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础知识领域推动图书馆学课程改革
——国际图联《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方案指南（2021年草案）》的译读与启示*

张晓芳 王凤姣

新时期的图书馆学课程建设面临着改革创新的挑战。2015年国务院发布“双一流”建设方案[1]，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一个新的改革阶段。新时期的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更加强调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各方面的内涵式发展[2]。同时，建设“新文科”的呼声[3]，信息化、数字化、数据化、智慧化等时代诉求进一步驱动着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变革的脚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中心环节，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变革趋势下的课程如何更新建设已成为实践与研究的重要课题。2021年，国际图联发布了《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方案指南（草案）》[4]，旨在适应全球变革趋势，促进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的行动反思与质量提升。由于该指南对本土化的充分考虑，翻译和解读其整体框架与核心内容“基础知识领域”，能为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带来一些启示。

1 国际图联与教育方案指南

作为图书馆与信息行业的全球代言人，国际图联代表着图书馆与信息服务及其用户的整体利益。自成立以来，国际图联就一直关注图书馆与信息专业领域相关的教育和培训，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和指南来指导国际图书馆与信息专业人员的教育发展。从1976年最早发布的《图书馆学院标准》（Standards forLibrarySchools），到2000 年修订而成的《图书馆/信息教育方案指南》（Guidelines forProfessionalLibrary/InformationEducationalPrograms），再到2003年、2012年的修订稿，国际图联在统一行业教育标准、促进国际教育话语对接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6]。2021年，国际图联再一次对其教育方案指南作出了重大修订，以适应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动态变化，确保当今和未来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2021年2月3日，国际图联“建立强大的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工作组（The IFLA Building Strong LIS Education Working Group，简称 BSLISE工作组）”发布了《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方案指南（草案）》（下文简称《指南2021》），并邀请全球图书馆与信息学界通过填写反馈表或参加在线论坛的形式对该指南提供反馈意见，以供进一步修订完善[7]。这次修订缘起于BSLISE工作组在2018年发布的一份关于国际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实践的调研报告。该报告强烈呼吁国际图联制定一个用来指导和评估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发展的框架[8]，这对《指南2021》的问世有着奠基和催化的作用。

这次修订是一个迭代的过程。BSLISE工作组的教育框架开发人员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和经验，广泛调研已发表的文献和现有的国家和国际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和行业利益相关者进行反复磋商，制定出了《指南2021》；随后，BSLISE工作组又收集到了来自150个国家的反馈意见并据此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指南2021》。目前，国际图联最新版本的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方案指南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最终将被提交到国际图联标准委员会，获批后将向全球图书馆与信息界公布[9]。

根据国际图联的相关规定，《指南2021》以英语为其文本语言。尽管编制者声称该指南的许多术语都是国际通用的，在遵守既定专业规范和标准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地域和文化差异。但是英语世界的所谓“国际通用”在兼容我国汉语语境时仍然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国际通用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 LIS）”与我国使用的“图情档”“图书情报”“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本土术语，在能指和所指上并不完全对应。为避免概念混淆或概念遮蔽，本文对《指南2021》中的LIS做了直译处理，即“图书馆与信息学”。同理，本文对《指南2021》的另一关键术语Education Programmes亦直译为“教育方案”。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为切合我国语境将其译为“教育规划”[5]或“教育培养计划”[6]，结合上下文可知该术语确是指称我国惯用术语“培养方案”，因此直译为“教育方案”也并不伤其意，且更便于统一术语表达。明确这两个关键术语，有助于为援引和借鉴这一国际性指南建立认识基础、规避认识误区。尽管术语运用上存在差异，但从广义的图书馆学出发，国际图书馆与信息学论域下的课题基本也适用于我国的图书馆学论域，《指南2021》对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

2 《指南2021》的内容与特征

《指南2021》在引言部分自明其义，指出该指南是为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发展提供一个框架，不仅明确和概括了图书馆与信息学的专业知识范围，而且从九个具体方面对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发展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对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人员各阶段的教育发展、教育教学单位的规划、发展与评估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实践都具有切实可行的应用价值。《指南2021》价值建构的起点在于其对“图书馆与信息学”概念的基本界定，即认为图书馆与信息学“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职业实践。在教育和学术领域，它关注的是各种形式和过程的信息、信息处理的技术、人与信息的互动及其相关技术；作为一种职业实践，图书馆与信息学在涉及信息生命周期的所有方面，利用适当的技术将人们与信息联系起来，这种实践活动发生在文化遗产机构（如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和广泛的信息环境中”[4]。这一基本范畴上的共识，赋予了《指南2021》内容的高度包容性，兼及教育、研究与行业实践，普及信息生命周期、技术与关系的各个层面，触及文化遗产机构和信息社会环境的不同形态。因此，《指南2021》的内容体系即按照“六大部分、九项指南、八个基础知识领域”分层依次展开。

《指南2021》的整体框架分为六大部分，包括引言、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的背景、目标、国际图联及其教育方案指南的权责、九项指南、教育方案的审查与创新。其中，第五部分“九项指南”是主体部分，涉及了关于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九个方面的规划与要求（表1）。

表1 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方案的九项指南① 表中内容来自对《指南2021》相关内容的译读与整合。

续表

表1中的九项指南构成了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方案的基本框架，可应用到图书馆与信息学院系及相关单位的规划和评估中。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图联的教育方案指南不是一个强制性纲领，也无法对教育方案或个人的专业资格进行认证，因此《指南2021》本质上是一个指导性的教育框架，并且其整体内容具有发展性、协调性和本土化的特征。

首先，“发展性”指的是《指南2021》在之前版本的教育方案指南基础上有所修订和创新。比如，《指南2021》在结构上包含了2000年修订版中的6个部分、30条标准，吸收了2003年修订版中15个专业核心课程的要素，发展了2012年修订版中的7个部分；在核心内容上则整合与重构了之前版本中的“课程体系”“核心课程”“核心要素”，发展了“基础知识领域”的概念，并以此构建了一个新的知识模型以界定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的知识领域。

其次，“协调性”指的是《指南2021》在多重维度上综合观照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的发展。比如，《指南2021》的适用对象包括了教育管理者、学者、学生、政府和专业机构，以及专业发展中需要扩充知识与技能的从业者和利益相关者；《指南2021》将公平性、多样性、包容性和可获得性等作为重要的制定原则，协调了各国教育在空间维度上的差异；《指南2021》坚持不断的审查与更新可在时间维度上把握和适应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的全球变化趋势。

再次，“本土化”指的是《指南2021》在具体应用中对各国、各地区、各组织的灵活调整程度。比如，继2012年修订的教育方案指南将本土知识范式的认识作为图书馆与信息学课程的核心内容之后，《指南2021》再次强调要在教育中整合“本土和传统的认识方式”以培养适应全球化经济的专业人员；《指南2021》在讨论教与学如何具体开展时，指出要用公平性、多样性和包容性（即EDI）的理念来驱动教育方案的制定，即对内容和实践进行去殖民化和本土化。

3 《指南2021》与基础知识领域

作为制定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方案的指导框架，《指南2021》的一个关键部件就是“基础知识领域 （Foundational Knowledge Areas，简称FKAs）”。正如其“目标”所言，该指南建立在八个基础知识领域的基础之上，并且这些基础知识领域是专门为此目的提出和界定的。

对比之前的版本可以发现，《指南2021》中的八大基础知识领域是对教育课程进行反思的产物。之所以使用“基础知识领域”的概念，而不是此前版本指南中的“核心课程”“核心要素”“核心能力”“核心知识”等概念，一是出于适应性考虑，“基础知识领域”的概念是符合全球趋势和国际环境的，能够适应当前快速发展的图书馆与信息学领域；二是出于适用性考虑，所列八个基础知识领域允许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人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发展专业化、保持与时俱进，同时能够适应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要求，比如国家/政府的高等教育标准，全国性行业协会的教育政策声明，国家级认证、证书、资格和注册要求等。

根据《指南2021》中“指南三”部分的具体阐述，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的知识框架由八个基础知识领域构成，每一个领域都用一个简短的描述性短语来命名，然后用一段话解释其范围和细微差别（表2），其名称分别是:社会中的信息、图书馆与信息学的专业基础、信息与通信技术、研究与创新、信息生命周期管理、信息专业人员的管理、信息需求与用户服务、素养与学习。

表2 图书馆与信息学的基础知识领域① 表中内容来自对《指南2021》相关内容的译读与整合。

表2所列八个基础知识领域的排列顺序并非其既定逻辑。事实上，图书馆与信息学的基础知识领域之间的组织关系是有机的、动态的，有着充分的发展性、协调性和本土化空间。为便于参考与应用，《指南2021》提出了两个逻辑关系示例:

其一是相互独立中又有贯通的关系（图1）。在这一关系的知识框架中，以社会中的信息领域作为所有知识的基础；在此之上横向展开信息生命周期管理、信息专业人员的管理、信息需求与用户服务、素养与学习四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而图书馆与信息学的专业基础、信息与通信技术、研究与创新三个知识领域彼此之间亦是相互独立，但其具有融贯性，因此与信息生命周期管理、信息专业人员的管理、信息需求与用户服务、素养与学习四个知识领域纵横交叉排列。

图1 基础知识领域的关系一

其二是群簇与交叉的关系（图2）。在这一关系的知识框架中，社会中的信息领域最具包含性，以其为最外圈的领域嵌套其他知识领域；而图书馆与信息学的专业基础、信息与通信技术、研究与创新三个领域作为核心领域，群簇而成领域的圆心；信息生命周期管理、信息专业人员的管理、信息需求与用户服务、素养与学习依然是四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包含于社会中的信息知识领域，又与核心领域相交叉。

图2 基础知识领域的关系二

总体而言，《指南2021》所提出的基础知识领域框架基本兼顾了目前国际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领域所通用的知识与技能体系。当然，在具体应用中，基础知识领域允许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人员根据当地的/地区的/国际的环境需要和要求，以此为基础来规划各自的进阶学习。而《指南2021》关于八个基础知识领域之间逻辑关系的初步设计也可以作为参照，不同教育单位在应用中也可以有其他的逻辑设计，根据自身所处的教育环境与背景进行本土化调整。

4 基础知识领域与我国图书馆学课程改革

从基础知识领域的特质而言，它是《指南2021》专门提出的，用来阐明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人员进一步发展能力的基础，以及进行课程设计的专业领域框架。《指南2021》强调，基础知识领域应纳入专业课程，根据实际情况转化成不同深度和广度的课程方案，从而解决图书馆与信息学课程改革中教什么、如何教等关键问题。而从我国当前图书馆学课程建设的现实问题来看，基础知识领域或许是推动我国课程改革的一个良好契机。在新文科建设视域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渐趋完备，但在课程建设方面存在着基础课程缺失、专业课程含金量不足、技术性和交叉性课程较少、课程设置受限于图书馆机构等问题[10]。此外，学科交融中的“孤岛化”现象[11]、学科国际化水平低[12]等也是课程改革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指南2021》中的基础知识领域框架是一种全球化视角的专业领域整合，为我国图书馆学课程改革在国际接轨、凝聚专业核心、提升知识与技能的交叉融贯性等方面提供了启示与思路。

4.1 图书馆学课程的领域化建设

《指南2021》建议，应从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上考虑如何将基础知识领域转化为课程方案。即在具体专业课程规划中，每个基础知识领域可以对应一门或多门课程，几个基础知识领域可以合并为一门课程，又或者一个基础知识领域可以由一门课程涵盖或者分布在几门课程中。在这一过程中，还要注意平衡必修课与选修课、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为指导具体应用，《指南2021》同样提供了一个基于基础知识领域的课程方案示例，由三门核心课程和一些选修课构成（表3）。

表3 基于基础知识领域的课程方案示例① 表3内容来自对《指南2021》相关内容的译读与整合。

但实际上，不同国家不同院系关于专业课程的适用环境不同，应当结合具体情境和人才培养要求来规划具体的课程方案。我国的图书馆学课程建设可以借鉴这种“领域化”思路来对课程大纲中的专业主干课程进行系统规划。比如传统的必修课“图书馆学概论课”，要打破“概论课即图书馆与信息学基础知识”的认识，建立一种知识领域的通览性认知，使得概论课尽可能涵盖八个基础知识领域，从而为图书馆学专业初入门的学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基础知识框架，以便其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进一步深入研习。

4.2 图书馆学课程改革的理念

结合我国新文科背景、图情档学科发展趋势以及图书馆学学科的现实处境，应用《指南2021》以基础知识领域框架推动课程改革不失为一条可取之路。在适用过程中，应坚持守正拓新、合作共赢、和而不同的理念。

一是守正拓新，坚持学科特征。《指南2021》的基础知识领域框架建立在对“图书馆与信息学（LIS）”这一概念的定义基础上，因此其知识要素基本是以信息话语为主整合的。我国图书馆学学科在建构的时候要注意其淡化图书馆学的倾向，守住图书馆学学科的“本”。图书馆学学科之“本”就是图书馆[13]。但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意味着图书馆学的课程要围绕“图书馆机构”而设，而是强调要围绕“图书馆本质”而设。人们对图书馆本质的认识是多样的、动态的，而正是这种认识决定着本学科专业教育的发展，决定着学科领域化的发展，牵引着课程的改革。作为与图书馆事业息息相关的学科，偏离图书馆而论图书馆学教育，偏离图书馆事业而就信息行业，会导致专业知识界限的模糊、学科特征的消弭。以iSchool运动（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为代表的图书馆与信息学院改革反映了原来的教育结构和内容已经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14]，但其在数十年对传统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改革中、在向跨学科方向发展中的“去图书馆化”趋向也显露了一些问题，比如过于偏重信息技术、核心课程中的图书馆学课程减少等[15]。iSchool运动也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带来了关于图书馆学课程发展方向与核心知识的困惑[16]。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基础知识领域框架中的分类，但对其信息化的话语表达要有所警惕，要运用图书馆学学科本土的话语来设计课程方案和表达课程内容。

二是合作共赢，促进跨学科跨专业的交叉融合。图书馆与信息学是一个开放的知识系统，领域化的知识整合相比主题化、业务化更凸显了开放性。因此，《指南2021》的基础知识领域框架是有利于图书馆学向其他专业和学科开放其知识体系的，从而扩大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受众、参与者和支持者范围。国际标准和指南可以作为建立多元化合作意识的手段之一，通过合理有效的应用来促进合作共赢。如果说新文科建设为跨学科跨专业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务虚政策背景，那么《指南2021》的基础知识领域框架则提供了一个务实的对话平台。

三是和而不同，以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通过制定标准和指南来规范和评估，是国际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手段之一，也是国际惯例[17]。《指南2021》吸收各国图书馆与信息学界的意见和反馈，实则是教育思想的融汇，是教育最佳实践的整合，其抽象出来的共性规律就是一种国际基准。所谓“和”就是与国际基准接轨，借鉴《指南2021》的基础知识领域框架来规范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专业课程。但同时也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方式应用和改进课程方案，出台本国的、本地的、本单位的标准和指南。

5 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修订完成的《指南2021》，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国际图联的《全球视野》相一致，具有继承性和包容性。它将作为一份指导和评估国际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的标准文件，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教育指导框架，有助于推进国际图书馆与信息学专业教育等效关系和统一标准的建立。同时，它在推进各国专业教育课程改革与创新进程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与借鉴的国际基准。本文仅从课程改革的角度探析了该指南的适用性，以此抛砖引玉，期待进一步的研究能从该指南中吸取经验并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推动我国的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乃至图情档专业教育的发展。当然，《指南2021》还只是一个前沿报告，我们期待正式版的出台，也更期待我国的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尤其是课程改革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