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独特研究领域的民族艺术学

王建民

什么是“民族艺术学”？①本文系作者于2020年6月20日在“民族艺术学：学科定位与基本概念学术研讨会”会议总结发言基础上的扩展性研讨。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郭旭东、何泽蘋参与了会议发言的整理。应当怎样去认识和理解“民族艺术学”的学科位置？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观察和解释角度。或从基本概念切入，或由学科制度谈起，也可自研究问题入手，因为学科背景的差异和所在研究机构学科归属的不同，观点亦不尽相同。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民族艺术学：学科定位与基本概念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分属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艺术学理论、美术学、音乐学、舞蹈学等学科的学者们，再加上相关学术刊物的主编和编辑们共同研讨，对我启发良多。本文拟就民族艺术学定位问题展开讨论，以明确在当代语境中民族艺术学的独特学术价值和学科地位。不当之处，还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以冀促进研究精进。

一、重提的省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发表时间2017年10月27日。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又进一步明确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③杨维汉、王琦：《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9／27／content_5434024.htm，发表时间2019年9月27日。。在坚持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同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重新认识和理解民族艺术，并就此开展深入研究迫在眉睫。

1991年，“民族艺术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由李心峰教授引介至中国，并作为学科建设任务提出。④李心峰：《民族艺术学试想》，《民族艺术》1991年第1期。之后，又有不同学者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著，进行了相关论证。那么，当下再次提出“民族艺术学”这一学科的论题并展开讨论的意义何在？我认为，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思考，这也是我们此次研讨会召开的背景。

第一，满足继续开展民族艺术学研究的需求。

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民族艺术研究已经有了接近一百年的学术积累。中国的民族艺术研究应该说是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艺术研究学科起步之时就已经引起了一些先驱者的关注，并产生了一批至今依然应该被重视和重温的开创性成果。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在筹划创立民族学学科时，就写了《美术的起源》一文；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从事研究工作的刘咸教授赴海南岛进行考察，先后就海南岛黎族（其时称“黎人”）文身和口琴著文探讨；留日归国的岑家梧教授所著的《图腾艺术史》和《史前艺术史》两部著作蜚声学界，至40年代后期，他又出版了一本《中国艺术论集》。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艺术的实践更是不胜枚举。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创了大众文艺的发展道路，“新秧歌运动”和一大批文艺创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中的宝贵财富和光荣传统。中国现代舞蹈学的开创者戴爱莲先生于1944年在重庆组织的“边疆舞蹈大会”一时成为盛举；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不仅为《卿云歌》谱曲，更在1923年就结合古诗创作并首演了中国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新霓裳羽衣舞》；众多美术家在创作中用他们的画笔和雕刻刀探索出了将中国艺术传统与西方美术技艺相结合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无论是调查研究，还是专业教学、创作、表演、展现，中国民族艺术研究和实践均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既扎根乡土，又面向现代，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落实少数民族平等权利，1956年至1964年，中国开展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由于当时的任务重点在于搞清楚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虽然也强调了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各少数民族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做出的贡献，但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问题、突出特点，各民族的特殊性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民族识别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实践中，少数民族与汉族更为鲜明地成了一组相对的概念。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采取了综合调查的方法，调查组将包括历史、民族、语言、考古、艺术等学科的研究工作人员，因而解决了历史学者在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中的困难，很多历史学者踊跃参加了这次调查研究”①费孝通：《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120页。。中央工艺美术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以及参与调查的中央民族学院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艺术科研人员加入到调查队伍中，这不仅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和历史文化研究的角度，也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资料搜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学成功申请并获批“北京市民族艺术学高精尖学科”，肩负着服务首都和推进学科建设的双重任务。2020年3月，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民族艺术研究院，民族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成为研究院的重点工作。在研究院建立之后，因疫情原因很多工作难以大规模开展，我们曾经在线上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但关于民族艺术学的许多基本问题还没进行仔细讨论。本次“民族艺术学：学科定位与基本概念学术研讨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展的一项学术活动，会议受到北京市高精尖学科民族艺术学项目资助。按照我们的规划，本次研讨会从民族艺术学的学科定位与基本概念入手，未来我们还将继续邀请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艺术学、美术学、舞蹈学、文学等不同领域以及相关学术刊物主编等诸多学者，以期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的共同讨论。将继续召集“民族艺术学”系列研讨会，希望能通过后续主题为“理论范式与国际视野”“研究方法与探索路径”“研究领域与学术方向”三场研讨会的举办，由这样四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的民族艺术学框架，以满足民族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需求。因此，构建民族艺术学是“北京市民族艺术学高精尖学科”建设的一部分，也是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研究院试图推动民族艺术相关领域综合性理论研究发展的学术尝试。

第二，在学科发展挑战和困境中谋求新的突破。

今天我们重提民族艺术学学科建设问题，一方面要继承学术前辈们的学术财富和研究积累，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地进行学术反思。应当在学术反思的基础上增添新的认识和理解。在这次会议发言中，方李莉教授除了强调艺术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艺术研究的必要性之外，最后她也提出，民族艺术学是否只研究少数民族、民族艺术学和艺术人类学是什么关系的问题，②本文所涉及的其他专家会议发言均出自本人现场笔记，未经本人审阅。特此说明，并向发言者致歉。这就涉及到民族艺术学的基本概念以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讨论。

李松主任则在发言中点明“民族艺术学”的讨论需考虑“民族-国家”语境。具体而言，他以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编写《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工作说起，认为“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两者是互为存在依托的。他指出，做一个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没有“国家文化建设”和“民族艺术”的概念一定是不完整的，不论是“国族”概念，还是“族群”概念，都是不完整的。如果只谈民族文化或者少数民族文化，没有“国家文化”这个框架，讲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从来都说不清楚。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直到今天似乎还有些模糊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民族学界不少人承袭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学术传统，他们认为民族学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的。这与20世纪20至30年代学科建立之初强调民族学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学科的认识有很大差别。有人认为，“民族学和其他各门学科的根本区别或它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以‘民族’这个客观存在的主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他学科也可以研究民族，但不是学科的对象。”①施正一主编：《广义民族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20世纪80至90年代曾经有人倡导建立“广义民族学”，主张民族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凡是研究民族的不同方面的学科都叫做民族学，“只要是从民族角度出发来研究它的各个方面、各种过程和各种关系，都是属于它的研究范围的。这当然讲的是广义民族学，或者叫做民族科学。若是从不同方面去研究民族，例如研究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分布、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各个民族的社会组织……等等。那就是民族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了”。②施正一：《关于发展我国民族学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170页。在民族研究逐渐发展和成长为一个特别而专门的研究领域的过程中，“民族艺术”成了“少数民族艺术”的代名词，“民族特色”成为在研究中努力寻找和刻意描述的重点。在这样的理解和学术著述实践中，所谓“民族艺术学”就成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一种学科化的表述。

在这样的学科想象中，不少学者花费很大精力对各民族文化艺术进行区分，以至于在一个历史阶段的主流表述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往往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若不能够充分认识这种倾向带来的不良影响，且不能够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就容易在民族问题上出现一些错误认识和表述。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的语境中，必须对以往的学术研究有所反思，避免本质化和结晶化的单一民族叙事，从一个新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和理解民族艺术学。

第三，在新的综合中寻求民族艺术学更大的发展机遇。

必须对民族艺术研究所处的历史与现实处境有纵贯性的认识。民族艺术学在当下之所以能够建构，之所以具有重要价值，必须和这些新的理解和认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够成为当下和未来中国艺术学和民族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又要有在综合性基础上的超越。中央民族大学石亚洲副校长在会议开幕致辞中提到，“希望通过一种综合性的把握、综合性的推动，促进民族艺术相关领域理论研究的发展。”民族艺术学应当要大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加艺术学，不是两个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将民族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将民族艺术发展中面对的问题作为关注点的学术领域，这就需要具有一种跨学科的统一性研究立场。在以学术问题为核心的多学科共在的跨学科学术背景中，应当有一种跨学科、跨视域的当代学术视角，具有学科意识却又不再去纠缠其到底是“分支学科”“交叉学科”还是“独立学科”。

费孝通先生很关注艺术，强调艺术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艺术是不同民族间可进行沟通的桥梁，与民族团结紧密关联。要讲味道，讲感觉，讲艺术，通过艺术不仅可以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也可以导向人类更高层次的文化。③参见费孝通《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民族艺术》1999年第4期。民族艺术研究在当代，尤其是在全面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艺术作为人类生活中重要的感知、理解、表达、表征系统，既可以在文化群体内部，又可以超越所在的文化群体成为沟通和理解的方式，在区域和地方、国家以及在世界范围层面都有助于促进文化共享，在更广泛的人群中达成更大的共识。

在倡导和推进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应当打破以往的学科边界，无论是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边界，还是艺术不同门类和领域专门化的门槛，在跨学科的研究中都可以探索其跨界、跨域的理论突破。民族艺术学不是就民族艺术看民族艺术，而是要将民族艺术放置在社会文化之中加以考察，在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认识和理解中强调场景性、过程性、实践性。由于民族艺术学所具有的跨界性和超越性，她就可以作为相关学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可突破领域，在新文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过，也应该认识到，目前对于民族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许多问题诸如基本概念、学科地位、民族艺术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民族艺术学的不同研究领域相互之间的关系、民族艺术学的当代使命、民族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世界各国民族艺术学的发展状况、民族艺术学的学术贡献等方面还都有未曾深入探讨和辨析清楚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研讨会，也许还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们更多的学术研究论著，能够在群策群力、广纳贤言的基础上将民族艺术学研究深入开展下去。

二、学科的新定位

以“民族艺术学”作为讨论主题，学界对其基本内涵有不同理解。单从文字上看，民族艺术学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民族，二是艺术，或者艺术学。甚至可以描述为“民族艺术+学”，或“民族+艺术学”。涉及到“民族”“艺术”“民族艺术”三个关键概念。民族艺术学作为学科或者研究领域的合法性首先就必须以围绕基本概念的学术理念作为基础。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等不同学科出发对这些概念可能有不同解读。置入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如何讨论民族艺术学，不仅仅是抽象的学理探讨，也一定是具体的、场景的、实践的思考，甚至还需要落实到各个具体艺术事项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之中，这为相关讨论增加了丰富度和困难度。应当意识到对民族艺术学的核心概念的理解狭隘化与本质化可能造成的弊端，在学科定位上必须有新的认识和理解。

重新认识民族艺术学，对围绕“民族”的分类概念应当有更为包容和更为动态化的理解。在“民族艺术学”这一概念中，“民族”可以说是限定词，是艺术的一个观察角度。而“民族”这个概念无论是中国民族学界还是公共媒体和普遍民众都莫衷一是，随着时代发展和话语体系变化，其语义也在不断更替。

在中国古代，通常“民”和“族”两个字是分开使用的，它们分指庶民和聚集的群体。有人考据，在《南史》中援引《夷夏论》曾采用“民族”连用的字句。我在查阅《南史》不同版本之后则倾向于将此视为“氏族”之讹。另外也有人举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其他“民族”两字连用的例子，不过基本还是两个各具词义的字组合在一起而已，并非两字连用后的一个单独概念。

对中国近代“民族”一词的出现，学术界有几种不同说法，但大多认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由日本人使用的汉字“民族”（ttfんぞffk）而来。但也有学者考证，中文里的“民族”一词最晚到1837年就已经出现在普鲁士传教士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一篇文章之中。1872年在《申报》文中“民族”已经有了现代意义的使用。①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在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民族译名问题的讨论中，林耀华提出，汉语翻译将在俄语中使用的нация、этничность等表达不同意义的词简单地统一为“民族”，就不能体现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他主张，将多种概念通译为“民族”，用在词旁标注号码的办法将“民族”分为四类与“民族”的外文原词相对应。民族1指最一般、最广义的人们共同体，包括从原始时代一直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共同体；民族2指较广泛的人们共同体，包括从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各个时代的共同体；民族3指现代民族，即具有斯大林所说的四个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4指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人们共同体，也用来指那些还没有来得及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共同体。②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在中国民族艺术研究的开创时期，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相似，虽然也受到西方原始艺术研究的强烈影响，但其并没有将汉族艺术和少数民族艺术截然分开，一些讨论民族艺术的著述还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开展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文化部组织开展的新年画创作活动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到80年代以后全国性的、规模宏大的学术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搜集、整理、研究、编纂工作，都是站在整个中国民族艺术立场上，避免了将民族仅限于少数民族的局限。

因此，“民族”是指人类共同体，但在现代意义上的使用大致有两种不同指向，一种是偏向“社会-政治”，即英文中的nation；一种是指向“文化”，即英文中的ethnic group。前者与17世纪出现在西欧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在一个nation一个国家的欧洲政治格局中更多地与国家联系在了一起；Ethnic group及相关的ethnicity，更多地出现在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熔锅论”破产和族群矛盾突出的语境中，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认同的复杂性。但在中国的语境中，还有第三种指向，即经过中央人民政府认定的具有政治和法律地位的“民族”（minzu）。这是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处理国内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时借用国外概念演变而来的，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当代建构和发展提供的一种有益的概念。不同指向的民族概念都和历史过程或者历史记忆有关，也都与不同共同体之间的边界相关联。

今天，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联系在一起，有必要重新认识和理解“民族”这一概念。实际上，“民族”这一概念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意思。自下而上来看，在一个地方生活的具有不同发展历史过程或者历史记忆、在语言和文化习俗上保持着与其他文化群体的差异性并具有群体性认同的群体，或者说是族群，他们常常是某个民族（minzu）的支系；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生活的各个民族；由中国各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时候，在文化意义上，这个“中华民族”的概念还延展到中国边界之外，涵盖了“文化中国”构成部分的华人和华侨。

过去有些学者将西方概念里的原始艺术或者小规模社会的艺术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画等号。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20世纪前半期学科创立的初期阶段，很多人都是将中国的少数民族（minority）等同于西方所谓的原始民族或者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直到今天，这个等号依然是存在的。我们应当质疑，生存、发展和延续在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艺术是否可以等于小规模社会的艺术？为什么在表现少数民族艺术时会有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原始性”的倾向？为什么还会有人对少数民族艺术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本质化的想象？到了21世纪，到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之时，这样理解民族艺术的概念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还存在着更严重的问题，必须要重新界定。

2006年，我曾经作为主持人之一，参与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委托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调查。2000年，费孝通先生向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提出应当研究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所谓“人口较少民族”是指人口规模比较小，最初限定为人口数量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后来增加到30万人以下。按照当时的认识，最初重点是在经济领域开展项目，加以扶植。扶植了一段以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当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后，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包括艺术的各种呈现形式，便急剧地消失。因为人口规模比较小，如果不予以足够的重视，不采取更有效的保护、传承、发展举措，他们的文化艺术可能会面对更严重的生存危机。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包括人口较少民族艺术的研究依然很有必要。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就少数民族做少数民族艺术，忽略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整体之间的关联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不能只关心其特殊性，而完全无视其共同性。

所以说，虽然“民族艺术”中少数民族艺术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却并非仅仅限定于少数民族艺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们共享的和在一定范围内分享的艺术也是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以往的研究对于这部分民族艺术也许研究得相对薄弱，更需要加强研究，以凸显民族艺术学这一独特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使民族艺术学成为中国学术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一种存在。

我们认为民族艺术学还应该有更大的超越。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相关国家共同努力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民族艺术交流与相互学习对于实现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与国际学术同行的交流在民族艺术学建设中也举足轻重。构建人类共同体也需要拥有国际的视野，实现更大的超越，超越国家的边界，突破民族-国家框架下用国家边界封闭的民族艺术学视阈。世界范围内具有文化共同体和超越文化共同体属性的民族艺术都应当是民族艺术学的研究范畴。

在当代中国艺术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应当批判西方舶来的艺术概念，对于简单二分的艺术概念要反思，要批评，要批判，并通过民族艺术的田野民族志考察重新理解艺术及民族艺术概念。到底什么是艺术，怎么样来定义艺术，需要追根溯源地讨论，从中国古代的、中国不同地方和民族的概念和观念变化来加以认识和理解，如彭兆荣教授在其论文里就从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角度就此进行了讨论。

进一步说，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乐志里的相关概念是什么？人们是怎样理解这些古代概念的？在对古代文献、古文字，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图像，以及图文并茂的舞谱等图文结合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来讨论，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反思二元切分的艺术观念，对其加以重新理解，重新认识，我们所研究的民族艺术就应该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艺术，而不仅仅是当下的艺术呈现。

所以，做学问就是要有反思性，有批判性，这样我们才有创造性。有朋友听说我们要开这个会，就告诉我，你这个事儿弄得太好了，民族艺术学就是拯救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当前按照过去民族相分割的模式去研究民族学，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撞墙了，遇到了学科的生存危机。今天在理解了民族间的差异之时，我们突然发现民族间的差异就是多样性的文化表现形式，民族艺术成为当代民族群体间差异的主要表达和表征的方式。

民族艺术学涉及当代乡村和都市的民族艺术。经常去乡村调查，但不能不关心城市的民族艺术现象，还有边界正在消融的城乡之间的密切联系。将生活世界的艺术纳入民族艺术学的视野，民族艺术学关注仪式庆典，但也不能漠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实践。人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在以一种有意的或者无意的，理性的或者非理性的，甚至是无理性的方式“做艺术”——这种艺术实践既有个人的灵感和创造性，又与文化群体成员们习得的和共享的概念系统、意义体系和情绪情感模式密切相关，当然应当给予一种民族艺术学的观照。

学科定位与研究策略直接关联。我们过去比较强调宏观的、整体的、全局性的艺术研究，比如说《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尽管是由各个具体的地方和具体艺术形成汇聚而成的，但是在总体设计上，是一项宏观的、宏大的、整体的研究。在当代民族艺术学研究中，一方面，要补过去研究忽略之处，如节日、史诗的演述传统等，“中国节日志”和“中国史诗百部工程”这一类的项目应运而生，但在项目实施伊始就加入了对于民族艺术的当代思考和重新定位；另一方面，应当强调实践过程的场景性研究，用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式深化民族艺术学研究。

除了关注在民间生存的民族艺术之外，我们也应当关注专业民族艺术实践。以往做艺术田野民族志研究多关注民间艺术，今天也应当覆盖专业化的艺术生产，包括专业艺术教学和艺术创作、艺术展演，无论是音乐、舞蹈、美术、设计、戏曲、戏剧、建筑等不同门类或领域，还是演艺舞台、美术馆、博物馆、艺术休闲场所、艺术品市场等空间，都是非常重要的民族艺术学田野研究之所在，民族艺术学理论探讨之所为。在艺术实践场景中，艺术表现主题、形式、技艺和意义、意境、形式本体和文化本意、艺术思潮和个人表达，从缘由到结果，都值得加以过程性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反思中不断探讨和深究。今天的民族艺术学要强调民族艺术实践与社会和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强调艺术实践中与群体性相关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艺术实践者个体能动性的关系，强调民间艺人和专业艺术实践者，还有每个介入民族艺术的人伴随着观念、知识、情感、技艺和创造力的主体实践，这样的民族艺术学才会有更强的原创性和学术生产力。

我期待，这样一种具有新定位的民族艺术学研究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