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学不了十大军事原则

李享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名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结晶。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未能成功。三十年间，蒋介石先后参与或主导了黄埔建军、北伐战争、中原大战、江西至陕北“围剿”、抗日战争、退守台湾等重大历史事件，他的作战思想由抵制红军战术，到庐山办学研究红军，再到合作抗日尝试游击作战，呈现出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从一定程度上讲，蒋介石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对我军“八字诀”“十六字诀”及十大军事原则的简单模仿，但受制于种种因素，终不能为他赢得所期望的结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始终学不好十大军事原则呢？

1926年3月，毛泽东曾指出：“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进程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引路人，是中国人民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主心骨，是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坚强领导核心，而这样的领导核心是蒋军始终学不了的。

“相互掣肘”的执政集团，只为一己私利，不求国家太平。国民政府从成立到败亡一直存在改组派、再造派、西山会議派、蒋系黄埔派等派系之争，政府内部各职位的任免往往是各派“利益均沾”或相互妥协的产物。不仅如此，地方势力插手中央政府内部纠纷，也加剧了政府人员的频繁变动。抗战期间，党内亲日、亲美之争从未停止。1938年，汪伪政权又成为国民党最严重的内部危机。淮海战役后，蒋、桂两派的激烈交锋直接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垮台。“相互掣肘”的内部斗争，贯穿于国民政府的始终，注定了蒋军缺少运用十大军事原则的坚强领导核心。

失去民心的蒋军，妄自发动内战，只为维护独裁。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罔顾全国人民重建家园的期盼，发动内战、实行独裁。他先是宣布实行“戡战总动员令”，竭力征用其统治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供内战之需。仅仅过了不到一年，又实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宣布戒严和发布紧急命令，不受宪法限制。这些举动，实际上在坚持宪政体制名义的同时，赋予他自己无限的独裁权力。但正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根本无法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国统区始终未能真正进入战争动员状态，反而形成声势浩大的反蒋“第二条战线”。反观我军，毛泽东说，淮海战役是一锅夹生饭，硬是一口一口吃下去了。夹生饭为什么能煮熟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依靠解放区五百多万支前民工的小推车推出来的。与解放区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人民军队，始终拥有最厚实的战争伟力，焉有不胜之理？这也就表明蒋军注定不具有运用十大军事原则的民心基础。

派系林立使蒋军做不到勠力同心。在孟良崮战役中，蒋介石欲依靠强大的兵力优势与我决战，而各路部队则力避决战，打算在我军疲惫之际再全力出击。深入孟良崮的整编第74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素来与地方派系部队存在隔阂、矛盾重重，而第74师被围后，三路援军却都虚情假意迟迟不伸援手，终至第74师被我军全歼。

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本。坚持政治建军是我军在创建之初就确立的建军治军基本原则，是我们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握军队的根本所在，这样的建军原则是蒋军学不了的。

“武主文从”束缚下的蒋军做不到“党指挥枪”。蒋介石声称：“‘权出于一者强，出于二者弱’。我们既然委任了一个将领，就应该绝对的信任他，而不要用其他的方法来牵制他，所以我们在北伐之后，就取消党代表制度，采取一元制，把一切事权集中于带兵者，我认定一元制必定比二元制要好，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在蒋介石的影响下，蒋军军政人员之间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互相歧视者有之，互相倾轧者亦有之，弄得猜忌丛生，自相纷扰”。同时，他还扭曲政治工作性质，将其变为具有法西斯主义特征、对付异党异派的特务工具。“武主文从”的关系，终于让孙中山苦心引进的“政治建军”成为“空中楼阁”。

反观我军，从建军伊始就确立起“党指挥枪”的原则，奠定了新型革命军队的基础，而后又逐步恢复和健全了党委集体领导原则，确立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和措施。

蒋军没有共同的思想取向，注定其运用不了十大军事原则。反观我党，毛泽东在1939年至1940年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成为指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为中国民主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武器和理想信念。

“厚官薄兵”的蒋军做不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使其学习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成为笑谈。蒋介石长期以德国模式建军，却盲目强调军官的作用，促使部队中产生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官兵待遇实行双重标准，士兵与高级军官的俸禄最多可相差近70倍，使官兵隔阂越来越大，无法融成一股力量。

徐向前说过：“古往今来，优秀军事家指挥战争，驾驭战局，无不注重灵活机动四个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的武器装备一直远远落后于对手，但我军指挥员灵活机动的指挥能力，为我军在诸次战役中创造出了一次又一次以劣胜优的奇迹，而这样的指挥艺术是蒋军学不了的。

“骄傲自大”使蒋军做不到先机克敌，将战略主动权拱手相让。蒋介石曾放言：“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毛泽东曾针对蒋介石的狂妄之言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促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在石家庄战役中，曾被国民党当局讥讽为“毫无军事训练之老百姓”的晋察冀野战军，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预先拟定了多个方案，作了多手准备;集中优势兵力，积极动员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作战;充分运用军事民主等措施，打了一场有准备有把握之仗，最终顺利地攻克了敌工事坚固、防御体系比较完整的石家庄，全歼守敌二万四千余人。

“重心偏移”的蒋军做不到准确确立战略目标，失去了运用十大军事原则的基本条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急于占领东北的大中城市，给自身造成严重困难。毛泽东有如下评论：“蒋占长春后兵力分散，补给线甚长，再要前进，必感困难。”中国革命战争特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表现为运用农村和中、小城市特有的“面”的优势，分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点、线”优势，从而与武器装备及人数占优势的敌人作战，是“敌强我弱”态势下的“逆向选择”。辽沈战役在毛泽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经过一系列“面”对“点、线”的战斗，我军逐渐从防御转入进攻。至1948年3月，东北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北地区80%以上的土地均已成为我军根据地。

“墨守成规”的蒋军做不到以变应变的灵活指挥，无法学习十大军事原则的要义。蒋军内部教条主义泛滥，其战术守则中要求：“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是细腻、严整，却不足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阵而后战，兵家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就是强调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战术。我军指挥的精妙之处，正在于此。长征中，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时间六次穿越赤水河、乌江、金沙江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军纪涣散，作风败坏”，蒋军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成为一纸空谈。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对失败进行深刻反思，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是“六无”之军，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们就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最后导致“自己打倒自己”。

（摘自《国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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