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泰山地区营建与治理考析

张婧雅 张玉钧＊

0 引言

早期的认知中，人们会将土地视为受人类活动持续侵扰的自然系统。现在这种二分法的观念逐渐被系统理念替代，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生物、土地、人类活动、社会经济等相互作用的表征，呈现出土地镶嵌体的空间格局[1]。正是因为存在这些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我们理解风景时不能只局限于某个景观单元这样的小尺度，需扩展至更大的景观区域尺度[2]。“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古诗似乎早已将这个道理说清楚。区域风景是一个较为广阔的、包含了地理和风景双重概念的空间范围，这个范围内一般有着共同的宏观气候、土壤类型及生物区系等自然条件，以及共同的文化、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人文属性[3]。因此，区域风景的营建不仅涉及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政策、管理、经营等治理模式也会对区域风景营建产生重要影响[4]。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把山岳作为风景资源来营建开发的国家[5]，这主要基于2方面优势：一是中国山地、高原和丘陵地貌占到了67%的面积，二是山岳崇拜的思想基础形成了“天下名山僧占多”的独特风貌。名山风景的建设从山岳崇拜的朴素期开始，经历了山川祭祀、宗教建山、山水审美及现代风景资源管护等多个阶段[6]，是区域风景营建的一种典型代表。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古代山岳风景的典型代表泰山的外部营建和内部治理2个维度的梳理，厘清区域风景塑造过程中的一些影响因素和相互关系，并折射到现代区域风景规划决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及其可能的实现路径。

目前中国学者主要从山林保护[7-8]、山岳风景营建[9-10]、山岳管理[11-12]等方面研究传统山岳风景保护管理方式，其中关于泰山的研究较多。先秦时期泰山的政治、军事及审美是后世泰山文化生长的胚芽[13]，唐代开始泰山风貌巨变，由秦汉的祭祀功能开始转向宗教文化[14-15]，明清再转变为民间民俗文化[16]。泰山主峰的人文景观在先秦至清代不断形成演变，呈现出由点及线的空间变化过程[17]；泰安城因山而建，唐至清代历经变迁终趋于完善[18-19]。古代泰山资源保护管理的研究有待深入[20]，目前仅集中在置官[21]、香税[22-23]及香社[24-25]三方面，传统智慧的延续、置换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6]。

研究对象选取古代“御治”山岳的典型代表泰山。研究空间以明清多本山志和地方志的记载为依据，确定为泰山主峰、泰城、蒿里、社首、徂徕及灵岩共同组成的区域。研究时间界定在明清时期的泰山，因为这是泰山空间格局的稳定期和管理机制最复杂的时期。笔者采用“治理”一词而非“管理”，意在突出“治”之对话、协调、合作之意。

1 明清泰山地区“山城一体”的空间格局

泰山地区皇家宫室祠宇的建构可追溯至秦代，帝王封禅坛台零散设于岱顶及主峰南麓浅山区；唐宋祭祀祠庙大量增建，向岱阳、岱阴、泰城及灵岩、徂徕、蒿里、社首等支山迅速蔓延，奠定了泰山地区基本的空间格局；明清以修葺重建为主，新增部分亭、桥等风景服务类构筑，巩固了“山城一体”的空间格局。

1.1 以岱庙构建山城轴线

岱庙作为帝王祭祀泰山神的场所，布局十分严格，整个建筑群沿中轴线纵横扩展对称铺开。岱庙中轴线北偏西约6.8°，南延成为泰城南北纵轴，北延直指岱顶碧霞祠（碧霞祠轴线北偏西约6.5°）[27]。岱庙先于泰城和碧霞祠而建，其南北中轴分别影响了城池生活空间和山顶祭祀空间的秩序，奠定了泰山地区最重要的山城轴线（图1）。

1 碧霞祠—东岳庙—泰城轴线示意The axis from Bixia Temple to Dongyue Temple and the City

1.2 以祠庙控制轴线节点

明清泰山东岳庙实有三处：东岳上庙是古封禅处，位于岱顶碧霞元君祠之北，南向；东岳中庙即岱岳庙①，位于岱岳南麓，王母池之西；东岳下庙即岱庙。元君庙亦有三处：元君上庙是碧霞元君祠，位于岳绝顶西南下；元君中庙址即红门宫②，位于主峰南麓脚下；元君下庙为灵应宫，位于社首山东北[27]。代表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的东岳庙和元君庙均采用峰顶、山脚和州城三点式的选址布局，进一步加强了山城的空间关系（图2）。

2 东岳庙和元君庙轴线示意The axis about Dongyue Temple and Yuanjun Temple

1.3 以植被连续自然背景

由于国家祭祀制度的严格约束，泰山“近山十里，禁其樵采”[28]的山林保护制度才得以形成并延续（图3）。清康熙八年至十七年（1669—1678年），山东布政使司施天裔修缮岱庙时植树659株③，嘉庆元年至二年（1795—1796年）年间植柏2.3万株④。明清时期多次植树基本都集中在盘道两侧和岱庙周边，构成了山城空间连续的自然背景。

3 清代泰山地区种植分布示意Planting distribution in Mount Tai region in Qing Dynasty

1.4 以地势营造三重意境

祭地的蒿里山为封禅起点，自城南经东岳庙会、香客店街市和岱庙，向北登山朝天，最终跨越南天门登顶封天。这段长度约12.71 km的路线借助自然山势，由低到高、由缓至急，通过一天门、二天门和南天门加强地势变化效果，结合拜地、神祭、封天的3种祭祀方式和周边环境，营造出道教典型的“地—人—天”三重意境[27]（图4）。

4 三重意境示意图The Inferno-Human-Heaven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Mount Tai region

2 明清泰山地区“山城互促”的治理机制

2.1 国家与地方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秦汉至唐宋，在帝王封禅文化背景的统治下，泰山主要管理对象为山体、建置、道路及树木，管理方式包括山林的朴素保护和岱庙等祭祀建筑的营建和维护[21]。宋代后期泰山进入祭神阶段[16]，该时期管理核心是严格的国家圣地保护，并出台一系列山林保护的具体法令[29]。明清泰山逐渐转变为民间进香和庙会场所，治理对象扩展至山林、泉源、寺观、庙会街市等各类资源，相关者也由中央朝廷扩充至地方州府、宗教机构、香客团体、商贾营贩、当地乡绅等多类群体，形成了多方综合治理模式。

明清泰山由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统一规划管护，地方州府负责日常监察巡护[21]，管理内容包括山林水体保护、林木栽植、祠庙维护、资金管理等方面。泰山地区的河道疏浚、水源保护等由都水清吏司负责[30]；林木的禁樵、栽植等由虞衡司负责；宗教事务由中央、府、州、县四层级的宗教管理体系负责[31-32]。这种管理模式基本与2018年自然资源资产统一管理改革前类似，属于分要素的属地管理模式（图5）。

5 明清泰山管理模式示意[27]The management model of Mount Ta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27]

2.2 以山养城、以城奉山的反哺机制

明代是碧霞元君民间祭祀的鼎盛期，明崇祯二年（1629年）前泰山香客年均达到60～80万人[22]，进而出现了香税和香钱两类资金来源。香税即进山门票，价格每人五分至两钱不等[33]；香钱即香客在岱顶碧霞祠供奉的钱币宝物。明代期间泰山每年的香税和香钱总额可达2万～5万余两[23]，其主要用途分为3种：上缴各级政府以作国事或官务之用、修葺庙宇城垣、重要庙宇日常用度（表1）。在修葺庙宇城垣方面已形成“每香税八分内除五厘修庙”[34]的常态制度，保证了泰山风景管理维护的稳定性，可见泰山地区已基本形成了收支分离、税收反哺的机制。

表1 明清泰山资金使用情况Tab. 1 Fund utilization of Mount Ta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2.3 多方参与的共建模式

明清泰山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涉及中央朝廷、相关职能部门、地方官署、当地民众及香客/香社5类群体，通过对其权责分配和资金流转两方面的梳理，可以总结出不同群体的诉求及其参与风景营建的主要方式（图6）。中央朝廷、职能部门和地方官署均属于管理者，分别通过顶层设计、分类监管和日常维护等途径，营建和管理泰山地区的风景资源、组织社区居民和香客祭祀活动；香客及香社组织是泰山的享用者之一，同时又以香税和香钱的形式带动了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当地社区通过自主经营香客店和庙会等方式，为香客提供服务并获取报酬。

6 明清泰山多方权责关系和资金流转示意[27]The responsibility and cash flow among stakeholders of Mount Tai[27]

2.4 内外互促的耦合机制

帝王封禅祭祀行为引导了泰山风景营建的基本空间格局，这种行为的长期性、礼制性和政治性又保证了风景格局的相对稳定状态，进而不断扩大风景的独特性和典型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香客到访，香客缴纳的税钱直接带动了地方的发展，同时又反哺于风景的维护。可以说，“山城一体”的空间格局为税收反哺机制奠定了物质空间基础，中央地方共管模式和经营税收反哺机制又不断加固区域风景的营建过程。这套机制中各因子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形成了外部空间和内部机制紧密相连的耦合关系（图7）。

7 明清泰山外部空间格局与内部机制耦合关系示意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ternal spatial pattern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Mount Ta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3 国土空间背景下区域风景营建与治理的启示

3.1 区域风景营建之“变”与“不变”

1）风景营建目标的变化。以传统名山为代表的区域风景早期多以服务祭祀、宗教、山水审美等人类活动为主，其目标也相应被设定为山水游赏、纪念性场所和生活空间营造等相对单一和内向式的探索。由于时代背景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当下的区域风景营建在传统营建的基础上，更承担了土地镶嵌体、弹性生态系统、可持续复合系统等外生性的角色，因此同样的自然过程与人为活动将会被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畴内来讨论。基于区域风景本身的结构肌理及其与周边环境之间的能量流动，如何制定科学的规划、保护、设计、管理的决策和技术路径，以支撑“全球考虑、区域规划、本地实施”[3]的基本框架，是当下区域风景营建的主要目标。

2）风景治理理念的改变。在风景营建目标发生扩展和转变后，其治理理念也会随之变化。传统名山早期的治理多是以胜迹和道路建设维护、山水资源管护、城池营建统治等单要素、分类别、自上而下的模式进行的，方式多为静态、被动式。如今在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体制背景和国土空间综合治理的新目标下，密切地关注风景系统的全局及其动态变化成为治理的最大挑战。由此，强调动态和主动的适应性管理（adaptive management）理念似乎更适用于当下区域风景营建的对策制定、行动实施及长期动态评估，进而也要求治理主体需具备更广阔的空间视角、更长远的发展眼光以及更专业的危机处理能力。

3）自然过程与人为活动相互作用的关系不变。以泰山为代表的传统名山反映了中国早期山岳区域风景形成演变的一般规律，其中最主要的宗教人为活动对风景的塑造大致起到了三方面作用：1）在客观上保护了自然山体；2）创造了协调于自然的人文景观；3）培养了国民山水审美和风景保护的自觉性。人类活动始终在与自然过程相互作用，一起创造出每个时期不同的土地格局并持续运动变化，因而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和认知不止来源于不断进步的生态科学，同样来源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人为活动背后的文化，在区域景观尺度上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聚合力[3]，这其中隐含了时间层积性的尺度因素。该认知范式对于统筹区域风景的整体稳定性和地域独特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要求我们在区域风景识别和规划管理的决策过程中，必须同时考虑自然生态和文化经济的影响，有效平衡自然和人类活动，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支撑深入探讨区域可持续发展[35]。

4）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的特点不变。传统名山营建过程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央朝廷、地方官府、宗教机构、不同类型民间组织及当地居民，现代区域风景保护与营建也会涉及中央地方政府、访客、当地社区、经营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类群体。虽然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具体类型不同，但其身份不外乎受益者、管理者、经营者和第三方4种类型，这些群体以不同的诉求不同程度地参与到风景的塑造、保护、规划和管理的全过程。尤其对于区域尺度的风景而言，不同层级政府作为管理者进行顶层设计和监管负责；当地社区和访客是直接受益者，通过不同方式利用资源满足生理和心理需求；企业通过对资源的深加工和再创造为受益者提供相关服务，从而获得经济利益；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媒体、公众等则以第三方身份对区域风景给予协助、指导和监督。

3.2 区域风景规划治理的主要路径

1）区域风景的识别与范围界定。不同的景观类型在同一种气候作用下会呈现出某种统一的特征，并和周边区域形成显著差别，即长期的自然过程会划分出一系列诸如流域盆地、生物区系等的自然边界。同时，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文化的流动与聚合，也会不断塑造区域风景的边界。因此区域风景一定包含多类型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比如与气候相关的植被、与植被相关的动物、与河流相关的农田、与地形相关的城镇等。正如古代泰山的营建范围是山系和城池共同组成的自然人工环境，现代区域风景营建也应打破既有的单一自然边界和人工边界。因此，综合自然文化因素，以完整性、连续性、相对独立性等原则识别区域风景的边界，甚至是不同时期边界的变化，应是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基础研究。

2）区域风景的预景规划。早期名山营建与当下山岳区域风景规划的内容早已不同，这是由目标决定的。如今影响区域风景规划的目标越来越多，涉及尺度层级、政策趋势、发展方向、危机应对等，当下的风景规划一定比传统的风景营建更复杂、更系统。统筹考虑所有并存且相互联系的各类问题，由此设计出能反映这些联系的过程模型，通过模型提供出多种选择的预景，即动态的、多解的规划方案以及相应的方案评价，对于区域风景决策过程、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等方面都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3）区域风景的共治模式和适应性管理。多解规划可以很好地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诉求体现在模型参数中，这其实是搭建了一种公众参与的途径，以提升规划的一致性、连续性和可行性。适应性管理的特点是灵活性和动态性，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管理过程中，以过去可控的结果为基础制定适应新环境的最佳策略。适应性管理与多解规划相辅相成，影响管理决策的主要变量大部分会与多解规划的变量相同，因此两者可形成“预景-实践”“问题-解决”的良好互动，互为因果，从而为区域风景保护规划的目标和对策确定方向（图8）。

8 区域风景规划治理思路The concept of regional landscape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4 结语

中国传统名山的营建过程历经了多阶段的演变，每个阶段所呈现出的风景特征都是当时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社会背景以及主导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空间表征。泰山作为名山的典型代表，其“山城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文化对自然地表的塑造，“山城互促”的治理机制体现出各利益相关者对区域发展的诉求与贡献。若要更加真实、准确地观察和理解一处风景，就要求我们能够追溯过去、探究内因。本研究仅借助文史资料梳理的方法探讨明清泰山区域的风景营建和管理。存在一定的时空局限性。后续研究将在此框架上，分析泰山作为保护地后，其所处的区域风景边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可能的多解预景方案。

注释(Notes)：

① 东岳中庙位置考证过程：岱岳庙始建年代不详，武则天将此观委以道士住持，并改为岱岳观。汪志记载岱岳观在“王母池之西”，而查史却记“王母池之东”，两者位置明显相悖。清代金棨《泰山志》在“老君堂”一条时有如下记载：“老君堂在后土殿东。古岱岳观之一隅也。唐为老氏筑宫，武后赐额曰白鹤”，且汪志和查史中亦有“土人称老君堂”和“今土名老君堂”的类似记录，加之民国时期《岱臆》有“老君堂旧为岱岳观，泰山中庙”之说。由此推测古岱岳观位置与老君堂位置基本一致。

② 元君中庙位置考证过程：明清山志中关于元君中庙的明确记载较少，除上庙岱顶碧霞元君祠和下庙灵应宫以及岱阴的元君庙，提到“元君”的还有“天书观”“天仙行宫”和“飞云阁”三处。其中天书观是宋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敕建，位于州城西里许，明代时榜曰“碧霞元君行宫”，因其与下庙同在州城，可能性相对较小。其二的天仙行宫记载很少，仅有“在岳之阳朝阳洞南，明周王藩府建”的描述，因其址在下庙之上，可排除。最后一处是飞云阁，汪志“在岳南趾，曰红门”，金志“在元君庙东，今名观音阁”。据此，飞云阁之西有元君庙。且今红门宫飞云阁之西院内确有元君庙，祀有元君及送生娘娘和眼光娘娘。由此推测元君中庙址即为红门宫。

③ 康熙十七年（1678年）《重修岱庙记碑》，现位于岱庙内，通过田野调查获取。

④ 嘉庆二年（1797年）《泰山种柏道里记碑》，现位于泰山红门宫旁，通过田野调查获取。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

图1～4、7～8由作者绘制，图1～4底图改绘自Google Earth；图5、6引自参考文献[27]；表1由作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