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国内大循环的视角

黄 潇，王海霞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北京 100720)

一、引言

近年来，世界经济政治环境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加剧了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及全球肆虐更使得不确定性加剧，世界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在大变局中抓住发展机遇，推动我国经济迈向更高发展层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其中。迈向新发展阶段，我国要转变以往以投资、出口为主要发展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挖掘内需潜力，发展壮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以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消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畅通货币流通以及引导生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如图1所示,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07年以来逐步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0.8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36%，已连续六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到39.2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58%，但仍然是特殊时期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撑力量。随着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消费增速有所放缓，但超过14亿的人口总量以及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预示着我国消费市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增加居民收入与减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作为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措施。

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然相对偏低，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如表1所示，2019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为39.25%，而同年美国、俄罗斯、韩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则分别为67.86%、50.38%、48.55%。可以看出，2019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从时间维度来看，2001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为45.52%，而到2010年，则下降到了34.33%。从2011年起，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开始逐步提高，但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中低水平。

图1 2000—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占GDP比重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1 世界部分国家居民最终消费率比较(单位：%)

长期以来，我国依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带动了居民收入的提升，但并没有持续有效刺激国内消费，主要原因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刚性生活支出压力使得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及预防意识增强，从而导致国内居民整体储蓄率较高，消费信心欠缺。另外，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推进使得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改善，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由2012年的6667.10元提高到2019年的13327.70元。然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根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20》数据，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8063.40元，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1倍。随着我国进入乡村振兴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广大农村潜藏的巨大消费潜力也是振兴国内消费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综上所述，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有效畅通国内大循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消费市场是重中之重。而在这一过程中，减小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情绪焦虑、激发居民消费信心从而振兴国内消费是打通堵点的一个关键环节。而财政支出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以及释放消费潜力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要充分发挥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就要充分关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投入与效能。

二、研究综述

近年来，财政支出及其对消费影响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一是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作用。毕成(2020)[1]通过TVP-VAR模型论证了财政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进而通过收入效应提升消费，而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及民生保障的加强会通过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蒙昱竹等(2021)[2]将城市化作为中介变量，提出政府财政支出在短期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在长期会推进城市化发展，进而对消费产生显著“挤入”作用，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而张晓芳(2020)[3]则通过构建异质性消费的DSGE模型，提出财政支出会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二是研究不同类别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影响。王静雅、侯帅圻(2020)[4]通过构建省级城乡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消费性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提出消费性政府支出对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并非必然的挤入或挤出，因此应对不同区域不同省份政府支出结构做出不同的优化调整。常文涛(2020)[5]研究了包含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及保障性住房支出四项的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提出财政基础性公共服务支出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中存在中介效应。赵欢(2016)[6]、沈梦颖和雷良海(2020)[7]、杨越(2021)[8]、景辛辛等(2018)[9]从省域角度或区域角度研究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焦健(2017)[10]、陆乃菁和叶金阳(2019)[11]、张东玲等(2020)[12]则从城乡消费差距的角度入手，研究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论证了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的不同影响，提出应关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及地区分配比例。

以上研究表明，不同时期、数据选取及研究方法的异同会使得民生领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存在差别。进入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深化民生领域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对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激发居民消费潜能，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一)关于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界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持续关注人民生存与发展需要，保民生、惠民生成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中心内容。关于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界定与分类，学界尚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在财政部关于2020年预算报告的解读中，将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健康、住房保障、残疾人扶持等作为民生领域的重要任务。安体富(2008)[13]将财政支出中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就业、环保以及公共安全领域的支出定义为民生支出。姜扬(2019)[14]对民生财政支出的界定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在综合借鉴政府有关工作报告及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界定为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由于从2007年起，我国对财政支出分类指标及口径进行了大幅调整，为保证数据的连贯性及可比性，本文以2007年以后的财政支出数据为主要研究对象。

(二)民生性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如图2所示，2007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为16453.90亿元，占同年全国财政支出的33.05%，2007至2019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及其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均具有较大幅度的提升。2012年，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增长到46304.54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上升至40.32%。2013年，该比例有所下降，但随后一直保持较快速度的上涨趋势，增长到2017年的38.52%。2018年该比例略有下降，但从2018年到2019年，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占全国财政支出比例又呈现出提升趋势。2019年，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达到38.65%,支出规模达到92317.87亿元。

如图3所示,从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项目来看，从2007到2019年，伴随国家经济增长及财政支出总额的提升，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额度均有较大幅度提升。从比例上看，教育支出占比一直居于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之首， 2012年达到16.87%，近年来虽略有下降，但基本维持在14%以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从2007至2012年有所下降，但从2012年起，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到2019年，该项比例已达到12.30%。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从2007年的4%提升到2019年的6.98%，在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中居于第三大类。环境保护支出占比稳中有升，从2.32%提升到3.09%，目前已经成为民生性财政支出中的第四大类。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比一直稳定在1.70%左右，在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中占比相对较小。

如表2所示,从国际上来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FS数据库同一统计口径下，2018年我国经济事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为22.70%，而同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经济事务支出基本维持在10%左右，说明现阶段我国财政经济事务支出比重仍然偏高，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依赖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亟待调整。2018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26.20%，加拿大、日本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达到30.20%与41.90%，美国社会保障支出比例虽然为27.60%，但其市场化保障体系较为成熟，社会保障水平实际较高。有力的社会保障是增强居民消费信心的重要推动力，相对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社会保障支出比重仍显不足。在健康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方面，日本、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均超过19%，同年我国该项支出比例为9.30%，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2012年以来，我国基本保证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不低于4%。 2018年我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1.50%(上述统计口径下)，高于同年美国、日本该项比重，体现了我国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另外，2018年，我国环境保护支出占比为2.40%，高于同年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在该项支出上的投入比重，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及绿色发展理念。

图2 2007—2019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其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3 2007—2019年我国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情况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表2 2018年部分国家部分财政支出项目占财政支出比例情况(单位：%)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1.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2007—2019年我国全国财政支出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考察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在进行建模时，引入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引入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为减少多重共线性影响并消除量纲影响，本文对各变量做对数处理。另外，为探讨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本文在做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及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各类民生性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建模分析。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C=α0+β0lnEdu+β1lnCul+β2lnSec+β3lnMed+β4lnEnv+ε1

(1)

lnCity=α1+γ0lnEdu+γ1lnCul+γ2lnSec+γ3lnMed+γ4lnEnv+ε2

(2)

lnRur=α2+δ0lnEdu+δ1lnCul+δ2lnSec+δ3lnMed+δ4lnEnv+ε3

(3)

其中，C代表我国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City代表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Rur代表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Edu、Cul、Sec、Med、Env分别代表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及环境保护支出水平，αm为常数项，βk、γk、δk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参数，εn为随机误差项。

2.变量选取与说明

(1)居民消费水平指标

综合考虑数据的真实性、可比性和连续性，本文选取《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2007至2019年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居民消费水平衡量指标。

(2)民生性财政支出指标

由于本文考察全国层面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家财政支出数据中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并用每年度各项支出分别除以该年度年末全国总人口得出各项支出的人均数，作为衡量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指标。各个变量符号及其定义如表3所示。

表3 计量模型各变量符号及其定义

(二)数据描述性统计

将2007—2019年各研究变量数据导入计量软件Stata中并进行对数化处理，执行命令“summarize”对所有变量的统计特征进行考察，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通过利用Stata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Stata软件多元回归结果

1.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回归结果

为防止由于存在异方差而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通过使用稳健标准误差进行OLS回归。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回归模型中，R2=0.999,且检验模型显著性的F统计量的值高达3140.20，相应的p值(Prob>|F|)为0.0000，表明回归模型整体高度相关，即印证了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存在的显著影响。

分项来看，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从检验结果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631，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352，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而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2.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回归结果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利用Stata软件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样本数据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检验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结果如表6、表7所示。

表6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多元回归结果

表7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多元回归结果

为防止由于存在异方差而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通过使用稳健标准误差进行OLS回归。从表6中可以看出，在回归模型中，R2=0.999,且检验模型显著性的F统计量的值高达4119.85，相应的p值(Prob>|F|)为0.0000，表明回归模型整体高度相关，即印证了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存在的显著影响。

分项来看，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从检验结果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534，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297，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而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同前文，本文通过使用稳健标准误差进行OLS回归。从表7中可以看出，在回归模型中，R2=0.999,且检验模型显著性的F统计量的值为2742.50，相应的p值(Prob>|F|)为0.0000，表明回归模型整体高度相关，即印证了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存在的显著影响。

分项来看，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教育支出以及环境保护支出均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从检验结果来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924，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623，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教育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279，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环境保护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202，在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医疗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2007—2019年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及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数据，考察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衡量了国家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根据计量模型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1.从全国层面看，在我国各项主要民生性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主要包含了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就业补助、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最低生活保障以及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等。合理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能够有效增强居民基本生活保障，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扫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释放居民消费潜力。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影响充分体现了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文化消费需要。

2.从城乡差异的角度来看，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化传媒与体育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教育支出、环境保护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影响作用不大，而教育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医疗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影响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路径铸就了中国发展奇迹，但在这一过程中，城乡发展速度及水平差距有所拉大，城乡居民收入消费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城乡协调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使得广大农村获得了更多发展机遇，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力度显著提升，有效改善了农村民生状况，也使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而教育、环境保护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该两项支出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所致。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影响也说明了在乡村振兴新阶段，持续加大对农村居民民生事业财政投入力度、补齐农村民生短板的必要性。

(二)政策建议

扩大内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重要战略基点，而目前我国相对较低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也预示着未来我国在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方面存在的巨大空间。通过前文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本文认为，应从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投入力度、推进民生性财政支出向农村倾斜、补齐农村民生短板以及加强民生性财政资金绩效管理等方面入手，提升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投入效能，进而发挥其在促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方面的作用。

1.从国际范围来看，当前，我国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及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仍然偏低，但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投入力度，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消除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进而有效激发消费潜力。具体来讲，首先，前文数据显示我国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投入比重仍然偏低，但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应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投入规模，提升养老保障水平及覆盖范围，增加就业补助，加强对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生活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促进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其次，加大对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事业的投入力度，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文化旅游及体育生活需求，例如加大旅游景点、文化体育场馆等建设力度，为居民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休闲娱乐体验选择，从而释放国内文化旅游及体育休闲等方面隐藏的巨大消费潜力。最后，还应加大财政在医疗健康、教育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力度，有效扫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2.实证结果表明，与城镇相比，各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当前，我国应继续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倾斜力度。首先，增加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及就业补助，提高农村整体社会保障水平，从而改善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及收入预期，增强消费信心。其次，应继续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教育投入，积极促进教育支出在城乡间的公平分配。最后，要注重财政支出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对农村的环境保护支出，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生存发展环境，激发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从而激发消费潜力。

3.当前，我国财政收支矛盾及财政可持续问题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尽可能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及比例的同时，也要聚焦民生性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一方面，优化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改善财政支出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医疗健康、文化体育与传媒及环境保护等领域间的支出比例，对标居民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从而提高资金支出的有效性，更好发挥民生性财政支出对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消费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预算编制及绩效管理，以城乡居民的现实发展需求及科学发展规律作为支出预算的编制依据，并制定明确可行的预算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强化民生性财政支出绩效考核力度，有效提高资金支出效率，切实发挥其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