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黄学派词源学研究的三驾马车之一
——简评陈晓强《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

李 玉 平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陈晓强教授《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1](下简称“《研究》”)出版了，煌煌巨著47.9万字。我有幸成为较早学习新书的读者之一，这里谈几点学习感受，求教于海内方家。愚以为此书有以下四方面特色：

一、《研究》是当前又一部关于汉语词源学研究的力作

《研究》一书连同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2]、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3]，堪称章黄学派词源学研究的三驾马车。此三部著作，皆系在王宁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①，形式上的共性和联系是很明显的，即分别尝试从意义、声音、字形角度对上古汉语同源词进行综合考察②。而三部书在内容上的共性也是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三部书延续了章黄学派词源学一贯的研究传统。在给陈晓强《研究》一书的序言中，王宁先生总结了一百多年章黄之学几代学人汉语词源学的传承历史，说明自己的学习历程，以及对黄、孟、陈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设想。称前二书是“以《说文解字》所收字为语料，将汉语同源词的理论问题和同源词系联的操作方法进一步加以完善”，而陈晓强《研究》一书“研究‘形声字示源功能’，正是章黄之学词源学传承历史的延续。”[4]《研究》一书与之前的黄、孟二书是保持一致的，其研究材料基础也是《说文解字》③。王宁先生解释为何前辈师长们都要在《说文》所收的小篆中来系联同源词的一个重要原因，“简而言之，《说文》汉字系统对应的是以五经话语体系(应包括同时代的诸子论著)为大语境的书面语词汇系统，汉语同源词既然是单音孳生造词的结果，东汉大致是这种造词方式的时间下限，汉语此后的造词方式应以合成造词为主流。”[4]

第二，三部书内包含王宁先生关于词源学的研究心得，体现了王宁先生关于汉语词源学研究的理念。从孟书后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王宁先生为指导黄易青和孟蓬生做词源学方面的论文，曾经特地开设了“汉语词源学”的课程，“把她多年来的研究所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已经成熟而尚未发表的科研成果”；黄易青在其书稿后记中也称书稿包含了王宁先生大量的心血和主张；陈晓强《研究》一书的后记中也称此书是王宁先生设计的“宏大课题”的子课题。王先生强调说：“陈晓强的这个课题，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讲清同源詞和汉字字形的关系，确立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来源，做出确定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操作条例，并对具有示源功能的形声字声符群体的大体面貌作出描述。”[4]应该说，王先生预期的一些想法，在《研究》一书中基本实现。王先生评价该书取得的一个重要成绩是：“清晰地将词源问题的理论实质和同源字系联的操作程序分开，将造词与造字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以点、线、面来勾勒《说文》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面貌，解释了汉字的形声字介入汉语造词的原因和结果，从事实出发，合乎逻辑地将一个不容易说清的问题说清楚了。”[4]

第三，三部书都凸显同源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总结意识。黄易青先生的书“借鉴了西方‘义素’概念来说明词源意义的存在，解释词源意义或隐或现的事实”，将陆宗达、王宁先生的比较互证法发展成为对同源关系验证的方法和同源系联的运作方法，对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的区别做出了初步的论断，讨论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的元素及其组织结构，设置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心智六个范畴讨论词源意义关系中各范畴、各层次的相通关系和对立统一关系[5]。孟蓬生先生的书则是“以汉语词汇的系统性理论和汉语词汇发生与积累的阶段性理论为指导理论，以作者自己从《说文解字》系联起来的800组同源词(5500个词)为基本素材，以平行互证法、义素分析法、综合考察法、层次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同源词语音关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通过同源词语音关系(声转关系与韵转关系)的全面分析与综合考察，揭示同源词语音关系的复杂性和规律性，为同源词的判定与系联提供可靠依据”④。而陈晓强的《研究》一书除了从泛时(平面)系源和历时演变的角度考察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之外，还提出并论证了“声符的比较互证法”。

二、理论抽绎概括与同源词材料实证并重

《研究》一书有较强的理论概括意识，同时也注重同源词材料的实证。该书分为上、下两编，分别是通论篇和考释篇。上编着眼于理论概括，第一章梳理前人的同源词理论研究成果，第二章“泛时的考察”主要从平面系源的角度考察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分“点的考察：‘亦声’研究”；“线的考察：‘右文’研究”；“面的考察：声符的互通”；“点、线、面的综合考察：声符的系统”四节)，第三章“历时的考察”则是从历时演变的角度考察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第四章“方法的提取”提出并论证了声符的“比较互证法”相对于以往声符的“原子研究法”和“线性研究法”更具科学性。下编“考释篇”以声符互通原理为基础，在声符系统中对形声字材料进行分析考释和编排，不同于前人仅类聚同声符形声字的同源词系联法和编排体例。这算是本书同源词系联的一个特色，也是以同源词材料系联、考证的形式对上编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的具体验证。也就是说，上编理论概括是否能经得起考验，还要看下编具体材料的考察实践结果是否能够经得住推敲和检验。这些同源词材料的分析结果，读者们也可以将其与已有的同源词工具书如王力《同源字典》(1982)、齐冲天《声韵语源字典》(1997)、张希峰《汉语词族丛考》(1999)、刘钧杰《同源字典补》(1999)、刘钧杰《同源字典再补》(1999)、章季涛《实用同源字典》(2000)、张希峰《汉语词族续考》(2000)、张希峰《汉语词族三考》(2004)、李學勤《字源》(2012)、殷继明《汉语同源词大典》(2018)等的研究成果相验证。应该说，在对于材料处理方面，陈晓强《研究》一书与黄易青和孟蓬生两位先生有所不同，黄、孟二位先生的材料与论述是结合在一起的，陈晓强则把大量的材料独立作为下编呈现，行文论述中的例证材料则力求简要。两种处理方案各具优势，陈晓强的处理方式从节省读者阅读通论时间的角度而言是很好的，而关注同源词考证材料的读者则可以直接阅读下编，可以说关照到了学者群研究旨趣的不同。

三、材料详实，引证宏富

前人的同源词理论研究成果非常多。《研究》第一章分四小节对历代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从先秦的“名学”到“声训”，到“右文说”，到“音近义通”，再到“新右文说”，钩玄提要，勾勒了汉语词源研究的发展史。在材料论证方面，不仅有传世文献资料，也有出土文献资料。如在第三章讨论“形声造字的主流：分化汉字记词职能”和“形声造字的支流：强化汉字音义信息”时，就引用了一些出土文献古文字资料证据，在下编同源词材料考证部分也有不少篇目引用了古文字资料。如“丩”“句”“翏”(251页)、“云”“員”“匀”“軍”“昆”“韋”(282、289、292、297、299页)、“袁”“瞏”“亘”(305、311页)、“專”“耑”(314页)、“皇”(344页)、央(346页)、今(351页)、臽(359页)等。在论证材料中绘制有不少表格，归纳汇总同一声符所表示的不同词源意义。这些表格在上编通论中有，如112页、123页、199-201页等，在下编材料中也有，如221-223、304-305、367-369页等。表格从整体上显示上古汉语词族的系统及系统中同源词的相互关系，表格下则分组对具体词、形声字进行深入分析。这种有总有分的材料分析法，既保证了材料分析的深入，又克服了材料分析中容易出现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进而使上编理论篇相关问题的论证有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对王宁《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6]的全新实践

王宁先生在给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曾谈到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四个问题⑤，《研究》一书可以算得上是对这四方面问题的全新实践。一是当代汉语词源研究的两个学术渊源：一个是基于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词源学研究，另一个是基于中国训诂学的传统词源学研究，二者观念和方法均有较大差别。《研究》一书显然属于后者，方法上是“从汉语书面文献出发，用汉字为线索，以古音音系研究的既有成果为工具，采取系联的办法，立足汉语内部词的同源关系，来探讨汉语词的构词理据”[6]。二是汉语词源研究中的音义关系问题：要并重“音近”与“义通”两个条件，要区分汉字的造字理据和汉语的造词理据，要区分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这些在《研究》一书中是一以贯之的思想。三是汉语词源问题的历史时代与文化特征：汉语词汇积累的不同阶段的造词手段不同，原生阶段以约定俗成为主，派生阶段以派生造词为主，合成阶段以合成造词为主。上古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应将重心放在以派生造词为主的阶段——先秦汉语时期，因此《研究》一书选择以《说文》为材料基础研究同源词声符示源功能符合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事实。四是关于汉语词源辞典的编写：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合理的编写体例，以声母为纲、以上古音为纲或以词族形式类聚等编排体例都存在局限和弊端。应该说晓强《研究》一书将下编同源词材料独立，也是对王宁先生关于同源词辞典编写的一个新的尝试，如其例言所言，目的“是探讨以形声字声符为纲的汉语同源词词典的编写体例”[1]215。

当然，该书也仍存一些值得提高完善的空间。一是书后若能附一个本书涉及的同源字单字索引，则更便于读者查找。二是尚有部分语源学史的资料未能关注到，如《研究》对郑玄词源研究成果的介绍很单薄，可参考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李云光《郑氏对名物之考释·释所取之名》(见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第五章第五节，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6年；又再版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胡从曾《郑注谐声字例与〈释名〉声训》(《辞书研究》1989年第4期)、杨光荣《词源观念史》(巴蜀书社，2008年)、王浩《郑玄〈三礼注〉〈毛诗笺〉同源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李玉平《郑玄的语源学研究》(见《郑玄语言学研究》[7]第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等。三是汉语语源学史资料介绍需进一步加强史的观念。如《研究》“今人的多角度研究”[1]68介绍当前学者研究资料的时间先后脉络就不是很清晰。当然这些问题相比原著的贡献而言是瑕不掩瑜的，在陈晓强教授未来的研究中也会进一步完善和调整。衷心希望陈晓强教授能如王宁先生序言中所期许的那样，“不离不弃地把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把这本书当作起点而不是终点”，为汉语同源词研究领域贡献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注释】

① 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1997年；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1998年；陈晓强《汉语词源与汉字形体的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

② 参陈晓强本书《后记》，第505页。

③ 参《研究》绪论15页“材料来源”一节的说明。

④ 参看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内容提要”部分。

⑤ 论述的观点又发表于《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和《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