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就业质量指标与评价分析

2022-03-17 03:48
安顺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市民技能家庭

王 菊

(安顺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

就业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本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后续帮扶的关键在于“稳就业”,“稳就业”的重心在于提高就业质量。“十三五”时期,贵州共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92万人,累计建成949个集中安置点[1]。截至2021年8月31日,全省有劳动力搬迁家庭就业率为93.07%[2],实现有劳动力搬迁家庭一户一人就业目标,但要实现新市民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任重道远。

“就业质量”最早起源于1995 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后经“工作质量”“工作和就业质量”“就业质量指数”等概念演变。中国学者对“就业质量”的关注起始于21世纪初,刘素华认为“就业质量即就业环境、劳动关系、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优劣的程度”[3]。新时代背景下“不同人群的就业质量有可能进一步分化”[4]。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是一群“离土又离乡”同时具备农民工、失地农民和贫困群体特征的人群。近年来,学者注重从生计可持续[5]、就业减贫[6]、农户就业能力[7]、就业保障[8]和就业影响因素[9]等方面研究新市民就业问题,而“在就业质量方面,搬迁后移民的就业质量有不同程度的下降”[10],“稳就业、保就业工作不能仅依赖于从需求侧出发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来增加就业岗位,更要从供给侧发力,扶持中小微企业打通创新链为就业扩围。”[11]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新市民就业质量应综合考虑新市民自身个体特征、家庭负担、公共就业服务以及安置区周边用工主体吸纳就业能力等方面来考量:一是考察新市民个体特征影响工作情况、工作满意度以及家人就业收入等影响因素;二是考察培训服务对象覆盖面和培训与实际工作的关联程度;三是考察新市民个体及家人工作区域的差异和安置区周边创业情况。

一、就业质量指标与评价分析

(一)指标构建与描述

本文从新市民就业能力、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和安置区周边用工主体吸纳就业能力三个维度构建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新市民就业能力指标由新市民个体就业能力和家庭就业能力构成,涉及新市民工作技能、工作行业、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资收入、工作稳定、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就业意愿、创业意愿共11项;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指标由就业培训、创业扶持共2项构成;安置区周边用工主体吸纳就业能力由工作区域和创业区域共2项构成。指标描述及编码见表1。

表1 新市民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及编码

(二)样本描述

本次调查主要选择贵州省部分易地扶贫搬迁规模达2000人以上的安置区进行调查,涉及毕节、安顺、铜仁、黔南、黔西南、黔东南等地州市,采取直接进入安置区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804份问卷,回收804份,回收率达100%;有效问卷为796份。有效率达99%。样本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样本分布情况(n=796)

本次调查样本中男性387人,占比48.62%;女性409人,占比51.38%;“16~30岁”的样本占比最高为37.81%;其次,“31~45岁”的样本占比为28.86%,46岁以上样本为32.34%;“少数民族”的比例为64.57%,“汉族”比例为35.43%;“小学及以下” 占比为46.11%,“初中毕业”占比为25%。

二、样本分析

本研究数据类型多属于定类数据,在因素分析方法选择上主要运用卡方(交叉)检验的统计方法,所有数据结果是通过SPSSAU进行线上分析。

(一) 新市民就业能力

1.新市民个体就业能力分析

(1)利用卡方(交叉)研究工作情况对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共3项的差异关系

从表3卡方检验发现,有无工作与新市民个体特征关联度较大。“工作情况(半年内)”对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3项全部均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对于性别,呈现出0.01水平显著性(chi=22.503,p=0.000<0.01),有工作的男性比例54.70%,有工作的女性占比为45.30%,而没有工作的女性比例高达63.36%;对于年龄,呈现出0.01水平显著性(chi=35.975,p=0.000<0.01),16~30岁选择自己创业比例为58.18%,31~45岁有工作的比例为34.66%,46岁以上“没有工作”的比例为43.13%;对于文化程度,呈现出0.01水平显著性(chi=39.006,p=0.000<0.01),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没有工作”的比例55.34%,高中或中专文凭“自己创业”的比例25.45%。

表3 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2)利用卡方(交叉)研究新市民个体工作满意度对于新市民个体工作特征,即工作行业、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资收入及工作稳定性共5项的差异关系

从表4卡方检验发现,工作环境和工作稳定性与工作满意度关联度较大,而工作行业、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和月工资收入与工作满意度不会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工作满意度对于工作环境呈现出0.01水平显著性(chi=24.515,p=0.000<0.01),工作环境好的新市民高达96.67%对工作选择满意,明显高于不满意的选择比例81.36%;工作满意度对于工作稳定性呈现出0.01水平显著性(chi=18.035,p=0.000<0.01),“一年更换一次工作”的新市民对工作的不满意的比例为23.73%;“不更换,工作较稳定”的新市民对工作的满意程度高达57.14%。

表4 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3)利用卡方(交叉)研究劳动关系对于工作技能共9项的差异

从表5卡方检验发现,拥有技术性越强的工作技能越有可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对于多选题工作技能共9项呈现出0.01水平显著性(chi=76.596,p=0.000<0.01),拥有石瓦匠、木匠、裁缝、刺绣、蜡染和厨师技能的新市民多数不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而拥有“驾驶技术”和“电脑”技术的新市民与劳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占比分别为32.91%和18.14%。

表5 劳动关系与多选题工作技能交叉汇总表

(4)用频数分析新市民没有工作的原因及就业意向

在“没有工作”的262份样本中,没有工作的原因主要是家里有人需要照顾,今后想参加工作的有200人,就业意愿高达76.34%,但想参加工作的新市民中仅有69人愿意自己创业,占比34.5%。分析发现,没有工作的新市民主要受家庭负担影响,多数人希望就业,但不太愿意创业。

2.新市民家庭就业能力分析

(1)分析家庭人口数和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

运用描述和频数统计的方法去研究分析家庭人口数和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发现样本中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家庭(同一户口册)人口总数平均值为5.133,家庭劳动力(16岁~60岁,但不含在校学生)人口数平均值为2.374,已经实现劳动力家庭“至少一人就业”的目标。

(2)利用卡方检验(交叉)去研究家人平均月工资收入与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的差异关系

表6 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二) 公共就业培训服务能力分析

1.利用卡方(交叉)去研究接受工作技能培训与新市民个体特征的差异关系

从表7卡方检验发现,接受培训情况与新市民的个体特征关联度较大。不同于“搬迁以来,您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对于“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共3项均呈现出差异性(p<0.05)。搬迁以来,新市民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群体主要集中在31~45岁和46岁以上,占比分别为32.24%和38.82%;相反,没有接受过培训的主要集中在16~30岁之间的新市民,占比43.90%;汉族接受过培训的比例明显高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比例,少数民族没有接受过培训的比例明显高于接受过培训的比例;大专及以上学历没有接受过培训的比例22.36%,明显高于接受过培训的比例13.16%。

表7 卡方(交叉)分析结果

另外,结合描述分析方法,发现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新市民平均每人接受1.980次。用多选题分析方法,发现接受过家政服务、种植技术、水电工培训的新市民较多。本地工作的新市民接受培训较多,外地工作的接受培训较少。

2.利用频数统计方法对新市民接受培训情况与实际工作关联度和帮助情况进行分析

从表8可知,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对新市民的帮助较大。“您认为所接受的培训与所从事的工作有无关联?”大部分新市民认为培训与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有关联”,占比为55.59%;在“您认为培训对您是否有帮助?”中超过8成样本选择“有帮助”。

表8 频数分析结果

3.新市民对政府创业扶持的期望

利用描述分析发现,在创业的新市民中,期望政府提供“创业场地”和“减免店面租金”的较多,占比分别为41.82%和36.36%,新市民对政府扶持创业的期望较大。

知识链上知识资源的稀缺性,主要体现在知识链中核心企业对知识资源的控制上。一般来说,知识链中的核心企业都是知识型企业,它们是创新活动的投入主体、决策主体和收益主体,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也应用和创造知识,并将知识融入其产品中。核心企业通常通过知识需求与上下游企业、供应商、经销商进行知识整合,创造出资产专用性程度极高的知识资源和特殊资源,以带动整条知识链形成知识优势。

(三)安置区周边用工主体吸纳就业能力分析

1.使用卡方拟合优度检验对“您的家庭人口就业的区域”多选题各选项选择比例分布情况

从表9分析发现,新市民家人多数在外地工作而非安置区周边工作。拟合优度检验呈现出显著性 (chi=208.949,p=0.000<0.05),省外工作、县内非安置区工作共2项的响应率和普及率明显较高,意味着新市民家庭人口多数选择在省外和县内非安置区工作。

表9 响应率和普及率汇总表格

2.对新市民创业区域频数分析

从表10分析发现,创业的新市民多数选择在本地创业。在55位创业的新市民中,有25位是在安置区周边创业,占比为45.45%,另外,在“本县城”创业的有21人,占比为38.18%。

表10 新市民创业区域频数分析结果

3.利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去研究工作的区域对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接受培训情况共4项的差异关系

从表11卡方检验结果发现,新市民个体工作区域与新市民个体属性特征和接受培训情况的关联度较大。不同“您工作的区域”对于“您的性别”“您的年龄”“您的文化程度”“搬迁以来,您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共4项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男性新市民在省外工作和省内县外工作的占比较高,女性新市民在安置区周边工作的多;16岁~30岁青年新市民在省内县外和县内非安置区周边工作的较多,占比分别为51.16%和45.96%,而46岁以上的中老年新市民群体多数选择在安置区周边工作,占比为58.33%;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新市民多数在安置区周边工作,初中毕业的新市民选择在省外工作的相对较多些,占比为37.50%,会明显高于平均水平27.97%。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新市民绝大多数在安置区周边工作,没有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新市民多数在省外工作和省内县外工作。

表11 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三、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实际分析的情况,得出如下结果:

(一)从新市民就业能力特征来看,就业质量高低与个体属性特征、工作特征和家庭就业有关

1.从新市民个体就业特征来看,就业质量的高低与个体属性特征、工作环境、工作稳定性和工作技能有关。从新市民个体特质来看,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影响自身工作情况。搬迁新市民中,女性多数选择在家照顾老人或者孩子,所以外出工作的情况较少;年轻的新市民创业的多,因为创业风险相对较大,年龄越大的新市民越不愿意冒风险;文化程度越低,没有工作的比例越大,主要体现在年龄偏大且文凭低的新市民群体。从新市民个体工作特征来看,工作环境和工作的稳定性对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关系。从新市民个体工作技能来看,拥有技术性越强的工作技能越有可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工作越稳定。

2.从新市民家庭就业特征来看,就业质量高低与家庭就业收入有关。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劳动力家庭已经实现至少1人就业的目标,但家庭就业收入与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有差异关系。低收入家庭大多数用人单位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购买社会保险,高收入的家庭多数家人就业与劳动单位签订合同,且单位为其购买社会保险。

3.从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特征来看,就业质量高低与培训服务对象差异有关。工作技能培训服务对新市民很有帮助,与当前新市民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但培训服务对象受到年龄因素、文化程度以及工作区域的影响,公共就业培训服务未能做到全覆盖,针对在安置区周边工作的中老年群体和文化程度较低的进行工作技能培训较多,但这部分群体会因思维能力、理解能力受限而导致培训效果不佳。另外,多数创业者希望政府提供创业场地、减免店面租金等方面提供创业服务。

(二)从安置区周边用工主体吸收就业创业能力特征来看,就业质量高低与安置区周边就业吸纳不足有关

根据新市民个体及家人工作区域的分析来看,在搬迁新市民中,男性、年轻的、文化程度相对高的多数在外地工作,而女性、年纪大的、文化程度较低的多数在本地工作,受多重因素影响:一是女性和男性相比,有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多数女性不能外出务工,主要受家庭负担的影响;二是外出务工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条件。年轻的有文化的外出工作较顺利,而年纪大的文化较低的外出工作会面临种种困难;三是安置区周边就业吸纳不足。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安置区周边经济发展总量不足,就不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给新市民就业,在没有就业岗位的情况下,“离土又离乡”的新市民只能选择外出就业。这充分体现了安置区周边就业吸纳能力不足。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结论最终得出,贵州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就业质量总体偏低。主要受到新市民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学历、工作技能)、工作环境、工作稳定性、新市民家庭就业收入、就业培训服务、安置区周边就业吸纳不足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立分级分类劳动力动态管理台账

综合年龄、劳动技能和家庭负担情况,建立分级分类劳动力动态管理台账。一是针对50~60岁的劳动力群体,有无劳动技能均不再开展劳动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要有一定的识字水平和理解能力。根据劳动能力的实际情况用公益岗位解决就业,享受公益岗位带来的就业补贴。年龄偏大且劳动能力较弱的群体,稳定兜底救助类政策,不再就业。二是针对40~49岁的劳动力群体,有劳动技能的,可以加强技能提升培训,让就业能够长期稳定;无劳动技能的,根据个人理解能力和家庭负担情况安排就业。若理解能力差,用公益岗位安排就业;若理解能力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且要求培训1人技能鉴定成功1人。有家庭负担无法外出的,用公益岗位临时解决或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三是针对40岁以下的劳动力群体,有劳动技能的,可以通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能够长期稳定现有工作岗位。无劳动技能的,可以要求全部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且培训1人成功鉴定1人解决就业1人。职业技能培训的重点应是16~40岁劳动力群体(在校生不算在内),可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等多种培训增强就业技能,鼓励年轻劳动力返回安置区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有家庭负担的年轻群体,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方式参加固定工种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就业技能,能够稳定在安置区周边就业或者创业,以便照顾家庭。

(二)实现数据平台信息资源共享

实现数据资源共享,需要整合现有就业数据信息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模块,做实就业数据统一口径,让数据互联互通,政府各职能部门均能使用。按照搬迁新市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就业、培训和接受政策类优惠享受等五大功能模块整合现有数据信息平台,街道办负责信息平台数据的更新,县级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均可互联互通数据,做到数据统计口径统一、功能模块统一,为政府各职能部门做决策时提供基础数据。

(三) 优化就业服务方式

建议以“政府购买+劳务公司运作”为主要形式开展就业服务,优化就业服务方式,解决多重困难:一是解决社区就业专干缺少的问题;二是缓解就业结构矛盾突出的问题;三是实现新市民外地就业收入增长、本地就业收入稳定且兼顾家庭;四是转变新市民政策依赖思想,减少政策“悬崖效应”问题。

首先,应以街道办事处牵头组建“街道办劳务服务公司”[12],公司独立运营,具有法人资格,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组建资金需要各级政府部门整合所有促进就业资金以及各种渠道的就业补贴资金。街道办主要负责人是公司运营的第一责任人。政府不干涉公司运营。

其次,街道办劳务服务公司应设立四大核心职能部门:一是设人力资源服务部,安置区就业工作人员归属人力资源部管理。该部门负责对辖区范围内所有人群信息精细化管理,做到有台账底数清,负责收集搬迁新市民就业意向、培训意向等数据信息管理及更新工作;二是设劳动服务部,具体负责组织劳务输出工作、健全劳务输出工作制度、收集劳动服务岗位信息、负责与辖区范围内所有用工主体建立良善的工作关系以及负责安排各种临时劳务派遣工作。三是设培训服务部,政府通过整合各种资金,向劳务公司购买各种培训服务,包括职业技能培训、岗位需求培训、安全培训和全员素质培训。其中,职业技能鉴定培训以鉴定成功为结果导向开展培训,保证培训服务质量。四是设立公司财务部,负责对接政府各种资金来源、负责对接用工主体劳务派遣劳务费、负责发放工资。辖区范围内劳务派遣,公司应统一发放工资,工资水平应根据劳务性质有所差异,但差异不宜过大。

再次,建立健全考核机制。明确县级人民政府为考核主体,考核第一责任人为街道办主要负责人。重点考核搬迁新市民外地就业实际人均增收、本地就业长期稳定、职业技能培训完成1人鉴定1人以及资金整合使用情况,注重结果与过程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以年均绩效性工资奖励到个人和最大处罚原则加大对公司的奖惩力度,增强街道办劳务服务公司的责任意识。

(四)加大企业稳岗就业补助力度

一是出台减免房租5年阶梯期限、严格执行国家免税政策吸引企业入住安置区,梯度设置减免税费和门面租金,让引进企业长期稳定在安置区周边发展。另外,引进入住企业主要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低技术含量适合新市民群体特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二是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支持创业带动就业,无条件吸引更多的年轻新市民群体回安置区创业,以创业的方式解决更多的就业。三是安置区居委会牵头搭建各级各类就业载体,比如搭建就业扶贫车间、就业基地、社区工厂等,居委会为第一责任人,增强居委会的责任意识,把搭建就业载体情况纳入居委会考核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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