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音乐剧叙事差异比较
——以《悲惨世界》为例

尤誉颖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一、叙事结构

叙事学这一概念最早在1969 年由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提出。叙事学分为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类。经典叙事学主要指结构主义叙事学，以研究叙事作品文本为主，深入分析作品的结构、规律以及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纯文本研究。与之相比，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围和适用性更广，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学、戏剧叙事学、电影叙事学等。音乐剧是以戏剧为根基，使音乐、舞蹈或其他要素得以充分发挥潜能，并融合为有机统一整体，从而丰富观众整体剧场美学体验，满足观众多重感官享受的现代舞台艺术形式。詹姆斯·费伦提出一种观点：“叙事是某人对他人为达到某一目的在某一场合对一个故事的讲述。”按照这一观点，音乐剧可以被理解为在特定场合展示演出文本的叙事艺术。叙事学主要建立在小说研究基础之上，但是叙事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绝非仅体现于小说创作当中，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能把叙事学研究限制在小说文体。

《悲惨世界》是法国作家雨果发表于1862 年的长篇小说，多年来不仅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同时还被改编成电影和音乐剧搬上银幕和舞台。音乐剧《悲惨世界》改编自雨果的同名小说，于1980年由法国音乐剧作曲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在1987年登入百老汇并演出至今。

小说《悲惨世界》结构上分为五部，每部以事件或人物名字作为标题，指出主要内容，分别为《芳汀》《珂塞特》《马吕斯》《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丹尼街的英雄血》《冉·阿让》。小说的情节以冉·阿让历经重刑坐牢、苦役、颠沛流离的痛苦人生为主线。冉·阿让是贯穿全剧的线索性人物，他为了快要饿死的侄子偷了一块面包而服了十九年苦役，刑满后受到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米里哀感化，决心与过去作别，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冉·阿让把名字改成马德兰并成为了市长，可是他并不贪图已有的功名利禄，在名誉和正义面前义无反顾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另一条线索是侦察员沙威，沙威这一人物形象是冉·阿让的对照，他是人道主义的对立者。在主线情节之中，作者还以冉·阿让为中心，通过围绕他发生的事件如帮助芳汀、拯救孤儿珂塞特、救出马吕斯，引出其他人物，事件彼此交叠，使整部小说结构具有整体性，人物情节环环相扣。

《悲惨世界》是史诗型音乐剧的开先河之作，其剧情编排和歌词唱段都是后来音乐剧表演的典范。音乐剧一般需要有核心的矛盾冲突和较为清晰简单的剧情。将这一类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文学作品搬上舞台，并通过三个小时的音乐剧呈现出来，这对演员和编剧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为了避免将复杂的故事情节简单化后，导致情节不连贯，角色塑造不够清晰等问题，作曲家在创作音乐剧时继承了小说从“通过人道主义从邪恶走向善良”的思想精神，提炼出原著的主线情节，大量与主要人物不相关的情节被删除简化，同时也为了符合舞台表演的特点对故事进行改编。除删改情节外，音乐剧还简化了人物关系，以冉·阿让和沙威为故事的中心，设置了珂塞特、马吕斯和爱潘妮的三角关系，并加入德纳迪老板夫妇作为具有喜剧色彩的反面人物。人物的设置为推动情节发展和展现主题思想而服务，如爱潘妮只出场两次，第一次是作为马吕斯和珂赛特的爱情使者，第二次是在街垒战斗中死在马吕斯怀中，仅有的两次出场就塑造了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出畸形社会中的美好人格和真挚的爱情。

音乐剧《悲惨世界》中几乎没有起到过渡作用的旁白，主要通过器乐演奏来连接情节。作曲家将器乐演奏穿插在情节之中，使情节连贯起来并体现出整部剧的主题。音乐风格奠定了整部剧挣扎与反抗的基调和苦难的主题。

表一：结构对照表

二、叙事时空

在《悲惨世界》中，雨果以史诗的规模再现社会和历史，时间跨度从1793 年卞福汝主教亲历的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到1832 年马吕斯所投身的巴黎人民起义，将历史时间与叙事时间合而为一，使小说具有现实主义色彩。雨果对历史中发生的战役、起义多采用全景式的整体描写，目的是展现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物命运，进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悲惨世界》中展现重大历史事件常采用插叙的手法，如在第二部中插入对滑铁卢战役的叙述；第二部中插叙维尔加修道院的建筑；第四部中插叙波旁王朝以来的历史和政治。在插入的叙事之中还有许多评论性和抒情性的内容，属于叙述者对情节的干预。插叙并没有造成小说叙事的断裂，作者用插叙的方式减缓叙事速度，调节叙事节奏，使游离主体之外的情节与小说的中心情节具有整体性与统一性。此外，插叙中的评论性干预深化读者对人物的理解并升华事件意义，引导读者充分认识雨果所宣扬的民主共和思想。

音乐剧与文学作品不同，它是当时情景的再现，不能频繁地采用倒叙、插叙等叙事方式来展示时间变化，主要按照时间自然发生的顺叙方式。音乐剧《悲惨世界》通过演唱的方式，以人物内心情感的自叙展开第一人称叙述，由于缺少第三视角的评论和对社会历史背景的介绍，只能通过简短的语言叙述时代背景，所以在深度上不如小说。

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十九世纪的历史变迁需要通过空间的转移来实现。小说《悲惨世界》涉及的空间场所多，如监狱、街垒、贫民窟等地点都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空间。小说对场景的描述往往需要通过大量文字的铺设来营造氛围，如雨果以流浪儿的视角，展现了巴黎的城市氛围“迪马赛的贩鱼婆，可与欧里庇得斯的卖草婆针锋相对；走钢丝的福里奥佐是古罗马艺人弗雅努斯的再世……”通过对城市中不同人物的描写，塑造立体的城市形象。

音乐剧中的场景变化主要借助现代化的技术来展现。音乐剧《悲惨世界》的灯光明暗和舞台场景随着情节变换而改变，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将观众带入音乐剧情节之中。音乐剧运用现代视觉特效、灯光、升降舞台等技术，借助灯光变换呈现出多个场景的效果，一方面弥补了单纯演唱导致的单调感，同时也很好地贴合原著，展现出场景变化。在通过技术手段转换场景的同时，音乐剧还会借助乐曲来营造氛围。如序幕中合唱曲目“Lock down”是囚徒的劳动号子，以重低音和弦和简单的重复旋律把人带入集体氛围中，符合冉·阿让出狱这一幕的情感基调。

三、人物塑造

小说《悲惨世界》侧重于通过刻画人物心理和情感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如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冉·阿让陷入商马第事件时内心的苦闷与彷徨，而对于冉·阿让变成市长的过程却简单概括。这种戏剧化的处理有效地控制了文本内部的节奏感，细腻地展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悲惨世界》被频繁改编的原因在于，其内在的经典价值与创新性改编的双重叠加，极大地满足了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观众向大师致敬的同时，也完成了一次高雅文化的消费。音乐剧《悲惨世界》在角色塑造上，充分吸收了原著人物的性格要素，并通过舞美语言和歌词内容展示人物形象。音乐剧《悲惨世界》能取得辉煌的成果，不仅有赖于雨果的原著小说，还与音乐剧本身具有的独特表演形式和舞美设计有很大关系。剧中角色的服装造型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元素，不同的人物服装特点承担着表现戏剧主题的功能。如冉·阿让第一次出场的服装是印有监狱编号的囚服，土黄色的衣服单薄破旧，没有多余装饰，不仅体现了冉·阿让的身份，也符合冉·阿让当时落魄的处境，同时暗示了作为犯人的冉·阿让即将遭遇屈辱与不公。借助服装道具代替语言直接表现出冉·阿让刚出狱的形象“穿着黄粗布衬衫，领子上系着一只小银锚，露出了毛茸茸的胸部；领带扭曲得像根绳子，蓝斜纹布的裤子已经磨损，一个膝头已经发白，另一个已有破洞。”在冉·阿让改头换面成为“马德兰”后，他的服装转变为做工精细的黑色礼服，与狼狈的囚徒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凸显出冉·阿让不同时期的遭遇和生活处境的变化。

歌词和乐曲也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音乐剧借助叙事性音乐和抒情音乐将事件和情感交织在一起，为人物提供展现性格的话语空间。音乐剧在改编的过程中对小说语言进行通俗化处理，创作出简洁易懂且具有感染力的歌词，形成了独特的唱词特色。《悲惨世界》的歌曲唱词基本没有采用生僻词，乐句也较为简短，如序幕中冉·阿让与沙威的对白式唱词多由三至七个词组组成。这种简短但有力的歌词，易于被观众理解，也有助于营造戏剧的氛围。此外，歌曲具有较强的旋律性与节奏性。音乐剧中的歌曲大部分采用2/4、3/4、4/4 拍，旋律单纯、节奏较快。唱词字数适当，并按照重音和音节来划分格律，交替性地出现强弱节奏，从而能够与旋律巧妙融合，使得歌曲旋律富有感染力。如芳汀的独白唱段《I Dreamed a Dream》用简洁凝练的音乐语言表现出芳汀虽然生活在底层，但依然对美好的生活充满向往。同时借助音乐节奏速度的变化以及演唱者的呼吸哭泣体现出芳汀悲凉起伏的心情，显示了人物的悲惨命运。又如冉·阿让在被迫承认“马德兰”是虚假身份后，以《Who am I》作为内心独白，自问自答的语气细腻地表现出冉·阿让内心的挣扎。

注释：

①慕羽.音乐剧艺术与产业[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31.

②申丹.多维 进程 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J].国外文学,2002,(02):3-11.

③⑤[法]雨果.悲惨世界[M]李丹,方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346+57.

④陈莉.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演出中的营销策略——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J].四川戏剧,2014,(12):129-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