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与实践指引

2022-03-19 21:01梅倩
邓小平研究 2022年1期
关键词:以人民为中心食品安全

〔摘要〕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是对中国古代民生思想的汲取和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坚持和发展,还是对党的食品卫生和安全工作经验的总结和践行。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包含了维护食品安全考验党的执政能力、正本清源保证食品安全、“四个最严”保障食品安全、科技创新服务食品安全四个方面的核心内涵,具有人民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特质,为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习近平;食品安全;以人民为中心;“四个最严”;底线思维

〔中图分类号〕TS201.6;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2)01-0077-11

〔基金项目〕广西医科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食品药品安全思想研究”(GXMUYSF201836);广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项目“习近平食品药品安全思想及其广西实践研究”(2018RWB07)

〔作者〕梅倩,广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提高食品药品等关系人民健康产品和服务的安全保障水平”,明确了食品安全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中的重要地位。①习近平历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以生命至上的人民情怀和久久为功的实践担当,围绕保障食品安全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并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食品安全治理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举措,成为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先导。

一、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民族文化的传统、科学理论的武装和治国理政的实践,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是在传承古代民本观念、坚持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深刻总结党的食品卫生和安全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淬炼生成的。

(一)汲取古代“足食以养民”的民本观念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提出的一种统治观。统治者重视民生、体察民情、宽民爱民以得民心。“足食以养民”(清·唐甄《潜书·考功》)的观念源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告诫子贡粮食富足、武备修整是取得百姓信任的先决条件,“足食”是“养民”的前提和保障。《贞观政要·卷八·论务农》载“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朱熹在《劝农文》中提出“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只有大兴农事才能保证百姓衣食富足,重农固本是立国安民的基本国策。“足食以养民”凸显出统治者对百姓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也隐含着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推行伦理教化的客观需要。《管子·牧民》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汉代王充继承了管子的思想,肯定“足食”对教化的重要性,“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于谷足也”(《论衡·卷十七·治期篇》)。百姓衣食富足才能安养生息、听从教化而知荣辱、致明诚,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由于封建制度的历史局限性,“足食以养民”的观念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民本”转向“君本”的掩体。不可否认的是,爱民、敬民、保民等民本思想涵养出宽民、恤民、富民等治国之术,实现了解民忧得民心得天下的统治意愿。习近平汲取了古代民本观念中体察民情、关注民生的价值精髓,强调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食品安全等问题出发,回应人民的需求,扎扎实实把民生工作做好,通过民生实事的落实和民生问题的解决,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①。

(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在深入研究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等民生问题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民生思想纵贯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阐明“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除饥俄,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①。人之外的其他物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如空气供呼吸、水供饮用、光供照明、动植物产品供食用等,人必须依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②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是人类从事創造性劳动的前提,也是人类解放的前提。“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③因此,物质生产活动本身是人的第一个且必须持续终生的历史活动。习近平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提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④,深刻反映出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从量的满足跃升为质的满意的新阶段特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习近平强调:“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破坏了、环境恶化了,大家整天生活在雾霾中,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喝不到洁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居住不到宜居的环境,那样的小康、那样的现代化不是人民希望的。”⑤美好生活需要浸润于人民生活各领域,赋予国家现代化全新的民生样态。

(三)践行党的食品卫生和安全工作的成功经验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⑥他强调衣、食、住、用、行能否安排好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民心向背,要求“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⑦,鼓励各地发展蔬菜、畜牧业、渔业等生产,逐步改善群众的基本生活。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继续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国民经济,持续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要求,要“认真做好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放射卫生和学校卫生工作”⑧,将食品卫生作为五大公共卫生之首。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化解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的各种制约因素。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和生产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事关社会稳定,事关国家声誉,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①200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颁布,以“食品卫生”为基础,涵盖食品质量、食品营养、食品生产消费全链条安全的“食品安全”概念确立。早在2001年2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习近平就开始抓“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并“亲自牵头,建立了协调机构”,“实行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卫生质量控制”,“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食品安全形势有明显改观”。②2013年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结这一时期福建食品安全工作经验时指出:“实践证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关键是要明确任务、强化责任、系统推进、坚持不懈。”③这一论断奠定了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突出制度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基本思路。

二、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的核心内容

随着食品安全治理实践的深入,习近平既有的放矢又着眼全局,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义、路径、基本准则、技术支撑等层面科学阐释了维护食品安全的重大意义及方法策略。

(一)维护食品安全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民生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关乎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党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④习近平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高度审视食品安全,亮明了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乎存亡的政治底线。

食品安全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是人民群众关注度高、容忍度为零的公共安全之一。一旦公共安全领域出现风险,很容易引起公众恐慌。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食品公共安全事件,习近平指出:“毒奶粉、地沟油、假羊肉、镉大米、毒生姜、染色脐橙等事件,都引起了群众愤慨。”⑤如果这些问题处置不当,极易引发公共舆论持续性发酵,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因此,维护食品安全就是保障公共安全,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习近平着力强调“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⑥。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站在党政同责的高度部署食品安全工作,不仅强化政府属地管理的行政责任,更突出党委对食品安全的领导责任,体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担当。

(二)正本清源保证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首先是食品源头安全。习近平指出,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农产品生產是第一车间,源头安全了,才能保证后面环节安全”①。农产品质量安全是质量兴农、乡村振兴的底线要求,抓食品安全,必须正本清源,抓好农产品质量,保证食品源头安全。

土地和水源是农产品生长的载体和母体,只有土地干净、水源清洁,才可能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一是要把住生产环境安全关,治地治水,集中修复受污染的耕地、水等,完善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网络,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二是要把住生产过程安全关,严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通过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的经营组织形式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把农民组织起来,再加上政策引导,把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纳入标准化轨道。三是要全面实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②战略。习近平强调:“老百姓对农产品供给的最大关切是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这个问题多做文章。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③稳步发展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品牌,用品牌保证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信心。

(三)“四个最严”保障食品安全

习近平指出:“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④这是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所必须要遵循的原则。

“最严谨的标准”是指食品安全标准严格,制定标准过程规范,标准体系完善并同国际接轨。食品安全标准的唯一性和强制性注定其严谨性。对政府而言,食品安全标准是依法开展食品检验、监督管理和食品进出口管理的技术指标;对企业而言,食品安全标准是开展食品生产经营的重要依据和做大做强品牌的关键;对社会机构而言,食品安全标准是进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的基本标尺。

“最严格的监管”是指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成立,地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相继挂牌,整合工商、质监、食药等多个部门职能,理顺了生产、流通、消费的市场监管链条,形成覆盖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全流程的新型监管体系,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筑牢织密基层监管网底。

“最严厉的处罚”是指严字当头、重典治乱,加大执法惩处力度,实施信用联合惩戒。食品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企业用自己的良心道德和职业操守生产出优质的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信任,对假冒伪劣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下猛药、出重拳、决不姑息。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档案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让食品安全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最严肃的问责”是指建立严格的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使权力和责任紧密挂钩。习近平指出,要“以完善食品安全责任制、安全生产责任制、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为重点,明确并严格落实责任制,把确保公共安全工作成效作为衡量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①。各地制定食品安全监管事权清单,压实各级各部门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行业管理责任,严格责任追究,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

(四)科技创新服务食品安全

人民的需要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源泉。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聚焦重大疾病防控、食品药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等重大民生问题,大幅增加公共科技供给”②。面对生产经营主体量大面广、各类风险交织的食品安全形势,必须以技术创新支撑风险防范和监管效能提升,让问题食品无处遁形。

习近平长期重视科技在保障食品安全中的重要作用。2013年12月,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抓紧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尽快把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起来”③。安全溯源监管的视野涉及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所有参与主体,涵盖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收储运商贩等,保证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包括溯源监管在内,大数据分析技术在农药残留检测、食品抽检监测、违法犯罪线索排查、食品安全舆情应对等领域也发挥着防范化解各类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重要作用,为食品安全智慧监管提供技术支撑,为基础性、关键性、前瞻性项目研究提供数据库,为监管主体掌控食品安全风险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提供信心和底气。食品科技的进步也助力食品企业品质创新品牌升级。在乳制品企业考察时,习近平视察了全自动生产线、中控线、灌装生产线、自动仓储系统,对企业运用科技手段确保质量安全最优化的做法表示肯定。①食品企业只有坚持以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为动力,才能在消费升级的时代具备占领市场的硬实力。

三、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

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在价值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战略层面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①,在方法论上坚持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表现出人民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理论特质。

(一)人民性

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的核心理念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给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让人民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彰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人民性的理论特质。“食品安全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关系中华民族未来。”②“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③从健康到小康,习近平始终牵挂着民生福祉。2013年12月23日,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三鹿奶粉事件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老百姓还是谈国产奶粉色变,出国出境四处采购婴幼儿奶粉,弄得一些地方对中国人限购。想到这些事,我心情就很沉重。”④2013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庆丰包子铺就餐时询问:“食品原料是从哪里进来的?安全有没有保障?”在看完食品原材料加工厂的照片后他表示:“食品安全是最重要的,群众要吃得放心,这是我最关心的。”⑤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市考察废弃油脂处理厂时询问:“地沟油哪去了?没有去搞麻辣烫吧?”⑥2017年1月24日,习近平在乳制品企业考察时强调:“我国是乳业生产和消费大国,要下决心把乳业做强做优。”⑦2019年春节前夕看望慰问草厂胡同群众时,习近平走进路边小餐馆,了解食材来源。2019年4月19日在重庆考察脱贫攻坚工作时,他走进贫困山区师生食堂后厨,了解食品安全情况。只有坚持对食品安全治理的高度重视和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零容忍,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二)战略性

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以整体论视角,把食品安全治理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大系统中统筹谋划,融汇于“五位一体”总体部署,坚持在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系统性考量,體现了“观大势、谋大事”的战略性理论特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形成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②保障食品安全正式作为一个子战略融入国家战略体系,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整体行动框架。该战略的提出既立足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又着眼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把保障食品安全与生态环境治理、推进农业现代化、食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科技创新、全面依法治国、创新社会治理等重大任务置于一起通盘考虑,在食品安全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促共进中为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筑起防护墙,守护好人民安全这块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三)前瞻性

习近平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③底线思维实质是后顾性思维,在负面后果中谋求正面结局,其实践运用具有前瞻性特点,突出忧患意识和风险防范,在谋篇布局中把可能出现的风险管控好,把能够运用的对策精细化,把可以预见的结果最优化。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的底线,既是不可突破的警戒红线,也是必须实现的目标红线。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始终保持对食品安全的高度警觉,激发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挑战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习近平明确提出“四个最严”的基本原则,擘画出各级党委、政府以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保障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新图景。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必须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以更加扎实有力的措施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才能共筑起维护食品安全的坚强防线。

四、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的实践指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④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为实现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效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实践指引,为厘清治理标准、完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方式、健全治理机制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治理标准:以人民满意与否来衡量食品安全治理成效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汜论训》),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习近平强调:“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①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是衡量食品安全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明确指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②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③民之所盼,政之所向。2014年11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正式启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把群众满意作为判定食品安全城市的根本标准,这既是一次治理理念上的创新,也引领着治理效能的跃进。在这一标准导向下,以往的专项整治向常态化监管过渡,围绕百姓关心的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校园食品安全、保健食品、粮油产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加强重点领域日常监管;拉网式检查让位于靶向精准治理,针对日常监管和抽检监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多、易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重点品种,组织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科普式宣传向双向互动转变,改变简单的灌输式、强迫式、自我肯定式的宣传方式,探索“你点我检”式的互动活动,让治理更贴近百姓民生需求,提升群众对“舌尖上的安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治理结构:以社会治理共同体织密食品安全保护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④。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治理制度,必须构建各种范畴、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多元治理格局,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涉及党委、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突出了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每个人既是社会治理进程的参与者,也是社会治理成效的受益者,织密食品安全保护网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协作。在党和政府层面,按照食品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将食品安全与经济发展、组织建设、社会稳定等工作一同部署和规划,监管部门落实日常监管责任和监督抽验责任,加强技术支撑能力建设;在企业层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树立风险管理理念,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在社会层面,发挥食品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引导食品产业健康发展,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食品行业内风险交流、责任保险、有奖举报制度;发挥媒体监督作用,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开展风险解读,科学解疑释惑,回应消费者咨询,坚决打击造谣传谣、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营造浓厚的食品安全氛围。

(三)治理方式:以法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①,切中了国家治理的要害。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要求,法治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内容,没有基本的法律规范保障,治理就可能走向劣治和恶治。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中多次提及加大执法司法力度,把厉行法治作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治本之策,依法治理是实现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民生立法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高质量为方向,“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②。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显加大了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2019年10月国务院公布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逐一明确多项食品安全问题的具体监管举措,以科学立法回应群众关切,以法治方式解决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在监管执法中必须制约和规范公权力运行,将权力关进法律化的制度笼子,坚持用法律化的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编制并实施食品安全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建章立制规范食品领域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执法行为。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公、检、法、食品监管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和案件咨询制度,实行重大案件联合挂牌督办,形成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合力。加大食品安全法的普及工作力度,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重点宣传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实施科学严格监管、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强化严惩重处违法犯罪行为等内容。

(四)治理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开创食品安全治理新境界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完善的治理制度和机制才能孕育出高水平的治理效能,反之,提升治理效能才能激发制度和机制的活力。当前食品安全领域“治标”的工作还需完善,“治本”的任务尚未完成,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深层次体制机制壁垒,运用系统性思维开创食品安全治理的新境界。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在直面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治理策略,这就要求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建立健全科学化、常态化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制,以治理机制的改革创新带来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治理来看,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建成立,将前期地方治理的创新做法和经验以体制改革的形式固化和推广,规避了短期行为、职能交叉、部门利益、地方主义、碎片化等治理弱项,开启了食品安全治理优化、协同、高效的“大市场”模式。从食品安全横向治理来看,监管的结构“从市场准入、过程控制、危机应对三个基本向度塑造了制度特征”①,表现出“中国式”监管结构,以风险排查处置为核心的执行机制贯穿于食品安全事中事后监管之中。以落实“四个最严”为例,在前端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修订机制和抽检监测机制,加强风险预警和研判,提高后续监管靶向性;在中端健全部门协作联动机制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确保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案件标准化、专业化、长效化,提高执法公信力和风险处置能力;在末端完善对地方党委和政府食品安全工作能力培训和考评机制,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以干部的使命担当带动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所蕴含的理论视野、人民立场、方法意识、战略思维、整体视角表明,面对社会主要矛盾之变、美好生活之需以及食品安全之重,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关于食品安全重要论述为理论指引,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政治定位,加强顶层设计,筑牢底线思维,准确把握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推动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从制度到机制全方位、从政府到市场全社会的食品安全治理范式变革,朝着实现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迈进。

(责任编辑 梁灏)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①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1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④转引自本报评论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日报》2020年12月7日。

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6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⑧《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06页。

①《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6页。

②《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75页。

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75页。

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4-145页。

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72页。

⑥《习近平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人民日报》2016年1月29日。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73页。

②《韩长赋在全国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实施农业质量年行动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http:/www.moa.gov.cn/xw/zwdt/201802/t201802066136573.htm。

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1页。

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5页。

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73页。

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76页。

④周围围:《中国奶协致信旗帜乳品:要牢记嘱托,振兴国产奶粉》,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n/201701/t201701269069283.htm。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8页。

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4页。

③《习近平談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70页。

④《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72页。

⑤《习近平排队点餐取餐全程自己来轻装赴庆丰消费21元》,《北京日报》2013年12月29日。

⑥《总书记关心“地沟油去哪儿了”:没有去搞麻辣烫吧》,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225/c1024-24463205.html.

⑦《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河北张家口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人民日报》2017年1月25日。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16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8页。

③《跟习近平等七常委学习底线思维》,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l50814/c385474-27460741.html。

④《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年10月30日。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1页。

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一学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1日。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53页。

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千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②《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①胡颖廉:《“中国式”市场监管:逻辑起点、理论观点和研究重点》,《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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