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和平解放西藏外交斗争中对印度的外交策略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斗争中，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印度、英国、美国都不希望看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但三国的态度和策略并不完全一样。印度企图最大限度地保留从英国继承下来的特权，保持西藏的“缓冲状态”，走向干涉西藏的“前台”，成为影响中国解放西藏的主要外在力量。英国则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把“责任”推给印度。美国采取鼓励印度支持西藏当局，自己尽量躲在幕后的策略。中共中央洞察三国的不同心态，找出了印度这个外交上的突破口。

坚定的原则性，体现在主权问题上。毛泽东在昌都战役后两次批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策略的灵活性，表现在对印度的外交争取上。印度于1949年底承认新中国，1950年4月两国顺利建交。1951年1月26日，是中印建交后的第一个印度国庆日，毛泽东出席了印度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同时出席的还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以及人民团体负责人，共计400余人，规格之高史无前例。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效地防止了印度有關政策可能出现的不利变化，挫败了美国利用印度干涉西藏的图谋。

（众舟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朱晓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