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的转向：在文学与革命之间穿行

韩大强

(信阳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南 信阳 46400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内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腐朽的清王朝已处于摇摇欲坠、风雨飘摇之中。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惨境，大批有识之士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些有志青年抱着“实业救国”“富国强兵”的救国救民的愿望出国留学，成仿吾便是其中一员。成仿吾从科学救国到文学救国，再到革命救国，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成为共产主义革命战士。成仿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文学家、翻译家。

一、身份的转向

1．从理工男到文艺青年

1897年成仿吾出生于湖南新化县澧溪村的一个书香世家，父母早亡。1910年年仅13岁的成仿吾随长兄成劭吾赴日本留学，开始在语言学校学习日语和英语。1914年成仿吾考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工科，随后郭沫若也进入这所学校学医，两人同住一个宿舍。1917年夏成仿吾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枪炮专业，他认为“要富国强兵，就要有现代化的武器”，因此刻苦学习科学知识，学习鱼雷、枪炮制造等军事科学技术。1921年开始做学位论文《飞机与风力》，并进行了飞机的设计，立志于献身祖国的军工事业。

其实，成仿吾还具有较高的语言天赋，在短短几年的留日期间，精通日语、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等。同时，他热爱文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西方文学，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如歌德、席勒、海涅的诗歌，以及法国基友的《社会学艺术论》、德国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等，并于1920年前后创作了《诗十六首》、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等作品。当时以严复、梁启超、林纾、马君武、鲁迅、周作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留学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将西方文化思潮著作和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仿吾深受影响，不仅参与了翻译工作，而且对文学翻译现状展开了批评。成仿吾早期翻译的主要是科学著作，如《旋转汽机》《工业数学》等。他对当时文学界翻译存在的粗制滥造现象进行了批评，如《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论译诗》《“雅典主义”》等。因此，成仿吾不仅掌握了近现代科学知识，而且还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

成仿吾弃工从文，与鲁迅、郭沫若有着相似的境况。成仿吾从理工科转向文学，既是时代使然，也受身边人的影响，更是自身追求的结果。

首先，在留学日本期间强烈的心理压抑是他弃工从文的内在动因。日本人的蔑视与欺凌，少年内心的孤独寂寞，想通过文学来发泄、释放自己的压抑。比如，他的散文《东京》就是其真实的内心写照。正如后来郭沫若所说：“他的诗却是异常的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造兵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1]27

其次，回国请愿失败的经历促使他惊醒。要想国富民强首要之务是改变国人的精神，而易于改变人的精神的是文学。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出卖东北主权的丧权辱国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留日中国学生成立宣传团回国请愿，但宣传团的领导人很快就被反动军阀暗中收买，请愿失败，对成仿吾打击非常大。后来他在《东京》一文中说：“自那年初次回国，便深深感到了幻影消灭的悲哀，我出国时年小，不曾知道中国的事情，自那年回来，我才猛然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国家的国民了。素来瞧不起日本人的我，自从那次回国一游以来，不禁羞愧与愤恨齐生，终于暂时使我在悲哀的荒原彷徨了。”[2]432由“不曾知道中国的事情”到“猛然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国家的国民了”，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道路。

再次，受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等文学青年朋友的影响以及对文学强烈的热爱。尤其是郭沫若，1915年两人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同住一个宿舍，共同的“科学救国”志向和文学爱好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以致后来建立了终生的友谊。成仿吾经常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冯乃超、宗白华、王道源、陶晶荪等文学青年以文会友，相互交流、相互鼓励。同时成仿吾对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古典诗词功底深厚，喜欢吟诗作对，文学素养较高。

最后，受时代环境的影响。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科学与民主，拉开了新文化运动序幕；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掀起了文学革命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助推了许多进步青年走上了改造思想、唤醒精神的文学道路[3]23-33。成仿吾后来回忆说：“五四运动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火，使我们思考了许多的问题；我们感到科学救不了国，搞文学更有意义。”[2]309当时，年轻的成仿吾选择了“文学”，把“文学”作为救国图强的武器。因此，弃工从文是成仿吾人生的第一次大抉择。

2.从文学家到革命家

1921年6月，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在日本成立了创造社，后来转移到上海。在创造社活动期间，成仿吾非常注重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发表了大量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方面的文章，为新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1922—1926年间，成仿吾以创造社为依托，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为阵地，一共写了40多篇文章，主要侧重于文学理论探讨与批评。其作品主要有《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雅典主义”》《新文学之使命》《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批评的建设》《建设的批评论》等，以及《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沉沦〉的评论》《〈一叶〉的评论》《〈呐喊〉的评论》等。在当时由于成仿吾等一批热血青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知半解，过分地夸大文学的作用，又受国际国内革命队伍内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还存在一些唯我独尊的宗派情绪，错误地对鲁迅、茅盾等作家进行激烈的批判与否定。这也说明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然而，由于创造社面临经济困境，文学活动难以为继，1926年初，为了生计一些骨干成员相继离开上海去外地求职谋生。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广东成为革命的中心，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让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等进步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他们纷纷南下进入广州国民政府工作，有的甚至加入了国民党，成为革命军人。根据成仿吾的专业和特长，到了广东后，他担任黄埔军校兵器研究所技正，同时被聘为广东大学理学院教授兼文学系教授。当时的广东革命风起云涌，成仿吾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孙炳文、毕磊等共产党人，尤其是孙炳文、毕磊对成仿吾走上革命道路影响巨大。孙炳文是共产党员，早年加入同盟会，与朱德、周恩来关系密切，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兼任广东大学教授，与成仿吾要好，介绍成仿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孙炳文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对成仿吾思想产生较大震动。毕磊当时是广东大学学生会主席，广东地区青年学生运动领袖，共产党员，经常把党的进步刊物送给成仿吾阅读，与成仿吾志同道合，1927年4月毕磊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成仿吾从这些坚强的革命者身上汲取了勇气与力量，变为坚定的革命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不断地在探索与思考中国革命的出路。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赴欧洲考察，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8年5月出发，途经日本停留月余，他与郭沫若和日本左翼作家密切交往；7月经莫斯科逗留数日，见到张闻天、林伯渠等人；8月抵达巴黎，主编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赤光》，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译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参加革命运动，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1931 年 9 月成仿吾结束了3 年的欧洲学习、考察之旅回到上海。由于当时的上海笼罩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革命者在上海处境非常危险，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张闻天安排他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成仿吾开始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从革命文学家到革命家。此次转向本质上是从文学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是成仿吾救亡中国的又一次人生道路的选择。

3．从革命家到教育家

从文学领域的革命转向社会领域的革命，是成仿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经过不断求索而进行的一次艰难而坚定的选择，这一选择奠定了成仿吾以后的人生道路。

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仿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担任省委宣传部长、文化委员会主席和教育委员会主席，主要负责党的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为了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他在苏区发动识字运动，创办工农夜校、列宁小学、工农演讲所等。由于张国焘推行极“左”路线、搞肃反扩大化，大批优秀红军将领和地方党政干部被错误杀害，再加上采取冒险的错误军事方略，导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张国焘被迫带领主力红军转移西撤，到了川陕地区。留守的沈泽民、成仿吾等带领苏区军民与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1933年10月16日鄂豫皖省委在红安县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沈泽民抱病参加，会议决定派成仿吾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久犯疟疾、身体虚弱的成仿吾骑着骡子，在红军独立团的护送下，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历经艰难万险，在花园车站坐上火车到武汉，再乘船顺江而下到达上海。到上海后成仿吾已经贫病交加，在福州路一个小旅馆住下，开始寻找党组织，1933年12月的一天，成仿吾偶遇郑伯奇，通过郑伯奇牵线在内山书店会晤鲁迅，并在鲁迅的帮助下找到了党的领导人瞿秋白。中共上海分局派人护送成仿吾前往中央苏区，1934年1月11日成仿吾赶到瑞金，参加了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成仿吾在大会上汇报了鄂豫皖苏区的情况，会后中央专门听取成仿吾的详细汇报。随后中央发出了《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并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领导军事工作。根据中央的决定，成仿吾留在中央苏区，被选举为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协助瞿秋白、徐特立分管教育工作。4月调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前身)任教，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的开拓者之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成仿吾随红军长征，他被编在中央纵队修养连，后来在干部团任政治教员。虽然成仿吾体质差、视力不好，但凭着顽强的意志、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到达陕北。成仿吾是红军长征队伍里唯一有教授头衔的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作家中，只有冯雪峰、成仿吾亲身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恢复党校建制，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央党校”，董必武任校长，成仿吾任教务主任。1936年6月中央党校随党中央机关迁驻保安，成仿吾工作非常繁忙，不仅给学员讲授政治常识课，而且经常组织检查教学工作。1937年2月中央党校的全体师生在成仿吾带领下由定边到达延安，李维汉接任董必武成为党校校长，成仿吾仍主持全校的教务工作。他着手党校的正规化建设，完善班级管理、课程设置、教师队伍建设等工作。后来罗长青回忆说：“他为我们打下文化基础，为培养我们这些经过长征的年轻干部，付出了很多心血。这些学员后来大部分成为党、政、军的高、中级干部，以后我们这些老战友相聚时，无不称赞成老对我们的培育之恩。”[4]38这个时期的成仿吾经历了从文学家、革命家开始向教育家的转变。1937年7月党中央调成仿吾去创办陕北公学。193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合并为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1945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征求成仿吾的意见说：“仿吾同志，抗日战争胜利后，你准备做什么工作？搞政权，还是搞教育？”成仿吾毫不犹豫地说：“我还是做教育工作好。”这是成仿吾人生的第三次抉择，也是最后一次抉择。1948年中共中央将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成仿吾任副校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成仿吾担任副校长、后来任校长，又相继担任过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二、文学的转向

1.从批评的建设到建设的批评

1920年成仿吾给郭沫若写信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般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5]287在与郭沫若等同人的交往过程中，“大家一方面在热情地创作，一方面对于新文学运动很想发表意见。这样组织团体和开辟发表园地的要求就感到迫切”[5]287。1921 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创造社，第二年在上海出版《创造季刊》，前两期由郁达夫、郭沫若负责编辑，随后由成仿吾主持刊物工作，之后又创办了《创造周刊》《创造日》等刊物。创造社的成立及其刊物的创办是文学批评建设的具体体现。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号称创造社的“三驾马车”，郭沫若以诗歌著称，郁达夫以小说闻名，成仿吾则以文学批评见长。“郭沫若更豪放一些，郁达夫更沉郁多虑一些，成仿吾更坚实劲峭一些。他们都在时代的重压下呻吟，在呻吟中时刻寄寓着反抗”[6]47。

郭沫若曾说：“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突起的……前一期的陈、胡、刘、钱、周，主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张却都主要在向新文学的建设，他们以‘创造’为标语，便可以知道他们的运动精神。”[7]郭沫若把“新文学”运动大致分为“破坏期”和“建设期”两个时期。1917-1920 年为“破坏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高举文学革命大旗，主要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重点是文艺形式的改革；1921-1927 年为“建设期”，主要任务是如何建设新文艺或“新文艺往何处去”，注重的是文艺的实质上的建设[8]3-4。当新文学运动完成对旧文学“破”的任务后，就转入“立”的过程，“立”主要聚焦于新文学的建设。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为代表的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便是“立”的先锋。成仿吾对新文学的建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新文学创作，他认为新文学作品成就不高，缺少佳作；题材狭小，缺乏思想深度，语言表现力愈趋薄弱。二是外国文学著作翻译，“在翻译方面，也差不多没有几部书可以使我们首肯”。三是文人自身建设，“最使人悲观的，便是正义观念的沦亡与个人道德的堕落”。因此，在《歧路》《“雅典主义”》《新文学之使命》《文学界的现形》等文章中，成仿吾不仅描述了他心中的新文学愿景，而且对新文学发展现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成仿吾在《批评的建设》中说：“文艺亦是人类精神活动之一种，我们如果要它进步，我们亦当先建设它的批评。”[5]162“然而我们既承认批评为谋文艺进步的必需的工作，纵令我们的面前只是一片渺渺茫茫的荒土，我们仍当满怀着希望，不断地开垦着前往”[5]163。他认为文学批评的标准应该是超越的、建设的，“超越一切既成的标准，在新的地面上，由不断的建设的努力，建设一个永远的标准，这是我们的文艺批评所应履行的使命”[5]165。这一时期成仿吾的文学批评可以用“社会—审美”的模式来概括。“批评的建设”即社会性与审美性的交织。文学不仅要反映现实生活，而且也应表现自我，同时还要具有审美价值。他前期主张文学的“自我表现”，是比较理性与务实的，与郭沫若、郁达夫有较大差别，他很少讲天才与灵感，强调理性对创作中情感的制约作用。成仿吾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并把文学对于“良心病了”的社会的救治作用,提到“新文学的使命”这一高度,指出新文学家应该“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震”[5]146。

而“建设的批评”即孤独的反抗与理想的坚持。成仿吾在《建设的批评论》中说：“破坏了一切偶像的近代人，炸穿了一切迷信的近代人，他们的唯一的急务是这破坏后的新的创造。他们不能再向废墟中寻他们的‘美的昔日’的迷梦，他们也不能长在废墟中踟蹰徘徊，他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来维持他们对于人生的信仰。……批评是判别善与恶、美与丑和真与伪的努力。”[5]167-170为了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成仿吾分别对冰心的《超人》、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残春》、许地山的《命命鸟》、鲁迅的《呐喊》等作品做了热情而又尖锐的批评。成仿吾运用自己的文学观念对当时的文坛现状所做的猛烈的批判，既弘扬了“创造精神”，又坚守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想。年轻气盛的成仿吾在新文学批评上以异常勇猛的气势，以大无畏的“蛮子”精神，手持“板斧”在文坛上掀起了一股股强劲的“旋风”。这些批评也确实存在诸多误读，正如后来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无不嘲讽地说：“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乎砍杀了《呐喊》……”[9]353对这一时期成仿吾的文学批评尽管颇有争议、褒贬不一，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不畏权威、敢于搅动文坛现状的批判精神。

因此，成仿吾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的观念变迁是一个发展过程，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到“为革命而艺术”的文学观念。这种转向不仅体现了成仿吾从批评的建设到建设的批评的文学理论建设的思考，而且也凸显了他文学批评观念的流变历程。

2.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20世纪20年代中期，成仿吾文学观念发生了一次巨变，即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4 年 5 月成仿吾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一年的回顾》一文，宣告《创造周报》停刊，“我们的文学革命，和我们的政治革命一般，须从新再来一次”[3]184。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的思想与文学观念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高举“革命文学”的旗帜，竭力倡导“革命文学”运动，成长为一名“革命文学家”。

文学革命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旧文化的批判，第二个阶段对新文化的建设。成仿吾主要参与了第二个阶段的活动，他在《新文学之使命》中，认为新文学至少应当有三种使命，即对于时代的使命、对于国语的使命以及文学本身的使命。“我们第一对于现代负有一种重大的使命”，直接将文学与时代联系起来，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他认为文学是“觉醒了的心灵对精神食粮的要求，是困苦中的灵肉对精神慰安的渴望”[5]168，对于丰富人的情感、教化人的心灵有着重要作用。在《艺术之社会意义》一文中，成仿吾阐述了艺术之社会价值：一是同情的唤醒，“艺术由她所必有的社会的成分，利用人类对于美的憧憬，唤起在人类中间熟睡了的同情”；二是生活的向上，“艺术由她所反映的生活，提醒我们的自意识，促成生活的向上”[5]173。

到1926年写《文艺批评杂论》时,成仿吾的理论思索更明晰了，也更加意识形态化了，他说:“从批评的作用上来说，它的目的绝不止于表现自己，它并含有要求一般人承认的性质。”他对自己早先提出的“表现说”进行了理论反省，对文学“趣味主义”进行批判，这里所说“一般人承认的性质”，最终就导向“革命文学”所要求的时代的阶级的审美标准。1926年6月16日《创造月刊》刊载了成仿吾的《革命文学和它的永远性》，提倡革命文学。为了完成文学革命的任务，成仿吾在1927年发表系列文章进行宣传。主要阐明三个问题：一是反对低级趣味，如《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打倒低级趣味》《文学革命与趣味》等；二是反对个人主义，如《文学家与个人主义》等；三是关于文艺战线的重要性，如《文艺战的认识》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等革命知识分子从革命的狂热与失败中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创造社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开始将文学的目光转向“革命文学”。1928年初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文章对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在考察了“文学革命的社会根源”“文学革命的经过”“文学革命的现阶段”“今后的进展”之后，号召文艺工作者“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3]241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运动发展方向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文章的具体观点虽并不圆满，缺乏历史的分析，也呈现出极“左”的倾向，但是就全篇主旨来说，成仿吾具有敏锐的时代感，能够紧跟时代步伐明确文学革命的发展方向，真的是值得予以充分肯定与重视的[10]。随后他又分别发表了《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革命文学的展望》。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准确把握了新文学发展方向，号召文学界开展“革命文学”运动。这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走向和大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创造社和太阳社后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较有影响的文章有：郭沫若的《英雄树》《桌子的跳舞》、李初黎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等。比如，李初犁发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就较有代表性，他从“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文学是“生活意志的要求”、文学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三个层面重新定义文学，进而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就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关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11]163。革命文学即以无产阶级文学的样貌出现，突出阶级性和斗争性的特征。

成仿吾的“革命文学”主张也是一个渐变过程。开始主张以“人性论”为基础的“革命文学”观念，后来转向以“阶级性”为基础的“革命文学”思想，实现了“革命文学”从“人性论”到“阶级论”的跨越。正如他自己所说,后期的文学批评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包括他自己前期批评的“全部批判”,是一种“政治批判”模式的批评。因此，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中成仿吾终于成为一个非常革命化的左翼文艺战士。

三、文学与革命之转换

成仿吾的前半生事业可以用“文学”和“革命”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在从事“文学”事业中时时流露出对“革命”的向往，在“革命”的不断召唤中竭力用“文学”回应“革命”。“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大革命时期，五四知识分子毅然投身革命，为革命奔走呼号；大革命失败后，五四知识分子回归文学领域，用文学支持革命，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支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共产党”[12]。

1.文学对革命的向往

文学应反映现实生活，反映革命斗争生活，“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正如成仿吾后来在《写什么》中所说：“我们今天就是应该拿全部的力量来写这样一个时代，写出我们中国人的要求、痛苦与斗争。”[5]197成仿吾对革命文学的期望是：反映革命内容，表现革命情感，文学为革命服务。当然这种对文学过于政治化的诉求是成仿吾自身的认知局限与时代发展使然。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推动下，1930 年 3 月 2 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左联”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文学活动，其中一项便是关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讨论，一共展开过二次大讨论，内容主要涉及文艺为谁服务及文艺大众化的途径等问题。郭沫若、瞿秋白、成仿吾、周扬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成仿吾在《革命文学的展望》中说：“我们现在的状况，倒不是向大众的用语内输入一些新的分子，而是由非大众的接近大众的，在大众方面看起来，却是输出。在目前的阶段，只有一方面由大众的文化的培养，他方面由作者向大众的无限的接近的努力，由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才能完成它的任务。”[5]196而鲁迅也参与了相关讨论，他在《文艺的大众化》中，一面强调了文艺大众化的紧要性，另一方面指出不可盲目追求大众化，避免空谈。虽然文艺大众化是现今的当务之急，但是中国尚不存在文艺大众化的基础；如果要实现全部的大众化，单靠文艺自身是难以实现的，必须依靠政治等其他力量的支持[13]367-368。两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其实质就是文学(文艺)与革命的问题。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工农群众，文学应该用他们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工农的生活与斗争，这样文学才能对革命产生影响。

1936 年10月鲁迅逝世后，成仿吾发表了《纪念鲁迅》一文，在此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文艺大众化”的看法。他呼吁“我们的作家，应该拿起鲁迅的精神，创造出新的形式来适应今天民族自卫战争的需要，应该大大的大众化，使文学由少数人中解放出来，成为大众的武器”[14]231-232。成仿吾在这里所讲的“创造的新形式”和“文学从少数人中解放出来”的观点与鲁迅基本一致。这也是成仿吾真正参加革命后对革命文学有关问题所做的首次回应。

2.革命对文学的回应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终于认识到，农村是革命斗争的主阵地，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和基础。正如美国学者西达·斯考切波所言：“在中国革命中，农民不仅充当了革命反叛的主要力量，而且成为巩固国家权力的有组织群众基础。”[15]289针对如何唤醒处于贫困、迷茫、愚昧中的广大工农群众，动员他们参加革命等问题，早期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中共建党初期，以董必武、陈潭秋、萧楚女等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大别山地区进行革命的宣传、建党工作，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虽然群众基础较好，但民众普遍生活贫困、文化极端落后。当时鄂豫皖苏区有沈泽民、成仿吾、朱光、张琴秋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既是苏区工作的领导人，又是革命文化工作的具体实践者。为了动员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革命，他们亲自创作一些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来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成仿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担任鄂豫皖苏区省委宣传部长兼省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和教育委员会主席，他有意识地将文艺的大众化、革命化思想贯彻到苏区文化宣传工作中，改编和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谣，真正地用具体革命实践践行自己的革命文学主张。

1932 年 1 月鄂豫皖苏区发起识字运动，成仿吾针对农民文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强调在宣传工作中应“扩大识字运动”，要“利用歌谣、戏剧、革命故事帮助群众提高识字能力”。他不仅撰写了《工农干部和识字运动》《怎样组织读报社》的文章，而且编辑识字课本，并且还创作了《识字运动歌》，以推动识字运动的开展。《识字运动歌》主要内容：

不识字的好比一个睁眼瞎，有眼不知世界大。唉！唉！唉！唉！不识字的呀，快来识字呀！

大家识字工农干部好捷报，巩固苏区并扩大。唉！唉！唉！唉！不识字的呀，快来识字呀！

内容朴实，语言口语化，通俗易懂，宣传效果较好。正如鄂东北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从经验中，歌谣的宣传效力最大，因为各种文字宣传识字者最少，意义又深，又少味，农民最喜欢唱歌，现在赤色区域所有农民都尽唱革命歌，妇女小孩没有一个不记得一、两首来唱，所编的歌甚多。”[16]165

为了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在开展识字运动的基础上，成仿吾在鄂豫皖苏区还创办工余夜校和工农演讲所，开展工农群众的文艺教育。在鄂豫皖苏区，中共文化动员的实践与表达相当丰富，主要有革命歌曲、革命标语、文艺演出等活动，以及创办新剧团、报刊、学校和培训班等。苏区文艺具有政治化属性与大众化策略、以戏剧与歌谣为主要形态的特征[17]。成仿吾在苏区工作中，从内容到形式上践行着他的革命文学主张，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宗旨的早期探索。同时他也总结出在革命斗争中如何用文艺动员民众的一些有效方法。

3.文学理念与革命实践的缝合与断裂

成仿吾的身份不断地转换：从理工男到文艺青年，从文学革命者到革命文学战士，从革命家到教育家。他的思想与行为都不断地发生转变：时而明晰，在坚定中前行；时而困惑，在迷茫中求索。尽管经常出现其文学主张与革命实践的断裂，但他一直在缝合这种裂隙。

首先，表现为他的文学思想的转变之困惑。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界，前期主要表现为：早期形成的以“表现说”“同情说”“超越说”为理论支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后期转变成由“良心论”过渡到具有阶级认同性的“为革命而艺术”的文学观念。但这种转变有着明显的裂隙，过渡具有跳跃性，让人感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反映出了当时知识分子面对革命与艺术两难选择的普遍矛盾心理。正如温儒敏所说：“在阐说对文学本体的认识时,赞同‘表现说’,把文学的本质看作是生命意志的自然流露与发抒；在理解文学的价值论时,又努力将‘自我表现’的意义导向社会,成仿吾显然在力图把这些表面上矛盾的理论统一起来。”[18]

1924年5月成仿吾在《一年的回顾》中说：“我们的文学革命，和我们的政治革命一般，须从新再来一次。”他的文学思想经历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飞跃。1926年6月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革命文学和它的永远性》，“如果文学作品要是革命的，它的作者必须是具有革命的热情的人”[3]208。1928年2月发表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号召青年和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参加这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以真挚的热诚描写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3]241随后，成仿吾又发表了《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革命文学的展望》两篇重要文章进一步补充和深化了对于革命文学的论述。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片面、机械地理解，再加上受国内外革命队伍的“左”倾思潮的影响和苏联“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错误示范。成仿吾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青年产生许多“左”倾幼稚病。如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主要任务缺乏正确判断、过于夸大文学的作用、存在唯我独尊的宗派情绪等。

其次，表现为革命实践对文学理论的规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探索和思考中，成仿吾深刻认识到：仅仅用文化唤起民众的觉醒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走革命斗争的道路才能有中国未来的光明前途。“他不愿意过从前创造社时的生活：只有文章，没有行动”[19]90。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成仿吾赴欧洲的法国、德国学习、考察，1928年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赤光》的主编，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进行翻译与研读。1931年回国后到鄂豫皖苏区从事革命工作，随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后，在革命工作的同时从事党的教育工作，参与创建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等，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成仿吾在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修正自己的文学观，形成了以革命为中心的文艺理论思想。这种文艺理论思想把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极度贬抑了文学自身的特性。

在革命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不仅在理论上影响中共的文化宣传，而且其部分成员还参与到苏维埃政权的文化宣传领导工作中。1931 年成仿吾回国后被派遣至鄂豫皖苏区负责领导苏区文化宣传工作，将其文学革命化主张在鄂豫皖苏区广泛推广，并亲自参与革命歌谣的创作，有力推动了苏区的文学革命化和文艺大众化[20]237。歌谣被革命知识分子改造成作为武器的艺术，用以进行革命宣传和民众动员。在此时，文学不再是表现心灵的窗户，而是“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强调文学的阶级性、斗争性，文学为军事服务、为政治服务，走向了“左”倾极端主义。与其前期的文学主张有明显的裂隙。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仿吾的文学主张与革命实践，对延安文艺尤其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结语

成仿吾成长于苦难的时代，为了国家民族解放、人民的翻身，成仿吾一生在文学与革命之间穿行，尽管历经坎坷与曲折，但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仿吾亲自参加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1928年以后，他基本上脱离了文学活动，长期从事革命和教育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革命家。

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著名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成仿吾曾经写了许多文学批评文章和一些文学作品，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温儒敏所言：“以成就而言,成仿吾算不上第一流的批评家,却是现代批评史不能忽略的重要而有特色的批评家。他对初期新文学的实际批评产生过大的影响,也因为其批评理论与实践在相当程度上显现着当时浪漫派思潮的驳杂性,如果要梳理二十年代文学批评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是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派批评这条线索,成仿吾无疑是重要的环节。”[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