启蒙运动的余晖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自由人文主义，再到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许多为激进的社会变革和人性解放所发出的勇敢声音都为戈登笔下女性们的“离经叛道”提供了思想的温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戈登不只是在聚焦几位杰出女性的个体生命，而是勾勒出一幅跨越百年的思想文化的图景和脉络。

但是，构成着她们在宏大的历史图景里耀眼的天赋与才华的，却是一段段再寻常不过的人生。肖瓦尔特曾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引用了伍尔夫的话：“只有在能够丈量普通女性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经历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理解超凡的女性作为作家的成功或失败。”戈登的笔锋既在探寻她们的作品如何改变了世界，也一步步地在通往她们的普通与寻常。她们曾经是或许叛逆任性，或许内向古怪的少女，是想逃离偏僻乡镇的女学徒，是在异国他乡被没有回音的爱情挫败的旅者，是在信笺中碎语情话的恋人。同时，戈登并没有过分颂扬她们的个体天才，反而是将她们的成就背后所存在的巨大支持网络用星星点点的细节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个社会网络之中有女性也有男性，有家人、朋友、爱人，也有导师，有情感伴侣，有灵感源泉。他们之间充满张力的碰撞既在现实生活的交集中发生，也在书籍与阅读的媒介里开花结果。

这五位作家在成长过程中都没有母亲的哺育、帮扶与教导，但家族中的其他女性长辈为羽翼未丰时的她们提供了宽厚的帮助，并为她们树立了最初的榜样。乔治·艾略特的婶婶伊丽莎白·埃文斯是卫理公会派的牧师，她在教会禁止女性传教的年月里仍然坚持布道。她本人变成了艾略特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彼得》中叙事者的原型。更重要的是，这位婶婶在面对不公习俗时的道德勇气与她宽厚的同情心给乔治·艾略特以指引，并成为她多年后创作的精神内核。在伍尔夫的父亲去世后，是她的姑姑卡罗琳·斯蒂芬收留了精神崩溃的伍尔夫，并为她留下了两千五百英镑的遗产。正是这笔钱为她日后能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专心投入写作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贵格会的信徒，卡罗琳终生对灵性的内心光芒的信仰与探索也照亮了伍尔夫内心的声音，医生们将这些声音称作是“疯癫”的病症，但它们却是伍尔夫创作的源泉。正是在卡罗琳的庇护下，年轻的伍尔夫第一次提起笔开始进行职业写作。

与她们共同分享智性成长的，是她们同样才华横溢的姊妹，尽管在她们坚定的互相支持陪伴中也时而混杂着嫉妒和冲突。玛丽·雪莱同父异母的妹妹克莱尔·克莱蒙（Claire Clairmont）是她游历欧陆时的旅伴，她们从小一同阅读，一同渴望高等教育，一同在旅途中和诗人雪莱一起吸收着激进的思想，并一同用日记记录每日的经历，同时一同尝试创作。尽管克莱尔在写作上的才华不及玛丽，在歌唱方面却成就斐然。她对《弗兰肯斯坦》所取得的成功略怀嫉妒，却在玛丽受到所有人排挤时坚定地与她为伍。在约克郡高沼地上的家中，勃朗特姐妹玩耍的孩童游戏将她们带到幻想中的贡代尔岛。十岁的艾米莉为这座岛屿书写的诗歌也变成了她成年后诗歌和小说创作的雏形。正是她的姐姐夏洛蒂，在意外读到了艾米莉视为秘密的诗歌创作后不顾她的反对坚定地将它们出版。伍尔夫的姐姐，同样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成员的画家瓦妮莎·贝尔（Vanessa Bell），从小同伍尔夫一道在阅读与学习中反抗着维多利亚时期有关女性教养的一切繁文缛节。她们共同继承了斯蒂芬家族谱系里那些在废除奴隶制运动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先祖们的精神，同样都是“探索者、改革者、革命者”。

与这五位作家的生活轨迹相交的，还有许多怀有同样智识的女性，她们当中有一些在不同的领域有同样显赫的成就，也有一些没能冲破人生和社会的种种藩篱去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但戈登在言语间都给予了她们的才能最真挚的肯定。现代护理和医疗改革的先驱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曾将艾米莉·勃朗特的诗歌视为珍宝。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和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Sarah Margaret Fuller）曾为刚刚步入伦敦文人群体的乔治·艾略特树立了一种模范的人生。社会活动家艾米莉·霍布豪斯（Emily Hobhouse）曾在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在南非奔走反抗英国集中营内的非人道行为，她曾被奥利芙·施赖纳的反战演讲深深震撼。

除了女性的支持之外，戈登也充分肯定了男性在她们的写作生涯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那样的年代里，“即使是最勇敢的女性也需要一位处在关键位置的男性的帮助”。他们的关系虽然在亲情或是情欲的掺杂之下变得曲折而复杂，但其中的挫败与挣扎都变成了她们创作中最丰厚的养料。玛丽·雪莱的父亲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威廉·戈德温，他在著作中推崇自由恋爱但却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与有妇之夫私奔的行为，并因此彻底切断了与她的往来。同样被女儿们有悖于维多利亚时期女德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惹恼的，还有勃朗特姐妹的牧师父亲和乔治·艾略特的商人父亲，以及伍尔夫的父亲、知名文人莱斯利·斯蒂芬。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她们父亲的书房，以及这些父亲在女性几乎没有太多正式受教育机会的年代能给予女儿的阅读自由，为她们打开了通向杰出作家道路的第一扇门。

一八六九年，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建立标志着高等教育的大门第一次向女性敞开，但直到近一百年后的一九四八年，格顿学院才开始正式授予官方学位。在此之前，戈登笔下的女性们需要为自己的继续受教育寻找途径，而她们热切的求知欲也往往幸运地能在某些男性导师那里得以实现。是这些男性文人带给了她们在公共领域无法获取的知识，也是他们同样开放的天性为这些女性作家的自我成长与发现予以了真挚的鼓舞和广阔的空间。这种影响和促进也在双向发生着，她们灵魂中无法掩盖的光芒也在照亮她们的男性导师、友人或伴侣。诗人雪莱在两次游历欧洲的旅途中，教玛丽希腊语来阅读史诗，将他们共同的日记作为博览群书的记录，他随时认真阅读玛丽的创作并为她寻找出版机会。艾米莉·勃朗特在比利时学习时，是她的老师埃热先生在这个怪异的年轻女孩身上发现了一个“无所畏惧、执意前行的航海家”，并为她和夏洛蒂一起进行了严苛的文字训练。出版商约翰·查普曼为乔治·艾略特提供了进入了伦敦文人圈的职位，使她继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后成为著名的激进哲学杂志《威斯敏斯特评论》的编辑。施赖纳在她的终生挚友、性心理学家霭理士面前能够彻底地敞开心扉，他们在近四十年内不间断的信件书写着他们共同对自我与人性最隐秘之处的探索。乔治·艾略特和乔治·亨利·刘易斯的结合，以及伍尔夫夫妇的婚姻都见证了她们在创作上最高产的年月。与人生伴侣的关系也被编码进了她们最著名的作品中，这其中既有近乎无私的帮持，也有在调和情欲的复杂表达和个性差异的剧烈冲突之中所相互获得的启迪与升华。

戈登将这些女性作家称作是“破局者”，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某个时段甚至是绝大多数时光，由于违背了某些偏狭的绝对价值标准而被排挤至孤立无援的境地。在雪莱和艾略特那里，是因为婚姻和性道德;在勃朗特和伍尔夫那里，是由于她们近乎在病态边缘游走的性情;在施赖纳那里，是缘起于她在战争中选择与“敌人”为伍。但和这种孤立的现实状况短兵相接的，是她们要与无数其他生命相互联结的渴望。戈登的叙述既让那些与她们局外的生命相交织的其他生命缓缓浮现，也在她们的创作中解码这种将个体生命维系在一起的力量，或是由于这种力量的缺失而带来的灾难。《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和《呼啸山庄》中的希刺克厉夫通过暴力的方式来乞求或弥补能和他们赤裸狂野的灵魂对话的另一个声音;在《米德马尔契》里偏狭的英格兰中部乡镇，一种“想象的同情心”让乔治·艾略特勾勒出了重重叠叠的人物關系中的幸福与不幸;《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里的孤儿林德尔与牧羊少年瓦尔多分享着平行的人生，殖民地的粗鄙将他们从儿时起被唤醒的心灵扭曲成了同一个悲剧的结局;在短篇小说《拉宾和拉宾诺娃》里，伍尔夫将婚姻中两性间的差异、沟通乃至劳燕分飞写进了两只兔子在树林里逃逸与追逐的隐喻。

在文字美学上的突破与创新让她们都各自站在一次次文艺思潮的风口浪尖，但涌动在这些文字之中的一股强大暗流，却是去书写可以相互连接的普通生命，去沟通伍尔夫笔下的“普通读者”，去实现美国当代著名诗人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笔下的“一种普通语言的梦想”（the 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和“common”一词在英文中的多重涵义一样，这普通既代表和精英相对的寻常，又代表和孤立相对的共享。也正是在这禀异天赋和寻常人生的张力之中，生发出了她们源源不断的创造与思考的冲动。

“什么是女人的天性？”这是卢梭提出的有關“人的天性”的现代问题的变体，是戈登笔下五位女作家在前赴后继持续追问的核心问题。她们身处社会的边缘，以探求潜入人心的无人之境的方式去揭开这谜题。伍尔夫第一部小说《远航》中的女主人公雷切尔·文雷斯在远航至南美的船上想象出一种只能在险恶的深水中存活的“深海生物”，她无形无声，却能够体察另一种无人知晓的生存方式带来的欣喜。乔治·艾略特同样犹如“深海生物”般的禀性让她拥有更加缓慢但却更具耐心的判断力以及“广博的思想”。戈登在巧妙地重构着她们各自作品中的种种隐喻来唤醒那些几乎无法用语言捕捉的、类似潜行的生活哲学。同时，她揭示给读者的，是这种近乎遁世般的内心求索如何以非凡的方式进入政治领域，并对公共事务进行批判性介入。这种介入是这些灵动的头脑在透过“女性问题”的棱镜折射出的、面对多重社会不公的尖锐思考。

匿名、贝尔兄弟、乔治、拉尔夫—这些出现在她们首次出版作品封面上的作家姓名见证着十九世纪的英国女性在以文字示众时曾经需要戴上的假面。为了抗争女性这一身份符号中充斥着的种种偏见，隐姓埋名变成了她们的铠甲。“阴影”（shadow）是戈登喜爱使用的意象，她称她们生命的开端是“阴影中的存在”。但逃离暗处进入光明并非她们的人生叙事。恰恰相反，在黑暗之中的隐匿给予了她们特殊的优势，为她们打开了另一种力量的开关。玛丽·雪莱的创作来源一直被笼罩在雪莱和拜伦这般在公众视野中声名显赫的男性诗人的阴影之下，但和《弗兰肯斯坦》中那个同样没有姓名的怪物在巍峨山顶用雄辩的口才同他的造物者对峙一样，玛丽在她日记中的自我言说也是将一种被阻碍的存在方式进行了彻底的释放。艾米莉·勃朗特选择逃离一切公众生活而进入一个纯粹私人的领地。她的“阴翳中的一生”却构成“她全情投入想象与创作的前提”。戈登在评论她时说道：“黑暗是解放的掩护。隐身也是一种自由。”施赖纳在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与她的英国家人们划清界限，独自抵制英军对布尔人的侵略。为此她被软禁在英军营地的一个狭小房间的阴影之中。也正是在百叶窗紧锁的白天和蜡烛都不被允许的黑夜里，她完成了女权主义巨著《女性与劳动》。

“阴影”这一隐喻的灵感来自伍尔夫，特别是她的第二部小说《夜与日》中白昼与暗夜之间的诗化辩证。黑暗使她们湮没无闻，但这是一种“深邃的湮没无闻”“改变和成长的力量都只能封存在湮没无闻之中”。在黑暗中同样被抹去的，还有她们的声音。但她们将言语之间的沉默和不可言说的留白带入创作，并将其变成了另一种独特的声音。“当词汇阙如时，沉默必须铿然作响。”《到灯塔去》里的“家中天使”拉姆齐夫人与艺术家莉莉·布里斯科在“夜晚作响的沉默中”相遇，莉莉领悟了拉姆齐夫人在维多利亚时期传统主妇面具下那特别属于女性的生命内核，并在小说的结尾画出了在画布上最坚实的最后一笔，实现了艺术的无声圆满。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和莉莉一样去领悟一位传统女性在暗夜和沉默中的隐秘人生，对于伍尔夫来讲，几乎是要和死亡对话。她在拉姆齐夫人身上复活了她的母亲朱莉亚·斯蒂芬。同样在和自己早亡的母亲对话的，还有玛丽·雪莱。和伍尔夫一样，玛丽的母亲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也曾是戈登笔下的传记人物之一。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义思想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开创性的理念也贯穿在《破局者》中五位作家的人生之中。玛丽·雪莱曾一次次在她母亲的墓前阅读她的作品《女权辩护》，并践行着她所预言的女性作为一个“新的种属”的诞生。艾略特、施赖纳和伍尔夫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树立的思想传统表达敬意。跟随卢梭的脚步，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张女性应当通过教育和阅读来进行自我发展，同时认为家庭哺育和人的情感成长是一个社会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成分。她所推崇的女性独立不仅仅是一种在政治世界中简单粗暴地复制男性所拥有的法律权利，而是要去发挥女性天性中独有的特质和潜能，并实现意识和人格的真正独立。她更加微妙的政治主张被后人曲解，特别是她个人生活中对激情和婚姻的依赖被认为是在违背她在著作中对女性独立的宣扬，更有甚者，直接给她打上荡妇的烙印。

但戈登的传记曾将沃斯通克拉夫特从这种历史的埋没和曲解中解救出来，她认为她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她是会犯错的”。她是以一种近乎试验的方式在生活，去探索一种智性与激情并存的人生。“在她的声音和行动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无法去顺从任何标准化的设想。” 沃斯通克拉夫特代表着“一个新的种属在阅读，试验，成长，但仍然无法被归类”。《破局者》中的五位作家也恰恰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也是戈登早年作品的一种延续。她们真实的面目同样都经历了历史的曲解和改写。玛丽·雪莱变成了顺从的女儿和妻子。艾米莉·勃朗特变成了不谙世事的单纯少女。乔治·艾略特变成了智慧的解惑天使。施赖纳和伍尔夫的名声曾几乎湮没。但戈登也将她们无法被归类的天性从历史的“驯服”中释放出来。

戈登笔下的作家们都终生保持着对知识和世界饱满的好奇心，这种求知欲跨越多重边界。“作为一个女性，我没有国家。” 她们都曾在欧陆其他的语言文化中寻找灵感来源。音乐、舞蹈以及科学的发展也对她们的创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她们对天性的探寻最终目的并非是要获得任何关于性别本质的区分和定义，而是通过更广阔的同情心去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并和更多被压迫的人结盟。玛丽·雪莱借她笔下的怪物之口将对贫穷的深切同情写进了小说。施赖纳辞去了妇女选举权联盟的副主席职务，因为她们的结社主张排挤了黑人女性的权利，同时她还在晚年持续为受到反犹主义迫害的南非犹太人发声。伍尔夫曾在面对工人教育联盟的一次演讲中呼吁工人与女性的结合，她所构想出的“破局者协会”一直在对所有抵抗偏狭和暴力的人敞开大门，包括生活在未来的我们。

施赖纳在给友人的信中，将创作的过程描述成了破茧成蝶：一只幼虫在拼命地进食后成茧，这时它进入了一个近乎死寂的状态，从外部无法察觉到它的任何变化，但这才是它内部质变真正发生的时刻，直到在一个瞬间它破茧而出。如同成蝶前的茧一般，这五位作家对世界的改变被戈登定格在了那些最安静的时刻，那是一种将自我包裹在暗夜之中，无限接近死亡却孕育着巨大潜能的时刻，她们都在倾听乔治·艾略特所言的“从沉默的另一侧传来的轰鸣”，她们是艾米莉·狄金森诗中那些“上膛的枪”，站在局外，面向永恒的未来，等待彻底的质变，等待振聋发聩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