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过去与未来
——重读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

邓庆平, 冯亚军

一、引语

梁漱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21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该书再版八次，成为当时文化讨论热潮中的标志性著作。自此，与人生和社会密切相关的文化问题一直是梁漱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1949年，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 出版，该书集中于中国文化特征的讨论，是梁漱溟先生文化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历来为学者所关注。就一般的意义来说，研究中国文化特征是个永不过时的学术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以来，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共识，重读这部讨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理解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而且对于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也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二、认识老中国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出版的第四部著作。他在《自序》中提出“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1]4，所谓“认识老中国”就是认识中国文化、把握中国文化的特征。这是该书的创作缘起，也是梁漱溟长期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梁先生看来，追上去看《中国民族之前途》，是明白《中国文化要义》的锁钥。《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分甲、乙两部：甲部为“认识问题”，乙部为“解决问题”。“因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先认识此一问题。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的。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社会，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现在这本《中国文化要义》，正是前书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之放大，或加详。”[1]1

《中国民族之前途》的另一个名字即《乡村建设理论》更为人所熟知。西方人及其文化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重要冲击形成中国问题。《中国文化要义》接续认识中国问题的主题，目的是认识中国问题产生之前的老中国，也即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的传统中国社会。而且，梁先生还讲：“这本书主要在叙述我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内容颇涉及各门学问。”[1]4在梁先生这里，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等概念内在关联为一体。

何为文化？梁漱溟先生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2]44，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2]24，意欲是决定生活与文化的根本。在梁漱溟看来，意欲有三种路向：一是直面问题，力图解决问题；二是对意欲给以自我调和，以消解问题；三是从问题中超越出来，从根本上消灭问题。这三种路向分别对应三种文化类型：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就世界文化的整体发展历程来说，最初应该是第一种路向占主导，不久的将来应该是中国文化占据主流。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区分了文化的广义与狭义：

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1]6

在梁漱溟看来，人们通常以为的文化是狭义的，而广义上的文化是一个包括一切政治、经济与精神性活动及其结果在内的总括性概念。在梁漱溟的列举当中，文化包括农工生产活动及其所有器具技术、相关之社会制度、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法庭警察军队、一切教育设施、文字、图书、学术、学校、音乐戏剧、一切游艺等。这种广义上的文化是梁漱溟在该书中所秉持的文化观。梁漱溟此时的文化概念也是从生活的角度来立论的。差异在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生活样式的角度理解文化，侧重于揭示不同文化根源与不同生活样式所造成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要义》则从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来理解文化，“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1]6，文化并非抽象虚华之物，而是与生活密切关联的极其实在之事物。

接着，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做出界定：

此云中国文化，是说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别于外来的文化而言；这亦就是特指吾中国人素昔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本从传递交通而有，于此而求“自有”“外来”之划分，殆不可能。不过以近百年世界大交通，中国所受变于西洋者太大，几尽失其故步，故大略划取未受近百年影响变化之固有者目为中国文化，如是而已。[1]7

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基于生活的本质即意欲的不同路向对中国、西方和印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要义》则进一步基于“吾中国人素昔生活”来讨论中国文化。无论是要说清楚生活的样式，还是要说清楚中国人过往的生活，都势必要涉及多方面因素。首先是生活的主体即谁在生活，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就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涉及个体、群体与国家等不同层次；其次是生活的时间与空间，包括历史、疆域、自然环境等；再次是生活的具体内容，如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道德生活、宗教生活等；最后是综合这些因素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样式，这种样式也就是这种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要把握某种文化就必须注意到这里提到的各种因素。同时，作者强调：“文化无所不包，本书却不能泛及一切。中国既一向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这里亦特就其社会人生来讨论，如是而已。”[1]7社会与人生是梁漱溟关注的重点，这也是梁漱溟一再申明的自己一生关注之焦点。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文化要义》中都统合在文化概念当中。文化之所以可以统合社会与人生的问题，其根源在于，这三个概念之间原本内在关联。西方势力与文化入侵之后给传统中国带来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是中国陷入被侵略、被伤害的悲惨境地，实质意味着社会深刻变革。社会变革朝向何方，如何变革，如何走出此种悲惨境地，是梁漱溟一直思考的中国问题。在此问题的背后，更根本的人生问题亦为梁漱溟所关心，所谓“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澈”[1]3。无论是生活的样式还是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首先与人生相关，其次与社会政治经济相关，与当前中国问题相关。因此，《中国文化要义》中的广义文化是综合性的概念，中国文化中的“中国”就是老中国，即西洋人和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的中国，中国文化要义的实质是老中国的社会人生。该书围绕中国文化特征问题对中国社会、人生问题从多角度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讨论。

三、理性早启

从框架来看，《中国文化要义》共十四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从中国人的家说起；第三章，集团生活的西方人；第四章，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第五章，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第六章，以道德代宗教；第七章，理性——人类的特征；第八章，阶级对立与职业分途；第九章，中国是否一国家；第十章，治道和治世；第十一章，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第十二章，人类文化之早熟；第十三章，文化早熟后之中国；第十四章，结论。

在第一章中，梁漱溟总结当时诸多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归纳出中国文化的十四个特点：(1)疆域广；(2)民族复杂融合不断；(3)民族历史悠久；(4)内有强大力量；(5)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6)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7)家庭本位；(8)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这一问题；(9)我们即以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10)道德气氛特重；(11)中国为一特殊之事，不属普通国家类型；(12)无兵的文化；(13)孝的文化；(14)隐士的文化。

从梁漱溟基于生活来理解文化的基本思路来看，这里的特点(1)属于生活的空间向度；特点(2)属于生活的主体；特点(3)属于生活的时间向度；特点(4)是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尤其是由时间向度呈现出来的强大力量；特点(5)是主体向度与内容向度的综合描述；特点(6)是内容向度中的宗教问题；特点(7)既涉及主体也涉及生活内容；特点(8)是文化具体内容中的科学问题；特点(9)是政治文化问题；特点(10)是道德生活问题；特点(11)依然是国家政治问题；特点(12)是军事文化问题；特点(13)是家庭文化问题；特点(14)是文化主体中的特殊阶层即隐士问题。就中国文化整体特征来看，“总而言之，我相信全部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至少其各部门各方面相联贯)。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它有许多许多特征，被世人指目而数说。这些特征究所从来，一一皆是难题，然而我企图解答这些难题——所有难题，我都想要解答。不但如此，我并想寻得其总根源，以一个根本理由解答之。这本书即一初步之尝试”[1]26。从一个根本理由出发来解释诸多特征，将中国文化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中国文化要义》的目的与核心任务。进一步说，《中国文化要义》通过区分不同层次和挖掘诸特点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选择以家庭生活作为出发点，将这些中国文化特点在整体上融通起来，揭示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

就最后结论而言，“第一章列举中国文化十四特征，经过许多讨究到现在，约可结束。归根结蒂，一切一切，总不外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一个问题而已”[1]255。相对于西方以集团为社会基本组织的文化特征，梁漱溟通过对家族本位与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特点的把握，认为中国文化的总特征在于早熟，而早熟的关键是理性早启。

家族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集团是构成西洋社会的基本组织。家族不同于集团的地方在于，家族内部各成员之间基于血缘与亲情而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类基本的关系模式，一是具有等级的父子关系，二是构成家族核心的夫妇关系，三是兄弟姐妹关系。这三类关系构成家族内部乃至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模式，与此相应，家族内部的道德规范也可以适用于家族之外的社会关系。在西洋社会中，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固然也有等级关系，也有男女关系，更有朋友关系，但集团生活所形成的前提是基督教，所形成的道德规范也不同。“关于团体一面的，可以约举为四点：第一，公共观念；第二，纪律习惯；第三，组织能力；第四，法制精神。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1]59也就是说，家族内部和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同，所形成的文化观念也存在重要差异。与西洋重“公德”相对应，“近代西洋之所谓民主，要在其人对国家有参政权，有自由权，这是在集团生活中个人地位提高之结果。所以中国之缺乏民主——第九特征——乃是从缺乏集团，不像国家而来，不可误作压力太强之没有民主看”[1]256。中国人缺乏民主是缺乏集团生活的结果。

“理性早启，周孔教化发生，使古代一般之宗法制度转化为吾人特有之伦理组织，以伦理本位代替家族本位。伦理始于家族，而不止于家族，规模宏远，意识超旷，精神大为提高。家族本位社会是不能存在到今天的，伦理本位社会却前途远大得很。”[1]256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伦理本位代替家族本位，使整个社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力量，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整体。“盖正唯其是从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放大以成伦理社会，所以不成阶级统治之地缘国家。又正唯其缺乏集团组织以为其生活之所依靠，乃不得不依靠于伦理作始之家族亲戚。”[1]256在这里，国家成为一个扩大了的类家族组织，即家国同构。最初适用于家族的伦理规范可以推广到国家层面来维持国家的整体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社会是家族本位，也是伦理本位。中国不同于西洋国家，西洋是集团本位的。由此一来：

像在中国那样家人父子情谊之重，西洋人没有，像在西洋那样国民对国家观念之明强，中国亦没有。然中国西洋在此之所以分途，却端为周孔教化与基督教之相异。故我郑重指出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之分水岭。[1]256

伦理、宗教与法律在中国和西方社会组织形式方面的功能与角色存在差异。

西洋中古社会靠宗教，近代社会靠法律。而中国社会如吾人所见，却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此即是说：在文化比较上，西洋走宗教法律之路，中国走道德礼俗之路。……我所云理性早启者，正指此点。……唯理性为道德在人类生命中之真理据。[1]257

理性是道德的基础。“唯理性是道德在人类生命中之真理据……说理性，即指自觉自律之条理天成而言，说无对，即指自觉自律之浑然不二而言。道德根于理性无对而来，为人类生命之最高表现。”[1]257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早熟就在于中国人的理性过早开显与成熟。道德在中国社会当中具有基础性的维持力量。

由此，中国文化的所有特征都可归结为“文化早熟”这一总特征，文化早熟即指理性早启，这是中国文化利弊得失的根源。

四、殊途同归

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梁漱溟的文化观与他对人的理解尤其是人的心理结构的理解密切相关，这种理解构成其文化观的基础。从理性还是从身体出发，构成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体系与特征，这是梁漱溟比较中西文化的基本思路，即：

要从人的生命深处有其根本不同者在，而后才行。这就是我所说：中国人发乎理性无对，而外国人却总是从身体有对出发。影响到社会结构，则阶级不固而分解，及至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出现。中国遂以社会而代国家。国家是有对抗性的，社会则没有。[1]264

生命深处的不同主要是理性无对与身体有对，发乎理性的以社会代替国家，发展为中国文化；而发乎身体的则形成对抗性的国家，发展为西方文化。这个生命深层的实质属于人的心理结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文化的理解就是奠基于对意欲的具体分析。意欲在人类心理当中属于“意识与本能”范畴。该书出版之后，梁漱溟感觉不安，遂于第八版时“加一序文声明书中杂取滥引时下心理学来讲儒家实为错误”[3]82，认为当时“相信了克鲁泡特金对人类心理的(本能、理智)两分法”[3]82。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仍是他讨论文化问题的重要基点。他在人类心理的本能、理智之外再增加了一个理性，将理性早启作为文化早熟的根源。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认为，理性代表人心当中基于清明自觉而表现为无私感情的一面，如罗素所言“本能、理智与灵性”中的灵性，不失清明自觉是其不同于本能冲动，表现为感情使其不同于理智，所谓“理智者人心之妙用；理性者人心之美德。后者为体，前者为用”[3]82-85。理性是梁漱溟用来表示人类公而无私之道德本性的概念，对接的正是儒家人性观念。

回到《中国文化要义》，理性的力量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根源。要理解这一点，“必明乎理性在人类生命中之位置，及其将如何渐次以得开发”[1]268。就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历程而言，梁漱溟坚持人类文化的殊途同归：

如我判断，人类文化史之全部历程，恐怕是这样的：最早一段，受自然(指身体生理心理与身外环境间)限制极大，在各处不期而有些类近，乃至有某些类同随后就个性渐显，各走各路。其间又从接触融合与锐进领导，而现出几条干路。到世界大交通，而融会贯通之势成，今后将渐渐有所谓世界文化出现。[1]40

这种观点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已有相关表达，认为中国文化与古印度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第二、三期均为一种早熟品，均为未来人类文化的方向。在判断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与未来命运方面，这两部著作前后一致。因此，梁漱溟说：“二三十年来，我对于中国文化的见解，自有不少修正与许多补充。但只是补充修正而已，没有根本改变过。”[1]42早熟的中国文化必将成为下一个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化，即人类文化的第二期。

五、结语

文化问题是梁漱溟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从最早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中国文化要义》，再到后来的《人心与人生》等，梁漱溟一生都在关注西方文化冲击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个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以中国文化特征为主题的一部集大成式的作品。该书的问题意识清晰且集中，思路严密，资料全面，分析论证充分。对于中国文化特征的追问，梁漱溟先生抓住社会结构上的家族本位与伦理本位，注重从社会结构出发解读文化传统，这一思路具有很好的说服力。他将中国文化特色的形成归结为精神性的理性早启。至于为何早启，他没有进一步追问。缺乏唯物史观的立场，是梁漱溟讨论文化问题的不足。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讨论文化，着眼点还是作为精神因素的人之主观能动性。

从学术史来看，随着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西文化比较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中西文化比较的目的是借助外来文化这一参照系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自身的特征。《中国文化要义》是近代文化讨论的最后一部专著。这部书出版后，在中国大陆没有太大影响。在台港地区，这部著作也没有产生多大反响。“梁漱溟在该书提出的问题和表述的观点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延续的讨论，堪称近代时期的文化讨论最后的‘绝唱’。”[4]173今天，中西文化交流互动与比较融通都实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中国文化要义》所提出的问题、解答思路乃至给出的答案依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要理解梁漱溟思想，比较研究近现代中西文化，该书不可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