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李沐纯，周佳愉

（华南理工大学旅游管理系，广州 510006）

德国社会学家Ferdinand Tönnies 最早在社会学研究中运用Gemeinchaft 来表示社区，认为社区是价值、文化、立场等比较相近并且彼此之间有血缘或情感关系的社会有机体［1］。20 世纪2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Charles Romance 将其翻译为Community，具有公社、团体、共同体的含义。直到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学者开始在研究中运用Community 的概念，并翻译为“社区”，强调社区是建立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并提出乡村是中国乡土社区的基本单元，社区居民是社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社区参与最早产生于西方民主运动，因此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Murphy［2］提出在旅游发展中运用社区方法，将社区参与的概念引入旅游研究，提出了社区参与旅游，他认为旅游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果把旅游作为一种社区活动来进行管理将会获得更令人满意的效果。真正的社区参与是社区出于自身的发展而在外界的指导下寻求适宜的发展路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指的是将社区作为在旅游的决策、规划和管理等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充分尊重和考虑社区的意愿和需求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以在保障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及可持续发展［3］。目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定义已经演变和发展成为社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多方面全方位的发展，是社区一体化协调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期待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5］。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效引导和推动更多资本、人才、信息、技术、管理等要素向乡村地域空间流动，促进乡村三产融合发展，优化城乡体系和空间布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6］。乡村社区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利益相关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念源自对乡村社区经济、社会、自然的整体性认识和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7］。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赋予乡村旅游新的使命和意义，系统性深化和探索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论和逻辑机理具有重要价值［6］。

基于此，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及中国学术期刊（CNKI）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为数据基础，以知识图谱绘制软件系统CiteSpace 为研究工具，对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进行梳理与归纳，探究研究热点，把控研究趋势，不仅有助于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同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提供一定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文献统计结果分析

1.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CiteSpace 是目前在科学文献数据计量与分析领域中广泛适用的可视化软件，通过它可以绘制某一研究领域发展的知识图谱，展示该领域的知识全貌和相关的关键文献、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4，5］。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CNKI）中的数据库作为数据源。在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对主题为“Community tourism”和“Rural tourism”的文献进行高级检索，文献类型主要为论文（Article）、会议论文（Proceedings paper）和综述（Review）等，共得到1 145 篇文献；对CNKI 中主题为“社区参与”并含“乡村旅游”的文献进行高级检索，共得到947 篇文献。利用CiteSpace对所获得的文献进行分析，探寻国内外关于“社区参与乡村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

1.2 发文时间分析

检索文献时间为2020 年11 月27 日。从图1 中可以看到，自2002 年到2019 年为止，CNKI 数据库关于“社区参与”和“乡村旅游”发表的文献包括442 篇期刊文献、439 篇硕士论文、43 篇博士论文、17 篇国内会议论文以及3 篇学术辑刊，虽然2013 年、2014年和2018 年略有下降，但总体上增长较为稳定，且在2019 年发文量达到顶峰。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自1996 年有相关文献记录，其中包括期刊论文824 篇、会议论文314 篇、提前刊文38 篇、述评29 篇、社论材料4 篇、书的章节1 篇、会议摘要1 篇。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已经并且在将来仍会持续得到广泛研究和关注，是一个被学者们持续深耕的研究领域。

图1 1996—2020 年的CNKI、WOS 发文数量

1.3 发文作者分析

对作者合作网络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相关领域有代表性的发文作者和核心研究团队，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目前，国际上发文较多的学者主要有Su M M、Vikneswaran N、Geoffrey W 等人，国内发文较多的学者主要有蔡克信、刘涛、胡雨凯等。但从总体来看，大多数研究者也都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缺乏较为密切的合作（表1）。

表1 作者发文数量统计结果（前10 位）

1.4 发文机构分析

对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谱图进行分析，节点形状越大说明该机构的合作发文数量越多。目前，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发文频次最高，为27 次，其次是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频次为12 次。国际发文频次较高的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博茨瓦纳大学（University of Botswana）、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约翰内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频次分别为18、14、12、11 次（表2）。

表2 国际国内研究机构发文数量统计结果（前10 位）

3 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研究热点分析

3.1 关键词分析

一般来说，关键词是对研究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因此，对某一领域研究的关键词进行共现知识图谱分析，能够有效挖掘和展示该领域内受欢迎和关注的研究热点和方向。

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和突现分析，并对导出关键词进行筛选合并，例如将“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与“参与（Participation）”等进行合并，进一步对得到的关键词进行统计排序，结果见表3。由表3 可以看出，国际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有“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社区（Community）”“影响（Impact）”“管理（Management）”“生态旅游（Ecotourism）”“保 护（Conservation）”“态 度（Attitude）”“中国（China）”“感知/认知（Perception）”“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等。国内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有“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发展模式”“对策”“乡村旅游社区”“旅游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等（表3）。

表3 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前10 位）

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的关注点不尽相同。相对而言，国际学者更多关注社区参与旅游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旅游业对于社区居民的影响以及社区居民对此的感知和态度、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而大多数国内学者则基于乡村振兴、乡村旅游、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更多关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社区参与与旅游扶贫的关系、社区参与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对策等。

3.2 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热点分析

3.2.1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主要从参与能力、利益相关者、权力等方面进行研究。文化水平低、政治意愿弱、缺乏对外界的关系以及经济社会地位低是阻碍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规划决策的重要因素［8］。通过对土耳其的一个社区进行研究，Tosun［9］发现影响发展中国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地方财政支持不足、社区居民意识淡薄和缺乏与旅游相关的经验和知识，外部因素主要是旅游业高度市场化且对国际旅游运营商过度依赖，比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水平较低，主要是因为运作、结构、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障碍，比如法律制度体系的不完善、社区认同缺失、集权式公共管理，均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动机、机会和参与能力是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程度的主要因素［10］，如果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旅游发展的动机、机会和能力，那么将无法有效参与旅游发展。除了社区居民本身的原因，旅行社、旅游设施私人提供者和旅游参与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阻碍旅游目的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11］。权力结构对社区参与旅游规划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12］，政府管理部门的规划和干预行为对社区居民的利益能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改善社区居民参与度偏低的状况［13］。

3.2.2 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研究 社区居民不仅是旅游开发的重要参与者［2］，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旅游开发影响的主要承担者，其对旅游业的态度［14］以及支持度［15］取决于其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积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将促进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而消极的旅游影响感知则降低了居民的支持［16］。有学者认为在旅游发展的初期，居民对旅游发展一般持积极态度，但随着社区旅游的发展走向停滞，居民的态度就会变得越来越消极［17］。而有的学者则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在旅游业发展初期，居民对旅游业的反应是焦虑、怀疑和恐惧［18］，但随着旅游业发展，居民开始相信旅游业可以带来社区发展、收入提高、改善农业市场和获得好运的机会，因此他们对旅游业普遍持积极态度［19］。但即使是2 个处于相似旅游发展阶段的社区，其居民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态度，原因可能在于不同社区的旅游业对于当地经济的相对重要性不同［20］，渴望经济发展的社区比经济较为发达的社区对旅游业抱有更加积极的态度［21］。研究表明，那些认为自己旅游知识丰富的居民以及更多参与旅游决策制定的居民更倾向于支持旅游业［22-24］，以及认为旅游业可以带来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娱乐和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加强文化认同等经济影响的居民往往也是旅游业发展的坚定支持者［25］。游客也是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关键影响因素，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受到游客适应当地标准能力的影响［26］，游客和社区居民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会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27］。

3.2.3 社区参与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影响下，学者们密切关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居民所承受到的复杂影响，并引入了经济学、心理学、生态学等相关理论进行阐释。社区参与既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又是发展的目标本身［3］，即实现社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才是社区的最终目标［28］。当地社区的参与和支持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29］。然而实践中农村社区容易被边缘化，缺乏实现自我利益主张的权利和能力，因此亟需对其进行不同层面的赋权以提高其参与度。赋权是一个建立意识、增强能力和发展技能的过程，也是一种参与、控制、分配和使用资源的力量，与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其根植于旅游发展的政治学中。Scheyvens［30］提出的社区增权框架主张从社会增权、心理增权、经济增权和政治增权这4 个维度对社区进行赋权。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和相应的政治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关于旅游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分析中都不应当忽略对政治和权力的研究［31］。广泛参与、开放沟通、社会包容以及居民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识与社区通过旅游业实现全面发展有密切联系［32］。除了社区增权外，可持续发展导向促使社区参与逐渐拓展到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领域。社区居民只有真正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的决策中并分享旅游发展的收益，才有利于乡村旅游的发展［33］。生态旅游必须考虑社区的参与，只有与社区居民合作，使他们参与到旅游规划实施、旅游产品设计和利益的分配过程，并激励他们倡导、管理和监督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才能实现社区生态环境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34］。

3.3 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热点分析

3.3.1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对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国内目前较为普遍的模式有“个体户”“居民+居民”“企业+居民”“非政府组织+居民”“企业+社区+居民”“政府+企业+乡村旅游协会+居民”等（表4），其实质是“单方治理”到“共同治理”的转变过程［35］。

表4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仅依靠社区个体或者少数居民的自发参与是难以进行的，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专家学者等的共同参与和综合决策，以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为主体，参与到旅游发展的各种事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社区的有效参与不仅需要完善的参与机制和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同时要求社区提高自身能力和意识，才能够实现各类主体参与到社区发展的决策甚至经营管理，并从中获益［38］。

3.3.2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利益分配研究 社区参与旅游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居民、村集体、政府、旅游企业、游客、非政府组织、专家和媒体等，但参与利益分配的主体则主要是居民、旅游者、旅游企业和当地政府［39］，也可以称之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由于社区参与旅游的形式、模式、程度等存在差异，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方式也存在不同，一般有以下3 种具体形式（表5）［40］。

表5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方式

不同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其主要利益诉求主要包括分享权、发展权和监督权，即分享当地旅游发展的收益，参与到旅游决策、开发、规划和管理等发展过程，获得更多的权利和机会以及对当地不良现象进行监督和制止的权利［41］。但中国乡村旅游社区的核心仍然是经济利益诉求，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诉求表达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确保居民增收是解决旅游发展矛盾的根本途径［42］。有学者认为社区居民与开发商、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可使博弈过程沿着“多赢”目标进行，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43］。然而由于社区居民参与能力和谈判能力有限、利益相关者力量发展的不均衡、旅游发展过度依赖外来力量等原因，其利益往往被忽视［44］，在旅游收益分配中所占比例较低，而这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对社区的稳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处理好社区居民、旅游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合理化乡村旅游利益分配的本质要求。乡村旅游发展应在遵循公平原则，社区优先原则，法制化、制度化与规范化原则的前提下建立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43］。

3.3.3 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的关系研究 关于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的关系，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旅游扶贫模式，是对开发式旅游扶贫所做的一种制度创新［45］。旅游扶贫的核心在于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分享收益和增加发展机会，能够促使旅游扶贫发挥其真正的扶贫功能的模式才是科学的旅游扶贫模式［46］。因此，社区参与模式是旅游开发的最佳选择，是成功的旅游扶贫模式的核心［47］。社区参与在提高旅游产品质量、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以及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是实现旅游扶贫目标的有效途径［48］。此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不仅促进了社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加就业和收入，还提高了社区大多数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增加了居民的发展机会和提高了他们的脱贫能力，为其脱贫创造了条件，对扶贫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49］。然而社区参与对于旅游扶贫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增加收益人口和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具有的分化和改善功能能够解决社区利益主体模糊性和博弈信息结构不完备的问题，改善社区居民作为利益主体的谈判地位［50］。只有社区充分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才能有效争取和确保其自身利益，提高其话语权和地位，社区居民才能接收到先进的旅游知识和获得相应的培训，帮助其更好地参与旅游扶贫项目，保障旅游扶贫效果［51］。但对于社区来说，旅游发展并非越快越好，超出社区适应能力的旅游扶贫可能会成为压力源，一味追求物质财富而忽视社区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发展可能会造成人际关系的恶化，旅游也并非社区发展的惟一途径，社区生计构成的多样性对于贫困或边缘化社区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应该防范外来资本对社区资源的掠夺和对居民造成的冲击所引发的矛盾，只有将压力与冲突控制在与社区能力相匹配的范围内，才能确保旅游的可持续发展［52］。

3.3.4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对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更加广泛的关注。社区居民实际参与的困难主要包括参与程度偏低、参与角色不成熟、参与能力不足等方面，并提出要加强社区居民的能力建设以形成社区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53］。参与能力是制约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重要条件，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参与技能以及参与资金等方面都不具有优势，因此容易被“社会精英”排斥在外［54］。参与能力不仅影响社区居民是否参与，对其参与方式和参与深度也有一定影响［55］。孙九霞等［56］通过调研发现社区在实际旅游开发中处于被动的、被管理状态，远未达到全方位的、深度的参与。除此之外，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难以协调的利益关系，公司难以处理与政府部门、当地社区以及农民等之间的多种利益关系，村民与公司之间存在的关于土地问题、招工问题、管理费的收取等多方面的隔阂，村寨间旅游参与的不平衡以及村寨内居民间的矛盾比较凸显，在这些矛盾和利益冲突的背景下，坚持公司主导、社区参与的旅游发展方向，培养社区意识、强化社区文化认同，激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经营活动和社区旅游发展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中，规范参与体系并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成为可行选择。此外，权力关系还可能会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造成结构性障碍，权力-利益结构网的存在导致大多数村民担心社会生存环境恶化不敢维权，同时剥夺了社区的公共利益，要真正实现社区参与必须消除这种结构性障碍［57］。旅游发展过程中也可能造成社区居民的挫败感、自卑感加重，相关制度建设、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交互作用和社区居民的个人能力都可能导致其遭受经济、政治、文化和关系等方面的排斥［58］。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知识图谱进行了分析，从研究总体趋势、作者合作网络、研究机构和地区分布、研究热点和研究内容等方面对该领域研究进行了总体梳理，以清晰地把握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现状，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提出相关的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发文的整体趋势来看，国内外对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学术关注度不断提升，国外相关研究开始较早，国内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数量迅速攀升，但总体上数量还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第二，从作者的合作网络来看，国内外都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学术小团体，但总体上代表性不够强，相互之间合作还不够紧密。第三，从研究机构来看，国内外的发文机构都以高校为主，二级机构主要为各类综合类高校的旅游学院。第四，从关键词共现网络来看，国内外研究均有一定的复杂性，研究的关注点存在一定差异性。相对而言，国外研究更多关注的焦点在于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影响因素研究、社区居民对于发展旅游业的态度和影响感知研究以及社区参与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国内研究的关注点包括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利益分配研究、社区参与与旅游扶贫的关系研究、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等方面。

总的来说，国外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开始得较早且比较成熟，而国内旅游界直接引入国外的社区参与理论并应用于乡村旅游的研究中，属于实证先行甚至应用先行，并没有建立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体系［59］。虽然相关研究一直强调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将社区参与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关于社区如何参与、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以及社区是否有能力、权利或者机会参与还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其次，在利益分配上，如果处理不好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将可能产生矛盾冲突并阻碍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因此如何建立平衡社区居民与外来企业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机制也需要结合现实案例进一步深入研究。再者，国内研究从理论上总结出多种模式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并探讨了在旅游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但相应的解决措施往往是从政府或企业角度出发，如何探索和建立适合社区发展的模式以真正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和提升其话语权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发展乡村旅游必须重视社区居民的支持与参与，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与综述，可以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多学科、多视角交叉建构综合研究框架体系。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与践行要落实到具体的乡村地域空间中，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以人地关系、资源禀赋、可持续发展、社区增权等理论为基础，融合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生态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构建综合性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框架体系。第二，选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进行案例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论体系。中国乡村地域辽阔，乡村类型复杂多样，因此，乡村地域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显著，这也导致无法采用相对统一和标准的模式探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不仅受到乡村地域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制约，也受到文化传统、治理水平等方面的影响。以典型案例为基础，以点带面，深入探究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嬗变过程，总结乡村旅游发展引导乡村振兴发生的动力机制。第三，重生计、善治理助推乡村社区全面发展与重构。近年来，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推进步伐的加快，相对传统和静态的乡土社区正在悄然改变，向着更加开放化、流动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随着带来乡村边界日益模糊，村民身份异质性增强，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已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一方面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的重构与创新，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乡村居民生计资本的流通与整合，从而最终实现村民生计改善与乡村治理良性互动的新局面。在此过程中，对于乡村能人、新型乡绅、新型农民、妇女精英等特殊群体的重要作用值得关注与深入研究。不断探索和构建有利于增强居民主观能动意识和增强其话语权的发展模式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