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设计在社区营造中的实践

叶家杰 萧蕾 赵奕楠 林广思

摘要：社区营造是城市存量更新的重要方式，其出发点为增进居民福祉。以此为目的，文章基于积极心理学幸福感相关理论，寻找积极心理学与设计之间的契合点，运用积极设计框架于社区营造。该框架指出设计可作为幸福感的直接来源、促进者、象征物或指导者，提升人的积极情绪、参与感、良好关系、意义感及成就感，并通过广州东莞庄南街社区营造实践进行了初步验证，得出了积极设计框架适用于社区营造的结论。

关键词：积极设计;社区营造;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TU9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22）01-0035-09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正面临从增量向存量阶段的转变，街区与社区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基本内容 [1]。早期的社区营造多关注于宏观层面，缺乏人性化、情感化的思考[2]，导致场地缺乏文化特色[3]、适宜性与活力[4]，造成社区居民缺乏归属感、日常生活便利度不高[5]等问题，无法充分发挥社区营造对于增进居民福祉的积极作用。

社区的治理更新，需要直面城市、空间、人的多元主体等问题[6]，因而单纯对物质空间的考量显然无法有效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一些优秀案例在物质空间改善的同时表现出对人这一主体的特别关注，并在强调自下而上推动、参与式设计、社区自组织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涌现出如创智农园、民众花园、北京大栅栏街道社区营造等优秀社区营造案例[7-9]。社区营造的根本出发点是增进居民福祉，这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均体现了积极设计中的部分特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该类实践活动成功经验的迁移与方法论的指引仍缺乏系统总结，本文借鉴产品设计领域中积极设计的相关理论框架，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提供合理的指引，并通过笔者的设计实践加以论证。

一、理论探究

（一）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积极设计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与以人的痛苦及其治疗为中心专注于病理的传统心理学方法相反，是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以及怎样使生活更加富有意义的一个心理学思潮[9]，它要求心理学家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欣赏性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等，以及如何发挥最大程度的潜能去获得幸福感[10]。因此，主观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积极设计（Positive design）是建立在交互设计领域用户体验（UX）和积极心理学两大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设计思潮，以创造和增进人类福祉的产品或服务为目标，关注人的长期幸福感，目前主要应用于产品设计领域。积极设计以创造可能性为导向，通过在设计中提供有价值的、丰富的体验，激发人有意义的活动，从而帮助人们实现“心盛”（flourishing）的状态，这是一种完全的、高水平的心理健康表征，是积极心理健康的一种高度幸福状态[11]。

积极设计与常规设计的显著区别在于其目标是使人达到“心盛”的状态，即以人们美好生活的愿景为导向，激发设计的可能性，而非仅仅针对已有问题的解决。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长期影响效应;第二，平衡短期满足与长期意义，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第三，寻求可能性，而不是通过“快速解决方案”解决浅层问题;第四，个性化，充分了解潜在主体和他们的背景;第五，激发参与和互动[12]。

（二）社区营造中的“积极设计”

景观设计与社区营造可看作是一种为人与人、人与空间创造交互条件的设计，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产品”，因此积极设计在景观设计及社区营造领域同样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积极设计把物质空间作为载体，激发起使用者的意向性活动（即人们可以自主选择参与并使人感到持续幸福的活动或认知），相比于传统设计以问题为导向直接作用于物质空间本身具有更为持续、深远的影响。

当前在积极设计及社区营造领域中暂未出现积极设计的字眼，但不少成功案例却已体现了其中的部分特征。2017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教师何志森曾指导研究生开展以“营造的风景：菜市场就是美术馆”为主题的教学实践，通过拍摄摊主们的“手”，并举办摄影展览，激发起他们对自我身份及个人价值的认同，打破了菜市场与美术馆在空间属性上的巨大隔阂[13-14]，使其成为了良好的交互场所，极大地提升了空间受众的主观幸福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积极设计”在社区营造中的巨大潜力。

（三）幸福设计矩阵

既然积极设计对于社区营造具有重要的价值，那么是否存在相应的理论框架来指导社区营造中的“积极设计”呢？积极设计领域中的重要理论模型——幸福设计矩阵（Design Well-Being Matrix）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思考框架，它通过将设计角色与幸福构成要素解构重组，搭建了设计手段与心理要素之间的桥梁（图1）[15]。根据该理论框架，设计在促进人们实现幸福的过程中扮演着直接来源（source）、象征物（symbol）、促进者（enablement）和指导者（support）[16]四个主要角色。

（1）直接来源：设计通过解决基本的物质需求，给人带来直接的、表层感觀上的愉悦感。

（2）象征物：通过设计创造一种关联性，从而唤起人们对特定美好事物及过往经历的想象与回忆，如纪念品等有特殊意义的物件。

（3）促进者：通过设计提供一个富有弹性的媒介，为开展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创造可能性，并通过这些活动给人们带来积极的心理体验。

（4）指导者：通过设计提供一种延续性，激励、支持人们寻找或维持既有的积极状态，如通过暗示以提供引导、通过反馈以促进迭代。

幸福的组成要素在积极设计中被作为设计目标。在矩阵中，幸福基于“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提出的PERMA理论被解构成五个元素并成为设计目标：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参与（Engagement）、人际关系（Relationship）、意义（Meaning）和成就感（Accomplishment）[17]。在积极设计中，可以通过干预这些要素实现多个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协调平衡。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在空间设计时可寻找更多的切入点，既可针对某一特定环节着重发力，也可通过不同环节的联动对多个幸福要素进行干预，从而避免出现在设计构思初期目标空泛、方向不明确等问题。

二、积极设计在东莞庄南街社区营造中的实践

东莞庄南街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街道，是连接华南理工大学校园与东莞庄居民社区的一条生活性街道，街道呈东西走向，以饮食业、房屋租赁业为主，人群构成多样，其中以外来务工者、本地老居民、在校及备考学生为主，生活气息浓郁，有别于一般的市政性街道。本次研究及实践的范围主要以东莞庄南街为核心的周边附属街区。

（一）问题发掘

在对场地进行初步调研及体验的过程中，笔者先从物质空间环境状况入手进行观察与评估，在此期间发现，仅仅一巷之隔的两户人家，一户门前干净整洁，并栽种了绿植，而另一户则杂乱无章、了无生气。在沟通交流后发现，前者对当下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并对周边环境的改善充满期盼，而后者对目前的生活较为失望，对周边的环境状况十分麻木。因此，笔者猜想：人们对于周边环境的感知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

笔者根据美国伊利诺大学迪纳教授（Ed Diener）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对街道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让居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从1到5进行打分，分数越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调查结果显示，街道常住人口中，不同类型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外来务工者的主观幸福感最低，几项关键性指标的均值均小于中位数3。将该结果与居民的绿化满意度情况进行了交叉分析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与绿化满意程度呈负相关，主观幸福感越低，居民对于环境改造的欲望越低。调查结果印证了笔者的猜想，即主观幸福感低的居民对于外部环境状况及其美化改造关注度不高。那么，作为风景园林师应采取何种措施或方式对社区进行干预，从而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呢？设计本身在社区营造的过程当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呢？这两个问题贯穿着设计思考与实践的整个过程。

（二）总体营造策略

基于上述的场地调研结果及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笔者将社区营造的总体策略分成共情体验、试点改造、深入设计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均有各自的行动目标。

首先，共情体验阶段可分为“移情”与“发现”两个部分。一方面通过观察与互动，充分了解居民在街区中的日常生活，倾听他们过往的故事，并在此过程中与居民建立信任感。另一方面根据所收集的结果，明确居民的需求与他们迫切关注的问题，同时归纳出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与愉悦的生活场景，为后续的改造与设计提供一定的方向。

在此基础上引入积极设计中的幸福设计矩阵（Design Well-Being Matrix），选取了两处小节点，以景观装置的形式进行试点改造，测试居民的使用情况并收集反馈意见，促使居民们自发参与，从而加强其与场地间的联系。

在深入设计阶段，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对整个街区进行总体规划，明确更新改造的方向：灰空间微改造、巷道空间活化及公共空间改造。在具体节点的设计上，根据场地的具体情况，基于试点改造的营造经验，同样以幸福设计矩阵为指引进行设计思考，以求通过物质空间的改造激发出更多的可能性，达到互利共享的最终目标。

（三）试点改造分析

1.小北门租房门面改造行动

通过场地调研，归纳出街区灰空间的主要类别：咨询类、餐饮类、休憩类、闲置类。在此基础上，挑选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咨询类灰空间作为试点改造对象。小北门租房店面位于街道尽端，毗邻华工校园，通过深入的观察与沟通，笔者了解到房东老板为东北人，已在该街区工作生活逾10年，性情豪爽，爱好音乐，年轻时喜欢旅游，阅历丰富。然而，让他感到困惑的是来此时间虽长、生活条件也较好，但在该街区内难以找到畅怀倾诉的好友，缺乏归属感。恰逢老板近期有更换旧招牌的计划，笔者希望借此进行一定的积极干预。

根據幸福设计矩阵的指导（图2）及对场地现状的观察，笔者将增加门前空间的视觉吸引性作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引导老板自发绿化优化工作环境、增加照明设施营造温暖气氛，初步完成门前空间布局优化。在此基础上，通过设计象征物唤起老板的美好回忆。在招牌设计上，将老板过往丰富的游历故事及热爱音乐的特质抽象为符号化的形式语言，凸显其独特性，搭建起眼前所见之物与老板美好回忆之间的感知桥梁，唤起欣赏生活、热爱生活的积极情绪（图3）。

与此同时，设计也是激发幸福活动的促进者。自发绿化过程中邻里的共同参与、融入老板个人元素的招牌引起了咨询者与老板的交流，设计达到了促进参与互动的初步效果。

最后，设计作为通往幸福的指导者，将所收集到的邻里住户、过往学生，以及老板所分享的话语、生活故事书写于色彩缤纷的书签上，并悬挂于方形构架一侧，与充满生命力的绿植盆栽共同装饰环境，留言签上共同的回忆与善意鼓励的话语肯定了老板日常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可为其带来积极而持久的正向心理影响（图4）。

2.巷道改造行动

街区中分布大小不等的30多条巷道，大致可分为封闭巷道、庭院式巷道、联通巷道、单向巷道四种形式。巷道普遍存在杂物乱丢乱放、景观界面单调的现象，为此选取了其中一处典型的单向巷道作为试点改造的对象。

针对巷道现状，根据幸福设计矩阵（图5），笔者通过整理杂物和美化空间满足居民们的基本诉求，使设计成为他们幸福感的直接来源。考虑到所在街区并无突出的地域文化，且人群构成多样，笔者希望居民自发决定所在巷道的装饰风格与符号元素，创造独特的文化认同，为此，在巷道口的围墙上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投票活动（图6），列举了一系列色彩、风格、符号等要素供居民选择，并根据投票结果确定下一步的创造实践。此举得到了不少居民的参与与支持，让居民们体会到了共同营造的喜悦，加强了与场地之间的联系。此环节中设计作为促进者，激发了居民的参与热情。

投票结果显示，天空与蓝色两个要素最受居民青睐，两种元素之于拥挤压抑的老街区而言可理解为自由与希望的象征。以墙绘的形式为居民呈现一幅理想图景，并附上积极而富有启发性的话语。墙绘上的内容成为美好生活的象征物，联系起积极的意向。与此同时，在墙绘上适当留白，让居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再创作，起初笔者会不定时地在此留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引导后，不少居民也渐渐参与其中，一处平凡的巷道逐渐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图7）。此环节中，设计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引导居民保持积极状态。

3.深入设计分析

根据共情体验阶段对街区环境及居民生活的深入了解，以及试点改造阶段居民的意见反馈，笔者对该街区的改造进行了整体考量，以废置商铺改造计划为例，重点阐述积极设计理论框架在该节点改造方案中的应用（图8）。

节点位于街区中部，面积约1 000 m2，原为小商铺群，后废置至今，长达10年之久。考虑到该街区公共活动空间匮乏，笔者将其定位为休闲广场，不做明确的功能区划分，而以相对自由、开放的姿态融入街区路网及建筑脉络之中，最大限度地提高附近居民进入场地的便捷度及可达性，满足居民日常休憩、交流互动、运动娱乐的基本需求（图9）。

设计可转动装置塑造移动书吧（图10），可供个体安静学习、日常休憩，以及开展户外课堂社区学习活动。场地中央的方块剧场（图11），采用几种尺寸、颜色不同的轻质模块群供居民自由组合，可搭建形态各异的公共小品或围合成各式各样的互动空间，以随机性、趣味性吸引居民的参与，激发其共同营造的积极体验。核心广场上，轻质、易装卸材料可搭建成户外展廊、临时独立摊位及集体晾晒空间等，赋予居民自主设计的权利（图12）。场地作为社区新的活动交往空间，直接为居民带来愉悦感。此外，场地设计强调不确定性，成为居民活动的促进者，激发多种可能的活动与社交行为。

将从居民手中收集的盆栽及废弃物品进行再利用，打造质朴而别致的装饰品分布于场地各处，在变废为宝的同时，加强了居民与场地间的联系。联合社区及附近高校不定期举办人文摄影展，以街区历史变迁、日常生活的点滴等与居民密切相关的内容为题材，吸引人流、活跃街区气氛，在为居民带来潜在经济效应的同时唤起街区居民对美好时刻的回忆，提升街区的整体归属感。居民自己的物品与照片成为象征物，成为场地与个体的桥梁。

合理利用优质的高校资源，与附近高校志愿组织及社会公益性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废物手作坊等活动，采取双向分享的形式，居民可分享其生活技能或特殊手艺，外邀嘉宾可分享实用的书本知识或故事，搭建起一个传递知识的平台。在这里，设计成为指导者，引导居民培养良好习惯，树立生活目标，寻找成就感与满足感。

三、结语

在该社区营造设计实践结束之后，笔者通过微笑率测量法[18]及行为记录法，对试点改造活动周边的居民进行了回测与评价。根据试点改造前后附近居民对生活满意度的结果对比发现，各类人群的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并将街区改造方案的设计成果以小册子及短视频的形式对居民进行了展示，获得了较为积极的意见反馈，总体上促进了居民们对所在街区的关注，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情绪，促进了邻里关系与自发参与，从而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带来了积极影响，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相较于过往大多数社区营造实践主要着力于实体物质空间的优化与改造，本次设计实践活动在积极心理学理论的指引下，更多地把有形的物质空间作为载体与媒介，通过空间细节设计对目标人群的特别关注，引导意向性行为（sexual behavior）的产生，从而使环境改造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更大效用。

受土地资源短缺的影响，我国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型已势在必行[19]，通过该设计路径对社区进行干预，能更精确地把握居民的核心诉求，以更轻盈、更为灵活多變的方式达到改善居民生活，增进居民福祉的目的。这无疑是对目前国内主流的自上而下改造方式的一种合理补充，也为社区营造的相关从业者提供了更多思考的方向。

本文通过该设计实践活动初步探讨了积极心理学在景观设计领域应用的可能性，并根据积极设计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实践性框架，阐明了设计本身在社区营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人们主观幸福感构成要素的具体影响，是积极心理学与社区营造跨界合作的一次有益尝试。当然，在知识迁移的过程中，该实验性框架主要在相对宏观层面阐述了其方法的应用，而落实到特定场景的具体设计或更大尺度的社区营造活动时，其具体的设计原则仍需进一步归纳总结。与此同时，该框架的合理性及适用范围也需要更多的实践活动予以更充分的验证，以达到方法推广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侯晓蕾，疏伟慧，林雪莹，等.北京老城区微花园参与式设计营造[J].建筑技艺，2019（11）：82-85.

[2] 马宏，应孔晋.社区空间微更新——上海城市有机更新背景下社区营造路径的探索[J].时代建筑，2016（4）：10-17.

[3] 李立新，刘磊.基于SD法的邻里中心交往空间使用后评价——以苏州翰林邻里中心为例[J].城市建筑，2020，17（1）：95-99.

[4] 赖艳红，杨毅.基于使用后评价（POE）的社区公园优化策略研究——以昆明东华公园为例[J].城市建筑，2020，17（1）：183-186.

[5] 翟斌庆，李骥，伍美琴.城市社区公共环境的使用后评价与满意度研究——以西安为例[J].建筑与文化，2018（12）：171-173.

[6] 吴春花.走向更新的城市更新[J].建筑技艺，2019（11）：10.

[7] 赵丹羽.以城市存量绿地更新探索社区治理实施途径——记上海创智农园建设始末[J].城市住宅，2019，26（12）：46-52.

[8]梁肖月.社区自组织“公共性”的培育路径分析——以北京西城大栅栏街道社区营造实验为例[J].北京規划建设，2019（S2）：95-100.

[9]Sheldon K M， King L. Why positive psychology isnecessar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 216.

[10]Follette W C， Linnerooth P J N， Ruckstuhl Jr L E. Positive psychology： A clinical behavior analytic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2001， 41（1）： 102-134.

[11]苗元江，李明景， 朱晓红. “心盛”研究述评——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心理健康模型[J]. 上海教育科研， 2013（1）： 26-29.

[12] DESMET P M， POHLMEYER A E. Positive Design： an Introduction to Design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2013，7（3）： 5-19.

[13]米笑. 竹丝岗，一座不断生长的无界博物馆[J]. 建筑学报， 2019（7）： 19-23.

[14]刘畅. 人行道、菜市场和城市里的人[J]. 三联生活周刊， 2018（30）： 6.

[15]JIMENEZ S，POHLMEYER A E，DESMET P M A. Positive Design Reference Guide[M/OL].Delft：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15，[2020-05-14]. https：//diopd.org/positive-design-reference-guide/.

[16]POHLMEYER A E. Design forHappiness[J]. 2012（92）：8-11.

[17]SELIGMAN M E P. Flourish. [M].Free Press，New York ，2011.

[18]邢占军.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2（3）：336-338，342.

[19]陈沧杰，王承华，宋金萍.存量型城市设计路径探索：宏大场景VS平民叙事——以南京市鼓楼区河西片区城市设计为例[J].规划师，2013，29（5）：29-35.

Abstrac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urban stock renewal， and its starting point is to promote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For this purpose，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theories related to well-being in the field of positive psychology， searching for the intersection of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design， applying positive design framework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e framework shows that design can be source， symbol， enablement and support of happiness， promoting people’s positive emotions， participation， positive relationships， meaning and achievement. Verify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by practic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DGZ South Street， Guangzhou， we make the conclusion that positive design framework can be applied i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positive desig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责任编辑 梁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