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近吴下诗人集李商隐诗的文献考察与文本探微
——以《楚雨集》为中心

李 晨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楚雨集》考

中国近代诗歌史的书写之中，出现过“晚清西昆派”“西砖派”“晚唐诗派”等提法，这些流派名称的内涵重点关涉了晚近时期的几位吴下诗人，其中，张鸿、曹元忠、汪荣宝长期寓居京城，徐兆玮也往返于京城、吴地之间。他们四人学习李商隐，形成了一股诗学浪潮，又以标志性的“西砖酬唱”历来为诗歌史家津津乐道。徐兆玮《蛮巢诗词稿·叙》提道：“（张鸿）尝与曹君直（元忠）、汪衮夫（荣宝）倡和，仿西昆体，成《西砖酬唱集》。”[1]867张鸿是“西砖酬唱”的核心人物，“西砖”正是得名于张鸿居所所在的胡同名称。就流派而言，有模仿“西昆酬唱”的特定形式，有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作为诗学纲领，有诗人群体共同经历戊戌、庚子剧变的离乱心绪，“西砖酬唱”已然构拟出流派生成的框架和轨迹。但是，《西砖酬唱集》的篇什不多、未曾刊印、稿本散佚，让“西砖酬唱”最终变得有名无实，晚近吴下诗人仍需以创作之潮获得实现学习李商隐之旨的流派生成的动力，此动力之后由《楚雨集》完成，这也是诗歌史家相对忽视的部分。①张明华、李晓黎整理《近代珍稀集句诗文集》（《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亦未收录《楚雨集》。

《楚雨集》得名于李商隐的名句“楚雨含情皆有托”，是集李商隐句所成的诗集，也是晚近吴下诗人学习李商隐最为直接的体现，诗中所体现的对李商隐诗歌的熟谙和掌握构成了晚近吴下诗人自身诗歌写作的诗学源泉。较之于散佚无踪、辑佚困难的《西砖酬唱集》，《楚雨集》更具规模，所集诗歌数以百计，在晚近诗坛的共时语境中也更具影响。今检“西砖”诸家，其名下多有《楚雨》一集。曹元忠存有《楚雨集》一卷，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著录：“余编《笺经室遗集》，先得别稿辑入，后获此册，虽阕《秘殿篇》小序，而每首均坿注所出，集句体例固宜如是。”[2]312《笺经室遗集》乃曹元忠的诗文集，王欣夫未提《楚雨集》对《笺经室遗集》的补辑之用，说明《楚雨集》所收诗歌应当还是保存在《笺经室遗集》之中了，《笺经室遗集》卷十八即有百首集李义山诗。然《笺经室遗集》的集李诗并未标明每句出自李商隐的哪首诗，这是体例不及《楚雨集》之处。宗廷虎、李金苓所著《中国集句史》提到曹元忠《凌波榭集李（义山）诗》专书，因曾说明“笔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借阅到该校中文系教授王欣夫于1960所写《后记》的手抄本”[3]314，据此推测《凌波榭集李（义山）诗》即为《楚雨集》。汪荣宝诗集《思玄堂诗》包括“第一集”“第二集”和“楚雨集”，是将集李诗单列，较为清晰。徐兆玮存有稿本《楚雨集》二卷、《集义山诗稿》一卷，今藏于常熟图书馆[4]1958。他说：“丙午长夏，与汪衮甫（荣宝）、曹云瓿（元忠）同集义山句为咏史诗”①徐兆玮《北松庐诗话》卷五，转引自黄培《晚清民国中晚唐诗派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5页。，说明集李诗的创作时间始于1906年前后，地点当在北京。在“西砖”诗家中，徐兆玮“集李”的延续时间最久，至20世纪30年代仍有同类型作品的创作。“西砖酬唱”的核心人物张鸿反而没有《楚雨集》，因为从1906年起张鸿出任驻日本长崎领事，自是无法在场。当然，更具说服力的推断应是张鸿极有可能对集李诗缺乏兴趣。张鸿的学生孙景贤，其诗集《龙尾集》之后附有“旧集玉溪诗”，是为羽翼。

王欣夫著录曹元忠《楚雨集》时说：“君直先生于光绪季年，旅寓都门，与徐兆玮、汪荣宝等各集义山诗以纪事托兴，而先生诗最工。”[2]312李猷则说汪荣宝“集义山句，亦并时第一，迄今尚无继者，盖非记诵纯熟绝顶聪敏，不能致也”[5]122。龚鹏程更是推举汪荣宝的集句义山诗是“近代第一”[6]169。曹元忠（1865—1923），字夔一，号君直，别号云瓿，晚号凌波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著有《笺经室遗集》（王欣夫编次）、《凌波词》等。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衮甫，号太玄，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著有《思玄堂诗》《金薤琳琅斋文存》《法言义疏》《清史讲义》等。究竟是曹诗“最工”还是汪诗“第一”，姑且不论，可以认定的是，“西砖”诗家的集李风气，曹元忠充当核心人物。曹元忠集李热情十分强烈，仅《秘殿》一题竟达四十首，罕有匹敌者。他又作有《楚雨集自叙》和《楚雨集题词》，不光是为自己，也为各家的《楚雨集》张目。《楚雨集自叙》是一篇集李商隐文句所成的奇作，《楚雨集题词》也是由集李诗组成，共计六首。从汪荣宝的角度来看，他的集李诗即有不少唱和曹元忠诗作而成，如《雪和君直》《玄圃和君直》《红楼和君直》。多年以后，汪荣宝作《怀曹君直》诗说：“红楼玄圃俱消歇，惟有诗篇饲蠹鱼”[7]，即意指于此。徐兆玮曾经把汪荣宝“所集义山五七言诗检查笺注，另写一通”[8]21，寄与曹元忠。孙景贤的“旧集玉溪诗”目次为：《雪》八首和徐兆玮，《红楼》八首、《玄圃》一首、《白海棠》六首和曹元忠，《拟意》一首和汪荣宝——同样能见和曹元忠诗所占比重超出他人。从《楚雨集》的接受来看，许宝蘅是应当提及的，他也是集李诗的爱好者。《许宝蘅先生文稿》中，《咏篱仙馆别集》全为集李诗，数量亦多。晚清年间，许宝蘅和曹元忠、汪荣宝熟识，他对曹、汪的集李诗推崇备至，在日记中数次品评，由衷赞赏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十日（4月12日）……汪衮父有集玉溪诗七言三十六首、五言九首绝佳，其近世史十八首尤妙。”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6页。“1949年12月28日，初九日壬辰……衮父集玉溪《咏雪》八首绝佳，作题后一首云云。”同上，第1607页。，并且亲手抄写。1950年，曹元忠、汪荣宝已经去世多年，某日，许宝蘅录完自己所集玉溪诗五十八首，仍慨叹“惜衮父、君直皆作古人，无与共赏此奇者矣”[9]1611。

二、《楚雨集》的刊印问题：兼及晚近吴下诗人群体之凝聚

既然曹元忠、汪荣宝、徐兆玮名下皆有《楚雨集》，那么他们是否有过计划将各自的集李商隐句诗合为整体刊印《楚雨集》呢？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也为此做了精心准备。徐兆玮在日记中交代了《楚雨集》的刊印计划，大略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从1905至1907年，第二阶段从1908至1909年，第三阶段为民国成立以后。

徐兆玮（1867-1940），字少逵，号虹隐，江苏常熟人，所撰诗集总名为《虹隐楼诗集》。从徐兆玮方面看，《楚雨集》刊印工作的开展，条件有三：第一，徐兆玮1905年5月入都，并于同年创作一定数量的集李诗而有了结集的构想：“予前曾集《玉溪诗》十二首，今更得前数，属对不难，难在意境相称耳。予欲取同人所集义山句合刊一集，曰《挦摭集》，亦可与《痦堂》、《香屑》并存也。”[10]571第二，徐兆玮与曹元忠、汪荣宝、陆增炜等集李诗同好往来日密，并在1906年夏共同切磋诗艺，奠定了《楚雨集》刊印的基础。如日记所记：“曹君直来，携示所集义山诗共三十八首。予检旧作录出，亦得三十八首。衮父、彤士（陆增炜）并之，约在百首以外，亦可为巨观矣”[10]646；“昨，曹君直携示汪衮甫集义山诗三十首，予因将原稿审定，共得五十首。君直又集五律十二首。予拟集排律一首，义山七言多而五言少，所以难也”[10]650；“晨起，访君直，以集义山诗与之，适汪衮甫亦在，畅谈半日”[10]650。与此同时，不在京城的孙景贤也进行着集李诗创作，并与徐兆玮信件往来相示。第三，“西砖”诗家对清代其他集句诗名家有所关注，如黄之隽《香屑集》、石赞清《饤饾吟》、史久榕《麝尘集》[10]650、王以敏《檗坞诗存别集》[10]921等。

很快，在1906年夏，刊印集李诗的计划出炉，由曹元忠、汪荣宝、徐兆玮三人合刻，陆增炜被暂时排除：“曹云瓿来，言汪衮甫意集李义山诗，拟三人合刻，彤士诗亦不佳，可不必俟之矣。”[10]661题词由徐兆玮拟撰：“曹君直欲将集义山诗汇刻一集。予拟为题词，仍集义山句为之。”[10]665《楚雨集》之名由汪荣宝所取：“集义山诗，衮父云可名《楚雨集》。”[10]665为集句诗作注的工作多交给孙景贤，付梓时间则定在七月初[10]673（按：阴历）。

然而，当时间转入1906年下半年，问题却接踵而至。先是汪荣宝因为诗歌影射宫廷和时局，顾忌诗歌违和，又不肯署以别号。徐兆玮给孙景贤的信里提道：“两书均收到，集句亦照改，惟汪衮甫以其诗有忌讳，不肯付梓。愚劝用别号，而衮甫又不愿，此与孟朴（曾朴）不肯印《雁来红》同一，通人之蔽也。”[10]696对此，徐兆玮评论道：“付梓之议，衮所创也。彼甚珍惜其诗，急欲表襮，而又恐盛名之下，或有鬼蜮，以诗集矢于彼者，事固难料。若吾辈泯泯无闻，则弹射所不及，大可言论自由，可见名之一字有时而为患也。”[10]696解决办法是徐兆玮去上海印行《楚雨集》，曹元忠也表赞成。[10]696

再是汪荣宝随徐世昌出关考察，阻滞了《楚雨集》的付梓计划。曹元忠给徐兆玮的信里说道：“衮父即日有奉天之行，楚雨裒集，恐彼无心于此，弟又不能见面，奈何？”[10]729已经南下的徐兆玮表示《楚雨集》不能马上付梓：“衮甫于役盛京，未识何时返斾。《楚雨》一集恐不能遽付梓人耳。”[10]731更为棘手的是，汪荣宝临行之际到处找寻，三天也没有找出集李诗稿。[10]735曹元忠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楚雨集》由曹、徐合刊，排除汪荣宝，或者加上孙景贤。[10]735徐兆玮同意加上孙景贤，但是反对排除汪荣宝：“衮甫何日回京，甚盼觅得草稿邮寄同刊。”[10]737

之后的困难出自徐兆玮，1907年初，徐兆玮即将赴日本留学。虽然徐兆玮十分心悬《楚雨集》之事，他临行之前给陆增炜的信中说道：“衮父集句如已觅得草稿，望即寄东。大著亦期速藻，俾《楚雨集》得早日告成，幸甚。”[10]756然而刊印之事还是延宕了近半年。1907年中，徐兆玮回国，曹元忠给徐兆玮的信中约定了新的刊印时间：“计达此函时，足下必以暑假归国，衮父诗册奉上，正好在沪。”[10]779

再来的阻力出自孙景贤。徐兆玮向孙景贤催稿：“与孙希孟（景贤）书，索诗稿及云瓿稿，并催希孟集句速写定本，以七月中旬拟将《楚雨集》排印也。”[10]780孙景贤要求三旬期限：“云瓿集李暨大稿拟细楷合写一本，更盼将衮父诗即寄来，约需三旬之久，可一同奉缴。拙稿姑缓寄。”[10]780不久之后，徐兆玮返回日本，继续向孙景贤催稿。由于徐兆玮身在日本，直到1908年5月才回国，《楚雨集》的刊印之事只能就此搁置。

时至1908年11月，徐兆玮抵达京城，很快即与曹元忠见面，《楚雨集》的刊印之事也再次启动。此时尚有花絮，陆增炜集成《悼秀集》，拟与《楚雨集》合订而分集。陆增炜的集诗之前虽被曹元忠等认为不佳，却在外界获得诗名，徐兆玮记道：“彤士竟以此得诗名，为肃邸所面询，名士虚声类如斯也。”[10]906陆增炜又集玉溪文为《悼秀集》序，曹元忠于是“思集《楚雨集》序以敌之”[10]924。终于，曹元忠在1909年春集成《楚雨集序》。汪荣宝日记里说：“遇曹君直于东华门，邀至其寓斋，示所集义山文《楚雨集序》，新颖可喜”[11]8。徐兆玮日记里说：“云瓿示予集李义山文为《楚雨集》一首，敏妙不可思议”[10]962；“曹云瓿集义山文为一序，颇诡丽气息，乃不似义山，亦是奇作”[10]968。

徐兆玮推动《楚雨集》印行的工作总体较为顺利：第一，继续向孙景贤催稿，孙景贤也有了答复：“兹录寄集李四十首……尚有杂集六首，当另书寄。”[10]924“旧集四十首，稍有更易，已录定一本，拟正月中旬寄北。”[10]939第二，录《楚雨集》，并为汪荣宝、曹元忠诗作注。第三，1909年春，徐兆玮又作了不少集李诗。第四，徐兆玮想邀张鸿加入：“云瓿、衮父急欲刊《楚雨集》，似仿《西昆酬唱》之例，闻吾哥亦已集成，望速寄来，题目可代注也”[10]966，但是没有实现。

关于《楚雨集》的体例，汪荣宝希望仍沿用西砖酬唱式的义附窃比：“如《西昆酬唱》之例，此衮父持论也。”[10]924“衮甫议从《西昆酬唱集》之例，以《元圃》为压卷，其余各以类从。”[10]965关于《楚雨集》的刊法，“君直欲用木板，衮父谓木板必须仿宋，君直难之，乃议仍用排字印”[10]913。关于《楚雨集》的名称，又有《东华酬唱集》的拟议：“ 《楚雨集》拟改《东华酬唱集》。”[10]967孙景贤对徐兆玮说：“ 《东华酬唱》比附西昆，挦扯古人颇似之，然用《楚雨》原名亦佳，未知卓见如何？”[10]977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刊印之事系于徐兆玮一身，时间却是一直拖延。戊申年（1908）腊月，徐兆玮给孙景贤的信里说：“ 《楚雨集》约明春二月中付印”[10]924。年尾徐兆玮返乡，己酉年（1909）二月却没有回到京城，他在给孙景贤的信里说：“ 《楚雨集》俟玮到京即当付刊”[10]941；在给曹元忠的信里说：“去岁刊诗之议，不可以弟一人之延迟，败诸公之雅兴。兹先将注成衮夫诗一册寄邮，中有复句已一一签出，望交衮夫改定。弟诗及委注大著当先后寄上。闻希孟尚有续集十余律及和《红楼》、《元圃》两题，已贻书促其送来……弟三月中必可北来。”[10]954回京不到几日，徐兆玮在给孙景贤的信里说：“ 《楚雨集》决计于四月内排印。”[10]965到农历五月，徐兆玮在给孙景贤的信里又说：“集李因循未刻，桐士又病，复将展限。”[10]997此后，徐兆玮、曹元忠、汪荣宝、孙景贤虽有大量集李诗新出，但《楚雨集》的刊印计划却彻底停滞了下来。

及至民国成立之后，《楚雨集》的刊印再被提及，孙景贤尤其热情不减。他给徐兆玮的信里说：“前过沪上，与曹民风说及《楚雨集》将付印，索阅者甚多。顷民风又来函催，望检稿寄来。”[10]1290徐兆玮答复道：“ 《楚雨集》稿已检出，航寄不妥，当自携交。”[10]1292差不多同一时间，孙景贤遇到曹元忠，谈及《楚雨集》，孙景贤信中说道：“云瓿又晤，谈及刊诗，伊愿手写付石，用《西昆酬唱集》例，非唱和之作附于卷尾。景贤颇赞同其说，未知卓见以为如何？”[10]1296可惜日记里面呈现的是徐兆玮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又过了一年，孙景贤提出了新的计划：“稍凉请命驾来苏，并携《楚雨集》来，拟乞石农抄付石印。”[10]1383徐兆玮答复道：“《楚雨集》本拟在京排印，匆卒未果，承示欲令石农手写付印，甚善”[10]1384，但事情却没有下文。汪荣宝对《楚雨集》的刊印也有关注。1913年，徐兆玮给孙景贤的一通信中说：“汪衮夫提议刻集李诗，云七言稿本在兵变时遗失，五言却完全无恙。”[10]13561914年，孙景贤给徐兆玮的一通信中说：“衮夫见示集李七言，云五言全稿经乱散失，其警联尚能默诵。景贤劝其补录见寄，汇齐诸家所集，觅工楷者写付石印。彤士遇于劝业场，与作茗谭，亦有刻《悼秀集》之志，并云其集玉溪文一序胜于云瓿所集。”[10]1356这里且不谈汪诗五言七言存佚问题的前后矛盾，不久之后，汪荣宝赴任驻比利时公使，集李五言的补录云云必是无从谈起。

今天回过头来梳理《楚雨集》的相关史实，可以发现集李诗的创作实际成为维系“西砖”诗人群体不可或缺的纽带。“西砖酬唱”的参与者目前只能确定张鸿、曹元忠、汪荣宝三人，徐兆玮虽然常被诗歌史家列为与张、曹、汪同派，但“西砖酬唱”的1899年，徐兆玮并未离开常熟及周边范围，对“西砖酬唱”只是旁观者和记录者，同时也只是与张鸿经常通信，所以徐兆玮与曹元忠、汪荣宝的交游加深以及对“西砖”诗学执行的深化，是经由《楚雨集》的结撰、讨论和诗艺的切磋来完成的。经由《楚雨集》，孙景贤也成为真正意义上“西砖”诗人群体的后起之秀。清民鼎革，曹元忠成为清遗民，汪荣宝“出仕新朝”，“西砖”诗人群体风流云散，《楚雨集》却给他们留下丰富的记忆。民国九年（1920）孙景贤去世①一般以为，孙景贤的卒年是1919年，实则有误，据《徐兆玮日记》可知，孙景贤去世于民国九年（1920）一月二日，己未十一月十二日。“龙尾已于十二日长辞人世矣”。见《徐兆玮日记》第2063页。，徐兆玮帮助整理《龙尾集》，尚从《楚雨集》中补辑孙景贤的集李诗置于《龙尾集》之内。民国二十二年（1933）汪荣宝去世，徐兆玮读罢《大公报·文学副刊》刊载的汪荣宝诗《梅畹华生日集义山句》，在日记中慨叹道：“集义山句四首不但词意蕴藉，自然工妙，且见汪君寝馈于义山者深，可明其诗渊源所自。曩与云瓿、衮夫集义山诗，众合刻《楚雨集》而未果，衮夫手稿一册尚留箧中，《寿畹华诗》盖应酬之作，与前所集句颇有重复，暇日拟录出，寄副刊以示世之嗜衮夫诗者。”[10]3650

三、集李写作：《楚雨集》的特征、价值

对于作为集句诗集的《楚雨集》，不妨从个性和共性两方面把握。

从个性来看，首要问题是集李义山诗的抒写，如何与“西砖”诗学相得益彰，这要从《楚雨集》的名称入手。曹元忠《楚雨集题词》云：

含烟惹雾每依依，十二峰前落照微。为问翠钗钗上凤，每朝珠馆几时归。

杜兰香去未移时，珠箔轻明拂玉墀。尽日伤心人不见，空教楚客咏江蓠。

楚王葬尽满城娇，莫损愁眉与细腰。料得也应怜宋玉，女萝山鬼语相邀。

十二玉楼空更空，楚歌重迭怨兰丛。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襄王忆梦中。

阳台白道细如丝，莫道人间总不知。楚雨含情皆有托，非关宋玉有微辞。

风帘残烛隔霜清，郢曲新传白雪英。纵使有花兼有月，草间霜露古今情。[12]573-574

所谓“楚雨含情”，楚骚的哀怨悱恻之情外化为伤心人语，从宋玉到李商隐，再审视作为京城小官的曹元忠，身份的无足重轻让他们面对混沌黑暗的国事只能感伤于怀，只能运用诗歌的比兴手法微辞托讽，吟咏“香草美人”，正是“空教楚客咏江蓠”。改革受阻，家国受难，曹元忠同情光绪皇帝这位名义上的国家统治者的悲惨遭际：“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襄王忆梦中”，套用李商隐所运用的“巫山云雨”典故，或许正为暗喻光绪对珍妃的怀念。曹元忠认为《楚雨集》是“郢曲新传白雪英”，是阳春白雪，新奏的楚调。“草间霜露古今情”，楚雨之音的情感和宋玉、李商隐是古今相通的，而且情感上的古今共鸣也会不乏理智上的借古喻今、以古讽今，也就是“楚雨含情皆有托”。那么所托为何？曹元忠《秘殿集李义山句》小序直接给出了答案：

修门十载，更历万状；欲言不敢，为思公子；长歌当泣，取近妇人；托旨闺幨，从事义山。虽效尤西昆，挦撦弥甚；而曲终奏雅，义归丽则。所谓国人尽保展禽，酒肆无疑阮籍，玉溪生倘许我乎？作《秘殿篇》。[12]571

序文巧妙地将所知的清季掌故装饰成一个又一个的美丽谜题，如同诗题《秘殿》，神秘、深邃，幽幽地渗透着现实的政治博弈和历史的诡变。“欲言不敢”，只好“托旨闺幨，从事义山”，把不敢言、不能言之事用诗歌语言道出。曹元忠和汪荣宝仕宦京师，亲身经历清末戊戌、庚子之变，他们分别与戊戌六君子、袁昶、许景澄中的个别人物有过交游，对改革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同情心。然而这些人物却在近代史的剧变之中招致杀身大祸，成为国家动荡的牺牲品，因而曹元忠、汪荣宝深切感受到了政局的严酷和国变的震撼，他们集李，借重李商隐诗歌的象征手法和朦胧语境，影射晚清史事，抒发各自情感。潘景郑著录《曹君直秘殿篇稿本》，指出：“晚清数十年中，牝鸡司晨，内祸外侮，荐臻无已，忧时者知国祚之将移，缄口不敢议政，而托之于诗人讽咏之旨，此亦雅颂之遗意乎？”这与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中所说“而今之所赋，有异前修，何则？高邱无女，放臣之所流涕，周道如砥，大夫故其潜焉。非曰情迁，良缘景改。故以流连既往，慷慨我辰；综彼离忧，形诸咏叹……侧身天地，庶以写其隐忧，万古江河，非所希于曩轨，傥有喻者以览观焉”[13]19-21不谋而合。他们学李，以“诗史”为指向，有着明确的理论取舍，一方面对当时诗坛流行的“同光体”持有批判意见，徐兆玮说：“近人多摹宋诗，而郑苏龛、陈伯严为此派之巨子，然作意为之，毫无气韵，适足供高心空腹者藏拙耳”[10]955；另一方面，对同为学李却又专注艳情的一派较为排斥，故而徐兆玮在《北松庐诗话》里批评史久榕“近艳体”，“故不录”①徐兆玮《北松庐诗话》卷五，转引自黄培《晚清民国中晚唐诗派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5页。，这点大约也是徐兆玮、曹元忠不满陆增炜《悼秀集》的原因。徐兆玮指出集句诗创作应当“惬心贵当”②徐兆玮《北松庐诗话》卷三，转引自黄培《晚清民国中晚唐诗派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8页。，是为楚雨之情的经验反馈，其所集哭沈鹏（北山）诗十律，曹元忠赞其“于北山身世言之历历，彦和所谓宛转附物，怊怅切情，尊著足以当之。即非集句，已是名作，况取材玉溪乎？鄙臆是制在《楚雨集》中当为第一。”[10]1036

集李乃是“西砖”诗群对学习李商隐的有力贯彻，当李商隐诗句架空唐代历史穿越到晚清，这重朦胧与晦涩自是未曾消减。阅读晚近吴下诗人的这些集李诗，要如潘景郑所谓“然想象当时情事，犹可约略得其一二也”[14]302。李猷也说：“义山诗深晦，固未可全懂其寓意何在，集句成诗，亦只求直觉上发现其为何意而已。”[5]130以徐兆玮咏沈北山其人其事为例，1899年，沈鹏因上疏请诛三凶（荣禄、刚毅、李莲英）而下狱，《国闻报》披露之后引起巨大反响；1909年，沈鹏去世，徐兆玮连作有十首《集义山诗挽沈北山》和七首《哭沈北山》悼之。同一主题，非集李诗的《哭沈北山》云：“继起有吾友，怀疏劾三凶。沮格不得上，传写遍寰中”，“三凶首荣李，其一为刚毅”[10]1060，叙事直白，直截了当；而《集义山诗挽沈北山》则须从抽象的文字中寻找意脉的走向，感受“宛转附物，怊怅切情”，阅读难度较大。如“那修直谏草，安有大横庚”一句，徐兆玮日记中说明：“北山闻大阿哥立，愤欲再入都上疏。安有大横庚，此本事也”[10]1023。反使汉文帝“兆遇大横”的典故，暗示光绪帝位岌岌可危，汪荣宝就曾有句“象法喜瞻金布甲，龟符惊失大横庚”[7]《重有感》，指喻戊戌政变。此句如无徐兆玮自己的解释，实难以从集句文本中确知沈北山尚有二次上疏的计划。集句诗“终隔一层”，好在像汪荣宝的集李诗，通常附有小注，给读者指明方向，如《朱门》“此咏项城被逐”，《玄圃和君直》“此咏颐和园”，《红楼和君直》“此咏宝月楼”，《华清》“此咏戊戌至辛丑间时事”，《楚宫》“此咏国变以后西苑”[7]。即以《华清》为例——《华清》十八首是汪荣宝晚清集李诗的典型作品，原题或为徐兆玮《北松庐诗话》所说“近世史杂咏”①徐兆玮《北松庐诗话》卷五，转引自黄培《晚清民国中晚唐诗派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26页。。这组诗歌深寓寄托，其言所指应予仔细推敲，如“玄武湖中玉漏催，瑶池阿母绮窗开”，当指戊戌变法后期，慈禧在顽固派的怂恿下，回朝“训政”；“君王晓坐金銮殿，哀痛天书近已裁”则指光绪皇帝伤痛于戊戌变法的失败；“通灵夜醮达清晨，不问苍生问鬼神”讽刺慈禧竟然相信、依赖义和团势力；“敌国军营漂木柹，二江风水接天津”“虏骑胡兵一战摧，中元朝拜上清回”代指庚子国变，八国侵略者势如破竹等等。对于集李诗的分析，既要如龚鹏程强调“分析其艺术‘形式’之存在问题，找出其组织结构与内在意义间的联系，并为他转化旧有经验文句以发展其主题、传达其意义而喝彩，那是种高度语言秩序的重组与创造性想象的完成”[6]169，又要着力感知排列组合李商隐诗句所带来的造境效果和所传达的情绪，即如汪荣宝《秋兴》《楚宫》所奏出的沉痛哀伤、物是人非的亡国曲调。如《秋兴》《楚宫》第一首：

一岁林花即日休，凉风只在殿西头。遥知小阁还斜照，只有空床敌素秋。衣带无情有宽窄，酒垆从古擅风流。嗟予久抱临邛渴，瘦尽琼枝咏四愁。（《秋兴》）

十二玉楼空更空，至今云雨暗丹枫。常娥捣药无时已，子晋吹笙此日同。蜡照半笼金翡翠，风声偏猎紫兰丛。几人曾预南熏曲，独立寒流吊楚宫。（《楚宫》）[7]

清亡以后，投身北洋政府的汪荣宝与曹元忠、徐兆玮已呈政治立场分道扬镳之势，民国元年的徐兆玮为此抒发一通感慨：“天涯知己寥落如晨星，以云瓿之学问与性情，实于斯世大相乖忤，不似衮甫辈骑墙之见，朝可秦而暮可楚，然此病根深入，即为坎坷之媒。鄙人幸而有田可耕，有敝庐可退隐，有书可读。”[10]1271处在人心纷乱的时代转折点上，灵活机变、朝秦暮楚的汪荣宝看似“华丽转身”，从清政府官员变成民国政府官员，然而正如徐兆玮警示的那样——“坎坷之媒”！《秋兴》第一首即能看出汪荣宝心中的坎坷与不得志。“凉风只在殿西头”的出处是李义山诗《宫辞》，“嗟予久抱临邛渴”的出典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皆有仕进受阻之意涵，正对应着汪荣宝虽属袁世凯集团却实未得到重用的处境。史家对汪荣宝的定位是“立宪派”，其政治动力和宪政改革息息相关，民国之后的历史发展已然和其理想偏离。汪荣宝曾参与清末立宪，尽展学自东瀛的政法方面才能，这与其之后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楚宫》诗里，“几人曾预南熏曲，独立寒流吊楚宫”，“南熏”之曲为君主图治之曲，不管代表着戊戌变法还是庚子后新政，汪荣宝的追忆和凭吊都是发自肺腑的。而这一切的大背景是清廷大厦的轰然崩塌，“一岁林花即日休”，可见突然之间的王朝终结造成的心理冲击，“十二玉楼空更空”则就惟剩王朝终结后的凄凉了。

从共性来看，集句诗带有游戏性质，讲求技巧和新奇。它有游戏的禁约：“题无重篇，篇无复句。”[15]2它的艺术要求，如钱仲联先生所说：“集句贵天衣无缝，运用自如。”[16]171仍以汪荣宝的集李诗为例，其《畹华三十生朝》历来颇受称道。《畹华三十生朝》四首作于1923年，据张豂子《梅兰芳三十生日闻见录》载：“民国十二年十一月（旧历九月二十四日）为梅氏三旬览揆之日，缀玉轩内，贺客如云……京津沪港，以及内地寄赠之诗文书画，美不胜收，其中尤有巧思者，为汪衮甫氏集玉溪诗句四律，以四幅宫绢书之。”[17]82吴宓激赏其“工妙”[18]211。王赓录入《今传是楼诗话》：

梅郎畹华生日，名流宠以诗者甚多。以言杰构，要推衮甫集义山句四律。诗云：“想象咸池日欲光，今朝歌管属檀郎。庄生晓梦迷蝴蝶，侍女吹笙弄凤凰。检与神方教驻景，久留金勒为回肠。章台街里芳菲伴，一曲清尘绕画梁。”“芸香三代继清风，心有灵犀一点通。总把春山扫眉黛，直教银汉堕怀中。姮娥捣药无时已，子晋吹笙此日同。赊取松醪一斗酒，彩衣称庆桂香浓。”“忆向天阶问紫芝，披香新殿斗腰肢。荔枝卢橘沾恩幸，紫凤青鸾共羽仪。汉苑风烟吹客梦，蒿阳松雪有心期。前身应是梁江总，自有仙才自不知。”“家近红蕖曲水滨，罗窗不识绕街尘。从来此地黄昏散，并觉今朝粉态新，萼绿华来无定所，毛延寿画欲通神。浣花笺纸桃花色，一一莲花现佛身。”集句如此浑成，洵不易矣。[19]329

“如此浑成，洵不易矣”，正如杨圻带给李猷的诗学经验：“集句至难。第一要诗熟，第二要有技巧，先师云史先生曾为余言之，其法以单句分五七言依韵归类，另上句仄韵者，亦归一类，需集句时，取出检阅，互相搭配，又句法组织不同者，亦为归类，如此尝试，必可成功。又取前人成句凑合，主要在能把握神气。”[5]130具体到集李，《徐兆玮日记》中既有创作之心得：“予尝谓集义山五言易，七言难，盖五言属对易工，七言不易工也。且七言集之者多，难于见长，五言则尚无集者，易讨好耳”[10]934；也不乏创作之心路历程，时有感叹创作之难：“欲避前人窠臼，一难也；欲避同辈机杼，二难也。”[10]943所以他对王以敏集义山七律能达百余首之神勇十分钦佩。通过集李诗的创作，“西砖”诗人获得了丰富的集句经验，此后，曹元忠又有集陶（渊明）诗，徐兆玮又有集温（庭筠）诗等。

无疑，“西砖”诗群的集李诗创作成绩斐然。然而，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几部中国集句诗史对《楚雨集》的关注并不充分，反而是在民国年间，在汪东粗略构建的集句诗史话语下，《楚雨集》获得了一席之地：

集句创自宋人，孔毅父善此体，东坡赠诗所谓“裁缝灭尽针线迹”者是也。顾偶尔为之，篇幅未广。清初王渔洋集梅花诗三百首，黄石牧有《香屑集》，于是始恢廓矣。中晚作者，推礼亲王《萃锦吟》、戴毅夫《采百集》，然皆兼取众集，不专一家。光绪中，山阴史竹坪集李义山诗为《麝尘集》，家兄衮父及曹君直等，亦有《楚雨集》之作，编珠织锦，传诵一时。[20]5-6

因之，在讨论内容上波澜壮阔、形式上争奇斗艳的晚近诗歌时，我们应当赋予吴下“西砖”诗人以充分的关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深厚学养，所寄托的精邃思想，所反映的复杂现实，在《楚雨集》中展露无遗。他们的集李诗句，他们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不仅仅是形式层面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这应该是诗歌创作和诗歌评价所追寻的真谛，决不可以“游戏文字”一言蔽之或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