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刀，千个字》的寻根与革命叙事

张青淼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2020年第5期《收获》杂志刊登了王安忆新作《一把刀，千个字》，此作品位居2020年“收获文学榜”长篇榜首。故事从身居纽约法拉盛一个名为“陈诚”的扬州菜厨师经历讲起，围绕他童年至中年的生活，展现了“一把刀”带给陈诚人生的影响。“收获文学榜”评选评委评价《一把刀，千个字》，“如果我们把这部作品堪称王安忆得心应手、技艺纯熟的又一部力作，就有可能忽视这部长篇所要挑战的巨大困难：它是小说叙述的困难，也是今天这个时代言说和表达的困难。”［1］时代伤痛、母亲缺席带给陈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个人身份的模糊与文化断裂导致陈诚与家人间产生半生的隔阂，自婴孩时期便四处漂泊的孩子始终在寻找母亲存在的痕迹。王安忆以陈诚的个人寻根呈现出一场由母亲缺席导致的东北家庭悲剧。在此部作品中，王安忆将个人、历史与革命融为一体，在个人的生命历程探寻过程中诉说历史，将陈诚难以言说的人生诉诸笔墨。

一、“四五”作家与革命叙事

“四五”一代生长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对“四五”作家来说，由于个人经历，他们乐于叙述特定背景下的历史，乐于在作品中反映他们经历并熟知的历史与社会。自“四五”作家初现文坛开始算起，他们的文学创作已持续了近50年。王安忆属于“四五”一代，她的《本次列车终点》《长恨歌》《启蒙时代》《纪实与虚构》等作品均涉及历史与革命。但王安忆作为一个在文学创作舞台历久弥新的叙事能手，长期描写“特殊一代”注定无法呈现她的创作。在她的新作中，对历史的呈现得到不同寻常的拓展，故事和叙述对象都得到超越个体生命的延续。《一把刀，千个字》虽对上个世纪有所涉及，但其主人公的生活背景不在历史之中，而是在与读者同时期的现在。以这样的方式，主人公以“后代”的身份出现，特殊时期的伤痛情绪在他们身上得以继承。生命的逝去与暴力的忍受不再是一代人的伤痕，它们都在王安忆的笔下得到了继承。20世纪8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在作品内容上都具有反映时代的相似性。当文学发展到今天，历史故事被持续继承，生活在新世纪的人们以回忆与探寻的方式回溯过往。王安忆正是用此巧妙构思将现代与历史相融合。

《一把刀，千个字》以淮扬菜厨师陈诚的现状切入，借一场美国法拉盛的饭局引出叙述对象。已是中年的陈诚在美国略有名气，是名士聚会的“私房大厨”，一把扬州菜刀不愁无处使用。而书名中所谓“一把刀”仅仅是一把菜刀吗？显然不是。王安忆以“一把刀”将身处国外的陈诚个人命运与历史、革命联系在一起。追根溯源，陈诚是一个漂泊者，他的人生是无根的。“流浪”一词可以概括陈诚的前半生，在童年玩伴师师还未与他结为夫妻前，陈诚在美国的生活是一场“漫游”与“旅行”。工作结束，商铺关门，流浪猫狗回到自己寄居的巢穴，淮阳菜名厨陈诚可以一人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地前行，最后回到空无一人的家。节假日，陈诚到大西洋城将手头的钱赌尽就打道回府，不恋赌也无牵挂。尽管陈诚生活富足，但在异国却过着如此“无亲无根”的日子，可见与亲人多年的离别对他性格的影响始终没有被消磨去，甚至陈诚的人生都与他的童年经历有着不能否认的联系。

陈诚成年后的主要生活地是美国，但《一把刀，千个字》革命的主题没有因故事背景是异国他乡而被影响。早在1984年，王安忆游历美国四个月后，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的种族是如何的不可能，我深觉着自己是一个中国人。”［2］当台湾作家陈映真问到王安忆回国后的创作打算时，“写中国”就是她的回答。可见，无论创作背景设置为何地都不能影响王安忆笔下的“中国故事”与革命叙事。借美国背景写中国，王安忆的场景设置是独到的。陈诚生活在法拉盛的“唐人街”，这里就是美国中的中国。围绕在陈诚身边的一群人——来自台湾的樊教授夫妇、从香港移民美国的未婚姐妹、文玩店的胡老师，甚至还有偶居美国探望儿女的陈诚父亲。陈诚一开始作为茶话会糕点师与众人相识，后来渐渐成为茶话会一员，而后看望儿女的陈诚父亲也参与进来。陈诚父亲作为上世纪的大学生，在茶话会上也与众多学者探讨中外古今政治问题。以茶话会的方式，王安忆把政治、历史与外国场景巧妙融合在一起。

此部作品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以陈诚为主要叙述对象，作者将回忆与现实穿插，以陈诚为中心人物向外发散，联系现实与过去，把嬢嬢、父亲、童年玩伴兼妻子师师、姐姐、姐姐的外国男友、父亲的“挚友”文玩店胡老师以及法拉盛的各色人物联系在一起。从对陈诚现状的描绘不难看出，陈诚为人老实却过于孤僻，他与任何人的关系都可以用“淡”字概括。上半部作品中陈诚日常种种让读者心生疑问：陈诚为何会性格如此？

下半部作品则用过去的故事解开读者心中疑问。在小说后半部，时间被拉回过去，主要叙述对象由陈诚转变为陈诚父母。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在大学中与丈夫定情，毕业后定居哈市。一家四口原本生活幸福美满，但自从陈诚母亲在家庭中缺席，孩童时期的陈诚就开始了人生漂泊。待到成人，母亲被追封为英雄，陈诚与父亲、姐姐虽然团聚了却无法从根本上融入家庭；因错过了合适的入学年龄，尽管陈诚拥有“英雄之子”的荣耀身份，还是不能和年龄相差甚远的夏令营同学融洽相处。王安忆在《一把刀，千个字》中对陈诚母亲的描绘所用笔墨不多，她将更多关注点放置在历史背景下人的生命探求。此作品以法拉盛陈诚现状作为“果”，全面展现陈诚对“因”的探求。

二、寻根的互文性

《一把刀，千个字》中引用了徐渭的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一个口音不纯的人，南北方话杂糅在一起，无论身处何地都展现出格格不入的气息。陈诚父亲向胡老师称自己为“一个南腔北调人”，而这一评价并非第一次出现在王安忆的作品中。1993年王安忆发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在正文前，王安忆以序言的形式交代了写作原因。长久以来，王安忆与家人都是以外来户的身份存在于上海，说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对于一个孩子，处于异地的孤独与疏离感使王安忆不断思考：“她这个人是怎么来到世上，又与她周围事物处于什么样的关系。”［3］带着这种思考，王安忆将个人与家族历史纵横交织，创作出《纪实与虚构》，实现对家族寻根的叙述。可见，在王安忆的眼中，虚构的陈诚父亲与“我”的母亲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一个革命者辗转多地，仿佛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根源。作为母亲与父亲的后代，虚构的“我”与陈诚自然也被联系在一起，想要探寻“南腔北调人”以及自身命运的根源。

《一把刀，千个字》将王安忆早年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的“寻根”主题继承，由“茹姓”的家族历史转向陈诚对个人命运的追寻。这种继承是王安忆作品互文性的体现。法国后结构主义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中提出了“互文性”观点，她认为：“同一个作家的文本之间、不同作家的文本之间以及不同体裁（样式）的文本之间，乃至不同作家文本的一些语句之间都会存在互文性现象。”［4］互文性通常发生在两部或多部作品之间，作者通过引用、模仿、拼贴、套用等方式使作品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罗兰巴特也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5］对同一个作家来说，其作品的互文性多数体现在读者可以从作家的后期作品里发现其早期作品的人物、情节以及主题。不管是《纪实与虚构》中“我母亲”不屑与“我”谈论过往，还是《一把刀，千个字》中“陈诚父亲”对过去的刻意回避，都激起了后代对个体生命定位追寻与命运的探求。从互文性理论出发，关注命运追寻角度，读者可以在王安忆新作中看到她早年作品的“影子”。

不仅在“寻根”主题上王安忆的作品呈现出互文性，由“寻根”引出的宗教观念也同样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有互文性痕迹可循。无论是《纪实与虚构》还是《一把刀，千个字》呈现出的佛教气息都是不能被忽视的，她的笔下彰显着强烈的东方命运观。尽管王安忆称自己是个“没有宗教无根的游子”［6］，并未皈依过任何宗教，但从她的作品来看，事实远非她说的那么简单。在语言字词方面，王安忆作品中多用前缘、参禅、缘分、禅家、参悟等佛教用语，甚至还有一部短篇作品集命名为《剃度》。王安忆作品中的佛教思想以词与理的形式呈现出互文性，以无意识的佛教渗入，在作品中塑造自我精神领域的生命根源。佛教对东方人日常思维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王安忆将无意识间获取的佛教信息转为个人思想中的一部分，并将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她曾在《欢喜渡》中表达过对佛教的理解：“以我们的粗浅之见闻，了解佛似乎是在强调在生命的循环中，个体生命是无意义的……前途是虚无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地‘渡’。”［7］

可见，有关人生、命运根源的作品主题就与“佛法”有着不能割舍的联系。秉持对文学的想像，王安忆在其创作过程中不断寻根：在“三恋”中寻找男女关系根源；在《小鲍庄》中寻找社会文化根源；在《纪实与虚构》中寻找个体家族根源；在新作《一把刀，千个字》中寻找个人命运根源。探寻个体命运极易使作家陷入精神困境，“佛法”能为命运问题提供出口。在宗教观照下，王安忆将少量佛法思想融入陈诚探寻过程之中，为其命运寻根增添一抹哲学意味。

三、“理”与“情”的呈现

王安忆笔下不仅存在“佛理”，“物理”特点也极为明显。“白昼喧嚷的语音沉寂了，以能量守恒的原则，转换形态。”［8］7空间拉开距离，时间增量，反过来扩容空间，再虹吸时间［8］74。在语言上，王安忆将整个故事放置在浩瀚的宇宙空间中，极广的物理空间为作品增添了无垠宇宙下的神秘感。在“物理”与“佛理”融合下，《一把刀，千个字》进一步走向东方神秘命运观。

“理”的特点不只体现在《一把刀，千个字》的文字素材上，陈诚的身上也带有“理”的特质。陈诚性格的“淡”恰好可以用其“理”解释：陈诚的前半生是与人交往一段时间后便被迫离开，婴孩时期被母亲的同学由黑龙江送往上海嬢嬢家，之后去祖父家遇见舅爷被带去学习厨艺，艺成回到嬢嬢家，后又回到父亲与姐姐身边。短暂性的相处无法使陈诚感受到家人的亲昵关系，因此他与人相处时愈发“理性”，性格便逐渐淡漠。人们之间的隔阂在理性的交往中被放大，交流的困难被呈现得一览无余。

如张新颖所说，《一把刀，千个字》在创作上要挑战巨大的困难，小说叙述的困难同样也是当今时代言说的困难［8］。王安忆在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中，表现的远远不止是陈诚一人的生命困境与探索。就文学如何呈现历史这一问题上，王安忆曾提及个人看法：不是单纯地要写个人的经历，这些个人经历只是为已消失的历史提供一幅绰约的残像，仅此而已［9］。非虚构性的作品在创作上，应反映出知识背景、历史关怀、文学意识等方面。可见，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回望历史，反映的绝不是个人问题。在展现陈诚个人命运寻根的过程中，王安忆没有表现强烈的抗拒情绪，而是展现了普通人的感伤情绪与无根的漂泊感。陈诚的人生经历是历史背景下的缩影，陈诚这一名字也只是身居法拉盛众人的一个代号：“陈诚并非真名实姓，这地方的人，叫什么的都有。诨号，比如阿三阿四……陈诚，六〇年代初生人，籍贯江苏淮安。在中文没错，换作英语却差得远了，‘籍贯’这一栏叫作‘Birth Place’，出生地。可是，谁会去追究呢？”［8］6王安忆以短短几句话，将陈诚身份拆解，把他变为众多漂泊在外乡人的形象代表。

尽管《一把刀，千个字》充斥“理”的特质，但在“理”的书写下，“情”深藏其中。这部作品的人物形象带有一定情感寄托性，最明显的是师师与招娣。师师与招娣的存在为陈诚提供了感受母爱的机会，同时也为陈诚对母爱缺失的情感宣泄建立了出口。隐藏在理性下的细微情感基本围绕这二位女性输出：师师在陈诚的人生中扮演着“家人”角色，而不是妻子，她甚至比父亲和姐姐更像家人。这无疑为无依靠的陈诚提供了精神寄托，满足了他对家的渴望。招娣则在陈诚心中扮演了“母亲角色”。对于陈诚来说，在舅爷家学艺的快乐日子可以使他忘记嬢嬢的存在，而招娣却绝不可能被忘却。在这部小说“后来”部分，嬢嬢去世，陈诚回国奔丧，再度看到童年时的行车轨道，仿佛看见招娣在向他挥手，多年来积攒的泪水倾泻而下。可见，直至陈诚成年，历史与革命带给他的影响仍旧没有抹去。王安忆全篇以理性话语与理性性格塑造陈诚，将其情感爆发点放置在整部小说最后一段，把陈诚乃至同一时代人们难以诉说的情感汇入眼泪，达到了“情”与“理”的完美融合。

四、结语

正如王安忆所说，一个写作者，很可能终身都在写一本书。其新作《一把刀，千个字》融合了历史、寻根与革命内容，并且与王安忆以往作品产生了互文性联系，将无法回避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她跨越代际隔阂，融合宗教与科学观念，将难以言说的时代伤痛继承并书写，也为历史与革命叙事提供了别样的呈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