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会消逝吗

【摘 要】尼尔·波兹曼认为“童年”是文化的产物，儿童走向成人的标志是文字和阅读能力，因此对儿童思维方式的培养、信息的控制权以及秘密与羞耻感的存在至关重要。但是现代技术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些界限，从而导致了童年走向消逝。事实上，对于童年消逝的担忧处于成人的语境之中，童年具有时代性，波兹曼语境中消逝的是印刷时代的童年。在技术时代下，童年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存在及教育价值，并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不断生成。

【关键词】儿童教育；童年的消逝；技术时代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22）63-0042-06

【作者简介】冯立伟，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江苏镇江，212003）教师，讲师，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南京，210097）在读博士研究生。

一、儿童和童年

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童年已经或正在消逝。童年作为人生命中的特定阶段——作为“儿童”所经历的那段时期——消逝了，这看起来不可思议，是基于什么让波兹曼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一般来说，人们多会从生理角度对儿童进行界定，并进而明确童年的范围。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内容，“儿童”被界定为“18岁以下的任何人”。我国《刑法》中将“儿童”界定为14周岁以下的人，妇联系统则认为儿童是指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这些直接的划定虽然并不统一，但简单明了，显示了儿童在生理层面尤其是年龄上的划分，这样童年即为对儿童成长上时间范围的规定。事实上，学者们长期从生理角度对儿童进行研究，如皮亚杰就认为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受到生物规则控制，儿童个体之间虽然确实存在很大差异，但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在基于生物因素的儿童身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特定的普遍性。可见童年常被看作人在特定成长阶段的生物性的展现。

同时，儿童在群体社会中的位置和特性也一直被关注。由于在社会生活中儿童的参与以及合法权益的保护等需要得到成人的帮助，因此蒙台梭利认为：“从来也没有一人像儿童依赖成人一样完全地和绝对地依靠另一个人。”［1］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儿童被作为群体类别从属和依附于成人，童年成为这种社会群体角色承担的特定时空载体。从汉字词源来看，“儿”是对小孩子、年轻的人的统称是父母对儿女的统称，用在名词后表示小的意思；“童”有成長的、年幼的意思，同时在旧时期指的是未成年的男仆。可见从字面阐释的角度来看，儿童既体现了生理学上的区分意义，也表明其从属和依附于成人这样的社会属性。

与生理和社会视角不同，波兹曼则重视儿童这一概念在文化上的生成，如其所说，童年“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物需要作为开头”［2］187。他倾向于认为儿童是且只是文化的产物，同时与信息传播的环境息息相关。儿童的概念在中世纪并不存在，是到了16世纪才产生的，儿童的概念是应文化对识字能力的要求而被发明出来的。在波兹曼眼中看来，儿童的概念“类似于语言学习，它具有自身的生物基础，但是，除非有社会环境的激发和培养，即社会需要它，否则它不可能实现”［2］82。中世纪的儿童在7岁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童年，虽然从生理上看，他们仍然和成人区别明显，但这时候成人已经把他们看作小大人，因为他们已经会说且明白成人所说的和理解的一切。［2］22即在口语沟通的世界中，成人和儿童的信息隔离决定了两者的存在，当儿童可以通晓口语的时候，他们在文化上即是成人，因为再没有分离机构加以限制，他们有机会接触文化中一切的行为方式。

进入印刷术普及的时代后，出现了新的个人传统，在文字的描述中，个人逐渐可以和实际的社会环境脱离，人在文字世界中指向并拓展了个人的心灵世界，指向人自身的内心世界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印刷导致知识爆炸，“要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成人，人们需要超于习俗和原有的记忆，去探索过去不知道也不曾考虑过的世界。”［2］43对比口语社会，印刷创造出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应的一个新的儿童定义也出现了，即儿童是没有阅读能力的人。随着印刷文化代替口语文化，中世纪那种人人参与的共同信息环境消失了，儿童必须经过教育学习才能进入成人世界，童年由此产生并基于此存在。

二、童年的“消逝”

如果对于儿童的界定源于文化视角，也就意味着文化上的变迁有可能导致儿童这一概念和童年消逝。在波兹曼眼中，印刷时代的到来，使得成年和过往有了很大的区别，成年变得需要努力而不是生理上自然的形成，成年意味着高品质的思维及个性特征，因此儿童的自我和个性也必须加以培养，其自我控制、逻辑思维能力必须被拓展，生活的知识也必须在成人的控制之下。在儿童教育中，对信息控制权、思维方式以及秘密与羞耻感的确立构成了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差异以及儿童能否成为成人的三个标准，若这些方面发生变化则会导致童年的“消逝”，而波兹曼悲观地认为现代技术传媒正在瓦解这三个标准。

首先，从对信息权力的控制和信息的管理来看，知识的学习需要通过有序的学习进行。在印刷文化环境下，成人可以将需要控制的信息以必要的和儿童能够接受的方式逐步传递给儿童。书籍文化一方面使秘密广为人知，同时也为获得秘密制造了障碍，人们必须经过长期而循序渐进的甚至是痛苦的学习才能获得理解这些秘密的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人的自我约束能力和思维能力也将得到发展。印刷书籍的存在使儿童生活在充满秘密的世界里，他们因这种神秘感而产生敬畏，进而形成羞耻心，并被成人分阶段地将其转化为对应的道德规范。但是步入现代，新的技术手段和技术条件带来了新的变化。从信息控制的角度来看，电子传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在这个同时性和瞬间性的世界里信息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电子传媒之前，由于技术的限制，信息的传递是有选择的，内容往往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需要权威来进行限制和传递。电子传媒造成了信息泛滥，信息的种类、质量、数量和顺序等均发生了改变，原来属于学校和家庭等由成人掌控的信息权力开始瓦解。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印刷书籍强调思考的美德，这与印刷创造出的抽象思维世界息息相关。而电视等新媒介则将图像革命与电子革命结合起来，对语言和识字产生了冲击和破坏，需要通过抽象思维构建的理念世界被改造成不断变化的图像影像世界。技术时代的新媒介采用了大量图像直接呈现的方式，将既往通过语言和文字进行的抽象表述变成了可以通过感官尤其是视觉感受的经验具体复现，从而将信息的形式从理性变为感性，而感性经常是被西方哲人认为应该从属于理性并且低于理性的。通过不断变化的视觉图像对事物直接展现，使得理解不再需要基于证据、规则或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跟印刷文字相比，图像是认识上的一个倒退。比如电视节目，它的镜头平均长度仅为数秒，观众在瞬间内理解画面意义而不是延后去分析解码，人们是看电视而非阅读电视，这类信息要求观众去感觉而不用进行思考和想象。

从秘密与羞耻感来看，“羞耻”被认为是使得野蛮行为得到控制的机制，它的力量来自于围绕各种行为的神秘感与敬畏感。人在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中，逐渐会将羞耻转化为一系列的道德规范。［3］而这个过程又建立在成人对信息的控制之上，由于电视等现代媒介对人的思维和行动没有复杂的要求，理解电视的内容也无须训练，因此电视不能分离观众群体，这样电视就打破了信息等级的限制。与此同时，现代媒介却没有设置获取秘密的权限，信息使用权无法被区分，这促成了成人和儿童的界限的模糊。电视无法像书籍那樣可以在特定的思维主题上深入，而是仅仅在视觉上进行画面和话题的转换，它向所有人快速、平等地揭示成人世界的全部，包括那些不宜向儿童展现的内容。成人世界不再神秘，当秘密被现代媒介变为公共话题，羞耻感淡化了，随之而来的是道德力量的消逝。

儿童和成人在文化上的区别确立了儿童作为独立阶段存在的文化意义，如果两者的界限消除了，童年也就不复存在。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电视等现代媒体技术正在逐渐消除这种差别，进而带来了教育的消逝、秘密的消逝、羞耻感的消逝甚至道德的消逝，这些变化混同了成人和儿童文化上的差异，进而导致童年走向消逝。在波兹曼看来，童年的消逝——这种经历如同罗马帝国被蛮族入侵之后陷入黑暗的中世纪一样。

三、消逝的童年是什么

在波兹曼的观念中，社会通过文字的鸿沟将儿童和成人隔开，进而塑造出儿童和成人。成人世界的秘密被书籍隐藏，文字的壁垒使我们得以将儿童置身于学校之中，隐藏这些秘密。在学校我们可以有选择地传授给儿童我们希望的状态，这种状态虽非天然的，却是理想的，是成人所认为儿童应当遵循的成长方向，是社会要求儿童成为的样子。

不识字的成人是不是成人？识字的儿童是不是就不再是儿童了？答案恐怕并非如此，文字和对文字的理解构成儿童和成人之间的鸿沟，体现了印刷时代知识分子所认同的对人进行塑造的必要途径。一方面，新兴的书本文化打破了知识垄断，神学、政治和学术的秘密向大众敞开，每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训练来获取“理性”——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曾经“理性”被精英知识分子看作是一种特权。另一方面，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要求将理性通过文字和书写的练习推而广之。由于印刷时代出现了新的社会生活实践形式，“商业和探险时代的开始，又刺激了对新闻，耐久的合同契约、可靠和标准的地图的需求”［2］37，相比从前，只有通过训练掌握文字的人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一时代的社会实践要求。但事实上即使是义务教育普及的当代西方社会，也存在大量不能充分理解和驾驭文字的成年人，他们仍然被认为是通常意义上的“成人”。可见印刷时代对儿童和成人的划分，很大程度显示的是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和对“好的读者”的判断，其潜在的含义是把不理解文字和不能通过文字训练成为理性思维者的人看作儿童，无论其是生理意义上的成人还是儿童。

如同波兹曼所认为的那样，电视所塑造的儿童和成人的趋同是基于两者思维方式上的混同和退化，其实质是成人的儿童化。当然这也在同时将成人和儿童的差距局限于知识和思维模式的差异之上，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情结，而这同样与印刷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这一时期学校的首要责任很大程度转化成帮助学生读写，从而帮助儿童迈入成人的行列。随着教育理念的变化，当前的学校不再将文字的训练和知识的学习作为儿童通向成人或成熟的唯一必要的途径，而是谋求儿童更自然和多样化的成长途径。当今社会常可见这样的新闻，很多所谓的神童，从小重视知识和文字的学习，甚至将其作为生活中唯一的指向，他们成为空洞认识的集合或是与自身及生活无关的知识载体，但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这恰恰使他们丧失了成为一个可以担负起责任的合格成年人的可能性。

事实上，我们对于童年的消逝的担忧和对童年的保卫始终都处于成人的语境中，在那些自诩具有理性精神、深受印刷书籍影响的社会精英之中尤甚。童年的消逝并非代表每一个普通大众眼中的消逝，一些家长甚至窃喜于孩子沉迷于电视平板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大大分担了自己照顾孩子的责任和精力。“童年是一种‘能代表成人期望的函数’，童年处于不断被定义的过程中”［4］，我们往往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将个别的视为一般的和普遍必然的，对童年的认识上也是如此。波兹曼秉持了这样一种主观判断，将特定时代成人心目中的童年绝对化为了普遍的童年所应具备的本质。可见，“童年的消逝”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消逝，实际上是某种文化、某个时代意义上的童年消逝。

四、技术时代下童年会消逝吗

特定时代的童年总是伴随着特定社会意识的评价，关于它的评价往往由其后或发生变革的时期中的人们来进行判断和评价。从更长久的社会发展历程来看，究竟利弊如何还有待审视和商榷。如果我们去问一个儿童，他的童年是否消逝，儿童显然不会认为自己不再是儿童，也不会认为童年已不复存在；如果我们问儿童家长，家长也会给出类似的结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儿童和他们的家长是能够明确察觉到，在家庭这一单位中，儿童和成年人的区别。同样，在学校以及其他的社会组织，绝大多数儿童和成人也可能意识到两者的不同，并对其进行显而易见的区别。

当前，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传媒技术的变化和发展，影响的不仅仅是儿童也包括成年人，之所以童年的消逝问题总是引人关注，是因为儿童在成人的眼中具有可塑性，儿童是成人的先在条件，儿童拥有漫长的成长时间，对儿童可以施加影响的因素具有可行性等等。与此同时，成年被看作是已经确定和固定的，他们缺乏成长可塑性，为现有社会结构所确定。成年人常会把自身现实的不完善有意无意地归结于童年时代，以逃避改变和改变的责任。正因为如此，儿童或童年才是可贵的，它反映了成年人对人作为时间上统一整体的向往和追寻。对童年消逝的恐惧，是对童年衍生而出的当前成年人的不予肯定，展现了成年人对现实状态和变化的不满。一直以来，不同的学者都在强调童年存在的意义。多数时候成人对儿童的本质的肯定显示了其在特定时代中自身所丧失的某些品质的回归，是对现实世界不满的一种理想化憧憬。这往往又会成为儿童所具有的特定价值的寄托，从而使得童年具有跨越时代的特定价值。关于这种价值，不同学者哲人有不同的观点，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儿童的自发性、纯洁、力量和欢乐等，是值得赞美的特点。［2］82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先贤喜爱婴儿、赤子的童真状态，推崇“赤子”之心［5］；浪漫主义者把成人描绘成堕落者，赞美童年的纯真和自然［2］82；教育学家认为儿童具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和自发的能力［4］83，但这些天性往往会随着教育的深入和年纪的增长而慢慢消失。这种浪漫主义的意义赋予，使童年日益被成人作为情感寄托的指向，这种价值上的无可替代性构成了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童年存留的依据。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对于成人和儿童文化上的区分似乎具有跨文化的共同点，思想的成熟和高度抽象的思维能力被认为是成人的标志。如澳大利亚原住民宾土比人把童年与一种前社会化阶段联系在一起，儿童的情感不受控制、自我控制能力有限、难以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被描述为缺乏知识的“不自觉的”人。对宾土比人来说，思想的成熟是关键，是一种摆脱狂野情感的方法。［6］皮亚杰也有类似的认识，儿童随着生理的成熟，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成人的标志之一是具备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这些观点和波兹曼不谋而合，波兹曼曾深刻担忧技术时代电视等新兴传媒的大量使用会导致儿童以及由儿童成长而来的成年人抽象思维能力的退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新技术的应用和拓展恰恰反对了波兹曼本人的观点，在线学习的普及，增加了儿童学习的机会，技术的即时化能力为儿童提升自身抽象能力提供了机遇。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对信息控制分级的能力的增强，使得现代人有能力按照儿童的发展规律呈现适宜的信息。同时，新型传媒具有可视化教育的优势，而不是仅仅从思维到思维的论证过程，可以实现从抽象到具象再到抽象的教育过程。事实上，历史上大量书籍本身就是采用了图解说明的方式，来进行教育阐释。［7］新的媒体技术对知识进行系统化的整理，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可视化书籍的加强版。不仅如此，由此所形成的具象和抽象充分结合的思维模式必将会超越口语时代以具体经验为主的和那种在印刷时代跟排版结构类似的“ABC式”的思维习惯。

事实上，成人总是对时代中的新变化对儿童的影响深深担忧，这种情况在历史中反复出现。苏格拉底对文字的书写取代口语曾深表担忧，“一个字一旦被写下来，它就四处滚动，态度冷漠地来到理解他的人中间和与他绝不相关的人中间。它并不知道该给谁看，不该给谁看。”［2］49林恩·怀特认为：“随着我们对技术史的了解日益加深，我们将清楚地看到，新设备仅仅是为人类打开一扇门。”“一项发明的含义究竟能实现到什么程度，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它的领袖有没有想象力，同时也要看技术项目本身的性质。”［2］36同样，波兹曼也未能站在未来的角度完全洞悉新技术的发展对童年继续存在的意义，以及它所具有的发展潜能。如果把培养理性的社会性个体作为成人的判断依据，海量信息的呈现促成了当代对信息筛选和分析能力的重視，“新的公共传媒借助于信息技术出现了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新型传媒为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8］借助现代传媒，个体面向自我和塑造的个性呈现出新的可能性，他可以轻易从封闭和充满个人想象的世界中走出，并进入与他人的关联之中，同时满足自我个性和群体社会性并行不悖的发展现实。受益于新型传媒技术形成了不受限制、理性、客观立场的公众讨论，这种讨论的大量存在对现代人批判性思维的要求提升到史无前例的水平，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成为现代儿童教育中备受重视的部分，这也有利于形成真正广泛的具有符合时代需要、具有公共理性和社会同理心的成人群体。因此，从长远来看，技术时代下新媒介的使用并不意味道德和文明的消失，相反由于技术导致的对于公共话语讨论的便利性，“让人的行为考虑开始从在意‘别人会怎么想’的层面，逐渐变成了‘自己觉得事情该不该’”［9］。对一个符合时代特征要求的成熟社会公民来说，这些仍然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和学习引导才可能达成。

因此，无论是从童年存在的情感价值还是对于人成长的时代要求来看，童年的存在都是必然且必要的。虽然技术时代儿童的发展和教育还面临着种种挑战，但毫无疑问的是，童年并不会随着印刷时代的离去而走向消逝，而是将伴随着技术时代的发展生成新的童年。

【参考文献】

［1］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M］.单中惠，译.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237.

［2］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陈进武，张光芒.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8（3）：113-116.

［4］杜传坤.“捍卫童年”：必要的界限与弱化差异［J］.教育学报，2014，10（1）：95-100.

［5］周婷婷，秦璇.童年的延伸：视听文化下成年人的“再儿童化”——一项基于小猪佩奇的探索性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11）：83-89.

［6］扬·普兰佩尔.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M］.马百亮，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51.

［7］周洪宇，齐彦磊.教育器物史：一种“可视化”的教育史［J］.教育研究，2021，42（2）：56-62.

［8］冯建军.公共人及其培育：公共领域的视角［J］.教育研究，2020，41（6）：27-37.

［9］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