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税务环境下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管控探究

梁力军 王璐鹏 孙晓雨

【摘要】“一带一路”和“双循环”背景下，跨境并购已成为企业对外投资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但跨境并购过程中会因税务违规、纳税处置不当等原因导致税务处罚和额外税负，甚至会导致并购失败。文章首先基于相关文献对跨国经营过程中税务风险的致因以及应对展开综述，归纳出税务风险的各类致因以及规避措施。其次，提出税务环境内涵，从征纳税主体、环境变量视角分析并购企业所处税务环境的复杂性，并基于跨境并购准备、并购操作和并购整合的三个阶段展开具体的税务风险分析。再次，从加强尽职调查、科学设计投融资框架、加强税务管理和内部审计职能等方面，提出防范和规避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的相关建议。研究对于我国企业规避和管控跨境并购税务风险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操作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税务风险；税务环境；风险规避；跨国企业；跨境并购

【中图分类号】F271；F125；F812.42

一、研究背景与动因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化步伐，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带来重要历史机遇。跨境并购已成为我国企业实现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扩展海外市场的重要手段。如2015年12月中粮集团收购新加坡来宝农业公司案，2017年6月中国化工收购瑞士先士达案，2018年12月安踏收购购芬兰体育用品Amer Sports案，2020年长江电力收购秘鲁Luz Del Sur配电公司股权案等。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据《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流量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一。[1]

然而，跨境并购的过程中，机遇和风险并存，对外投资和并购实施过程中企业往往会面临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和法律等多维风险，而且对国际税法规制的理解和运用、税规的执行与税款的缴纳等方面易出现理解偏差或执行差异，从而导致税务风险。如2008年中海油的尼日利亚“南大西洋石油有限公司”收购项目税务纠纷案，以及2021年底印度税务机关对在印部分中国企业以涉嫌“逃税”和“假账”为由展开的大规模税务调查案等。[2]

跨境并购税务风险指由于国内企业对实施跨境并购过程中对目标国的税法规制、税收机制和纳税程序不够熟悉，或与目标国所在地税务机构在涉税业务、涉税信息方面的沟通方面不及时，出现涉税违规或纳税不当从而遭受税务处罚的可能性。[3]跨境并购税务风险是企业面对的重要国际税收风险类型，它会直接影响企业资源的流入流出、并购实施过程和并购绩效，并有可能引发经营风险、声誉风险和国别风险等衍生风险。故如何防范和规避企业在跨境并购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税务风险，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相关研究综述

（一）跨境并购税务风险致因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从内因、外因两个视角对跨境并购税务风险进行了系统性分析。

1.内因视角研究

叶红等（2015）[4]、陈有湘和董强（2015）[8]等学者从跨国贸易业务视角对税务风险的致因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国内企业的低成熟度以及对跨境贸易、跨境并购等涉税事项的认知不足和判定经验缺乏等因素，是税务风险的重要致因。赵燕清（217）[5]、刘安（2017）[6]认为，目标国的税务环境及税法规制中的税收征纳程序、计税项目及计税口径等方面处于不断调整变动中，国内企业无法对涉税法规信息及时掌握和运用而导致税务风险。王文静和刘丽丽等（2017）[7]则从并购框架和协议条款视角进行了风险分析，认为企业未能充分掌握和运用与目标所在国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条款，或并购协议框架本身存在条款漏洞或执行缺陷，是导致计税错误或形成非主观性的税款漏缴的重要原因。

2.外因视角研究

陈有湘和董强（2015）[8]、赵燕清（2017）[9]则重点从外因视角进行了致因分析，认为目标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税制差异和税收征管程序，以及后BEPS时期国际税收体系重构等因素，是导致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的重要原因，主要体现在目标国的重复征税、税收歧视待遇以及反避税调查等。李香菊和王雄飞（2017）[10]认为，除了并购企业因自身实施准备不足、纳税理念偏差等内因外，目标国的政治安全、经济波动、历史文化差异、税务机构差别化对待等外因更易引发税务风险。王丽萍（2019）[11]则将境外投资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四类，认为政治风险是跨国企业面临最大的风险，而经济风险则是最直接的风险。

近几年，相关学者还从涉税信息不对称、税务管理体系构建的匹配度等方面进行了税务风险研究。如邬文瑾（2020）[12]提出，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的涉税信息不对称，是导致税务风险的关键，另外并购企业自身税务管理意识不强、涉税管理机制不健全也是税务风险产生的重要致因。巴海鹰和谭伟（2021）[13]认为，国内企业实施跨境并购时往往重视跨境业务体系和会计管理体系的搭建，容易忽视税务管理体系的建设，从而出现税务管理体系不能有效匹配跨境并购需求的问题。

（二）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管控研究

相关文献从税务筹划、税务风险预警与评估、税务风险管控模式等视角展开了研究。

1.税务筹划研究

赵爱玲（2017）[14]提出，并购企业自身应制定出与公司战略相吻合的国际税务策略，对外则应运用相互协商的争议解决机制来解决国际税收争议。刘安（2017）[6]认为，应通过对企业并购实施中的生产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规划和安排，运用纳税筹划手段来节约税款和获得合理税收利益。王丽萍（2019）[11]也认为，企业也应注重整体税收规划和主动构建税务风险管控体系，才能更好管控税务风险。

2.税务风险预警与评估研究

何晓伟（2017）[15]建议，应厘选出并购项目中涉税风险发生概率较大的税种和风险易于控制的税种，进行分类归集管理，对应设计出税务风险分类控制程序并严格执行，同时要加强税务风险预警信息的及时发布。薛淑娟（2018）[16]提出当涉及复杂国际税收项目时，企业应充分利用母国税务部门建立的预警信息机制来甄别风险，从而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税务风险。王彤（2019）[17]构建起“風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防范策略制定—采取防范措施—防范成效评价”的风险管理流程，并构建起“投资环境差异—税收制度差异—税收征管水平差异”跨境税务风险评估模型，该研究较为系统。

3.税务风险管控模式研究

邬文瑾（2020）[12]提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税务风险控制模式，从税收、经济活动两个横向角度，纵向再多层次分析。徐寒鹏（2021）[18]建议应构建税务风险管理专门团队，对跨境并购及关联方交易加以重点管理，还可采取预约定价安排（APA）方式提出定价安排和做好税务部门认定，以规避税务风险。王韫玉（2021）[19]还提出，应建立国与国之间的税收信息共享平台来降低信息不对称，如加入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共同申报准则实现税务信息自动交换与更新。另外，崔思凡（2021）[20]强调，我国政府应加强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的签订和建立健全海外并购的涉税协调机制，合法合理地为实施跨境并购的国内企业有效降低海外并购的税收负担和减少税务争议或纠纷。

综上可知，学术界已从内因和外因视角对跨境并购过程中的税务风险致因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就税务风险的规避与管控提出了相关思路与建议。本文则基于跨境并购所面临的复杂税务环境，对跨境并购各阶段的税务风险进行详细解析，系统性提出税务风险管控建议，以便协助并购企业更有效地实现对税务风险的全流程监测和立体化管控。

三、跨境并购税务风险分析及管控建议

跨境并购税务风险是指并购企业因未能遵循并购实施时关联的法律法规、税法规制（包括中国、东道国税法规制）以及国际税收协定等，而导致企业未来资源流失或权益受损的可能性，其直接表现主要为额外负担税款或少缴纳税款。[21]依据跨国经营特点，其税务风险类型可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纳税行为与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相一致，应纳而未纳或者少纳税，从而面临补税、罚款以及声誉受损的风险；二是企业未能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或税收协定的优惠条款，而导致多缴纳税款或承担额外的税收负担。[22-23]

（一）跨境并购中的复杂税务环境分析

基于系统论的视角可知，环境是存在于系统的内、外部并与系统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一切空间以及空间中各因素的总和。[24]环境是由环境主体和环境变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共同构成的系统。基于环境理论，可将税务环境界定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影响征税主体行为、纳税主体行为的各类因素和变量的总和。税务环境既涉及纳税主体与征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也涉及税收法律规制、征纳税管理对国家政治、经济与金融、国家关系、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影响。税务环境中，纳税主体和税务机关为税务环境主体，纳税主体的遵从行为和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均会受法律规制、政治稳定、经济与金融运行、技术应用和文化传统等环境变量的影响，而且这些环境变量之间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系。

跨境并购企业所处的国际税收环境与国内税收环境有很大不同。世界范围的税收政策复杂多变，且征管环境和征管水平参差不齐，在纳税程序执行和税规条款落地时往往会存在差异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税收争议时有发生。国内企业在纳税中只要遵循我国税法，按时、准确缴纳税款就可以规避税务风险，能够有效管控因税务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但跨境并购企业不仅要面对目标国的税法规制、经济与金融监管等法律制度环境的变化调整，还需要面对来自当地特殊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风险等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跨境并购过程中，企业除了需要进行目标企业的资产、资金、股权等资源以及债权债务方面的整合外，还需要应对资产处置、税款缴纳等复杂的涉税处理程序执行、税法规制履行。跨境并购的实施过程，将会受到目标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金融监管和文化差异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更面临着复杂的税务环境。另外，我国企业在实施跨境并购中，还可能面临并购方案涉税条款设计缺陷、并购项目征税边界不清、并购涉税计算不当和纳税行为不规范等税务风险。[25]跨境并购过程中，并购企业在应对税务风险的适当与否，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并购过程中的资金、资源与经济利益的流入流出。同时，国际税收规则和税务环境的动态变化会对跨国企业产生相应影响，如BEPS计划的实施会使得很多国家出台涉税政策来规范跨国企业的税务问题，无形中也增加了跨国企业税务风险的可能。

故在分析跨境并购税务风险时，需要充分将税务环境因素纳入税务风险管理范围中。

（二）跨境并购各阶段中的税务风险

跨境并购可划分为并购前的准备阶段、并购中的操作阶段和并购后的整合阶段，[21，26]各阶段面临的税务风险如图1所示。

1.并购前准备阶段的涉税风险

（1）目的国税制差异和税制优惠盲区带来的涉税风险

企业并购前需要熟悉目标国的涉税税种特点、涉税法规以及税收执法环境，例如美国、日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工业化国家，其税制结构多数以所得税为主；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则主要采用商品劳务税，所得税和预扣税是跨境并购中涉及最多的税种。

（2）并购前对涉税项目未能尽调而带来的涉税风险

并购前，由于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之间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盲区，故往往会导致并购过程尚未进入正式交割阶段就可能会产生税务风险。并购项目涉税范围涵盖资金资产状况、财务管理水平、财务报表信息披露等，以及商务合同关系、贸易往来与供应链关系、关联方关系、未决法律诉讼等方面，这些方面会隐含税务风险。[27]

2.并购操作阶段的涉税风险

（1）投融资框架设计的涉税风险

在跨境并購中，一般可以设计三种投融资框架：由国内企业直接投资目标企业；设计单个中间层结构，即先由国内企业投到中间公司，再由中间公司投到目标企业；设计多个中间层结构，国内企业作为母公司，通过多个中间层公司，最终实现对目标的企业投资。[22，28]不同的框架设计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利润的流入和流出，合理的框架设计可以有效减少税务成本支出和增加经济利益流入。如在跨境投资中，可以选择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卢森堡、瑞士等作为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地，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具有所得税征收相对较低、某些符合条件的被动收入不交税的优势。[29]如果企业未能了解目标企业所在国税收税制情况，而盲目设计投资构架，就有可能带来额外税务成本甚至引发不必要的税务风险。[27]

（2）融资方式选择的涉税风险

企业实施海外投资时可以采取权益性投资、混合型投资等不同的融资方式，而权益性投资、混合型投资这两种融资方式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涉税负担和涉税风险，[18，22，26]如表1所示。

如果企业实施并购前贸然使用资本弱化方式，很可能会面临东道国关于资本弱化方面的税制限制；如果企业债务与股本的比例超出安全港比率上限，则超过部分的利息费用不允許进行税前扣除，甚至可能会被采取反避税措施。[22]

（3）并购交易支付方式的涉税风险

跨境并购交易的支付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利用海外子公司的资金，或通过其进行融资而实现并购资金的支付；二是直接通过境外上市公司实现目标企业的投资并购。具体并购时可运用现金支付或股权支付方式为对价。实施并购时，如果当地的税务法规存在税务歧视或税收偏见，则有可能会以资金支付方式的“不当性”为由，进行税务处罚。另外，企业还应高度关注国际税收规则的动态和变化，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BEPS行动计划”（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积极推进，促使世界各国在不断强化税收跨境税收管制，以遏制跨国企业对本国税收的影响。例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基于BEPS行动计划中的第二项“混合错配安排”条款下，开始采取单边税务行动来打击跨国企业利用混合工具规避纳税的举动。除此之外，日本、英国等国家也在开始考虑修订关于国际并购方面的涉税法规。[30]由此可见，企业在实施跨境并购时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支付风险以及税务风险。

3.跨境并购整合阶段的涉税风险

第一，跨境并购完成后，并购企业需要对目标企业的涉税事项进行承接或管理，如果未能在并购实施前有效识别或及时化解涉税问题，在并购完成后可能会因遗留的涉税问题导致自身管理效率下降，增加额外管理成本与支出。另外，并购企业与国外税务机关存在沟通障碍或涉税信息未及时提交时，也会因此而产生潜在税务合规风险。

第二，并购企业在经营整合阶段中，由于涉税事项繁多，同时又需要进行各种资源的整合，很可能会因为纳税范围或边界不清、纳税税种及纳税申报行为不规范等而造成并购后税负的额外增加（如补税、罚款、滞纳金等），甚至会影响到企业的运营和产生声誉风险。[3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购企业应高度关注母国与目标国之间的相对税率、目标国税收政策等对企业所得税、关税的影响，相关税务风险主要包括：一是是否会遭遇双重征税而导致多交税的情况；二是目标国所在地对于企业所得税抵减方面的涉税规定；三是目标国所在地会计政策对成本摊销核定方面的涉税规定。[32]

（三）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管控建议

税务风险应对不当，将会给企业额外增加税收负担责任，甚至是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33]故企业需要充分考虑企业扩张发展的并购战略与税务管理水平之间的匹配性，深入研究我国及目标国的税法规制、双边税收协定、投融资框架的税收权益比较等，通过构建和完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制定税务风险管理流程和形成税务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实现对跨境并购业务及税务风险的全流程监测、评估和预警。具体如下：

1.加强涉税事项的尽职调查

做好尽职调查是企业实施并购的重要环节和先决条件，它不仅关乎企业并购的成功与否和未来发展，而且是识别和防范重大税务风险的关键第一步。[34]

在跨境并购前，并购企业团队需要做好尽职调查工作，包括如下：一是应对目标国家政治与金融环境、法律规制环境、税收征纳环境及纳税优惠政策等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同时应积极关注目标国与企业经营、企业并购等相关的涉税法规、税收协定等方面的变化调整；二是可以寻找目标国或国际性专业机构寻求专业帮助，如选择成熟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通过多个渠道来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涉税情况，尤其是要识别和发现目标公司是否存在现实和潜在的税务风险、企业经营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

2.科学合理选择投融资框架

投融资活动贯穿于整个企业并购的各阶段，因此根据科学性、合理性和合规性原则来设计投融资架构，才能在并购及整合过程中避免被目标国税务机关调查。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构架主要可划分为直接控股结构和间接控股机构，多数企业选择间接控股架构以享受东道国税收优惠，利用税收协议网络来降低税务成本，但并购企业在设计和安排投资架构应从实际角度出发，不应单纯参照其他企业跨境并购时所采用的间接控股框架，要切实保证中间控股公司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或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在中间控股公司的设立上，不能一味选择避税天堂。另外，在后BEPS时代和随着BEPS计划的不断推进，采用间接控股架构不仅需要规避相关的反避税规定，还要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及时规避税务风险。[30]企业在设计投资架构时，应及时关注BEPS协议各国对于反避税行动的动态变化，深入了解对目标国的投资机制、利润退回和投资推出等规定，特别要高度关注目标国对于合理商业目的或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判定标准。

3.强化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职能

企业实施跨境并购时，不应只考虑并购事项，而是应将当前和未来进行综合考虑，加强税务管理体系的优化和税务管理系统的运用，来管控并购各阶段的税务风险。

一是企业业务、财务和税务管理部门均应及时跟进国际形势，优化海外税务风险管理信息获取和沟通机制，定期组织海外项目主管人员进行税务培训和研究，实时关注税务风险，定期监督和改进海外税务风险管理体系。二是企业税务管理部门应积极参与海外项目经营决策、涉税事项和税务风险的分析、评估，掌握和获取目标国税收法律法规信息、税收政策变化及优惠措施，从税务角度研究税务风险的管控和规避，向管理层提出科学、合理的涉税建议和风险管控建议。[35]三是企业税务管理部门应加强国内、国外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沟通，寻求税务机关的帮助和理解，从而维护企业自身经济利益，主动控制和降低税务风险。四是企业和税务管理部门应不断创新和优化税务管理模式，在涉税管理过程中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及时制定税收筹划方案和测算税负，并对并购项目的涉税流程进行实时税务监控和提供税务专业化内部咨询服务。[36]

4.加强对税务风险管理的审计

内部审计是企业内部风险监督和管理的重要一环，内部审计部门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调查并购业务或并购行为是否遵循国内、国际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涉税管控和税务风险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同时对涉税业务处理、税款计量核算和纳税征纳申报等程序的合理性、合规性进行判定。内部审计应自上而下对涉税的业务、财务和税务程序进行定期评价和鉴证，涉税部门应积极配合内部审计部门，接受审计部门监督。[37]企业可定期对内部审计人员实施国际税收方面的培训和教育，来提高其国际税收审计水平和确保审计监督的公正性与准确性。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跨境并购税务风险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企业跨境并购过程中的税务管理现状及复杂税务环境特点，从内因和外因视角系统性归纳跨境并购税务风险致因，并就不同跨境并购阶段税务风险展开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的致因研究可从内因和外因两个视角展开。税务风险产生的内因主要包括跨境并购业务的成熟度、跨境并购协议条款的设计、企业税务管理体系的完善程度等因素；外因则主要包括跨境并购目标国与税收紧密相关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法律规制环境等。二是研究税务风险时，应充分考虑并购企业所处的税务环境，可从并购准备、并购操作实施和并购整合运营等不同阶段来分析具体的税务风险。三是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的有效防范和规避，关键在于企业自身，并应加强涉税事项尽职调查、合理选择投融资构架、强化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职能，形成税务风险管理的有效防线。

建议：一是深入研究如何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手段，更有效地识别税务风险；二是扩大税务风险研究范围，将其他跨境贸易事项纳入税务风险研究范畴；三是构建跨境业务税务环境模型，并运用系统动力学和仿真工具进行税务风险演进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1.

[2]第一财经.印度半夜查税！小米、OPPO等中资企业中招[EB/OL].（2021-12-28）[2022-01-13].https：//finance. 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21-12-28/docikyamrmz1644750.shtml.

[3]赵燕清.中国企业跨境投资税收风险及其防控[J].国际税收，2017（2）：48-51.

[4]叶红，尤姜，郑天成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典型税务风险及应对[J].国际税收，2015（4）：22-26.

[5]赵燕清.中国企业跨境投资税收风险及其防控[J].国际税收，2017（2）：48-51.

[6]刘安.海外企业多视角识别和防范税务风险[J].中国石油企业，2017（11）：68-70.

[7]王文静，褚方圆，刘丽丽.企业跨境并购税务风险及对策分析[J].国际税收，2017（9）：47-51.

[8]陈有湘，董强.构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税收风险应对机制[J].税收经济研究，2015，20（6）：49-55.

[9]赵燕清.中国企业跨境投资税收风险及其防控[J].国际税收，2017（2）：48-51.

[10]李香菊，王雄飞.“一带一路”战略下企业税收风险与防控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731（5）：134-139.

[11]王丽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与防范[J].甘肃冶金，2019，41（4）：129-132.

[12]邬文瑾.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务风险及应对[J].中国集体经济，2020（17）：109-110.

[13]巴海鹰，谭伟.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税务风险识别与应对[J].国际税收，2021（9）：73-79.

[14]赵爱玲.如何应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税务风险[J].中国对外贸易，2017（5）：62-63.

[15]何晓伟.海外项目税务风险防范策略：以X公司印度项目为例[J].当代会计，2017（12）：14-15.

[16]薛淑娟.企业跨境投资税务风险及应对[J].财经界，2018（23）：125-126.

[17]王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税务风险防范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

[18]徐寒鵬.外资企业关联交易税务风险防控[J].中国外资，2021（6）：76-77.

[19]王韫玉.浅析国际并购的税务风险及其防范[J].西部财会，2021（7）：17-18.

[20]崔思凡.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税务风险分析[J].河北企业，2021（6）：94-96.

[21]李松.“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跨境并购企业境外税务风险防范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0（6）：173-174.

[22]陈鑫.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税务风险分析与防范[D].苏州：苏州大学，2018.

[23]郭永清.“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J].冶金财会，2017（11）：30-31.

[24]李妮.基于系统论视角下的环境问题分析[J].新西部（理论版），2012（12）：51.

[25]林俊.企业海外并购税务风险分析：基于并购阶段视角[J].财会通讯，2019（14）：121-124.

[26]陈丽娅.跨境并购中的税务规划考量[J].纳税，2020，14（36）：9-10.

[27]崔思凡.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税务风险分析[J].河北企业，2021（6）：94-96.

[28]林俊.企业海外并购税务风险分析：基于并购阶段视角[J].财会通讯，2019（14）：121-124.

[29]叶红，尤姜，郑天成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典型税务风险及应对[J].国际税收，2015（4）：22-26.

[30]谢梦园.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跨境并购企业境外税务风险防范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

[31]刘安.海外企业多视角识别和防范税务风险[J].中国石油企业，2017（11）：68-70.

[32]郭永清.“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J].冶金财会，2017（11）：30-31.

[33]苏秋悦.我国企业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研究[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2021.

[34]吴静，夏青.税务尽职调查：海外投资并购的关键一步[J].中国税务，2020（1）：48-49.

[35]黄佳，曹菲.海外投资税务风险详解[J].首席财务官，2011（12）：81-83.

[36]许柯，卢强，蒋琪.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税务风险管理[J].上海国资，2012（7）：92-93.

[37]陆建明.海外并购税务风险的相关思考[J].中外企业家，2017（3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