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的“自我代言”：近代文集自序的书写策略

李梦琦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自序是一种很好的自我表达方式。张相《古今文综评文》曰：“作者之意，引伸乎序。然自人言之，不若自己言之之深切著明也。”[1]8778唐彪《读书作文谱》卷十一云：“古人著书，每自为之叙，然后己意了然，无有差误。”[2]3562皆认为相比他序，自序更能清晰地表明心迹。自序源于文章不朽观念，余嘉锡《古书通例》认为自序为“自显姓名”[3]25。集序发展至近代，书写已臻成熟。文人为自著文集撰序，十分清楚如何巧妙地实现“自我代言”。目前学者多关注汉代自序，孙丽萍《汉代自序文研究》从命名及发展、写作功能演变、文章特色三个方面考察汉代自序文。[4]刘桂鑫、戴伟华《自我独特性的展示——论汉晋自传文学的特质与嬗变》指出汉晋间部分书籍自序带有明显自传性质。[5]程苏东《“诡辞”以见义——论〈太史公自序〉的书写策略》细读文本，详述《太史公自序》如何书写。[6]王润英《梓而有序：明代书序文研究》第二章着眼书序文与书籍编著者之关系，探讨明代书序文的书写实践。[7]74-94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究近代文集自序的书写策略。

一、私密信息的扩展书写

自著文集的作者掌握比任何人都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为自著文集撰序时能最大限度地支持和补充正文内容。为“自显姓名”，近代文人会在自序中叙述一些私密信息，如自我个性、家世背景、学习经历、师承渊源、创作时间、动机或著述心态等，引领读者进入私人空间，帮助读者了解自己和文集。这一书写策略源于汉代自序“自传式”书写，正如张舜徽《广校雠略》所说：“汉人著书无自题姓字于篇首之例，恐历久湮没不彰，故不得已自叙世系行事于其末，且以系全书之篇目耳。”[8]34-35

有的文人在自序中自述个性，呈现真实的自我形象。陈澧《〈东塾类稿〉自序》云：“赋性浅躁，多好而善忘，都无所得。”[9]351对自己轻浮急躁的个性有清楚认识。李慈铭《〈桃华圣解盦日记〉自序》云：“先生秉生于冬，冬气寒，故性冷。得气于秋，秋令肃，故性傲。”[10]790以第三人称自述性格冷傲，并以四季中象征肃杀与寒冷的秋、冬作比。吴德纯《〈听蝉书屋文录〉自序》云：“余少也贱，秉性孤介，不慕浮荣，而好诵载籍‘六艺’之言。”[11]258为读者树立一位性格孤介、不慕荣华、勤于读书的文人形象。杨翰《〈息柯杂著〉自序》曰：“余性素嗜金石书画，每有所见，率笔记之。”[12]338说明自己素性喜好记录所见金石书画，故有大量杂著创作。薛福成《〈出使公牍〉自序》云：“余生性戆拙，凡遇交涉大事，辄喜龂龂争辩。”[13]515形容自己生性迂直诚实，喜与人争辩，从而为被朝廷外派以及出使期间创作大量公牍埋下伏笔。

也有文人在自序中自述家世背景，如实记录学习经历或师承渊源，增进读者对自己的了解。蒋敦复《〈啸古堂文集〉自序》云：“其先与南沙相国家同族。”[14]451介绍显赫的家族背景，自傲之情，溢于言表。李佐贤《〈石泉书屋制艺〉自序》云：“回忆髫龄，即习此业，初惟向机调词采求之，而理解茫然。年十九，始悟前非，尽焚旧稿，一变而为清空白炼之作，然仍未知所宗也。弱冠从吾师范苏山姊丈游。”[15]341将自己不同阶段的学习经历、感悟、文风变化、师承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戴钧衡《〈味经山馆文钞〉自序》云：“予年二十学古文，爱乡先生耕南刘氏作，揣摩私效，学不足以充其才，徒滋假象陈言而已。二十三，交许丈吾田，攻考证，学务为汇古数典之文。二十七，从游植之方先生，始知所作皆非，而后者更不如前此之犹合义法。于是乃以姬传姚先生《古文辞类纂》为宗，久之，略见涂辙。”[16]370自述转益多师，早年私淑刘大櫆，后随业师许畹、方东树学习，继而以姚鼐为宗，最终学有所成之过程。亦有文人认为自己因悟性高而自学成才，如谢庭兰《〈湘谷初稿〉自序》云：“兰幼失学，既长，读古人书，知慕之，然绝无师承也。”[17]2《〈湘谷续稿〉自序》亦云：“其旨意犹夫初稿，其无师承犹之前日。”[18]98多次强调学无师承，却能无师自通。

还有文人在自序中详细交代创作时间、动机或著述心态，提供丰富的导读空间，帮助读者把握和理解文集的内在意涵。方宗诚《〈柏堂读书笔记〉叙》云：“惟少时从玉峰许先生游，先生命以读书所得，不可不记之以待质问，因是凡读经、史、子、集及先儒传注皆有所记。”[19]497说明此书是昔日随业师许鼎问学所作，属个人早期学习成果。谢应芝《〈会稽山斋文〉自序》云：“余自弱冠效为古文词，独学无侣中更忧患困苦，守之益坚，往往终岁无所作。或间岁一二作，或数十作，朝删夕改，月异而岁不同。”[20]141自述作文态度谨慎，不轻易下笔，凡有所作，辄数易其稿，不惮修改。黄恩彤《〈知止堂集〉自序》云：“余自五岁入家塾，十一应童科，二十六成进士，中间角逐名场者十五年，于八比之文、八韵之诗赋，盖尝殚心竭力为之，而偶有余暇，辄旁涉诸古体，恐妨举业，弗能专也。中年以后，颇复从事于此，自惭寡陋，乏所师承，于古人格律句调，既懒于规仿，而世之斑驳以为雅，诘曲以为奇，枯寂以为平淡，简略以为高洁者，则又私心不以为是。往往惟取达意，率尔成篇。”[21]1揭示不同时期不同文体创作之心态变化。年轻时，醉心举业，八股之文、八韵之诗，皆殚精竭虑而为之；中年以后，专事古体，多随性情而作，率尔成篇，非刻意为之。

二、自赞、自谦与自嘲

自序源于文章不朽观念，余嘉锡《古书通例》云：“有于篇末为之叙，自显姓名者，如太史公、扬雄自序是也。”[3]25文人为自著文集撰序，本意是想立言不朽、自显姓名。为彰显才华或吸引读者阅读，部分文人在自序中自我推销、自赞文集。张履《自题〈四子义〉后》云：“虽然，韩子不云乎：‘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古。不有得于身，必有传于后。’戾于时，何病焉？是编文若干首，中有数首为铁父先生点定者，因冠先生评语数则于卷首，以志前此所作皆非文，为文实昉于此云。”[22]466回应时人批评其八股文“戾于时”，援引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之语，为自己辩解；提倡今古对立，自信其文“戾于时”，但“得于古”，即使不能生前显名，但必能传诸后世；评价自作“脱去俗格”，并以他人评语冠之卷首，说明自作之文以此为始。可见，作者对此部文集充满信心。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云：“惟念宣尼有云‘辞达而已’，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鄙人作文窃秉斯旨，往往下笔不能自休。”[23]3认为“佳文”标准有二：一是“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一是“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前者要求有主见，不人云亦云，后者要求行文通俗易懂。王韬自信地表示，自作秉承此种观念，直抒胸臆，浅显易懂，力避古奥冷僻之语，实乃“佳文”。吴敏树《〈柈湖文录〉自序》云：“壬子，复入都，熟观天下英贤，今相国曾公、邵郎中位西之流，而吾文未为薄也。”[24]239比附名人，自抬身价，认为所作与曾国藩、邵懿辰等“英贤”相比，亦毫不逊色。自信展示文集风采，难以摆脱自卖自夸之嫌，易受人非议。所以，只有少数文人在文集自序书写中采取自赞策略。

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张扬、不自夸是许多人的习惯思维。《尚书·大禹谟》云：“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25]99认为自满招致损失、谦虚使人受益。《周易·谦卦》云：“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26]81把“谦”列为一卦，每一爻都代表吉利。“谦谦君子”成为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品德高尚之人的代名词。自谦并非真正自我贬低，而是低调地自我呈现。正如严复《论世变之亟》指出“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27]13。谦虚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汉代文人在自序中直接点明开卷有益，唐代文人在自序中表明著述有益于世，北宋文人才开始在自序中使用“姑”“聊”“徒”“勉”等表示自我谦虚的词汇。[28]为了减轻读者质疑，近代多数文人在自序中谦虚地贬低文集的价值和魅力，以体现君子之风。道光九年(1829)，李彦章《〈榕园文钞〉自叙》云：“此事虽未尝废，而文与道远，其为日拙可知也。然人苦不自知其容，揽镜返照，则丑者自觉。”[29]211表示所作“拙”文与“道”渐远，自视为“丑者”，以文集为镜，揽镜自照，时刻自我反省。咸丰三年(1853)，戴钧衡《〈味经山馆文钞〉自序》云：“区区无用之文，尚复何心整理哉！”[16]370认为所作皆鄙陋的“无用之文”，无补于世，本不足观，但弃之不忍，暂且付诸梨枣。事实上，戴钧衡善为古文，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云：“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30]204方宗诚《〈味经山馆文集〉叙》亦曰：“戴君存庄才最茂，用力尤锐，诗文、经说卓有表见于世，海内贤士大夫多称道之。”[19]16由此可知，文人自序中贬低式的“自批评”，实乃自谦之语，不可轻信。

近代许多文人书写自序时还采取自嘲策略，幽默地进行自我安慰。宋裕椿曾编纂所作纪乱诗文，名为《鸿嗸集》，后仿《红楼复梦》，又编《鸿嗸复集》。作者在自序中指出自著价值不高，难以长久流传，如“雪泥鸿爪，迹难久留”，但依旧付梓，因为“亦如鸿爪，迹虽难久留，仍不能不偶然留之”。文末云：“窃取东坡诗意，用自解嘲也。”[31]617通过化用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32]97，为自己的刊刻行为作出一番解释。采用自嘲的书写策略，是文集作者的一种心理战术，既能塑造自身幽默性格，吸引读者阅读，还能起到心理缓冲的作用，缓解读者可能产生的心理落差。

文人在自序中的自我贬抑，可理解为“场面话”“客套语”，通过欲扬先抑、以退为进的书写策略，在读者面前呈现主动放低姿态、反躬自省的作者形象，使自序“推销”性质得以消解，使“自卖自夸”嫌疑大大减轻。

三、引入“他者”

为了减轻“自我吹捧”的嫌疑，近代有些文人在自序中引入“他者”，通过他人之口称赞自己，往往比“自赞”更为可信。“他者”，不论真有其人，还是作者虚构，作为临时说客，皆为作者代言，减弱自序中的主观意识，增强叙述的客观性与可信度。

俞樾毕生锐意著述，并以之为荣，《春在堂随笔》卷一云：“比来杜门撰述，已及八十卷，虽名山坛坫，万不敢望，而穷愁笔墨，倘有一字流传，或亦可言‘春在’乎。”[33]1在与友人的往来书信中，俞樾亦直接表达著书之傲，《致谢增》云：“著述足以自娱，笔耕足以自食，虽无当时之荣，或有没世之名。”[34]478但在自序中，俞樾转换叙述策略，避免“夫子自道”，引入“他者”，委婉地夸赞自己。《〈石印春在堂全书〉自序》云：“缪小珊太史言蜀士欲购余书，必求之贩买南货之客，而一客所赍不过四五部，闻之稍后往，则无矣。云南去中原绝远，得之尤艰。马星五观察携一部去，借钞者踵于门。”[35]1049首先引缪荃孙之言，描绘著述在蜀地被众人抢购的畅销场景，继而描写著述在云南被广泛借阅的场面。《〈春在堂杂文〉序目》云：“此数十年中，谬以虚名流播海内，来求余文者无月无之，积之遂多，不忍竟弃，络续付刻。”[36]1亦引入诸多“求余文者”，“吹嘘”著述受欢迎之程度。

方宗诚《〈柏堂文集〉自叙》云：“而师友之见之者，咸谓于斯理颇有发明，文事虽未工，抑其末也。力劝余收拾成编，无任散佚，因勉强装池为帙。”[19]106引师友之语，解释自编文集是迫于师友劝说而勉强为之，化主动为被动，消释自我吹捧嫌疑。陆心源《〈仪顾堂续跋〉自序》云：“岁在上章摄提格，予成题跋十六卷，邮寄京师，就正于潘文勤。文勤既为之序，复书谓七百年来未有此作，隐然以黄伯思、洪景卢相推许，予谢不敢承。”[37]111潘祖荫认为七百年来，陆氏之文，无人能及，并将其与宋代黄伯思、洪迈相提并论，评价极高。陆心源引用此番赞评，并谦虚表示“谢不敢承”，既不费吹灰之力地展示自己，又在读者心中树立谦逊的良好形象。

自序作者有时还引入一个无名之人，与自己展开对话，在一问一答中阐述个人观点。这种对话形式拉近文本与读者的距离，增添阅读趣味。[38]同治四年(1865)，胡兆春《〈尊闻堂四书文集〉自序》通过回答“某人”的三个问题，分别叙述作文之法、古文与时文之关系以及为文应转益多师的文章观念。同治五年(1866)，《〈尊闻堂文集〉自序》则引入一位无名之“客”，首先阐发自己关于明代之后学者竞治古文、复古模拟、争入古作者之林的看法，引起“客”的好奇和疑问。继而以主客问答的行文形式，阐述“古文可学也，不可肖也”的观点。也有文人通过对话问答，对读者的疑问作出回应。光绪四年(1878)，张昭潜《〈无为斋文集〉自序》以“或曰”开启对话，解释缘何隐藏文集，秘不示人。在回答“某人”提问时，作者先引子产语“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39]1437-1438，后引《周易》乾卦之“潜”“勿用”[26]2，再举归有光劝门人沈敬甫切勿轻易将文集示人之例，意在说明自己因文集质量不高，深为顾忌，故较为谨慎，不肯示人。

四、主体期待的委婉叙述

由于担心著述湮没无闻，有的文人通过书写自序进行自我阐释，推动文集流传。倘若直接在自序中说明刊刻文集是为了传播著述、留名于世，很容易被读者贴上“骛名”标签。所以，如何摆脱这一标签成为文集作者绞尽脑汁想要解决的问题。

王发越《〈倚云山房文集〉自序》云：“兹择其略雅驯者，付诸剞劂，岂骛名哉？岂真自昧其妍媸，而不顾士君子之姗笑耶……余非昧昧于此，顾犹不揣固陋，急欲梓刻是集者，良以十数年已用之心思，不忍委而弃之。且余老矣，行且解组归矣，万里宦踪，笔难殚述。兹留一编，以昭示来兹……区区之意，如斯而已……览者其垂谅之。”[40]441通过自问自答，意图打消读者疑虑。首先向自己发问，急于将文集付梓，难道是真的“不顾士君子之姗笑”而“骛名”吗？继而解释这一行为，并非追求名利，而因数十年用心于此，实不忍委弃。接着自述年老力衰，解绶归田，“万里宦踪，笔难殚述”，故欲留一编，以昭示来兹。最后强调自己从未妄想跻身大雅之林，请求读者见谅。黄恩彤《〈知止堂集〉自序》云：“今行年六十矣，志惰力衰，自度无以更进，于是爰于暇日，悉取生平所作古赋、古文、散体诗，重加校勘，手自缮录……非敢出而问世，将以存诸家塾，俾后之未遽废学者，知余从事于此，至老不倦。庶乎动其勤学之心，而勿堕缀文之业，敝帚之讥，所不敢辞。”[21]1-2同样向读者解释年事已高，“自度无以更进”，才将文集整理付梓，并表明刊刻目的绝非是使著述流传于世，而是存之于家塾，以劝勉后学。从上述王、黄二人自序中，可知他们为避免读者讥讽其“骛名”，皆委婉阐述自己对著述流传于世的期待。这种书写策略在近代文人自序中比比皆是。

有的文人在自序中说明自己年老力衰，无法继续从事创作，才急于将文集付梓，从而为文集问世寻求合理理由，获取读者同情。陆初望《〈时文约钞〉自序》云：“壬戌避难珠湖，检箧衍所藏大、小题文，剩五百余篇，卤莽灭裂，诚不足存。顾生逢百六，身历乱离，提携于兵燹之余，攫取于干戈之外，头颅则已老矣，精气则已衰矣。襥被萧然，只此长物，敝帚千金之享，亦孰得而笑其非哉！”[41]758强调自己身历乱离，且“头颅已老”“精气已衰”，不得已将文集整理付梓。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自序》云：“余年今六十余矣，于文无进境，偶有记载，惟期达其意中之言，而不敢缘饰于其间。其果能达耶？抑未能达耶？亦未敢自信也。然览斯编者，即其言亦可以知其志焉。”[15]315自述年事已高，文章创作将止步于此，故付诸梨枣，以识其志。谢应芝《〈会稽山斋文〉自序》云：“兹年已踰六十，昔之所诣仅如彼，况异时之增益几何，汇而存焉，差可与古人相先后耶？”[20]1自释年龄渐长、精神日颓，文章难能益进，故将文集付梓。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云：“今春忽患风痹，几于手足拘挛，杜门却扫，习静养疴，因取历年来存稿稍加厘次，授诸手民。”[23]3表明身患疾病，不得不刊行文集。

还有文人在自序中为文集刊刻寻找各种各样的目的，隐藏传播著述、留名于世的真实意图。郑献甫《〈双柳堂制艺〉自序》云：“今年冬，编少作，得若干，附以近作若干，都为卷，以就正君子。”[42]449表示文集问世，是为向他人请益。李佐贤《〈石泉书屋制艺补编〉序》云：“迨刊制艺若干首，为鼓励后学起见，亦非期问世也。”[15]341说明刊刻目的并非追求不朽，而是为嘉惠后学。郭崑焘《〈云卧山庄尺牍〉自序》云：“非独以见区区精神运量之所存，异日谈数年中事，或亦有所考证焉。”[43]181解释自己以文章记录日常生活，刊刻文集便于日后考证。薛福成《〈庸庵文外编〉自序》云：“邮致余友萧君敬甫，校而存之，以备他日自镜云。”[13]290表明以文集为镜，刊刻文集是为了时刻自省。

五、结语

近代时期，即使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传统诗文创作并未因此中断，文集编纂、刊刻、流通依旧繁盛。与此同时，基于文集产生的集序，仍是近代文人散文创作的重要文体。自序与他序不同，能更加清晰地表明作者的心迹。但作者为自著文集撰序，难以摆脱“自矜”“骛名”嫌疑。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序的传播功能、最大程度地减轻读者的质疑，近代文人书写文集自序时，即人吸收、融合前人书写策略，又有所创新。文人会在自序中扩展书写私密信息，增加读者对自己和文集的了解，推动文集流布，趁机借著述扬名。少数文人自赞文集，多数文人则谦虚地贬低文集，树立谦逊、幽默的自我形象。文人还会在自序中引入“他者”，增强叙述的客观性与可信度，抑或委婉叙述主体期待，为文集刊刻寻找合理理由、目的，以便获取读者同情，隐藏传播著述、留名于世的真实意图。各种书写策略的巧妙运用，帮助近代文人实现“自我代言”，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与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