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李逵负荆》中李逵形象的复杂性

银西航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水浒戏作为元杂剧中的一个系列，其中的故事纷繁复杂，为后世小说《水浒传》的诞生进行了文本故事的累积。在元杂剧中，有较多描写李逵的剧目。黄田子在《论〈李逵负荆〉对元杂剧的贡献》一文中记录，“元代杂剧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有三十三种，流传至今的有十种，其中写李逵的三种”。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中，“这三十余种作品中，有十四种以李逵为主角，几乎占了二分之一。现存的六种水浒剧中，以李逵为主角的剧目有四种之多”[1]312。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是水浒戏的代表。

一、李逵形象本质与其暴力性格

梁山集团本质上是一个占山为王的盗匪集团，所以李逵本质也就是一个梁山泊盗匪。如何对这一集团和成员进行塑造，以符合其本质又能显示出英雄传奇。小说选择了对梁山集团成员的下山行为给予了特别的笔墨描写，例如四十七回至五十回对梁山集团攻打祝家庄的描写、六十回“晁天王曾头市中箭”、六十三回“宋江兵打大名府”。这些群体下山的描摹，基本都是因战争而集体下山。而个人下山的代表莫过于李逵了。书中对李逵下山的描写不在少数。在江州劫法场没多久就下山接母，后又下山到了柴进庄上、独自下山前往曾头市、与燕青下山打擂台等，好像就李逵在梁山进出自由一般。宋江也因此常骂道：“你这厮忒大胆，不曾着我知道，私走下山，这是该死的罪过！”[2]781可见下山对于梁山集团来说是一个应当谨慎的事情。而杂剧《李逵负荆》开头宋江的念白和唱词中就有类似的法令：

如今遇这清明三月三，放众兄弟下山，上坟祭扫。三日已了，都要上山，若违令者，必当斩首。[诗云]俺威令谁人不怕，只放你三日严假；若违了半个时辰，上山来决无干罢[3]227。

这是《元曲选》本中的唱词，而另一个版本酹江集本中的“诗云”写的是：

作威福将令传罢，都要你三日严假，若违了某的将令，上山来决无干罢[4]193。

不管哪个版本，都体现出宋江的威严、梁山的严苛纪律。《水浒传》中对下山描写较多，戏曲中则集中体现。究其原因，需回溯到历史层面，元朝社会“地益远而吏益暴，法益隳而民益偷”[5]18。异族入侵带来的高压统治，导致起事之民众多。这些起事者在朝廷眼里就是不折不扣的“草寇”，是元朝主流社会的对立面，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如萨孟武先生所言：

梁山泊的好汉大率出身于流氓，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在山林“剪劲”，或在湖里“揩油”，我们虽然佩服他们的义气，而对于他们“逼上梁山”的环境，也应该予以相当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而讳言他们的出身[6]4。

杂剧文本中的下山管制不奇怪，是为了避免招人耳目，且要表示集团成员与官府朝廷的对立。这种加之于李逵身上的管制一旦松开，天性的释放，产生出来的就是暴力冲动的行为。

《李逵负荆》中有多处对李逵个人的暴力描写。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描写是“对农民起义军的丑化”[3]235，这是不太客观的。文本中既然出现了这样的文字描写，自然是作者康进之希望表达的，这也是让梁山形象和李逵形象更加真实的一种手法。也正如上一段材料中萨先生所言，不用避讳他们的出身。例如第一折中，李逵在王林酒店喝酒，王林告诉他女儿被贼汉夺去。李逵对号入座，以为“贼汉”说的是自己，便有了这样一番念白与唱词：

[正末做打科，云]你道是贼汉，是我夺了你女孩儿来？[唱]

[金盏儿]我这里猛睁眸，他那里巧舌头，是非只为多开口。但半星儿虚谬，恼翻我怎干休！一把火将你那草团瓢烧成腐碳，盛酒瓮率做碎瓷瓯。[带云]绰起俺两板斧来，[唱]砍折你那蟠根桑枣树，活杀你那阔角水黄牛。

[云]兀那老王，你说的是，万事皆休；说的不是，我不道的饶你哩[3]232。

整段文本，李逵表现出来的是鲁莽与暴力，字字张扬，武力威胁王林。很难与小说《水浒传》所表现的“替天行道、拯救生民的梁山好汉”联系在一起。在此处充分体现了李逵性格中的暴力。另外这种暴力不完全是对外的。杂剧中，因误会而带来的梁山内部冲突在文本上也有所体现。即李逵因误会对山寨、对宋江的信赖完全动摇，对梁山集团及宋江产生了极度强烈的抵触情绪。这是李逵的鲁莽混杂着暴力所带来的内部冲突：

[正末云]我伏侍你，我伏侍你！一只手揪住衣领，一只手揝住腰带，滴留扑摔一个字，阔脚板踏住胸脯，举起我那板斧来，觑着脖子上，可叉！[唱]便跳出你那七代先灵也将我劝不得[3]240。

李逵如此详细地描绘处置宋江的方式，其暴力的一面显露无疑。但是这种暴力不是单向的，而是对内对外都存在，恰恰说明了李逵心中有纯粹的目标以及不可压抑的反抗精神。

《李逵负荆》中还有一处暴力描写，第二折宋江的定场诗云：

旗帜无非人血染，灯油尽是脑浆熬。

鸦衔肝肺扎煞尾，狗啃骷髅抖搜毛[3]235。

这种恐怖与血腥的描写，正是梁山本质所在，也无需避讳。最后一折处置两个冒名顶替者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暴力血腥。因此李逵及其所代表的梁山集团的暴力特点在杂剧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后来的《水浒传》中，这种暴力特点虽然完全保留了下来，却被梁山的兄弟情谊和替天行道的“正义”所掩盖。而杂剧对李逵的暴力描写是其性格生成的重要因素。

二、李逵形象善恶交合的复杂性

《李逵负荆》中李逵是文本中最主要的人物。与小说不同的是，李逵在本篇中多了一别名，唤为“李山儿”。“山儿”一词的意义附加于李逵身上是恰当的。李逵在梁山上，既是好汉，又是山贼，所以也叫“山儿”。但是作者并不是想表现这些负面的东西。杂剧本身是喜剧，是王林带来的误会和李逵的莽撞上演的一出打闹剧。但是如前文本分析，梁山的本质在文中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体现于李逵身上是一种善恶交错的混沌状态。这一点与小说中的李逵形象是相通的。这种特点成为了一种文学传承，即在元到明的这段时间中，李逵形象的固定特点。正如孟超先生所说：

读《水浒传》者，对于黑旋风李逵的为人，没有不拍案叫绝的，认为快人快语，快人快事，其粗鲁处也正是他的可爱处，其天真处也正是他的妩媚处。他像一块纯正的璞玉，他从没有用虚伪雕饰，掩盖了自己的真实。自然，在纯正之中，也许使人觉到他质美为凿，只存了一个良美的坯模，还没有完成一个至高无上的材料，但真到底比假的有价值些[7]107。

在杂剧中，李逵的善是体现在通篇结构之中，带动矛盾冲突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在王林诉说了自己的女儿满堂娇被拐走后，二人都误以为是宋江和鲁智深所为。李逵马上反转了前面所体现的“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这一唯梁山正义的态度，而是一种怀疑、不平的状态，如第一折中所写：

再如第二折中所写：

[正宫·端正好]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髣，则今番不许收拾。俺可也摩拳擦掌，行行里，按不住莽撞心头气。

[滚绣球]宋江唻，这是甚所为，甚道理？不知他主着何意，激的我怒气如雷。可不道他是谁，我是谁，俺两个半生来岂有些嫌隙？到今日却做了日月交食。不争几句闲言语，我则怕恶了多年旧面皮，辗转猜疑[3]236。

唱词中提到了“多年旧面皮”，暗示李逵与宋江的关系。尽管如此，李逵依旧保持了怀疑，并上山质问。“认理不认亲”是非常可贵的品质，是李逵天真善良的真实表现。这种与故事完全绑定的善，包含了李逵的恶。使得整个戏曲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歌颂正面人物的状态。这就让前文提到的恶在李逵的形象中退却一些，仿佛变成了善。也正是这种善，《李逵负荆》才能不断传承，并由小说《水浒传》的改编而再被人所了解。诚然，李逵的恶是客观存在的，杂剧中呈现出来的除了暴力以外，还表现在语言上。他有较多的话语讥讽，这是戏曲与小说中李逵形象的差异。小说中的那个虎形黑大汉只会骂粗话，而杂剧里面的李山儿就显得特别能言善辩。这是一种喜剧手法，让一个粗汉子具有了文人的特点，不知作者是否有其寄寓。在文本中，李逵对宋江和鲁智深的言语讽刺比比皆是，例如：

[做见科][正末云]：学究哥哥，喏！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俺宋公明在那里？请出来和俺拜两拜，俺有些零碎金银在这里，送与嫂嫂做拜见钱[3]236。

[正末唱]走不了你个撮合山师父唐三藏，更和这新女婿郎君，哎，你个柳盗跖，看那个便宜！[3]237

[一煞]则为你两头白面搬兴废，转背言词说是非，这厮敢狗行狼心，虎头蛇尾。不是我节外生枝，囊里成锥，谁着你夺人爱女，逞己风流，被咱都知[3]239。

[云]花和尚，你也小脚儿，这般走不动！多则是做媒的心虚，不敢走哩。[鲁智深云]你看这厮！[正末唱]鲁智深似窟里拔蛇。[云]宋公明你也行动些儿，你只是拐了人家女儿害羞，也不敢走哩？[宋江云]你看他波！[正末唱]宋公明似毡上拖毛。则俺那周琼姬，你可甚么王子高，玉人在何处吹箫？我不合蹬翻了莺燕友，拆散了这凤鸾交[3]242。

由此看来，李逵不但会讽刺，还会引经据典骂人。这样一个粗线条的人物能够如此伶牙俐齿，可见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一个黑大汉能说会道总能给人一种喜剧的感觉。这种讥讽人的恶，在李逵的鲁莽下，反而是为善来服务的。李逵在自己还在震惊和怀疑的状态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站在弱势的王林一方，掩盖了语言本身的恶。正如蓝凡所言：

2．2．3 首次发病年龄分布 首次发病年龄在3岁以内者占71．04%（341例），3～7岁者占23．75%（114例），大于7岁者占5．21%（25例）。

中国喜剧正面人物的喜剧性，往往是在优点和缺点的相配中得到的。所谓相配，不是美与丑，善与恶的相比，而是优点中包含着缺点，即缺点是优点的延伸，优点又是缺点的补偿。两者判然不分而组成戏剧人物的性格色彩[8]643。

李逵在这部杂剧中的形象特点就是如此，种种混合在一起，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质朴原始的性格，所以有善也有恶。此外，李逵性格中还带有一丝的狡黠。在自己意识到误会宋江后，负荆请罪，跟宋江回忆往昔，耍滑头让宋江放过自己：

[正末云]哥哥，你真个不肯打？打一下是一下疼，那杀的只是一刀，倒不疼哩。[宋江云]我不打你。[正末云]不打？写了哥哥也！[做走科]

[正末做接剑科，云]这剑可不元是我的？想当日跟着哥哥打围猎射，在那官道傍边，众人都看见一条大蟒蛇拦路；我走到跟前，并无大蟒蛇，可是一口太阿宝剑。我得了这剑，献与俺哥哥悬带。数日前我曾听得支愣愣的剑响，想杀别人，不想道杀害自己也[3]250。

李逵的机智狡黠在这段引文中很好体现出来。在自己性命不保的关键时刻，这个黑大汉知道如何为自己开脱，小聪明、感情牌的手段娴熟运用。这样的特点混杂于李逵混沌的形象状态之中，使得这一形象在杂剧中异常的鲜活，呈现出一种反抗的精神。不管是作为“贼汉”反抗朝廷，还是帮助百姓反抗宋江、对抗梁山，李逵都是以亢奋的状态投入到实际之中，反抗十分激烈，甚至于喊出了梁山泊有天无日、梁山泊水不甜、人不义等这样根本否定梁山集团的的话语。这也是他纯粹、质朴的表现。这种遵从普遍道义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这正是李逵形象流传千古的重要原因。当然，也不能忽略李逵的山贼身份，更不能回避其暴力行为。正是这种暴力的恶交缠着助人之善，才形成了李逵形象的混沌，而李逵勇于认错的诚恳以及开脱自己的狡黠，又是李逵诚恳、纯粹坦荡又有小聪明的性格体现。这样的李逵在整个杂剧文本之中表现出来，就是其形象的高度复杂性，甚至比《水浒传》中的李逵在性格上表现得更复杂。这是对杂剧中的李逵形象进行全本梳理后的一个客观认识。

三、历史环境对李逵形象复杂性塑造的影响

黄田子在讨论《李逵负荆》时曾说过：“冲突是戏剧的基础。喜剧《李逵负荆》的冲突是由一系列的误会构成的，而这些误会又都是真实可信的，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因此，这些源于生活之中的误会性冲突，便使全剧妙趣横生，使观众忍俊不禁，收到了良好的喜剧效果。”[9]李逵形象的复杂性也来自于喜剧效果背后的矛盾。一个黑大汉言语机警、像文人一样骂人、有莽撞暴力的特点，这是很矛盾的。而《水浒传》创作进行了选择，删去了李逵能说会道的特点使其显得更加被动，一旦主动起来，只有暴力行为。原因在于，小说中本就存在文人形象，且把李逵形象简化更有利于情节安排。通过如此选择后，塑造出来的李逵形象更“真”。例如，李逵和吴用下山到卢俊义府上，吴用叫李逵扮作道童还不可以说话，李逵就按吴用说的做，毫不反驳。这样的李逵简单、纯粹，易被读者所喜爱。杂剧中，李逵能够主动以文人的方式同宋江交流，加上善恶交织的暴力行为，从文本上就生成了形象的复杂性。李逵的这种文人化的特点，可以理解为作者康进之借李逵来抒情，借李逵之口说自己的话。作者把自己的一些特点代入了戏剧人物之中。文献材料对康进之的生平几乎没有记录，但是可以参考其他杂剧作家的情况。如关汉卿，他本身受到了了良好的教育，有文学素养，但是因为元朝社会的特殊情况无法“学而优则仕”。那么，康进之也可能类似这种情况。因社会的限制而一生不如意，所以创作了《李逵负荆》，借其中的人物、剧情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康进之创作如此复杂李逵形象的背后是元朝社会尖锐的矛盾。蒙古入主中原后，对整个国家的阶层进行了重新划分。蒙古人为上等，色目人次之，北人再次之，南人为最下等。可见，汉人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即便是官僚群体中，蒙古人、色目人为正职，汉人只能为副官佐之，处处受牵制。汉人中地主、官僚是少数，多数为农民。再者由于科举制度废除，社会层次固定，无法流动，底层的农民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故社会生活中处于底层的农民受到的就是种族压迫和阶层压迫。两种压迫的具体表现就是吏治腐败、课税剥削严重。在苛捐杂税的负担下，再遇上天灾，就是悲惨之极。吴晗先生曾在《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说：“农民困于赋役和荒旱，在本土不能生活，只好相率逃亡，成为流民。”[5]33流民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部分就会落草为寇。“农民左右是死路一条，铤而走险，势所必至。加上地方官吏的盲目的压榨，农民遂揭竿而起，和政府对抗。”[5]35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部分流寇威胁到百姓也是正常。元朝的朱德润就这样解释过：

而亲民之官不谙大体，重赋横敛，务求羡余，致有激变。所得有限，所费不赀。且以州县税粮言之，有额无田，有田无收者一例闭纳，科征之际，枷系满屋，鞭笞盈道，直致生民困苦，饥寒迫身，此其为盗之本情也。至于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致作贩夫入海者有之。目今沿海贫民食糠秕不足，老弱冻饿，而强壮者入海为盗者有之。一夫唱首，众皆胁从，此其为盗之本情也。其言谓与其死于饥寒，孰若死于温饱，因是啸聚群起，劫掠官粮，杀伤军民[5]36。

这样不安的时代中，盗贼群起就是正常情况了。蒙古的军队和汉人地主武装力量压迫愈厉害，农民抵抗就愈激烈。这就成为了朝廷官府无法主持公平正义的社会。在这样缺失公平正义的社会之中，民众心中自然希望有能够代表他们的声音和力量。随之形成的社会意识，体现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就是康进之描写的李逵、描写的梁山集团。上段材料中朱德润所提“强壮者入海为盗”。梁山集团是大汉入湖为盗，都体现了与社会的对立。在文学创作中，盗匪形象需要表达民众的心声，盗匪要能够主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李逵代表的是一种理想的盗匪。就是文本中所提到的“真命强盗”，也正好呼应李逵讲述的蛇化宝剑的故事，隐射汉高祖斩白蛇起义。而不管是元朝社会现实中的盗匪，还是杂剧文本中李逵，本质上都是打劫的强盗。故而李逵这种理想盗匪会变得更加复杂，性格之中有暴力的恶也有主持正义的善。这种盗匪即是所谓的“好汉”。杂剧理想状况下，产生的就是李逵充满了反抗精神的暴力人物，用暴力的手段去反抗一切令百姓倒悬的恶势力。

《李逵负荆》一剧基于元朝社会的特殊情况，充满了作者对“义匪”的想象期盼，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剧中塑造的李逵形象具有复杂性，善恶交合。他暴力鲁莽、好心办坏事。这一复杂形象生成后，影响了小说《水浒传》的创作。小说中的李逵更像是宋江的工具，形象简单。可以说，元杂剧《李逵负荆》中的李逵是一个复杂的“真命强盗”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