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压力对大学生职业探索的影响：职业决断力的中介作用

摘 要：职业探索对个体职业发展至关重要，有关就业压力和职业探索关系背后的机制研究还比较缺乏。鉴于此，文章以2106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就业压力对职业探索的影响，以及职业决断力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就业压力与职业探索呈显著负向关系;（2）职业决断力在就业压力和职业探索之间起完全中介的作用。

关键词：就业压力 职业探索 职业决断力

中图分类号：F240;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2）02-253-03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生就业关系着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和复杂，就业压力逐渐增大，就业难度日益突出，就业问题日益增多[1]。在无法改变外部环境的情况下，对大学生自身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其对自我有更加清晰和明确的认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适合自己的职业，即提升职业探索水平[2]。

职业探索是指个体为实现职业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心理或身体活动，包括对信息寻求，对自我和环境的认识[3]。实证研究也表明，有过职业生涯探索的个体在工作后，会体验到更高的满意度、工作效能感和职业成就感[2]。鉴于职业探索对个体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了解职业探索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故职业探索的发展必然与内部特质和外部环境相关。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对职业探索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例如：五大人格[4]、父母教养方式[5]等。但是较少探讨了就业压力这一个体职业探索的影响及机制作用。

就业压力是指个体面对求职、择业时受内部或外部就业压力源影响而引起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应激过程[6]。一方面，当个体感知到较大的就业压力时，很可能选择逃避就业，表现出退缩行为，因而职业探索动机和行为较少。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评价，进而对其职业探索活动产生影响，例如，职业决断力。

职业决断力是指个体感知到自己能冲破限制条件做出职业选择的能力[7]。不同程度的就业压力会影响个体对于自己能冲破限制条件做出职业选择能力的判断。职业决断力水平高的个体，即使在择业过程中面对外部众多职业障碍，也相信自己的能力水平，对自身评价较高，具有积极的自我概念，从而对职业探索这一活动产生动机[8]。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讨以下问题：第一，就业压力和职业探索是否存在负向关系;第二，职业决断力是否在就业压力与职业探索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2106名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为991 人，占比47.1%，女生为1115人，占比为52.9;平均年龄20.12岁（SD=1.60），大一627人，大二485人，大三473人，大四521人;文史类专业为66人，理工类专业为1864人，其他专业为176人。

（二）研究工具

1.就业压力量表。采用刘微微[9]编制的就业压力量表来测量被试的就业压力状况。该量表共19个题项，分为4个维度，分别为：“心理预期”“挫折体验”“家庭因素”“缺少求职帮助”。此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平均分进行分析，被试得分越高表示就业压力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2。

2.大學生职业决断力问卷。采用张军成等[8]编制的大学生职业决断力问卷。该问卷共包含9个题项，分为3个维度，分别为：“职涯准备决断力”“社会舆论决断力”“职业环境决断力”。该问卷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方式，从“强烈不同意”到“强烈同意”。采用平均分进行分析，分数越高，表示职业决断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1。

3.职业探索量表。采用许存[10]修订的职业探索量表来测量被试在过去3个月内的职业探索活动频率。该量表共包含18个题项，共4个维度，分别为：“环境探索”“自我探索”“目的—系统探索”“信息数量”。该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从“很少”到“经常”。采用平均分进行分析，得分越高，表示探索积极性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3。

（三）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2.0和Mplus 8.3对数据进行描述分析、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的检验等。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数据，因此，结果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首先采用匿名施测、加设反向题等方式从程序上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其次，采用Hu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得到8个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9.45%，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

研究变量及其维度的描述性统计及相互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就业压力与职业决断力（r=-0.27，P< 0.01）、职业探索（r=-0.22，P<0.01）显著负相关，职业决断力和职业探索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62，P<0.01）。

（三）测量模型检验

在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之前，先对测量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测量模型拟合良好，拟合指数如下：χ2=192.498，df=51，χ2/df=

3.774，CFI=0.990，TLI=0.987，RESEA（90%CI）=0.036（0.031，0.042）

，SRMR=0.031。每个项目包在其所属潜变量上的负荷均在0.70以上，说明打包之后形成的项目包能够较好地表征其对应的潜变量。

（四）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以就业压力为自变量，职业决断力为中介变量，职业探索为因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χ2=274.745，df=51，χ2/df=5.387，CFI=0.990，TLI=0.987，RESEA

（90%CI）=0.046（0.040，0.051），SRMR=0.031）。如图1所示，就业压力对职业探索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25，P>0.05），就业压力负向预测职业决断力（β=-0.316，P<0.001），职业决断力正向预测职业探索（β=651，P<0.001）。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抽取5000个样本，结果显示，职业决断力在就业压力与职业探索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b= -0.205，SE=.022，95%CI=[-0.249，-0.161]）。

四、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就业压力对职业探索的影响，以及职业决断力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就业压力与职业探索呈显著负相关，就业压力通过职业决断力进而影响职业探索，并且职业决断力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一）就业压力与职业探索的负向关系

本研究发现，就业压力与职业探索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就业压力越大，职业探索水平越低。这可能是因为：较大的就业压力，使个体产生了较高的应激水平，没有有效的应对方式[11]，没有信心面对和解决当前问题，挫伤其积极性，促使个体通过退缩和逃避行为来进行自我保护，进而导致其职业探索水平降低。这提示我们，帮助个体缓解就业压力，建立良好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其求职行为。

（二）职业决断力完全中介就业压力对职业探索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就业压力通过职业决断力进而影响职业探索。首先，就业压力负向预测职业决断力，即就业压力越大，个体职业决断力水平越低。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12]。职业决断力强调个体认为自己能克服外界限制条件的主观信念，是个体在了解外界情况，结合自身条件而做出的主观判断[10]，因此，当外界条件改变时，自然会影响个体的判断，尤其在外界限制条件与障碍增加时，可能会大大降低个体解决问题与克服困难的信心。因此，职业决断力是解释个体在面对就业压力时能否获得一份合适工作的关键因素。其次，职业决断力正向预测职业探索，即个体职业决断力水平越高，其职业探索积极性越强。职业决断力高水平个体对解决择业过程中的问题和克服困难充满信心，因此，当预期进行职业探索，他们也倾向认为自己有能力突破众多限制条件，获取一份合适的职业，在未来工作中会有良好的表现。因此，职业决断力高水平是促进个体积极进行职业探索的良好品质。这提示我们，培养个体职业决断力能够促进其职业探索。

综上所述，就业压力会通过影响个体职业决断力，进而影响其职业探索。当就业压力增强，个体职业决断力可能随之下降，进而导致职业探索水平增加。反之，当就业压力下降，个体职业决断力会增强，进而增强职业探索积极性和行为。

五、启示与建议

本研究的结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提升大学生职业探索水平的途径。第一，帮助个体缓解就业压力，降低其对未来就业问题的恐惧、担忧等，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减少退缩与逃避行为，进而提高其职业探索水平。第二，帮助大学生提升职业决断力，进而促进其职业探索动机。第三，帮助大学生提早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提高求职、就业意识，明确就业目标，对照查缺补漏，发掘和培养自我才能，提高就业竞争力。第四，社会各界应增强对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通过以上行为来增强大学生职业决断力与职业探索，进而推动其积极从事求职行为，逐渐实现职业成功。

参考文献：

[1] 李春玲.疫情冲击下的大学生就业：就业压力、心理压力与就业选择变化[J].教育研究，2020，41（07）：4-16.

[2] 程婧楠，刘毅，梁三才.大学生生涯适应力与职业探索：职业使命感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7，25（02）： 237-240.

[3] ZHANG H， HUANG H.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mediates the peer support-career exploration relationship[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8，46（3）： 485-498.

[4] LI Y， GUAN Y， WANG F， et al. Big-five personality and BIS/BAS traits as predictors of career exploration： The mediation role of career adaptability[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5，89： 39-45.

[5] 曲可佳，鄒泓，黄绍舒，等.父母教养行为、自主与大学生职业生涯探索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32（06）：675-682.

[6] 刘芷含.大学生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双向中介效应[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27（02）：378-382.

[7] DUFFY R D， DIEMER M A， JADIDIAN A. The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Work Volition Scale-Student Version[J].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012，40（2）： 291-319.

[8] 张军成，黄颖洁，张淑莹，等.大学生职业决断力的测量问卷与个体差异[J].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7（10）：629-640.

[9] 刘微微.研究生就业压力、就业力和就业质量关系研究——基于2020届“双一流”高校硕士毕业生的实证分析[D].华东师范大学，2020.

[10] 许存.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及其与焦虑、职业探索的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

[11] 孙世月，赵亮，陆晓玲，等.行业特色型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压力的调查与研究[J].中国林业教育，2018，36（06）：22-28.

[12] ZHUANG J， JIANG Y， CHEN H. Stress and career adaptability during COVID-19： A serial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21，49（8）： e10551.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江苏徐州 221132）

[作者简介：庄建锋（1977—），男，汉族，江苏睢宁人，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责编：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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