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军绅与政党：近代中国国家建构进程的历史检视

杨 欢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自近代以来，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王朝的循环逻辑”被迫中断，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中心—边缘体系，为了摆脱这种被压迫的边缘地位，我国开启了被迫“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背负着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民族独立意味着摆脱英帝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位，实现主权再造；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而且还要求着一个现代国家的形塑。如果我们以国家建构的视角来看待、透视波澜壮阔的近代史就可以发现，近代史就是一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从洋务运动兴起，历经清末立宪，到袁氏当国，从北洋军阀士绅主导的联省自治，到国民党的政党—国家体系建构，都没有离开现代国家建构这条主线。

一、既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是一个持久性的政治学议题，是由美国学者蒂利在分析15—16世纪欧洲国家如何产生时提出的。众所周知，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学术议题是国家，当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建构的研究，不仅体现了对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现实关怀，也反映了“国家理论”的深厚传统在当代的延续。所以，国家建构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不仅如此，国家建构也是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议题。因为自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至今，任何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都要通过国家建构这一核心任务。

国家建构理论的真正兴起，是伴随着政治学研究从范式行为主义向新制度主义的转换而来的。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关注对具体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的定量分析与研究，并摒弃旧制度主义的宏观叙事及静态的制度考察。而在20世纪70年代，斯考切波、埃文斯等学者提出“回归国家”的主张，重新重视国家在政治系统中的作用。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学研究中，现代化主题与政治发展研究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他们将西方的价值、制度输出作为医治第三世界国家的药方，这种带有目的论式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取向。基于此，美国一批比较政治学者开始对国家建构进行研究，如蒂利所言，当时学界对国家建构研究的重新重视，是对“当时常规的诸如现代化、政治发展之类的观点，用目的论的方式解释国家变迁倾向的反击”[1]。

韦伯对欧洲民族国家的研究奠定了这一基础。韦伯认为，“国家是一种持续运转的强制性政治组织，其行政机构成功地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并以此维持秩序”[2]。也就是在一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韦伯所界定的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的新兴产物，是相对于传统国家(前现代国家)的，因此，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国家(modern state)。吉登斯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民族国家是继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之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民族国家与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真正做到了韦伯所说的“合法垄断暴力”，国家暴力机器的行政控制范围真正覆盖到了领土疆域内，“它对业已划定的边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他的统治靠法律以及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控制而得以维护的”[3]。蒂利在对15—16世纪欧洲国家形成的相关研究中提出“战争创造国家”的理论，他认为，现代欧洲国家是疆域控制的强化，政府从其他组织中分离出来并获得自主性、居于中心地位并具备超越性的协调能力。

本文认为，早先西方学界关于国家建构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回归国家运动”学派学者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重视。一个现代国家无疑意味着较高的自主性(不被阶级利益集团轻易俘获、能自主制定社会长远的发展目标)与强大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则指的是国家通过规划、政策等实现改变社会的能力。米格代尔在其名著《强国家与弱社会：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中暗含着一个强国家即现代国家的判定：(1)政权当局掌握军队、警察力量。(2)官僚有相当强的自主性，能制定以及重塑、忽略或者绕开强大的社会势力偏好的政策。(3)国家机构专业化水平高，能良好处理社会生活中专业化的行政事务。(4)有一批忠诚、有共同愿景的官僚。各职能部门实行良好的分工、协作。国家能力包括：提取能力、渗透能力、规制能力、分配能力[4]。提取能力即国家从社会中提取资源的能力，渗透能力是将国家的政策及意识形态渗透入社会的能力，规制能力即作为协调和仲裁者的国家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分配能力以特定的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的能力。我国学者王绍光将国家能力分得更为细化，国家能力分为强制、汲取、濡化，认证、规制、统领、再分配、吸纳和整合。

福山关注到一些弱国家和失败国家，如索马里等案例。他发现，这些失败国家或弱国家已经影响到了世界秩序的稳定。他随即提出弱国家、失败国家的“拯救计划”：提高国家能力的强度同时精简国家职能范围。与此同时，一些国际机构以更专业化、量化的方式研究现代国家的建设问题，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认为，国家建构应分为两个领域：基础领域和输出领域。基础领域包括政治稳定、政体安全、法治与行政治理。输出领域包括公共服务供给、社会公正体系、经济发展等。

针对西方学者对国家建构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做了许多本土化的尝试。曾毅认为，现代西方国家建构的理论主要承袭两大传统，一是韦伯传统，另一是马克思传统[5]。“韦伯传统关注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即现代国家如何‘立’得住的问题”[5]，这一传统是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最主流的路径。西方社会科学的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基本上都是由此展开的。韦伯传统的国家建构的进路实质上是关注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问题。而“马克思传统”则认为，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建立普遍地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与机构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建构历程的终结，接下来需要保障在疆域内生活的居民各项权利得以落实的问题。徐勇支持马克思传统，他主张现代国家建构应该是双重建构的，现代国家既是民族国家又是民主国家。民族国家强调的是国家控制力的加强，呈现的是主权对内的最高属性和对外的自主性。民主国家的建构则涉及公权力(political power)与权利(political right)的划分，保证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促进公民社会的蓬勃发展，形成一个强国家、强社会的双强模式。这种双强模式也是有一定的次序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为公民的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基础，在此之上进行民主国家建设，为每个公民平等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由此形成对国家高度的认同与忠诚，提升国家能力。叶麒麟借鉴里普森的五个维度透视理解现代国家的建构(国家规模、国家权威、国家职能、国家结构、公民权利)。其中，民主国家的建构要求在国家职能的维度，做到国家不能侵犯私人权利。在公民资格维度，则要求国家必须保障每个公民平等的公民身份、平等的公民权利(平等的政治权利与平等的社会权利)，以及需要公民具备公共精神。

二、国家建构：老大帝国应对全面危机的“冲击—反应”

如果以国家建构的视框反观中国近代史的话，就可以清晰地发现现代国家的建构，一直是近代中国的主轴。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呈现的是从民族国家的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发展轨迹。从1840年鸦片战争进入近代以来，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段时间我们一直进行“韦伯传统”的民族国家建构。由于我国这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发展路径，注定我们的建构历程会有时序的特点，不会像西欧社会那样做到双重建构的同步。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逻辑概念。我国的现代化不是源于自身的演进，而是源于外部异质文明的输入。中国自清末以来，原先的“王朝循环的逻辑”突然中断，猝不及防被拉入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传统中国被视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如此庞大的帝国是靠君主—官僚系统—乡绅集团这一治理结构来维持运转的。自西方列强携带资本和商品，以暴力摧毁了一切民族的万里长城，“异邦的价值、制度和话语潮汐般地占领沿海口岸逼向内地侵蚀着甚至颠覆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专制主义的溃败连同中央集权行政体制的解体引发了严重的政治乱象”[6]。遇到这“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结构出现失效，难以应付这全面危机(中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变化、发达国家提出的挑战与提供的模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政治输入和入侵)。随着清王朝的崩溃，带来的是碎片化的失序的社会。本文认为，这样一个碎片化的社会与脆弱的国家权力结构反倒提供了一个场域，使得各种集团、组织、阶级竞相博弈，为自己的政治愿景的实现进行着现代国家建构的尝试。这也是国内学界研究我国国家建构问题学术盲点：对近代以来国家建构的领导力量关注不足。虽然国家建构的内容无非在于民族、民主的双重建构，但由于领导、承担执行国家建构任务的组织、集团力量在政治抱负、意识形态、建构方式上的差异，其取得的治理绩效，建构成果也是不同的。这些成果塑造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图景。

为了尽快摆脱被殖民化的境况，在世界资本主义秩序里摆脱边缘地位，后发国家不可能依靠社会发展、自然演进地推动现代化国家的建构，必须要更加积极地以强有力的手段推动现代化，把发达国家几百年走完的路在一个可预见的较短的期限内实现，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能够引导、规划国家发展的宏伟愿景。同时这一强有力的组织能做出高效率、高效能、更科学的决策(在发展过程的关键节点上即历史机遇做出正确的有利于崛起的决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组织必须具备对于一切资源的调控和配置能力，使一切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可是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就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缺乏团体组织”，“缺乏公共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一句话概括：缺乏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7]。孙中山则毫不客气地称之为“一片散沙”。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谈到中国社会的组织状况：“组织的延续性是与缓慢演进的(甚至在地方上是繁荣而自由发展的)前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但这社会并非一个动员起来的社会,无法对迅猛的现代变革做出进一步的有力反应,更谈不上能应付现代化势力的挑战了。”[8]没有强有力的组织，民族独立尚未完成，遑论现代国家建构。但也正如上文谈到的没有强有力地组织，才有不同力量的推动国家建构的实践机会。

三、政府、军绅与政党：国家建构试验场的尝试与角力

根据近代以来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既有历史，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国家建构的领导力量：(1)依托政府力量。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经常提及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如日本，其经济的腾飞得益于政治家—官僚体系—大企业财团的权力结构，政府主导国家现代化的方式被称之为国家引导式发展。(2)依托社会力量。内生于社会中的新阶层或集团在建构现代国家中起了重要作用。如巴林顿·摩尔认为，英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消除了内部阻碍贸易的障碍，确立了统一的法律制度，以及现代货币制度和其他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政治秩序开始合理化，现代型国家在不长的时间里诞生”[9]。(3)依托军人力量。在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国家建构历史中军人政体出现较多。(4)依托政党力量，也就是政党—国家体系(Party State System)。这种国家建构的模式创制于苏联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回顾我国近代史就可以发现，政府、军人—社会力量、政党分别领导着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

(一)清末立宪与袁氏当国——政府主导的国家建构模式

近代以来，政府主导的现代国家建构，最早要数清政府的立宪运动。清末统治阶层与许多知识精英都对中国积贫积弱之因做了许多探索。他们认为西方国力强盛之因，并不只在于先进之军事、技术、发达之商业，而在于他们的国民。国民的竞争力之开发在于立宪政体。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在奏折中说：“今天下一国际竞争之天下也。国际竞争者非甲国之君与乙国之君竞争，实甲国之民与乙国之民竞争也。故凡欲立国于现世界之上者，非先厚其国民之竞争力不可……立宪政体者，所以厚国民之竞争力，使国家能进而行帝国主义者也。”[10]清政府颁布立宪文件，设立资政院、谘议局，办理地方自治等措施，塑造政治认同，向现代立宪民主政体转型。随着清政府的倒台，立宪尝试也暂告一段落。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努力一直未有停止，清末的立宪政体与地方自治，使得传统一元式的中央集权政体出现了松动，在清末地方督抚做大的政治实际下，多元化的政治力量和发展倾向浮出水面。

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也做了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努力。

首先，在政治方面，袁在获得正式总统身份后，强制解散议会内阁，打击政党政治，分化瓦解议会政党派系，并设置制宪会议(政治会议与约法会议)进行修宪，将议会共和制修改为超级总统制。总统府吸纳最高行政机关，以国务卿为首脑，将参政院作为总统咨询机关，集军事、外交、财政、立法(部分)大权于一身，连任不限，有继任推荐权和封爵权，是“皇帝大权的大总统”[11]。

其次，在经济方面，自晚清以来，中央政府财政管理紊乱、财源枯竭、赤字巨大，且地方实力做大，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难以为继，在这种状况下袁世凯不得不建构一系列制度、机制与举措，加强中央财政汲取能力，扭转这一局面。第一，统一财权，加强财政部的权力，使其直隶于总统，总统直接控制财政金融。第二，建构现代化预算决算体系与审计制度。袁在1914 年颁布《会计条例》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预决算体系，使得整个预决算程序更加科学高效，也为中国近代的经济金融制度规范奠定了基础。在建构预决算体系的同时，袁也着手改造审计制度，以西方现代国家审计制度为蓝本，在中央设审计处，在各省设审计院，初步形成较为系统的现代国家审计体系。第三，尝试建构中央地方两级财政体制，进行中央集权取向的财税改革，加强中央财权。袁在1912 发布《厘定国家税地方税法草案》，推行分税制，将税基丰厚的关税、田赋、盐税等 17 项划入国税，其他各项杂税以及田赋附加等列入地方税[12]。除了分税改革和清理债务外，袁也积极地整顿税种，一改自清末以来税种混乱的局面，还创设了所得税、遗产税、印花税等。袁的种种举措为现代中国的财税体系搭建了基本框架。

再次，在军事方面，贯彻武力统一全国的方略。袁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分化瓦解国民党，获得国会多数——进步党人的支持，以央地争端名义多次击败了讨袁军，对南方革命党控制的省份保持了军事优势。

虽然袁世凯采取许多措施进行中央一元化权威的重塑，但并未有效控制整个中国。南方诸省，仍处在自治状态，其势力远远未渗透。随着袁世凯希冀以称帝的方式重塑认同的失败，宣布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国家建构现代化的努力失败，也意味着单凭政府主导的现代化建构的路径不可能。

(二)北洋军绅——军绅主导的国家建构模式

军绅体制，可以看作军人力量建构模式和社会力量建构模式的结合。一般而言，军人政治在实现国家秩序正常化，解决新兴国家政治混乱、官僚制治理能力低下问题上有极大作用。军人政治是国家在脆弱、濒临失败的状况下一种特殊的应对手段。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下，社会力量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士绅阶层。在帝制时代，君主—士绅结构维持着国家运转，士绅阶层起着“通官民之邮”的作用。北洋政府自袁世凯死后就陷入了军阀混战、权威碎片化的状态。虽然多方军阀有统一之心，但无统一之力，反倒转向重新挖掘、拾起清末宪政的“遗产”，为自己塑造合法性，打出了“联省自治”国家建构愿景。所谓的“联省自治”，就是承认各省现行的自治权，以联邦制的形式重构中国。陈志让对这一种国家建构模式概括为军绅体制[13]。

军阀在一般国人历史印象中扮演着负面的角色。但就实际而言，许多军阀也是有救亡图存之心，“负有爱国心，把军事训练看成是振兴中华之前提”，军队能为“国家近代化提供契机，并使国家摆脱外国控制”[14]。而地方士绅作为地方政治空间的精英，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与军阀联合共治(虽是一种非制度性分权)，负责地方自治事务，如维持地方议会、谘议局等运转。还有些士绅投身于工商业建设，是实业救国的重要践行者。

首先，军绅体制，可以实现有限的秩序供给。虽然在整个国家层面，秩序是破碎化和混乱不堪的，但是在一些大军阀控制的地方，却实现了治理区域内的稳定与秩序。阎锡山治下的山西和陈炯明治下的广东的“模范省”的施政评价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且，以军阀众多、攻伐频仍的四川省来说，政治秩序也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了相对稳定。各大军阀担负着治理区域内的治安任务，如冯玉祥在1921年主政陕西后，立刻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剿匪，打击了威胁政治秩序的破坏者或反对者。

其次，军绅体制，推动着近代工业的发展。一些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军阀与士绅的合作，发展实业，推进治理区域内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混乱著称的四川省，在军阀刘湘的主导下，建立了航运公司、船厂和煤矿公司，在治理区域内建设了几个较大的经济中心。冯玉祥主政陕西期间，也着力发展工农业，积极修筑铁路公路，兴办其他社会福利事业，推进国民教育。阎锡山在1920年发起“造产救国”运动，制定十年建设计划，发展重工业，建设炼钢、纺织、造纸工厂，开展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再次，军绅体制，也在教育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努力。冯玉祥主政陕西期间，积极推动现代教育事业，划拨经费在各城镇设立平民学校，开展“扫盲”运动。阎锡山于1918年实行教育复兴计划，建立了两万多个国民学校，享受公共财政支持，保证多数学龄儿童能够接受4年初级教育。同时设置技术专科学校，以技术教育为主。他还革除旧有的社会陋习，废除缠足，设置女性职业学校，培养了一批民国时代的“新女性”。韩复榘支持梁漱溟筹建“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探索一条国家建构的新模式，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因日本侵略而破产，但是乡村自治的探索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创举。陈炯明在海丰城建立起了现代中小学和职业教育体系，并将教育权让渡给教育专家，由四位著名教育专家组成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治理区域内的教育工作，行政权并不干涉。

军绅政权做了很多现代国家建设的努力，但就实际治理绩效和建构结果来看，军绅主导的联省自治运动，并未能使其主张的联邦制建构实现，而且现代国家建构事业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1)军阀的割据，妨碍了统一的市场的形成，抑制了经济的发展。(2)混乱的货币金融政策，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3)为了维护统治不断举借外债，同时为了牟取暴利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导致农作物减产，引发大面积的灾荒。(4)军阀内部实行庇护制，金钱、权力作为效忠的交换物，军阀只倚重于军士，并未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有实质性的改革。正如常安所说，“这样的政治力量既不能反击侵蚀中国领土的外敌，也很难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有效整合”，“从未认真地打算动员人口中重要成员以某种方式强化政府的制度”[10]。而作为其政权同盟的士绅，在“新政业务虽然看上去红红火火，但对社会民生的助益却乏善可陈”[10]，有的士绅通过地方议会侵蚀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而且，由于此时的士绅多属于城市精英，兴办、投资工商业，对整体社会建设也无较大助益。而且，“在这个时期，现代化事业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最明显的就是军阀主义造成的政府瘫痪”[8]。这样的军绅体制连最基本的政治秩序都难以保证，遑论联邦制建设。

(三)国民党的政党—国家体系——政党主导的国家建构模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建国方案提供了新知识。他们发现，可以依靠政党力量推进国家现代建构、现代化建设，而且可以取得巨大治理绩效。在这方面，苏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典样板和领航旗舰。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政党主导的国家建构模式可谓是人类治理史上创举，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供给着独特的社会主义方案。政党主导的国家建构模式主要体现政党—国家体系上。那么政党—国家体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呢？陈明明提出，政党—国家体系呈现出如下的面相：“(1)有一套精致而系统的理论学说作为思想基础；(2)有一个关于未来社会远景的构设作为奋斗目标；(3)有精心设计的并获得理论支持的战略和策略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4)有统一严密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网络作为行动支撑；(5)有成熟而富有经验和激情的职业化政治精英集团作为协调行动的‘总参谋部’；(6)有倡导为主义不惜献身的精神教育作为党员的道德律令。”[15]总结而言，政党—国家体系包含六大要素：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政治社会发展规划愿景、政治社会愿景的行动策略、完整的组织网络、现代化取向的政治精英集团、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

苏联的首创探索是政党—国家体系的经典样板，是当时中国进步革命力量学习、效仿的对象，向苏联学习是当时知识界与革命阵营的“流行风潮”。在这一大势之下，国民党也树立了“以俄为师”的政策方略，学习苏联的政党—国家体系模式，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民国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现代化举措。旧有的学术观点多把国民党执政打上“反动独裁”的标签，难以真正较为客观、系统地对待。本文认为国民党模仿苏联建构的政党—国家体系建构，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辜鸿铭所说的现代化的“一剂药方”。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两者组织结构均模仿苏联共产党而言。”[16]但为什么政党主导现代国家建构的国民党“版本”就失败了呢？下文将透过国民党的政党—国家体系详细考察这一过程。

1.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方面。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并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孙中山认为，这是基于本土的富有民族性的政治思想贡献。他认为三民主义是极为完备的，甚至超越了当时最流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说。孙说道：“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17]他宣称三民主义较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但随着国共两党合作后，马列主义展示出自己非凡的解释力，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高超的意识形态宣传艺术，对“主义立场急进化”的革命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革命青年也很快失去了对三民主义的兴趣，这体现在将国民党视为老同志，将共产党视为新青年。“老”则有“老朽”“保守”之意，“崇新而鄙老”几乎是当时新青年的“价值观”，国民党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很快在革命青年中失去生命力和感召力。

2.政治社会发展愿景规划与行动策略方面。国民党的政治社会发展愿景规划体现在孙中山先生制定的建国方略、五权宪法的制度设计，以及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现代化三阶段。1931年，国民政府进入训政时期，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训政被迫中断。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悍然发动内战，内战失败败退台湾。国民党虽然有着较为完备的政治社会发展愿景规划，但由于外部环境和自身原因，几乎没有施行，且对当时民众而言没有较大的吸引力。

3.组织网络方面。国民党在制度运作上吸收了苏联政党—国家体系的经验，形成了垂直并行的党政互动双轨制。在中央层面，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委)在法理上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下设中常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管党务，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政会)负责政务，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务。中政会在法理上是国民党最高行政机关，但在1927年后，其职能不断被虚置，地位不断下降。“因委员人数不断膨胀，中政会逐渐变成一个大而无当，运转不灵的机构。”[16]而且没有军政职务的中政会委员不过是“一个处于政治边缘，摸不着头脑的无权无势甚至无业的高等游民”[18]。同时，中常会的地位甚至不如虚置的中政会。党务机构和行政机构沦为合法化的工具和橡皮图章，中央组织体系日趋衰朽。

在地方层面，党政双轨制是近代以来中国央地关系的重大转变，这意味着对地方的渗透和控制力更强。但是国民党训政时期，要求地方进行党政分开，地方党部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而且当二权发生冲突后，中央有意偏袒行政权，斥责地方党部不能越界，这样一来，地方党组织地位不断衰落，不能有效监督政府，成为无权无势的部门。综上，整个国民党的党政互动的双轨制自训政之后，便不断衰落，权力虚置。

4.现代化取向政治精英集团方面。政党—国家体系的高效运必然要依托具有现代治理理念，忠诚、富有才干且有高度凝聚力的政治精英作为发展的“领航力量”。但是国民党自成立之日起，派系斗争就消耗着组织能量。孙中山逝世后，党内主要派系分裂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派。随后，北伐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内部却出现宁汉分裂，蒋介石被迫下野。蒋介石一统党内后，秘密建立了力行社与“CC系”，推动着“派系”的“党化”。党内派系的实体化、显明化不断撕裂、冲击着这个弱势独裁、党权衰朽、松弛涣散的政党。

5.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方面。纵观整个国民党的党国构建历程，由于缺乏高标准的党员录用机制，使得整个政党党员素质、战斗力远不如共产党。在中央层面，国民党的政党—国家体系是以党义治国而非党员治国，使得关键职位被一批混进来的北洋旧官僚抢占，这一现象被时人讽刺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在地方层面，几乎形成了一个由高级官员主导庇护体系，关键职位任命唯派系论。在乡村基层，国民党的渗透力量较弱，乡绅控制着基层政权。国民党并不能为革命青年提供施展抱负的、实现主义之平台，加上党员成分鱼龙混杂，党的形象实在不堪。国民党也为之做了种种努力，比如“清党”运动。但是“清党”后，不仅没有纯洁队伍，反倒加剧党内分裂和人才逆淘汰，使得党更加衰朽不堪。

四、结语与讨论

同样学习效仿苏联政党—国家体系，中国共产党却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批判性地继承了苏联的政党—国家体系，最终出色地完成了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这一过程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是历史重任的拣选与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体系，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飞跃式发展。在农村地区，打碎地域、血缘割裂而分散的乡村社会，以人民公社运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政策、制度设计实现了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目标。在城市地区，探索出街居制—单位制、社区制等方式，实现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搭建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来，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发展奇迹。这些巨大成就的“制胜密码”就是具有巨大生命力和优越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即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