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
——基于浙中X村的田野调查

赵秋倩，夏显力，王 进

(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3.延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一、问题提出

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以人才振兴为抓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国家共识和政策指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部分专门提出，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1]。202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特别强调，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2]。伴随城乡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素流动加速，逆城镇化端倪初见，新人口红利逐渐涌现，农村社会将为城归群体提供更多机遇，开启新的中国人力资本革命[3]。目前，社会各类力量纷纷将目光投向潜力巨大的乡土空间，返乡族不断增多，“生于本土、外流他乡而又强势回归”的新乡贤群体在农村社会治理中日益崛起。那么，逆城镇化浪潮下农村空心化、乡村人才外流、村级治理组织虚置化现象究竟能否得以遏制，抑或怎样以新乡贤群体回归为抓手推进乡村振兴，依然未有确切的结论。

虽然学界对新乡贤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当下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这一战略目标实现之间的互动机理，更是城乡关系重塑、要素融合顶层设计的最终指向。相较于千百年来的传统乡贤文化，新乡贤回归社会治理的效应分解，以及如何引导返乡精英助力乡村振兴，进一步研判逆城镇化背景下人才下乡的形式走向，均离不开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行动影响的具体解构。这不仅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更对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制度框架形成、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相关概念与文献综述

逆城镇化这一思想，源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概念，后被用于描述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回流、人口中心变化现象[4-5]。不过，逆城镇化现象的形成原因是城市吸引力不足、城市病爆发，从而形成对城镇化的一种反驳和挑战[6-7]，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行为与文化的扩散效应、城市郊区化的一种延伸[8]，有待探讨。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城乡关系不平衡的现实，目前中国逆城镇化现象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在本质上是较为契合的，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动能[9]。但相关研究多认为，城归群体的出现是城镇化难以满足转移人口的福利诉求，个体寻求体面生活的能动性反映，以及家庭观念引诱所致的被动返乡，也即是被动“城归”[10-11]。就人才主动回流方面，城市中产阶层由城至乡后的移民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社会关系网络等特征变化，以及其对当地生活资源的占用、社会环境的入侵、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影响不容忽视[12]。显然，上述研究并未将逆城镇化中的人力资本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对接起来。这不仅忽视了“返乡”人口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补位作用与新人口红利的形成，也缺乏对乡贤回归、城乡有机循环系统构造的关注[13-14]。事实上，在乡村社会转型加速期，原生型乡贤已不存在成长的伦理土壤，失去权威性与重要性。而由城入乡的外生性新乡贤群体恰能弥补传统社会解体的缺陷，迅速激活乡村治理的整体格局，引导“伦理本位”回归[15-16]。遵照《说文解字》《庄子》《汉语大词典》有关“贤”字的解释，“乡贤”以资财、德行为核心要义不断延展其内涵[17]。回归乡贤不同于西方乡绅、乡村精英概念，集聚传统乡贤文化精神与现代文明理念，冲破传统“在乡性”地域限制，以能否得到当地普通村民的信服或满足人们的普遍期待为基准，彰显现代性价值[18]。在逆城镇化背景下，回归乡贤具备身份型资源优势、新兴知识与显著社会责任感，以“有效提高当地乡村整体社会福利”为前提，将自身资源注入乡村社会土壤，促进乡村“内生式”发展，顺理成章地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19-20]。然而，理论层面对逆城镇化的判断与乡村振兴事实是否契合尚不可知，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亦值得商榷。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以X村社会调查为基础，摆脱前人关于逆城镇化成效、新旧乡贤争议以及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联系的理论论证。从乡村振兴现实出发，按照“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依据X村的具象观察，来说明逆城镇化背景下乡贤回归所产生的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等综合效应，进而解剖乡贤回归对于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以期论证逆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一致性现实，为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形成提供经验事实与规划路径。

三、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的样态解构

(一)案例说明

X村地处浙江省中部，位于Y市城区的西北部，辖9个村民小组466户1 023人，是某水库上游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村内总面积达5 550亩，其中林地面积200亩，水塘面积37亩，可耕地面积375亩，人均耕地面积约为0.37亩。受资源禀赋约束，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村内产业发展毫无生机，早期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多以劳务输出为主。自2008年外出社会人员H回村主持村两委工作，当地农户产业发展日渐转型，分散细碎化的传统耕种方式不断迈向集中规模化的“农字号”田园经济形式。在逆城镇化的文明洗礼与回流人才乡土情怀的不断助力下，X村积极发展花草产业、开办曲酒节、建立功德银行，由落后山区村转变为美丽乡村。目前，全村森林覆盖率达85%。香薰观光主题公园、乡村生态旅游文化节已经成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得益于具备公共精神的新乡贤H引领，X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股权型的利益联结机制与可量化的契约规则催生小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

作为反映社会行为特质的重要方法，案例研究以抽丝剥茧形式，呈现出事实中的因果联系、关键条件、动力来源，对相关知识体系形成累进性价值[21]。在此，我们尝试以X村回归乡贤H的社会性行动为基点，分析逆城镇化与乡贤回归新样态的具体过程(图1)，并探究其乡村振兴的形成机理与发展态势。

图1 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关系呈现

(二)样态解构

1.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

2008年怀揣改变家乡的梦想，H放下城里经营火热的生意，毅然决定回村竞选村干部，为村内整体发展注入新思想。经过多方调研与评估，在不具备区位效应与资源优势情况下，其将村内产业发展定位为旅游型，并确定“一路二住三致富”的发展思路，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种植经济附加值高的观赏性植物——薰衣草以吸引城市人到村消费。经过多年坚持与经营调整，X村初有名气，以村庄公园化、人居生态化、“一户一景”特色而崭露头角。伴随村庄整治的成功实现，H不遗余力地自掏腰包追加资金投入，凭借自身拥有的广泛网络资源以及新闻媒体平台，与各大影楼签约花草盛放期提供拍摄基地，吸引周边市民体验乡村旅游与田间生产劳动，进而实现乡城供需的有效对接，重塑乡村在整个空间秩序中的地位。在污染严重、机器轰鸣、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愈演愈烈的形势下，X村以乡村生活的慢节奏与轻松欢快为卖点，强调村庄建设的原风原貌、农业生产的绿色性与农产品加工的传统工艺性。来村庄内参观的购物者，不仅可以体验薰衣草庄园浪漫色彩、健康养生古村落风情，还能目睹或参与自己所购置薰衣草产品的深加工过程，保证产品买得安全放心。同时，对于外来居住户，X村会统一颁发荣誉村民证书，并且允许每户人家可以耕种20平方的菜地，方便其真实地融入乡村生活，享受农耕文明与田园乐趣。此举可谓是将共享农庄的人文价值与自然情趣有机合一，无形中加深了城乡文化的深度融合。在市民下乡、农民进城的人口双向流动过程中，X村的个性化设计与亲近自然的农事活动，不仅加强了城乡关联，更是提升了农业、农民、农村的潜在价值，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实现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融合。在城乡互动过程中，X村的经济发展形式，摆脱了传统产品交易市场中以货币为中介的不对等关系，将农民的独立性与存在价值从财富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赋予小农户更高的身份地位与质量生产意识，营造了城乡对称共生的关系格局。在文化联系上，X村的生活情境、古村落形态以及相关的家酿曲酒节活动，无不迎合城市居民对当下整齐划一、反生态城市生活的厌倦心理与难以排遣的乡愁情愫，引导人们逐步逾越“城市中心主义”的历史窠臼，转变乡村日趋凋敝的旧有认知，正视乡村生态文明多样化的稀缺度与独特性，重新认识乡村价值。

2.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

乡村资源闲置与村集体经济虚化，是当前大多村庄面临的首要难题。为了转变传统经营中的小农思维与资源管理模糊化观念，H组织X村采用专业化公司管理模式，以现代商业经营理念不断提升村域资源价值，将有限资源最大化利用。村域资源开发方面，为了将产业发展收益惠及整个村庄，X村专门邀请专家评估村里的各类生态资源，将村内菜地、池塘、山坡、古林木、古民居等折合成股份，以原始股入股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户获得分红的方式，完成了“一草一木总关己，人人入股皆分红”的全民参与式的混合型集体股份制经济改革。其中，村集体占股25%，其余75%由村民和工商资本认购。值得说明的是，此处的村民包括X村原住民、在外发展且愿意贡献于家乡建设的人员以及村两委干部等村庄全体利益相关者。产业实际运营中，X村以薰衣草庄园来扩大整个村的影响力，并每年举办曲酒节，将家家户户酿造的酒水作为特色供应，吸引观光至此的居民共享农家文化、实地感受传统酒文化的氛围，使得成本0.8元/斤的黄酒卖到了20元/斤，进一步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形成了富有高经济价值的X村品牌。不仅如此，H还效仿企业经营理念，充分发挥品牌汇聚效应，与福建、安徽多省合作销售土产品，实现产业经营的高端化，而非只是着眼于生产环节。在传统资源向村域文化内核转换过程中，H表示“文化是一个村庄持久发展的魅力所在，特别是X村的农耕文化、山水文化、人居文化，由此衍生的旅游、观光、休闲、餐饮等富含文化底蕴的产业才具备可持续性”。在前期村庄改造中，X村注重整合现有的历史遗迹，修缮建于元代时期的X村祠堂、保留古民居原貌，重构地方文化记忆，进而推动闲置资产的盘活，实现废弃资源的再利用。总之，H充分明晰城市与乡村功能差异，从乡村生态文明多样性出发，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系下以“三变”改革形式量化资产价值，借助现代商业思维激活村庄“已死”的资源。此外，在村庄公共资源治理机制设计中，其以个体单元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通过股份合作将不同利益主体纳入相互依赖的“村域网络发展”模型中，通过一系列的土地、资金盘活工作促进乡村闲置资源的利用，保证村庄民主建设与村民话语权的合法性地位，为X村乡村持续振兴提供了可行路径。

3.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

在城乡人口快速流动的情况下，乡土社会固有的高度稳定、封闭的治理体系已不复存在，原有基层组织构造与社会秩序也随之坍圮、失效。调查中H强调，“自己刚上任的那年，有领导进城时，车子滑落到我们村庄旁边的小溪内，无一村民帮忙。看到此幕，不免为传统伦理道德精神的丧失感到可悲。常年在外的经历，使我更明白现代商业规则中‘诚信’‘合作’‘组织’，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有多大”。面对X村传统公共道德精神的缺失，如何在生态旅游不断发展过程中，为产业加上文化符号，形成独树一帜的鲜明特征，是H不得不解决的棘手问题。源于欧洲时间银行的创意，在已有村规民约基础上，H进一步将具体的条款内容细化、可实践化，创建功德银行，以积分制的形式记录村民的点滴好事，并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公布与奖励。也即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使得“因果循环”可视化，让普通农户真正感受到“孝顺父母、邻里和睦、帮助困难户、义务清扫垃圾”等被大家视作无所谓的细节，并非毫无价值。目前，公德银行账簿积分已经超过8万分，全村95%以上的村民都在功德银行有存入，并获得一定的奖赏。在这一激励机制下，村级公共事务不断内化于心，公共利益也被纳入私人范围内，互帮互助的现象也不断增加。村民A说：“以前大家都不认同那个功德账簿，觉得没什么大用处。后来有外村人打听相亲对象的人品如何，大家都说，去村里看一下功德银行就知道了。还有人因为积分高、信用好，村委会就会优先给分配宅基地、办理贷款、发放福利……现在村民都越来越爱惜名声，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行为了。邻里乡亲不是比谁家的地多、挣钱多，而是比谁家好事做得多，比谁的口碑好。”不过，也有村民表示，“现在氛围越来越好了，好多人做好事也不是为了那点积分，都习惯不留名，村里记录在册的差不多只有实际数量的1/6”。可见，在公共道德化抽象为具体，由模糊到可量化的过程中，人们由起初的不认同到后期的自主性不断得以激发，硬性规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的框架内，借助于可视化的法律规则，以新的治理原则和手段重塑传统规约魅力，重建伦理精神价值，能够有效引导人们走向道德制高点，促进道德文明的回归。

四、机理探析：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

(一)发展基础：行动资源供给

1.资本富集优势

在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中，社会形态的塑造有赖于经济资源这一前提条件。也即是，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村落的乡风文明建设、基层治理有效，离不开其所处阶段的经济基础支撑。在地域范围的限制下，生活于X村的农户完全习惯于传统的耕作生产模式、社会交往形式，与极具流动性、开放性的都市圈差异极大，已然形成因循守旧的生活观念与发展意识。尤其是在青壮劳动力外流严重情景下，留守于此的普通农户家庭同质性地处于低水平陷阱内，故步自封，缺乏新时代发展思想，更缺乏相应的资本投入于乡村变革进程中。然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求小农户具备过硬的生产技术与经营能力、广泛的人际关系、畅通的信息渠道，来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要求[22]。作为当下乡村振兴力量体系的代表者，H在脱离原有农业生产劳动后，本该继续经营自家多年营生，成为村内人人艳羡的城里人。然而，在村庄无人组织、少人参与的严峻态势下，不忍家乡凋敝不堪、村民生活艰难，其选择返回乡土场域，不计成本地投入到乡村振兴之中，致力于走出一条特色生态产业道路。在村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不仅积极向当地政府申请项目，更是将凭借自我之力筹集的700万元资金用于乡村的初期规划，迥异于原有村两委干部只求自给自足的保守主义意识，将自身经济资本雄厚、社会资本丰富、信息资本充裕的强大优势充分展现出来，无不说明其因资源优越而与普通小农户间呈现非对称关系格局。在产业发展期间，其借鉴中国台湾、欧洲种植经验，同当地大学、企业共建基地，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大棚建设。与此同时，面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孱弱不堪的局面，定期召开村落研讨会，邀请外出成功的人士回村，共谋村庄规划，抑或是以乡愁乡情为纽带，号召在外人士参与公益活动，为村内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转变乡土培植的人才不再为乡土所用的原有认知。显然，对于传统观念下的中国农村，除非能大规模的复员乡土，保持落叶归根的社会有机循环，才不致使困乏的乡间陷入经济瘫痪和治理无序陷阱[23]。在群体分层逐渐明晰的中国社会，进城人员以其雄厚资本力量回归，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农村生态系统的治理，加速了乡土社会的修复进程，有助于社会稳定性与平衡性的实现。

2.现代理念凸显

自20世纪80年代，城乡要素流动不均衡演化至今，“城市中心—乡村边缘”已成为当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融合的本质障碍。在如此“中心—边缘”非对称的空间场景下，城市文明、城市性自然而然地聚集了城乡流动人口的心理偏向与价值追求，致使农民进城、非农就业成为常态化，乡村愈加位于被支配的地位，进一步加剧了乡土社会风险性与不确定性[24]。随着基层社会变革的加速，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对于资源回流与信息注入的需求也日益显著，特别是亟待振兴的落后山区村、边缘村。相对于普通农户而言，常年在外的H发展意识超前，汇聚了现代产业经营理念，具备一定的风险识别和抵抗能力。在农业发展可持续、农村治理稳定性难题中，其更容易以现代理念来打破一成不变的旧有惯习，借用商业组织的思维培育个体化农户的联合能力与合作精神，带来乡村产业链条的雁群效应。2008年初回村时，H便开始组建团队，寻求村里文化程度与公共道德素养水平较高的村民为成员，通过取得先进分子的信任，进而以先进带领落后、由点到面地开展村庄规划工作。为了实现村庄独一无二的品牌建设，其选择难以在当地生长的薰衣草为主导产业，经过三年的失败、试验、再失败、再试验的不断尝试，最终成功颠覆了以传统耕作为生的小农观念，成为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桥梁，其难得的社会经历无形中增强了普通农户对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转变的认识，重塑现代社会价值观念。随着村内产业的发展壮大，X村“事无先例”地以“环境保护费用”名义，向游客收取薰衣草门票费，将乡村生态环境也是商品、享受乡村生活也应付费、“劳有所得”和“脑有所获”的商业理念灵活应用于实践，突显出农民首创精神与村落价值所在。同时，X村利用数字平台创建了村级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每天公布村级信息，并要求党员干部、大学生群体做好网络营销，以朋友圈形式推送村级发展情况的相关消息。不仅方便外界了解X村，也进一步培养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与归属感。从发展团队建设到产业模式选择，再到产业规划与网络营销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行动，使得乡村社会充满现代商业气息，而非毫无生气的旧式生产氛围，彰显“理念”对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非凡意义。

(二)循环条件：乡土逻辑助力

1.社会联结紧密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嬗变与重建，乡里制度、家族主义、家国同构、“皇权不下乡”的基层治理思想早已深深根植于历史文化传统，更为逆城镇化趋势下新乡贤自主回归提供文化基因。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标志着城市资源要素自由流向农村的时代到来，更是国家政权加强基层社会建设、消除城乡不平等的一项必然行动。在政策号召与基层需要的双重压力下，现代城市要素的注入变得极为迫切。近年来，行政村范围内大学生村官、驻村帮扶队伍不断增多。国家力量外嵌下的组织联结，虽亦能带来一定的项目资源，满足村庄建设需要，但同时也消解了村民自治的内生性，缺乏持续发展的稳定性。相对而言，重返家园的H类返场精英，保有“生于斯长于斯”的血缘地缘脐带，宗族关系网络深厚，与村民打交道较多，可谓是彼此知根知底，集聚了新乡贤的精神内核。不仅如此，其父母亲常年在村内生活，与村民保持着天然的信任关系，更便于其明晰农民的真实想法，做出符合行动伦理的举措。H曾表示，“有人认为农民没有环保意识，其实不是的，他们是最好的环保者，旧衣服能穿三五年，缝缝补补继续穿……我有一天看见我母亲东塞西塞，整理了3 000多个塑料袋，什么都舍不得扔掉。所以，我们更应该换个角度去理解农民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自己的观念强加到他们的头脑里”。正所谓，纸上谈兵不如深入其中。就H自身来说，其深谙当地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依然处于村民心中自己人的圈层内，清楚村内普通家庭的行事逻辑，能有效引导农户思想由“生存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换。贤者，是一个极富道德与文化色彩的传统概念，强调人们在伦理道德层面的造诣。H曾举例说：“做基层工作不但要有包容心、忍耐力，也要讲策略。村庄建设中领导参观，路上没扫干净，我就想不能让领导踩到垃圾，我就自己先踩上，那家人看到我的良苦用心，觉得自己有愧，后来就再也不乱扔东西了。”作为逆城镇化背景中的中坚力量，H以农民的身份行事与思考，用实际行动践行乡土情结，真正将治理有效的目标辐射至村民的生活日常，无不体现出草根智慧。

2.德治效应明显

自20世纪农村改革以来，村民自治制度不断推进，治理主体的认定不再局限于国家基层组织的任命或宗族派系的竞争，而是还权于广大农民，由普通农户以民主选举形式来决定，增添了民主、协商色彩。然而，由村民自治引致的民主理念与制度平台，并非人人都能适应。在公共治理博弈中，缺少新时代乡贤的引领和行动，普通农户往往呈现“一盘散沙”状态，无法推动“民主的陀螺”，甚至陷入“伪民主”困境[25]。身为村两委组织中具备成熟发展经验的人员，H以一种素养水平高、敢想敢干的姿态，很自然地便参与到村民自治实际中来，与村两委、普通村民形成紧密的联系，很大程度上形塑着村民生产、生活实践的价值取向。在发展初期，鉴于普遍存在小富即安、缺乏自律的小农意识，H甘愿自掏腰包设置小奖品，吸引村里留守农户每天早上去广场打太极、跑步，以改变大家的精神风貌，展现X村的旅游服务风采，引导人们走向思想自觉。为了给“无公德的个人”做出榜样，其与原村支书相互协作，坚持义务清扫马路、随手捡起村里的垃圾，用自身行动更新大家对于村域公共空间的认识，帮助建立一套符合乡村发展的共享价值规范，展现了古代乡贤“贤者居世，以德自显”的伦理风范。在其物质与精神双重引领下，早先出于个人理性的小农户亦主动以维护乡风文明、促成集体行动为己任。由于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在具体社会行动体系中，其凭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村域建设、产业规划、文化培育提供了一系列支持，对处于无组织状态中的农村社会具有一定的庇护作用，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表明[26]，克里斯玛权威具有很大主观性，个人合法性权威的形成并不在于客观标准的价值判断，而是追随者的行为认定。艾森斯塔德进一步引申[27]，假若一个人可以成功向人们展示其超凡特质并主动服从安排，那么这个人便具备克里斯玛权威。毋庸置疑，其自身的禀赋积累不仅是生活于田间的普通农户实现人生价值的奋斗目标，更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稀缺性资源，其背后蕴含着人们对社会价值的追求，无形中引导人们打破现有生活状态，自觉追求调整与改变。

(三)作用手段：伦理基础再建

1.创新治理技术

当前农村社会传统性与现代性胶着不下，普通农户思维具有过渡性，乡土人情、互帮互助与邻里疏离、情感淡漠的乡城文化特征兼具，不同于城市化前期农村人口生活空间相对固定的状态。而今，现代性的制度框架与隐性的传统内生资源相互博弈，乡村社会行之有效的习俗逐渐失去效力，新生代治理主体外流不在，治理危机也随之发生。无疑，村民自治作为以农民为主体的治理形式，与农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转型期，没有优质的村民，自然也就难以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28]。就X村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其治理有效目标凭借乡贤回流效应得以实现。薰衣草种植前期，H早早以X村的名义注册了近200个商标，并谋划村级集体资产的实体经营与增收途径，提升村民自治组织的存在感与社会影响。目前，X村两委以年470余万元的集体收入用来开展村级公共事务工作，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威望所在，掌握着对整个农村社会治理的话语权，有别于贫困落后村村集体经济组织空壳化的惯象。值得一提的是，在提升村两委组织基层治理能力的同时，“三变”改革下的全民参与式治理机制不仅创新了协商民主形式，增进了农户的经济自主权与公共事务发言权，更唤醒了普通农户的乡村振兴参与意识。在治理主体回归的基础上，H主张将村规民约量化、细化，让规则负担起道德伦理丧失的责任，并由村内德高望重的年长者记录村内好人好事，将自己也纳入村民自治制度框架内，以防陷入能人脱缰、精英俘获的危险。进言之，当代契约论主张无偏狭性，强调制度及其所蕴含的公共性无偏狭地适用于参与各方，希望人们在各种规则空间内无偏狭地对待彼此，进而产生无偏狭的结果[29]。也即是，在“功德银行”契约意蕴牵引下，德治的脆弱性不断削减，规避了功利主义倾向与差序格局式的伦理正义，走向制度性的平等与公正，彰显出自治、法治、德治合一的体系功能。

2.公共理性建构

在传统封闭式乡村不断解体的转型时期，小农毫无例外地被归结为理性存在物，这体现在以己为中心的私人道德中，同样也体现在“事不关己”的功利主义观念内。于是，理性的算计与风险的规避就成了普通农户可持续生计的价值导向，自我利益最大化充斥着整个农村社会。与此同时，这种基于个体单元的私人理性无不隐藏着巨大隐患，一旦风险来袭，个体便会陷入“水深及颈”的状态。更遑论公共危机四伏的后现代性阶段，一切所谓的道德、行为规范都在不断变动抑或模糊化，乡村治理秩序再生产也随之趋向虚无。正如X村10年前的光景，普通农户趋向于从集体协定中退却、由社会责任与公共生活领域中抽身离去，只剩下丧失公共参与技能的个体家庭，独自面对强大的政府组织和频繁波动的市场。面对公共规则解体与自我规则诠释愈演愈烈的双重危机，H创新性地以“功德银行”这一治理手段来强化规则、自觉、文化的内生力量，进而引导村民言行达致集体行动、回归公共领域，形成充满生命力的草根性道德规范。毫无疑问，社会的自治是以成员互动共享为前提的，伦理学领域将人们对于道德的延展建立在对正义的追求过程中[30]。也即是，将公共理性超越于个人理性之上，以共识、正义认同来引导人们公德的升华，走向更为尊重人的“共在”这一事实。反观X村，其充分抓住了小农户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利益才会付出行动的心理，以经济激励或声誉诉求来打消村民参与公共事务而无法获得立竿见影的可观回报的疑虑，将不确定性记入人人可见的功德簿，兑现为即时、具体的好处，而非完全依附于教化的力量。在公共理性建构进程中，特别是身处于道德滑坡的历史变革时代，传统的伦理观念已不足以滋养出人们的集体行动，反而使其在规范边界模糊中不知所措、投机取巧。鉴于此，公共伦理的获得与具体化不限于“自律”，更在于“他律”或“律他”。也即是，守望相助、乡风文明的再形成，必然是在法治这一规则支撑下方能得以实现。由是，乡村振兴中公共性建构方可具体化与可操作化，真正发挥实际效用。

五、结论与讨论

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城乡必须是双向流通的。都市的工业依靠农村为市场，困顿的乡间也需要现代化的理念及城市要素的有机嵌入，二者之间的不可断裂性恰成为恢复由城到乡的桥梁。在城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返乡群体对农村市场、农村社会场域的建构力日渐显著。这不仅是人们行为自主选择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对乡村振兴、逆城镇化进程的理性响应，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先导。

首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态势。相比于外嵌型人才，返场乡贤拥有在城市积累的各类资本，同时又具备融入农村社会网络中心的社会基础，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的有机融合点，更是城乡一体化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两千多年来的政治史籍说明，国家以很少的资源便能治理广阔的疆域，无不依附于传统农业社会中乡贤、士绅这一不可替代的特殊主体。H作为逆城镇化过程中的力量代表，不断以现代商业理念提升X村价值，实现城乡不对称关系格局的扭转。在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的今天，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无疑需要人口再流动来化解。也即是，再流动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资源的再配置，进而激活乡村沉睡资源，可以实现城乡要素融合、城乡关系对等。

其次，形成村庄价值激活经验。乡贤回归的一系列变革行动，带来了规模宏大、运行有序的产业发展体系，深刻改变了X村社会经济结构，影响人们的价值认同理念、社会交往行为、利益联结方式等。X村全民参与式的混合型集体股份制改造，使得村庄内群体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具备村庄集体行动发生的基本条件。同时，村庄价值激活所衍生出的制度改革、组织功能变化，不仅是针对乡村衰落风险、治理组织涣散的行动表现，更是在此基础上探索出的一条乡贤带动式乡村振兴道路，形成村庄主体利益联结的特色经验。

最后，促进乡村伦理基础再建。一般而言，具备德治特色的贤能带头人在规则治理与文化自觉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也即是，贤能效应的扩散者会引导农户道德行为的自觉生成。H回归前，乡村社会治理秩序伴随人口外流不断消弭，使得乡村社会原子化、个体化特征明显，丧失乡村传统的公共伦理基础。功德银行这一积分制形式的引入，使得规则不断内化于民心，并有效规避精英俘获的潜在危机，形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有效治理路径。特别是功德银行设立初期，H不断亲身实践，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道德的激励，激发乡村传统伦理文化回归和人们的公德认同意识。

综上而论，乡村凋敝或许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避免人员流失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难以行进、公共事务治理无法集体化、传统道德规范约束消退、人居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进而重建农村社会集体行动体系，形成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对于这一命题，中国乡村振兴的具体道路仍在探索之中。逆城镇化的应运而生，非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城镇化的进一步理解，亦会为乡村建设提供新方向。而新乡贤回归，作为城乡要素有序流动的必然结果，既是对“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顺势而为，更是对处于社会重组之中的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自觉应答，助推新时代“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建设。那么，遵循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内在要求，尊重进城与返乡人群的利益需求，利用好逆城镇化下新乡贤这一角色及其所决定的经济社会功能，设计人才有序回流机制，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应是破解乡村振兴难题的重要出路。毫无疑问，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将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乡贤回归治理形式也将会因各地条件差异而不同。如何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防止乡贤回归后的精英俘获问题，以及建立怎样的集体行动框架促进中心人物、关键群体、后续参与者来共同推动乡村振兴，仍然是乡村建设行动推进中需要持续讨论的热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