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府千年仰泰斗，教坛举世颂楷模”
—— 论唐圭璋先生对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词学教育体系的师承与发展贡献

王筱芸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北京 100732)

“词府千年仰泰斗，教坛举世颂楷模”(1)钟振振.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89页。，是1985年10月，中华书局、中国韵文学会、南京师范大学等八单位联合举办、隆重庆祝唐圭璋教授从事教育工作65周年暨85寿辰盛典上的贺联，代表了学界对唐师的评价。唐师以《全宋词》《词话丛编》《全金元词》等巨著，和《纳兰容若词》《宋词三百首笺》《南唐二主词汇笺》《校注词苑丛谈》《南宋词简释》《姜白石评传》《论梦窗词》《云谣集杂曲子校释》《宋词四考》、《词学论丛》等开拓性的深入研究，成为20世纪现代词学的奠基者、领军人和词学文献学大师。他对近现代转型过程中，现代中国词学学科构成的重大贡献，学界已有公论。从上世纪30年代唐师编撰《全宋词》时，著名词曲学大家吴梅先生即称：“唐子此作，可谓为人所不敢为矣！”“今唐子以一人之耳目，十年之岁月，成此巨著。举凡山川琐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无不备采。已非馆阁诸臣所及，而《互见表》一卷，尤足息前人之争，祛来学之惑，此岂清代词臣得望其项背!”(2)钟振振.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11页。称唐师《词话丛编》“此书洵词林之巨制，艺苑之功臣矣。”(3)钟振振.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14页。上世纪九十年代，程千帆先生对唐师 “以清儒治经史之术治词，可总称之曰词学文献学，翁则可谓此学一大师”之“词学文献学大师”(4)程千帆.圭翁杂忆 [M].钟振振.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47页。的称道；以及后学对唐师“集诸家之大成，创亘古之伟业”(5)王兆鹏、刘尊明.集诸家之大成，创亘古之伟业——唐圭璋先生整理研究词学文献的方法和贡献[J].文献，1997(2)。、“几代人的功业，成于一人之手，学界共景仰”的评价。(6)施议对.民国四大词人[M].北京：中华书局，2016，第148页。都较充分地总结了唐师作为20世纪中国词学一代宗师和词学文献学大师的巨构和贡献，完全无愧于“词府千年仰泰斗”的评价。唐师作为从教70年的20世纪词学教育家，其“教坛举世颂楷模”的词学教育成就，唐门弟子和词学界亦多有回忆和回顾。但是从20世纪初中国词学教育古今转型过程中，唐师对近现代中国词学教育体系的师承、发展贡献似乎系统梳理总结不够。从同门王兆鹏学兄最近完成的《唐门学谱》看，仅以1978年改革开放后，唐师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以门、派、支三级排序，竟有七派六百多人之众。如果从20世纪30、40年代计，唐师培育的词学弟子更众。如程千帆先生所论：“三千弟子，无惭菊秀兰芳，学派遥承乾嘉室。”(7)钟振振.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05页。唐门弟子对唐师的词学研究事业，传承有序，继往开来；不仅在版本目录、辑佚考证、笺注等词籍文献学方面成果斐然，在唐师建构的词学研究十大门类全面开花，硕果累累，有目共睹。可见唐师作为20世纪词学教育家，不仅师承有自，而且其词学教育思想和词学教育体系系统性、开拓性卓有成效。本文拟从张炎《词源》记载的宋人词学教育方式溯源，将唐师学词和词学教育的师承源流谱系，置于清季至民国、建国、改革开放时期——20世纪中国词学教育古今转型的背景下进行总结分析。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求真”与“求变”两大词学教育体系并行、消长的过程中，探寻唐师以“求真”宗派谱系为师承，坚持“声学与尊体”并重、“学词与词学”并行的词学教育思想和词学教育实绩。总结唐师历经半个多世纪形成、创新的词学教育模式，及其对中国现当代词学教育体系的发展与贡献。

一、 从张炎《词源》溯源宋人学词与词学并行的教育模式

词兴于唐五代，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复振兴于有清一代。词学至民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显学，(8)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J].文学遗产，1999(3)。词与词学历千年而至今不衰。但关于唐五代北宋人学词授词的记载，因当时人沉浸其中，樽前花间逐谱弦歌，口耳相传，所记寥寥。无论是专擅歌词、“以侧艳之体，逐管弦之音”的温庭筠，还是精通词乐“多游狭邪，善为歌辞......声传一时”的柳永；无论是提举北宋朝廷大晟府、精通词乐“负一代词名”的周邦彦，还是精通音律善于自度曲的姜白石，关于学词与授词的记载基本阙如，但他们应歌与应社之作却极其丰富。直到南宋末张炎作《词源》 “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始载：“昔在先人侍侧，闻杨守斋、毛敏仲、徐南溪诸公商榷音律，尝知余绪，故平生好为词章，用功四十年。”(9)张炎.词源·卷下·序[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55页。将其父亲与父执朋辈数十年倚声填词、辨宫商、论作法，崇雅正，追溯隋唐以来歌词制作中关于古音、雅词的创作经验，从制曲、句法、字面、清空、意趣等十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归纳的同时，乃彰显南宋文人“家学渊源—师承授受—结社倡和—切磋精进”的词学教育模式。这一词学教育模式，显然与历来古代文人经史子集、诗文传家的授受模式相似。不同的是，经史诗文教育是科举取士、选官必备的资质，是进入官场必经之路；而歌词是佐酒宥樽、娱宾遣兴，记叙四时感兴艳情的私己小道；只因“音律必协”的声学要求，精通此道者寥寥。经过唐五代到两宋的兴盛发展，歌词虽小道，却是文人抒发一己情感、显示生活品味、音乐素养和个人情致的音乐雅好，士人、诗人多以此相互彰显竟技。至南宋，学词与词学教育已经形成专门之学。

从张炎《词源》上下两卷的内容结构看，上卷专论音律，下卷专论按谱协律、意格雅正的词之作法，以及指导创作的词学，显示了南宋“声学与雅正”并重、“学词与词学”并行、充满结社雅集倡和现场感的词学教育内容和词学教育宗旨，形成“家学渊源—师承授受—结社倡和—切磋精进”的词学教育模式。

从张炎《词源》的记载看，宋代词学教育，尤其是如张炎这样的世家贵胄子弟，首先是来自家学与家庭环境的陶冶。有无家学渊源，词学教育水平截然不同。张炎的词学家学渊源，不止父辈。从曾祖张镃、父亲张枢到张炎，具有数代相承的音乐家学根底和声伎乐歌财力资源。两宋时期学词、作词、唱词、词集传世的家学渊源，肯定不止张炎一家，诸如北宋晏殊、晏几道父子，只是不如《词源》关注此道记载详尽而已。张炎学词始于家学，“昔在先人侍侧”，从小目睹父亲按谱填词，父执朋辈倡和，家伎逐管弦而歌的雅集。张炎的父亲张枢，字斗南，号寄闲。“晓畅音律，有《寄闲集》，旁缀音谱，刊行于世，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阻而改正。”(10)张炎.词源·卷下·序[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56页。张炎的曾祖张镃，曾撰有《赏心乐事》《桂隐百课》和《玉照堂梅品》，记载其壮年辞官，退居临安后筑园设景，呼朋唤友、诗词歌酒唱和、以应四季二十四时节气不同景致的雅集，这表明张炎学词作词，不仅源自其父祖先人擅词乐、懂音律、善填词(其曾祖张镃的“南湖桂隐”是南宋中期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周密称“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其父张枢家中有“湖山绘幅楼吟台”，是他们父子与周密、李彭老、陈允平等宋末词人频繁倡和之地)，而且有旁缀音谱的词集《寄闲集》刊布传世；有雅集四时倡和，有歌者演唱以验是否协律。这种源于家学的歌词创作、宴享雅集情境，是学词者耳闻目濡、接受熏陶的教育资源。

张炎学词的第二种方式是师承授受。他师从当时著名的古琴家、精通词乐词律的词人杨瓒学词。张炎《词源》一再强调学词、作词协律不易：“词之作，必须和律。然律非易学，得之指授方可。”必须有老师、特别是精通乐律的名师指点传授不可。除老师传授指导外，还需要在与朋辈师友的日常词课、雅集倡和、分题赋曲、相互切磋中获得提升(11)张炎.词源·卷下·序[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65页。。这是张炎学词的第三种方式：“近代杨守斋精于琴，故深知音律，有《圈法美成词》，与之游者周草窗，施梅川、徐雪江、奚秋崖、李商隐，每一聚首，必分题赋曲。”(12)张炎.词源·卷下·序.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67页。与张炎同时的著名词人周密也曾师从杨瓒，故精通音律。授词导师杨瓒，除了深谙音律外，在创作上也有行之有效的门径和真传。除有《圈法美成词》作为范本供学生模仿训练，“守斋持律甚严，一字不苟作，遂有《作词五要》。”“第一要择腔。腔不韵则勿作……第二要择律。律不应月则不美……；第三要填词按谱……第四要随律押韵。第五要立新意。”(13)张炎.词源·卷下·序.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67-268页。所谓师承授受，除了先生指导外，学生受教之时，也需要体悟、总结、提升，形成自己的创作见解。张炎《词源》上卷专论音律、下卷专论作词的十四方面，是师从杨瓒多年，为学词、作词、论词服务的专门之学。可见南宋人学词与词学，创作与研究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这是张炎《词源》总结的第四种词学教育方式：“学词与词学”——由学词进入词学研究。因学词作词而结社倡和谓之“群”，因“群”而有“派”，因“派而有所“宗”；形成师承有序的门派，成为声气相通的词人宗派群体。因创作精进而至词学专精，创新一代词学主张。张炎《词源》就是他“学词与词学”并行四十多年研究总结的专门之学。张炎《词源》主张词按谱协律，倡导“雅正”“清空”“意趣高远”，强调“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要精思。”体现了以张炎、周密、杨瓒为中心的西湖吟社词人群体和南宋格律派词人，(14)肖鹏.西湖吟社考[J].词学，第七辑.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声学与雅正”并重、“学词与词学”并行的词学教育宗旨和内容。从张炎《词源》看，南宋词坛“家学渊源—师承授受—结社倡和—切磋精进”的词学教育模式已经十分成熟。学词有精通词律词乐的专家时贤，有专供学词模仿的范本《圈法美成词》，有学词门径“作词五要”，并有学词与词学专门之书——《词源》。有词派——以周密、张炎、杨瓒为中心的西湖吟社词人群体和南宋格词律派。有“学词与词学”的专门之学和专门之书。如龙榆生先生所论：“词乐一线之延，至宋季已不绝如缕。张叔夏氏，始著《词源》一书，词乃成为专门之学。”“词之有学，实起于张氏”。(15)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J].词学季刊，1934，1(4)。宋人的词学教育内容、宗旨和模式，亦借张炎《词源》彰显。

至清代，张炎《词源》由清人钩沉发掘，其词学宗旨和词学教育内容及模式，亦由清人师承并发扬光大。清人秉承南宋人“家学渊源、师承授受、结社倡和、分题赋词、相互切磋”的词学教育方式，学词和词学蔚然成风。唐宋词乐至清代虽已不传，词由“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16)纪昀.宋名家词提要[M].四库全书总目(卷二零零).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1833页。但清代词学中兴，乃因“托体尊”和“审律严”(17)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清词能上接两宋，实因具有下列两种优点：一，托体尊；二，审律严。”参见《暨南校刊》1930年67期第30页。并重，因学词与词学并行，迎来清词创作和清人词学研究空前繁盛。

从词学教育的家学渊源看，清吴中人戈载词律词韵家学渊源堪比张炎：“惟自揣音韵之学，幼承庭训，尝见家君与钱竹汀先生讲论，娓娓不倦。予于末座，时窃余绪。家君著有《韵表互考》《并韵表》《韵类表》《字母汇考》《字母会韵纪要》诸书，予皆谨谨校录。故于韵学之源流、升降、异同、得失，颇窥门径。近又承顾丈涧萍(顾广圻)，谈宴之余，指示不逮，更稍稍能领其大略。”(18)戈载.词林正韵·发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最终获得“近来填词之学，吾吴中为盛，戈氏首发音律之论，……由此以精究九宫八十一调之变，虽谓大晟雅乐至今复兴可矣”(19)朱绶.桐月修箫谱序，吴中七家词[M].清嘉庆刊本。的成就。与张炎《词源》所记“昔在先人伺侧”，有父执时贤名师指点的学词与词学教育模式相近。再如清末民初著名词人叶恭绰，出身于清代词学世家，“其曾祖父莲裳先生，祖南雪先生，两世皆以词鸣。自其垂髫，濡染家学，即能为词，而所为辄工。”(20)叶恭绰《东坡乐府笺序》，载《遐庵汇稿》，民国丛书(第二编94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2。叶恭绰先生一生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世，家学渊源深厚，一生与各派词社雅集倡和、切磋不断。其创作与词学研究兼擅，作为朱祖谋沤词中坚，发起并与社友通力合作编辑《全清词钞》，保存有清一代词作，是继承践行宋人学词与词学教育研究模式的典范。

“词至清代，可谓极盛之期。惟门户派别，颇有不同。二百八十年中，各遵所尚，虽各不相合，而各具异采。”(21)吴梅.词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88页。但“托体尊”和“审律严”(22)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J].暨南校刊，1930(67)，第30页。并重、学词与词学并行的词学教育研究模式一以贯之。朱彝尊编《词综》创立“浙西词派”，极尊姜夔张炎“清空”“雅正”，以“醇雅”笼罩康、雍、乾三朝词坛百余年。张惠言、周济创导常州词派，以《词选》《词辨》《宋四家词选》学词授受、推尊词体，探源骚雅，倡导“意内言外”，师承谱系源远流长。戈载编《宋七家词选》、著《词林正韵》，创立吴中格律派，旨在补救清初以来“词之体始尊，词之真亦渐失”之弊，倡导“词韵实与律相辅” “声亡而韵始严”(23)王鹏运.词林正韵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328页。的“尊体与声学”并重的“求真”之旨。使词坛达成“托体尊”和“审律严”(24)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J].暨南校刊，1930(67)，第30页。并重的共识。王鹏运、况周颐创立临桂词派，通过同光(1874—1904)之际的“觅句堂”唱和在京师造成影响，奖掖后学；后又参与《薇省同声集》唱和，结盟词坛。戊戌间又以咫村词社、校梦龛词社的创立为标志，宣告临桂词派的形成，践行“重拙大”宗旨。王鹏运编《四印斋所刻词》“於词学独探本原，兼穷蕴奥，转移风会，领袖时流”。(25)叶恭绰.遐庵词话[M].上海：上海书店，1990。况周颐著《蕙风词话》，推尊光大王鹏运 “重拙大”之旨，成为学词者趋之若鹜的“填词广大教主。”王、况与朱祖谋、文廷式、郑文焯被民国词坛尊为清季五大词人，朱祖谋继王鹏运之后，刻《彊村丛书》总结词籍“精审”之规；精研词律有“律博士”之誉；编《宋词三百首》，使民初学词者有范本，领“沤社”雅集倡和几十年，奖掖后学培育一代民国词宗，无愧“集清季词学之大成”、中国千年词“一大后劲”。(26)叶恭绰.全清词钞后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2。

清人“学词与词学”并行互动的词学教育与词学研究模式，较之张炎《词源》所记载的南宋词人群体，更为自觉、深入和专精。由词人之词，进而形成学人之词。如钱仲联先生所论：“清词人之主盟坛坫或以词雄者，多为学人，朱彝尊、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陈澧、谭献、刘熙载、俞樾、李慈铭、王闿运、沈增植、文廷式、曹元忠、张尔田、王国维，其尤著也。”(27)钱仲联.全清词序[M](顺康卷).北京：中华书局，2002。各派宗主，均以各自所擅长的经史、金石、诗文、声韵、考据等深厚学养，经由学词而词学研究，形成更精深全面的词之专门之学。清人学词和词学可称“八有”：有词社、有词选；有宗派、有宗旨；有专家、有专书；有门径、有范本。清人结社倡和，前有朱彝尊浙西词派，于康熙十八年(1679)前后，“得《乐府补题》一卷，爱而亟录之，携至京师”“而辇下诸公之词体一变，继此复拟作‘后补题’。”“开卷必有咏物诸篇，亦必和《乐府补题》数阙。”(28)严迪昌.乐府补题与清初词风[J].词学(第七辑).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后有清末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于庚子年倡和题咏的《庚子秋词》，以词为史，流风余韵，衣被清末民初以朱祖谋为代表的“沤社”和《沤社词钞》。至于有宗派、有宗旨；有专家、有专书；有门径、有范本，词学界有：“万树《词律》出，而后人知守律；戈载《词林正韵》出，而后人知审音；张惠言《词选》出，而后人知尊体；朱祖谋《疆村丛书》出，而后校雠乃有专家”(29)朱孝臧.彊村丛书[M].疆村遗书·张尔田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之论。周济《宋四家词选》出，学词有门径：“问途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30)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643页。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出，“转移风会，领袖时流”。(31)叶恭绰.遐庵词话[M].上海：上海书店，1990。况周颐《蕙风词话》出，“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32)况周颐.蕙风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4406页。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出，学词有范本。共同将南宋人“声学与雅正”并重、“学词与词学”并行的词学教育宗旨和教育模式，推进整合为“托体尊审律严”“重拙大”一体的“声学与尊体”并重，“学词与词学”并行。是清季民初，传统中国词学教育和词学研究成就的集中体现。

二、 20世纪初中国词学教育古今转型之际唐师从吴梅学词之词学教育模式和师承源流谱系

20世纪20年代民国之初，中国教育由“废科举”向“兴学堂”古今教育模式转型之时，唐师学词师从吴梅先生。吴梅先生承前继后开创的民国词学教育模式，既继承以朱祖谋为代表的清季传统词学成就，又以民国大学现代教育体制为载体。其词学教育内容和词学教育模式，可谓兼得古今之长，为20世纪现代词学教育体系奠基立石。吴梅先生自谓：其“词得力于彊村遗民(朱祖谋)”，(33)唐圭璋.回忆吴先生[M].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033页。他将清季“声学与尊体”并重、“学词与词学”并行的词学教育内容与词学教育宗旨，及其词曲创作实践，带入20世纪初民国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是民国时期现代词曲学教育体系的承前启后世纪传人，被时人和后人称为20世纪初著名词曲大师和著名词曲教育家。

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标志着中国传统科举教育模式的现代转型。梁启超自1896年主《时务报》笔政，在世路动荡中执言论界牛耳二十多年，以“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立说，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废科举、兴学校”先开端绪。中国现代教育学制的催生，正是从这种逻辑建构中派生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四日，清廷准袁世凯等《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通过颁发，光绪帝上谕：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阻碍学校推广，“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此前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上书亟请废科举，其间《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和《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先后颁布，加速科举停废和新式学堂建置。当朝廷停废科举之日，君臣交孚，共认“学堂最为新政大端”(34)杨国强.新人物与旧科举[J].读书，2021(10)。，朝野遂大兴新式学堂热潮。至1909年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已达五万多所，京外在校学生达160万人。

在经历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共和制的近现代鼎革之变后，1915-1919年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领袖的“新文化运动”、“文学改良”、“白话文学运动”雄起，现代大学、中学、小学教育在中西、古今、新旧较量中胜出并且日渐制度化之际，1917年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领导下，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英国文学)、刘师培、鲁迅(周树人，中国小说史)、钱玄同(音韵学)、吴梅(词曲)、王易(词史)、刘半农(新文学)以及杜威、罗素等中西、古今、雅俗(35)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词曲类提要》：“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07页.不同学派学者，相继被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36)北京大学日刊[N].1918、1919。。

诗、词、曲作为民国现代大学教育课程走进北京大学课堂，是从蔡元培1917年元月到北京大学走马上任开始的。蔡元培到任北大后，转变理念勇于拓新，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增设了诗学、词曲、小说等新课程，体现北京大学教学科研的新变。1903年清廷《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中国文学门”宣告成立。1912年9月，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废除经学科，现代七科之学始告确立，北京大学随之设有“中国文学门”，后改称“中国文学系”。191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一览》和1919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课表，已经出现“词曲”(吴梅)课程和教授之名。词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被纳入到现代“中国文学教育”体系，登上现代大学中文系的讲坛。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北京大学对于现代词学的学科化，有奠基立石的意义。

吴梅先生是第一个将词曲学教育和词曲创作带入北京大学讲堂的词曲大家，是“既开风气亦为师”的现代词曲教育家。吴梅先生对古典诗、文、词、曲研究精深，师承大家：“为文得力于盛霞飞先生，诗得力于散原老人，词得力于彊村遗民，曲得力于粟庐先生。”“不仅自己能作、能谱、并且能吹、能唱、能演。”(37)唐圭璋.回忆吴先生[M].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033页。被誉为“近代著、度、演、藏各色俱全之曲学大师。”与王国维先生同尊为20世纪词曲学的承先启后者。王国维先生1908年以《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开中国现代词曲学研究之先导；吴梅先生则是集词曲创作与研究于一身，开中国大学现代词曲学创作、教育之先导。1917年至1922年，吴梅先生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讲授词曲学。他在课堂上亲自带领学生学习被时人视为“小道末技”的吹笛、订谱、唱曲、创作歌词戏曲，讲授《词学通论》和《曲学通论》,开创了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下创作词曲和研究词曲学的新风气。吴梅先生1917年至1922年在北京大学掌词曲教席;1922年至1928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掌词曲教席；1929年至1937年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掌词曲教席。吴先生所到之处皆成为词曲学研究重镇，培养了大批学有所成的词人和戏曲作家、词学研究家和教育家。其中唐师、卢前、王驾吾三大弟子，最为吴师称道。卢、王专攻曲学文章，词学唐师独领风骚。(38)吴梅：“余及门中，唐生圭璋之词，卢生冀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皆可传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吴梅全集·日记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7页。

1922年夏，唐师考入东南大学中文系。正值吴梅教授应邀从北京大学到东南大学执教，唐师即师从吴梅先生学习词曲。据唐师《我学词的经历》记载：“我在南京读中学时，只读过一些古典诗文，对词曲虽爱好，但涉猎不多。1922年，我二十二岁，考进了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旧址即现在的南京工学院)，开始从吴梅先生学习词曲。”(39)唐圭璋.我学词的经历[J].文史知识，1985(2)。说明唐师学词，并无家学渊源，以师承吴梅先生为主。《我学词的经历》详细记载了吴梅先生讲授词学与唐师学词、下决心治词的过程：

“吴先生初开‘词学通论’课，讲授词韵、平仄、音律、作法及历代词家概况，使我初步了解到有关词的各方面知识，引起我对词的爱好。接着吴先生开‘词选’(40)吴梅所授“词选”课有平湖图书馆藏胡士莹录油印本，南京图书馆藏1922～1928年东南大学讲义本。课，选历代名著，阐述详尽，更使我在词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吴先生又开了两年‘两宋专家词’课，对专家进一步做了深入的研究，这就使我决心踏上治词的路径。”(41)唐圭璋.我学词的经历[J].文史知识，1985(2)。

可知吴梅先生1922至1928年在东南大学开设的词学教育课程是：词学通论、历代名词选、两宋专家词。”词曲作为大学课程，“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表上，先是‘词曲’合称，然后是‘词曲’分开；并分别有‘词(曲)’、‘词(曲)史’。后来更发展为‘词(曲)选’、‘词(曲)史’、‘词(曲)家专集’、‘词(曲)学概论’，一步步走向细密化和系统化。”(42)陈水云.有声的词学—民国时期词学教育的现代理念[J].文艺研究，2015(8)。作为民国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主干课程，形成比较周密而完整的体系。比较吴梅先生1917至1928年在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开设的“词学通论”“词选”“专家词集”等课程系列，前后课程名称和课程建置，明显呈现出一步步走向分科细化和体系化的特征。体现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大学现代教育制度和授课体系的驱动下，中国词学教育课程逐步现代化、有序化、体系化的过程。表明进入现代大学教学体制的词学教育课程设置，既要准确反映词学学科体系的内在规律，同时必须符合现代大学教育体制规范和教学实践。从词学教育现代建构的专业化、和词学知识谱系化角度看，这正是20世纪中国词学近、现代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因和重要过程。

从上述唐师跟随吴梅先生学词及个大学开设的词学教育课程看，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民国词学教育课程已包括“通论”、“词选”、“词史”(43)刘毓盘《词史》(1919年授此课程于北京大学1922年编订出版)、王易《词曲史》1927年任教于南京第四中山大学，1931年出版。三大版块。“通论”重在词的体制探讨及填词“作法”门径传授；“词选” 主要讲授历代大家名作，或选词为例、示人以填词规矩；或通过选词彰显编选者词学主张;“词史”则介绍词的源流历史变迁。清代词学受诗学影响, 从清初就逐步形成“词史”说。前有陈维崧、周济(44)陈维崧(1625-1682)《词选序》:“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周济(1781-1839)《介存斋论词杂著》云:“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0页。发轫，后有王国维、胡适受西学影响创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刘毓盘撰《词史》著书立说。“词史”作为近现代词学转型的重要表征，注重探究词发展的源流因果，是对传统词学“知识”进行逻辑建构的结果。词的体制、作品、历史三大版块，构成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民国词学教育知识体系；由与之对应的词学教育课程———“通论”“词选”“词史”来实施完成。(45)陈水云.有声的词学—民国时期词学教育的现代理念[J].文艺研究，2015(8)。就学词和词学教育课程设置而言，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以“通论、声律作法、词史概论”的体例和课授，最早也最具代表性。

《词学通论》是吴梅先生1918年至1938年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地授课的讲义，二十年间在授课过程中不断完善，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九章，由上、下两编构成，上编五章谈体制：绪论论词体源流，词、诗、曲体制区别等重要问题；后四章论平仄、四声、用韵音律、作法；下编论词史，用四章概论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四个时段词之源流正变，诸家之作法与利病得失，展现兴起、繁荣、中衰、再兴的词史雏形。在民国现代大学词学教育体制下，影响人们对于词学体系建构的思考。(46)陈水云.有声的词学—民国时期词学教育的现代理念[J].文艺研究，2015(8)。《词学通论》的上、下编结构框架，体现了吴梅先生“声学与意格”并重的词学教育内容设置。其《论音律》一章附《八十四宫调正俗名对照表》《管色杀声表》《古今雅俗乐谱字对照表》《中西律音对照表》，体现吴梅先生重视并擅长声学、精通古今中西音律谱字的专业素养。他以“词有律有文，律不细非词，文不工亦非词。有律有文矣，而不从沉郁顿挫著力，尤非绝尘之技也！”(47)吴梅.词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82页。，将清代以来“声学与尊体”并重的倡导，发展为“声学、文辞、意格”并重的词体观和词学教育宗旨。突显《词学通论》的贡献，是以民国现代大学词学教科书为载体，以“学词与词学”并行，“声学、文辞、意格”并重，“为学词与词学提供登岸之筏，堪称世纪词学由古到今创造的奠基之作”(48)施议对.千年词学通论[J].西北师大学报,2020(5)。。

在民国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下讲授学词与词学的同时，吴梅先生还将古今词学教育模式融为一体：“先生教课，理论结合实际，吹(笛子)、唱(昆曲)、填(词)、作(曲))无一不精。课堂教学，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有时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他将一些词曲配上乐谱，在课堂上用笛子吹奏起来，抑扬顿挫、情趣盎然，真是一种绝妙的艺术享受。”(49)唐棣棣，卢德宏.词学大师唐圭璋[M].钟振振.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7页。“春秋佳日，星期有暇，先生常率领我们学生游览南京名胜古迹，每到一处，都和我们一起作词谱曲。明故宫、灵谷寺、玄武湖、扫叶楼、豁蒙楼，常有我们师生的足迹。有时我们师生也‘夜泊秦淮近酒家’，作访《桃花扇》里‘媚香楼’的词曲，尽欢而散。先生家住大石桥，我们学生常到他家里习唱，玉笛悠扬，晚霞辉映，师生唱和，其乐融融。我们都学会了吹笛唱曲，对词曲源流及其关系也都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与体会。先生在校时，还建立‘潜社’(取‘潜心学术’之意)作词，我与同学段熙仲、王季思、张世禄、周世钊、常任侠等都参加作词作曲，并刻过《潜社词曲汇刊》。”(50)唐圭璋.我学词的经历[J].文史知识，1985(2)。即便大学毕业后，唐师依然追随吴梅先生，结社倡和切磋精进：“1934年，前辈词家云集南京，吴先生组织‘如社’，取意‘如切如磋’之意，约缪竹庵、林铁尊、仇述庵、石云轩、陈匪石、乔大壮、汪旭初、蔡嵩云诸先生和我参加，每月集会作词。词调由各人轮流出，词题、词韵不限，但词调以依四声为主，取名家创制为准则，如《倾杯》依柳永“骛落霜洲”体，《换巢鸾凤》依梅溪四声，《绮寮怨》依清真四声，《水调歌头》依东山四声，《泛青波摘遍》依小山四声，一词作成，虽经苦思，但也有乐趣。‘如社‘刻过《如社词钞》一册，各家亲笔余稿曾在我处。”(51)唐圭璋.我学词的经历[J].文史知识，1985(2)。沿用“师生授受—结社倡和—切磋精进”的传统词学教育模式，创作路径或者檃括名家名作、或者取名家创制为范型，总结出 “屯田体”、“清真体”、“东山体”、“梦窗体” 等经典体式，而后“依体步韵”。

古今合一的学词训练和温暖愉悦的切磋精进，使唐师学词与词学研究进步飞快。并与吴梅师形成传统儒家如沐春风般温暖的师道、师生人伦关系。如唐师所忆：“计予从先生十六载，勉予上进，慰予零丁，示予秘籍，诲予南音。书成乐为予序，词成乐为予评。柳暗波澄，曾记秦淮画舫；枫江秋老，难忘灵谷停车。”(52)唐圭璋.吴先生哀词[M].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040页。这种温暖亲切的师生关系和师生之情，也由唐师传承，成为日后他的学生们最深切的感忆。

正因为师从吴梅先生古今合一的词学教育模式，唐师经过全面系统的学习，形成自己学词、读词、作词、改词、注词、辑词、论词的学词和词学研究模式。既为他学词指示入门途径，亦为他日后词学研究和课授词学提供深厚宝贵的学术支撑。

从1917年～1938年，在吴梅先生授词、唐师从学期间，与吴梅先生古今相辅的词学教育模式前后或同时并行的，还有另外几种方式。一是以朱祖谋、况周颐为代表的清季词人群体的私授、私淑词学教育方式。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和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风行清季民初。民国三大词学家和词学教育家——龙榆生是朱氏门人临终授砚、传承未竟词业；夏承焘承朱氏函授奖勉有加；唐师著《论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谓“虽未曾趋前请益，然读其词作与论著，受益良多”,认为“朱氏天性易和，爱才情深，海内受教者指不胜屈”(53)唐圭璋.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M].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019页。。衣被20世纪几代学人。吴梅先生继承况周颐、朱祖谋“体制内”(54)胡明.一百年以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J].文学遗产，1998(2)。“求真”一脉，进入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构成现代词学教育“声学、文辞、意格”并重、“学词与词学”并行的“体制内”派。再一派是以1927年胡适针对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出版《词选》(55)胡适《词选》序：“近年朱彊村先生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个人的见解；我这三百多首的五代宋词，就代表我个人的见解。”、并作为民国高级中学国语专用读本(56)胡适《词选》始编于1923年，1927年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为普通版和“新学制高级中学国语科用”教材两种版本。为标志的新词学——白话标点、新诗句式、以白话词为主的《词选》类型；将白话词作为白话文学之源的新观念；三段式词史新建构；用白话句读、以白话词推动白话文学运动的通俗化大众化词学教育模式。以及追随者胡云翼《词学ABC》“只要词学不要学词”(57)胡云翼《词学ABC》：“我这本书是‘词学’，不是‘学词’，所以也不会告诉读者怎样去填词。……因为我不但不会告诉他一些填词的方法，而且极端反对现在的我们，还去填词。……词体在五百年前便死了。”上海ABC丛书社，1930。的词学教育倡导。如龙榆生先生所论：“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58)龙榆生.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J].词学季刊，1936，3(3)。此后八十余年，胡适《词选》风行海内，影响至今，再版无数。与胡云翼的《词学》及后来的《宋词选》一道，以现代新词学和“豪放”“婉约”二分法，重构几代人词学审美意识和词史观念。

教科书和课程设置，代表现代教育体制下一个领域的基本知识体系共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民国中国词学教育，既有吴梅《词学通论》、朱祖谋编《宋词三百首》作为大学教材和读本，也有胡适《词选》作为高中教科书；包容“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不同的词学教育体系。如果说以胡适、胡云翼等为代表的新词学观、新词学研究和词学传播教育，是继承王国维“求变”“求新”一脉，旨在解构颠覆传统词学建立现代词学，开创现代词学观和审美新标准。吴梅先生的词学教育模式，则是承上启下古今合一，以“求真”之旨的“体制内”词学教育蜚声南北。而唐师从吴梅先生学词，走的是一条在民国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下，古今词学教育模式兼容并蓄，坚持“声学、文辞、意格”并重、“学词与词学”并行的词学教育宗旨、教育模式和师承源流谱系。(59)陈水云比较两种不同的词学教育理念产生的实绩：“以西南联大为代表，把词作为‘国故‘—一种历史现象进行整理和研究，侧重于词的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以中央大学为代表，虽然也以知识传授为其重心所在，却不放弃对于创作的技能训练，追求的是知识与技能双修，并将其转化为学术研究的潜能或动力。事实证明，在现代词学史上，以中央大学在词学研究上成就最为突出。”《文艺研究》2015年第8期。

三、唐师词学教育实绩和词学教育模式的师承、发展与贡献：

唐师自1922年师从吴梅先生学词，1928年中央大学毕业，至1990年归道山，其学词—词学研究—授词经历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民国时期(1922～1949)；第二阶段：新中国时期(1950～1977)；第三阶段：80、9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1978～1990)。第一阶段民国时期(1922～1949)，以1939年为界；1939年之前以学词—词学研究为主，授课为辅。1939年～1949年在重庆、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授词与词学研究并重。第二阶段：建国时期(1950～1977)，前期1950年至1953年任教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后期1953年秋至1977年任教南京师范大学。根据当时的高校授课制度，词学不再单独分科。唐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从《诗经》《楚辞》至清代《长生殿》和《桃花扇》,同时指导曹济平、潘君昭、钟陵等青年教师进修古典文学和词学研究(60)唐棣棣.卢德宏.词学大师唐圭璋[M].钟振振.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3页。。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唐师于1978年至1990年作为国家教委任命的首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指导培养南京师范大学首届词学研究硕士、博士研究生。本文将分两个部分论述唐师1922年至1949年学词与词学研究及教育实绩的师承、拓展和创新：第一从师与励志宏图，第二师承与拓展创新。1953年至1990年的词学研究和词学教育成就，限于篇幅，将另文论述。

第一，从师与励志宏图——唐师学词路径与词学研究成就为词学教育打下的雄厚基础。

1922年～1937年，唐圭璋先生师从吴梅先生学词，“先生教学认真，诲人不倦，要求学生多阅读，多思考，多写作。我在先生的指导之下，首先读熟《词选》中所选的词，次则完成先生在课堂上所布置的词学写作。”唐师的尊师、勤奋和聪慧，不仅仅表现在追随吴梅师循序渐进的课程安排和课程学习，欣赏、甚至崇拜吴梅师的歌词吟咏唱诵、授课板书；更体现在师承授受中举一反三、善于学习，互动敏锐、专心勤奋，志存高远,在体悟习得中找到学词门径和词学研究切入点，迅速形成自己的学词和词学研究方式。由学词而读词而笺注词、辑词、论词；由作词、选词、改词、掌握创作门径法度,是学词与词学并行、创作与研究并重的典范。

1922年～1928年，“我在吴师的熏陶下，一面作词唱曲，一面开始汇辑《纳兰容若词》。”唐师其时因读词求其通而注词。如程千帆先生回顾唐师从师之初即斐然有著述之意：“朱古微《宋词三百首》为近代影响极大之选本，霜崖(吴梅)师尤重视之。翁早岁即斐然有著述之意，因博采词话、旁及小说杂记，以为之笺。……书既出，风行海内。”(61)程千帆.圭翁杂忆[M].钟振振.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46页。1934年唐师《宋词三百首笺》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后，广为流传。1947年再版、1948年重印，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版后，风行两岸三地,成为20世纪40年代、50年代的词选读本。唐师因读词须了解词人生平、知人论世，关注词人词作本事而编辑《宋词纪事》。唐师读词注词论词求当行本色，除笺注《宋词三百首》，训字义、注典故、明用事外，借助历代词话词论理解词作，遂有汇辑《词话丛编》之壮举。因读词注词求词集之真，关注词集版本校勘和词集汇辑，进而辑宋、金元词求其全。从汇辑《纳兰容若词》《南唐二主词汇笺》起步，励志宏图编纂《全宋词》《全金元词》。更具宏规远略的是，唐师编纂《全宋词》的同时，还广泛搜集金元词和历代词话著作，编成《全金元词》《词话丛编》；又汇考词集目录版本，校勘笺注词集，辑佚补遗，考订词人生平和词作真伪，为撰写《宋词版本考》作准备。如程千帆先生谓唐师：“于词之纂录、表谱、笺疏、校勘、辑佚、目录、版本诸端，皆有博稽之功。”(62)程千帆.圭翁杂忆[M].钟振振.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46页。1928年唐师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学和中央军校任教同时，于1931年开始编纂《全宋词》，1934年出版《宋词三百首笺》和《南唐二主词汇笺》，1934年《词话丛编》初印，1935年印《全宋词目录》，1937年编成《全宋词》和《全金元词》，1940年撰《宋词版本考》。唐师由从师学词读词起步，十数年励志宏图获得的学词门径、编纂的煌煌巨著，取得的巨大词学研究成就，为他的词学教育实践和词学教学模式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师承与拓展、创新——唐圭璋先生1939年至1949年词学教育实践与词学教育模式的师承与创新。

1939年，唐师应汪辟疆先生之邀，前往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任教,初任讲师，1941年升副教授，1943年升教授。期间开设的课程，有“历代词选”、“作词”(63)从北京大学《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到1944年8月教育部颁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科目表(修订)》规定词学课程有“词选附习作”,见陈水云《有声的词学—民国时期词学教育的现代理念》，《文艺研究》2015年第8期、词学研究(包括“词的起源”“词谱”“词律”“词韵”等)、“词史”，还有集东坡词、清真词、淮海词、稼轩词、梦窗词、草窗词于一体的“两宋专家词”课程。从课程名称看，与乃师吴梅先生相差无几,但若考察唐师这一时期配合课程开设和授课内容编选、撰写的讲义、论著和系列论文，如《论词之作法》《词的起源》《唐宋词简释》《论梦窗词》《姜白石评传》《纳兰容若评传》《唐宋两代蜀词》《屈原与李后主》《评〈人间词话〉》等(64)唐圭璋.自传及著作简述[M].钟振振.词学的辉煌—文学文献学家唐圭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6页。，可知唐师的词学课授，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随着词学研究和评论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加速，随着他词学研究不断深入取得的成就，无论是授课内容还是课授形式，都明显地“内外融通”，由师承向“会通”“求是”“创新”不断拓展。

(一) 从唐师《论词之作法》看他对“学词—作词”课授内容和授课方式的师承与创新：

师承吴梅师“学词与词学”并行的教育宗旨，唐师在任教重庆中央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兼课金陵大学期间，同样开设“词选”与“作词”选修课。1940年，因教学需要撰写《词的起源》和《论词之作法》，在历经四年的课授实践后，于1943年发表。

论词的起源与学词作词的专门之书和专门之法，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张炎《词源》和沈义父《乐府指迷》，以及清朝词学中兴产生的众多词话、词论、词律和词谱。作词之法，实根据不同时代歌词体制的不同型态，决定应取之途径。如吴梅先生《词学通论》第五章“作法”所论：词“在宋时，多有谱而无词；至今则有词而无谱。惟无谱可寻，斯论律之书多矣。”(65)吴梅.词学通论[M].第五章“作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0-47页。虽“有词无谱”，但“谱法虽佚，而字格尙在。”“学者就万氏《词律》按律诸声，不背古人之成法，亦可无误。惟律是成式，文无成式也。于是不得不论结构矣。”“作词之法，论其间架构造……能与人规矩。”(66)吴梅.词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0-47页。他根据清至民国词体“有词而无谱”“字格尙在”“惟律是成式”的现实，提出择调选韵之“结构”“字义”“句法”“结声字”“杂述”作词五法，用以补充周济、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等著名词家推崇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67)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643页。，以具体词人体式风格作法作为作词进阶门径的示范。从唐师《论词之作法》看，他的“作词”课授，既师承了吴梅师“按律诸声”强调结构之作词法，同时又根据时代变化，根据自己的学词作词体验进行拓展和理论提升，突显唐师在词学教育内容与模式上的“会通”“求是”与“创新”。《论词之作法》首先在论述体例上，已由传统的 “词话” 文言体例，转型为现代白话论文论述体例，更贴近经历十多年白话运动启蒙教育的大学生们的话语言说方式，拉近师生授受距离，在“作词”授课内容上，唐师根据当下学词者的文化素养、目标需求、功能路径，删繁就简，摒虚存实,将历来浩如烟海、似是而非的词之作法，提炼为三大要目：“先论作词之要则，次论词之组织，再次论词之作风。”(68)唐圭璋.论词之作法[M].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38页。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是吃透词体特性、词作组织结构和作词规律后，对传统“作词”知识和课授的现代建构。

唐师“作词之要则”之二是作词：“未作词时，当先读词。既作词时，则当以用心为主。”“用心”在此，其实已经触及创作心理学的范畴。唐师承接周济“作词应先用心于感物兴发，后用心于构思布局”的作词之法，更进一步明确：“欲作一词，首须用心选调、选韵，其次布局铸词”的关键步骤，然后以“特词法细密，词律严谨，词旨婉曲，更非处处用心，不能佳胜”的高度概括，把作词之法的真髓，从传统词话云山雾罩的感悟之语中解放出来，从词法、词律、词旨上明体制、辨泾渭、示路径，是师承、更是拓展和创新。

“作词之要则”之三是“改词”：“作词时须用心，词作成后，尤须痛改。”“痛改”二字，准确道出创作中必经的反复锤炼、脱胎换骨过程。“近日词人若王、郑、朱、况诸家，无不几经锤炼，几经修改，始存定稿。未有出手无瑕，一成不易也。”常国武老师对当年唐师如何课授“作词”路径、如何引导学生“改词”有生动的回忆:

在教学过程中，唐先生更侧重于对学生在辞章即创作方面的训练和培养。讲作品时，主要从艺术上剖析作者的匠心所在，期中、期末测试，更多的是指定一个词牌或曲牌，不限内容、不限韵部，创作两首，当堂交卷。”“1948年秋季的一次期中测验，唐师在黑板上写了一段白话文：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为了乘凉，独自划了一条小船，在垂杨飘拂的水面上轻快地驶过。这时，一阵大雨倾盆而下，被雨水打湿了的萤火虫，尾部的光团显得更大了，在大风之中，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坠落下来。我坐在船上，忽然感到西南方的天空，一道道紫色的电光排山倒海般地穿过云层。夜深了，高大的城门已经关闭；我引吭高歌，却没有人来应和，只有无数艘船只，静静地躺在水面上。”

要求我们用《点绛唇》词牌，依次用过、大、堕、破、锁、和、卧这七个字押韵，檃括上面那段白话文，当堂交卷。我当时这样写的：

“夜色冥迷，扁舟独向垂杨过。滂沱雨大。萤自随风堕。 伫望西南，紫电穿云破。江城锁。高歌谁和。寂寞千帆卧。”

下一次上课，先生发下批改后的同学试卷后，随即在黑板上写了国学大师王国维作的《点绛唇》词：

“暗里追凉，扁舟径掠垂杨过。湿萤光大。一一风前堕。 坐觉西南，紫电排云破。严城锁。高歌无和。万舫沉沉卧。”

“方知上节课先生是把王国维的原词译成白话文，让我们用原调、原韵还原，借以考察我们写作能力。对我的‘还原之作’，先生未改一字，末尾三句还用红笔打了双圈，但最后的评语不高，只是‘亦自稳妥’四字而已。”“我的作品有幸被选中，并被作为重点评讲的对象。”唐师逐句询问他如此用字用句的缘由，再同王国维原句两相比较，将原作构思、用语之佳处，与常词之不足、为什么不足、如何更改更佳，讲得入木三分。“唐先生评析我的还原之作的过程及其方法，堪称教学的典范。”“对我的教益极大，终身受用无穷。”(75)常国武.永怀师恩—回忆唐圭璋先生教学二、三事[M].钟振振.词学的辉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53-56页。通过檃括诗、文为词，是当年唐师随吴梅师学词常用的方法，在文体转换中，不仅可以迅速感受到诗、文、词的区别，而且体验到“特词法细密，词律严谨，词旨婉曲，更非处处用心，不能佳胜也”的作词秘诀。体现唐师将学词、词学、课授，融会贯通于一体，进行总结、提炼、提升、传播的学词方法、作词方法、研究方法和课授方法。

唐师《词之作法》第二要则“词之组织”共三法：“一字法、二句法、三章法”，是唐师创获最大的“会通、求是”之论。他既将沈义父《乐府指迷》发轫但所论无多的“起句、过处、结句、字面、造句、押韵”作词之法，和吴梅师《词学通论》总结的“结构、字义、句法、结声字、杂述”作词五法，一并归纳整合为“词之组织的字法、句法、章法。“盖积字以成句，积句以成片段也。诗不分片段，词则有二片、三片、四片者，故其法与诗不同。”唐师的“字法”“句法”是对古人作词“用字”“用句”之说和规律的比对归纳、精心提炼，所以谓之“法”。比之古人的论述，更为简练准确，更符合词的内部结构组织规律。张炎《词源》将“用字”锻炼形容为“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元陆辅之《词旨》云“炼字贵响”，两说皆重在比喻。唐师的“字法”，除去古人隔着一层的比喻，将用字之法提炼为“动字、形容字、虚字、代字、叠字、去声字之法。”并且对字法的功能一一举例说明：“动字：词中动词最要，往往一字能表现一种境界。形容字：李易安之‘绿肥红瘦’，甚为人所称。虚字：句中虚字，传神极妙。代字：妙有含蓄。叠字：善于描摹。去声字：极关音响。俗字：大伤词格。”既借助了现代汉语“动字、形容字”的成果，也将古人的创作经验进行了新的科学逻辑建构。唐师归纳的“句法”更精粹：“词为长短句，故句法变化极多。有单句，有对句，有叠句，有领句。”这是为词之体式服务的句法，“就作意方面，以论词人常用之几种句法，又有设想句、层深句、翻案句、呼应句、透过句、拟人句，其用意深，用笔曲，皆足以促进词之美妙也。”如果没有唐师自身学词、作词的“用心”，就无法达到他深入体验作者甘苦的会心；没有唐师深入细致、由繁至简的高度理性概括，不可能将为体式结构服务的句法和为作意服务的句法和功能，作如此仔细的辨析区分。唐师的“章法”分起、结、换头三面，师承了沈义父和吴梅师的成果，但归纳提炼得更加集中精粹。“章法：词集句以成节，集节以成片。有单片无换头者，有两片、三片、四片者，而以两片为最普遍。大抵每一韵，即是一节。节与节之间，最要脉络分明，层次井然。” “‘起’：词中起法，不一而足。然以写景起为多。‘结’：词中有以情语结者，有以景语结者。景语含蓄，较情语尤有意味。‘换头’：词之下片开端，即为换头。有上景下情者，有上情下景者；有上今下昔者，有上昔下今者；有上外下内者，有上去下来者，有上昼下夜者，有上问下答者，有上虚下实者，又有上下相连者，上下不连者，上下相反者，并举例明之。” 唐师《词之作法》要则之三“词之作风：一曰“雅”，二曰“婉”，三曰“厚”，四曰“亮”。“雅——清新纯正。婉——温柔缠绵。厚——沉郁顿挫。亮——名隽高华。”体现唐师受“五四”以来文学抒情审美功能影响，将清人“重拙大”之旨，从传统诗教伦理道德功能，向美学功能和艺术感染功能扩展。

综上所述，从唐师开设“作词”课，为课授撰写的《词之作法》讲义看，唐师《词之作法》提出的“作词之要则三”、“词之组织三法”和“词之作风四”，虽然师承前辈，但观念更现代，理路更开放，方法更科学。表明唐师是从“词之作法”的具体问题切入，但却从现代汉语的语言文字句法结构逻辑，深入提炼“词之字法、句法、章法”，继而作为词作、词人的研究范型，上升到词学教育和词学研究的方法论层面。《词之作法》不仅是唐师提炼的学词方法、作词方法、研究方法，也是他进行词学教育的课授方法。

(二) 从唐师为“唐宋词选”课程编写的《唐宋词简释》讲义对词作命意结构、艺术技巧和意境赏析评论的开拓创新，看唐师“词选”课授内容和词学教育方式师承、拓展与创新。

《唐宋词简释》是唐师于1940在重庆为中央大学学生开设“宋词选”课授讲义。“余往日于授课之暇，会据拙重大之旨，简释唐词五十六首，宋词一百七十六首。小言詹詹，意在于辅助近日选本及加深对清人论词之理解。”(76)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后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23-124页。是一部早年课授、晚年编定出版的词选集。《唐宋词选》课程，与当年吴梅先生开设的相类似。但是比照吴梅先生《词学通论》两宋词概论和东南大学“词选”讲义油印本，唐师的《唐宋词简释》，无论是从体例或内容上看，都具有很大的拓展和创新。唐师1922年至1928年从吴梅师学词时，正值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于1924年出版，为词坛和吴梅师推重。作为唐师大学期间的读词范本，数年间一直为《宋词三百首》笺注不辍。1934年《宋词三百首笺》出版，因“抉择其至精，来学周行之示”，一直作为民国大学“词选”课程的通用选本。《宋词三百首》白文文本，适于清季民初有科举教育经历、旧学训练有素的学词者。对于仅有普通私塾教育水平并无家学底蕴的初学词者，《宋词三百首笺》训字义、注典故、明用事，则是帮助他们理解词作的必须。但对于1940年代的大学生，《宋词三百首笺》仅训字义、注典故、明用事，似乎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解词作、更进一步掌握词体特殊组织结构和艺术技巧审美鉴赏的需求。如唐师所论：“周济、刘熙载、陈延焯、谭献、冯煦、况周颐、王国维、陈洵等论唐宋人词，语多精当。惟所论概属总评，非对一词作具体之阐述。近人选词，既先陈作者之经历，复考证词中用典之出处，并注明词中字句之音义，诚有益于读者。至对一词之组织结构，尚多未涉及。各家词之风格不同，一词之起结、过片、层次、转折，脉络井井，足资借鉴。词中描绘自然景色之细切，体会人物形象之生动，表达内心情谊之深厚，以及语言凝练，声韵响亮，气魄雄伟，一经释明，亦可见词之高度艺术技巧。”(77)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后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37页。唐师所论明确提出他开设唐宋“词选”课程、撰写《唐宋词简释》讲义的体例创新和授课宗旨。针对古今授词论词者，“所论概属总评，非对一词作具体之阐述”；历来词选“先陈作者之经历，复考证词中用典之出处，并注明词中字句之音义”的惯例，另辟新径。不出校记、不列本事掌故，不汇古今评论，不重释词释典，重点放在分析词作命意、结构、风格，赏析词作语言声韵、艺术境界之美。换言之，就是用《词之作法》三大要则析词、赏词、评词。以唐师《唐宋词简释》释周邦彦《瑞龙吟》(章台路)为例：“此首为归院后追述游踪之作……第一片记地，‘章台路’三字，笼照全篇。‘还见’二字，贯下五句，写梅桃景物依稀，燕子归来，而人则不知何往，但徘徊于章台故路、忄音忄音坊陌，其怅惘之情为何如耶！第二片记人，“黯凝伫”三字，承上起下。“因念”二字，贯下五句，写当年人之服饰情态，细切生动。第三片写今昔之感，层层深入，极沉郁顿挫缠绵宛转之致。“前度”四句，不明言人不在，但以侧笔衬托。“吟笺”二句，仍不明言人不在，但以“犹记”二字，深致想念之意。“知谁伴”二句，乃叹人去。“事与孤鸿去”一句，顿然咽住，盖前路尽力盘旋，至此乃归结，既以束上三层，且起下意。所谓事者，即歌舞、赋诗、露饮、闲步之事也。“探春”二句，揭出作意，唤醒全篇。前言所至之处，所见之景，所念之人，所记之事，无非伤离意绪，“尽是”二字，收拾无遗。“官柳”二句，写归途之景，回应篇首“章台路”。“断肠”二句，仍寓情于景，以风絮之悠扬，触起人情思之悠扬，亦觉空灵，耐人寻味。”(78)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23-124页。

唐师首以词之结构章法析词，指出全词分三片，第一片记地，第二片记人，第三片写今昔之感。次以字法论，指出“章台路”三字，笼照全篇。“还见”二字，贯下五句。“黯凝伫”三字，承上起下。“因念”二字，贯下五句。再以“句法”分析“探春”二句，揭出作意，唤醒全篇。“官柳”二句，写归途之景，回应篇首“章台路”。以章法、字法、句法逐一分析，不但弄清全词脉落，讲清了全词层次，以及重要字法、句法在全词结构中发挥的转承呼应作用，是精彩的词体结构章法论。清季五大词人极尊周邦彦，谓“问途碧山，历稼轩、梦窗以至清真之浑化。”但是清真如何浑化，用词话体例的感悟之言，很难说清。唐师此番对清真词词体结构章法命意的精彩赏析，使人对“清真之浑化”口服心服。《唐宋词简释》新见叠出的精彩赏析，突显了经由唐师对唐宋词生命体验独特审美表达实现的课授知识增质增量。唐师还金针度人，指出其“析词理路当行本色”的方法路径：“就一词论：一词之结构如何？一词之命意如何？一词之衬副如何？以及承接转折、开合呼应之法如何？俱非熟读深思，不能剖析精微，体察分明。”比较清代前后，以词话词论为载体的传统词选和词学批评，无论学词或授词，大都是只言片语；以感悟为主，理性分析很少。如张惠言的“意内言外”、周济的“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从陈廷焯的“沉郁顿挫”，到况周颐的“重拙大”。单以“比兴寄托”论词，容易穿凿附会，学生或读者因传统诗教理念导致感受的概念化、碎片化。纵观唐师《唐宋词简释》，把自己作词的用心与赏词的会心相结合，用《词之作法》的字法、句法、章法，分析词作命意结构。特别注重通过分析词作的用字、用句之法，通过起、结、过片转折的章法，揭示词人如何达到“层层深入，极沉郁顿挫缠绵宛转之致”的艺术臻境，美感油然而生。唐师同样善于通过字法、句法、章法探究词人词作艺术渊源的来龙去脉：“梦窗运意用笔出清真；而研炼字句，则出贺方回。驱使灏瀚流转之气，则出于柳(永)耳。”(79)唐圭璋.论词之作法[M].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56页。或艺术风格的承上启下：析李煜《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上片，极写当年江南之豪华，气魄沉雄，实开宋人豪放一派。”(80)唐圭璋.唐宋词简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37页。别开生面，新见叠出，突显唐师“词选”课授章法结构分析与审美感悟内外融通，对词学课授内容的拓展与创新。

从《词之作法》看，唐师既师承前辈重拙大之旨，也注意自己的理论建构，从“重拙大”的诗教理念拓展为“雅、婉、厚、亮”审美范畴。“雅是清新纯正，婉是温柔缠绵，厚是沉郁顿挫，亮是名隽高华”。这些词作风格理念和审美范畴，在《唐宋词简释》里，通过对不同词作的细致评析，衍化为“凄清拙重”“纤丽而豪逸”“真情郁勃、音响凄厉”“风流超逸、如涉灵境”“极沉郁顿挫缠绵宛转之致”“寓情于景”“写情化物”“情韵特胜、风格高骞”等丰富多姿的风格、情韵、意境概括。让学生在掌握词学知识的同时，感受体验到唐宋词丰富多彩的艺术美感，获得春风化雨的美育。如常国武老师回忆：“在教学过程中，唐先生更侧重于对学生在辞章即创作方面的训练和培养。讲作品时，主要从艺术上剖析作者的匠心所在。”唐师的“词选”课程和《唐宋词简释》课授讲义的内容、体例、方法、审美范畴多有创新，在师承拓展的同时，开拓词审美赏析批评新领域，建构词学课授新体系。

(三) 从唐师为“词史”、两宋“专家词”课授撰写的讲义论文，看唐师课授内容的师承与创新。

唐师在重庆、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期间，与吴梅师一样，开设“词史”(包括李煜李璟“南唐二主词”、“屈原与李后主”、“姜白石评传”、“纳兰容若评传”、“唐宋两代蜀词”评《人间词话》等)；以及集东坡词、清真词、淮海词、稼轩词、梦窗词、草窗词等名家为主的两唐宋“专家词”课程。如果说以《唐宋词简释》为讲义课授的唐宋“词选”，其词作赏析，主要是就一首词而言，唐宋“专家词”，作为“词史”和两宋“专家词”进行课授和论述的，则主要是就一家或数家、以及某一地域的词人词作、词人群体进行比较、分析课授。唐师同样指出方法路径：“就一家论：一家之面目如何？一家之真价如何？一家之弊病如何？以及渊源如何？影响如何？亦非熟读深思，不能真知灼见，融会贯通。”唐师拈出的“面目”“真价”“弊病”“渊源”“影响”五个方面，换成现当代通行的批评概念，就是从风格个性、价值意义、弊病、渊源、影响五个方面来分析评论词人词作。唐师认为词人“面目”，也即词人词作风格个性研究，既要知人论世，考察词人人生经历，也要分析其个性及内心情感世界。需要内外交汇、融会贯通。唐师这个时期撰写的《姜白石评传》《屈原和李后主》《纳兰容若评传》，都是通过内外融通，叙述探究词人经历、个性情感与词作个性风格的关系。《屈原和李后主》从天性、情感、精神、生活、态度、思想六个方面比较了二人内在情感世界的异同与风格的关系，强调 “各人之禀赋不同、环境不同、兴趣不同，故其所表现之作品，亦各有异。”表明唐师的词人评传不仅通过词人的个性情感、禀赋命运来解读词作的个性风格价值意义；还通过其人生事件、命运遭际来解释词作的创作背景、过程，感知分析词作产生的社会历史、家族、艺术渊源和价值，传播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弊病和影响。既有知人论世、将心比心的同理会心，更有感知深入、敏锐独到的深刻析评。达到唐师追求的“融会贯通，有真知灼见”的境界，与唐师此前编纂《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撰写的词人小传具有明显不同的要求和功能。如果说词人小传主要体现唐师扎实细致的考证功夫，务求真实准确；词人评传最重要的是关注词人的才华禀赋、个性情感、经历命运与词作的关系。除了会通求是，更需要有跳出门户偏狭的真知灼见。如唐师《论梦窗词》指出“其词烹炼精绽，密丽幽邃；而大气盘旋，脉络井井；故能生动飞舞，异样出色”的个性风格成就，形成“稼轩、白石皆尚疏，惟梦窗尚密，三家分鼎词坛，信乎各有千古也”之势。又从不同时代接受的角度和程度，指出因张炎与梦窗疏密异趣而生“七宝楼台之讥”，导致清人毁誉参半。批评清人的门户之见提出会通求是的真知灼见：“世之尚北宋者，往往抹杀南宋；尚小令者，往往忽视慢词；尚自然者，往往轻议凝练。不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所胜，一体有一体之所胜。学南宋者，固不可不上窥北宋；学北宋者亦不可不涉猎南宋，环境各异，作风各异，而真价亦各异也！”(81)唐圭璋.论梦窗词[M].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982页。唐师《姜白石评传》和《评〈人间词话〉》亦同样强调“各运其妙、各具真价，不可执此以议彼，入主而出奴也”(82)唐圭璋.姜白石评传[M].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963页。在课授和研究中，对待词学批评史上的偏执之说，实事求是、是非分明；以会通求是的态度，高屋建瓴，提出各具真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真知灼见。

综上所述，比较唐师与吴梅师在中央大学开设的相同课程课授，可以明显看出唐师随着时代发展，随着词学研究和词学批评的逐步现代化进程，随着他词学研究不断深入发展获得的“融会贯通、真知灼见”，不断拓展创新他的词学教育课授。通过唐师为“作词”课授撰写的《词之作法》，为“词学研究”课授撰写的《词的起源》，为“唐宋词选”课授撰写的《唐宋词简释》，为“词史”“两宋专家词”课授撰写的《姜白石评传》《屈原和李后主》《论梦窗词》等，不仅用现代语言学逻辑结构规律，提炼提升“词之作法”，开创从结构、命意、章法角度赏析唐宋词的审美批评新领域和新典范；唐师以词人评传、词人研究为内容创新的宋“两宋专家词”课授，也由传统词话感悟式评点，向具有现代意味的“面目、价值、弊病、渊源、影响”五种评论方法转型创新。

从吴梅师和唐师师承的词学教育源流谱系看，从张炎《词源》总结的“声学与雅正”并重、“学词与词学”并行的词学教育宗旨和教育模式开始，到清人的“托体尊审律严”“重拙大”并重、“学词与词学”并行。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吴梅师在民国大学教育体制下推行古今合一的“学词与词学”并行、“声学、文辞、意格”并重；至唐师，由于抗战战时原因，无法带领学生课余结社雅集倡和，只能与明辈时贤聚集“雍园”，抒发山河破碎家国别离之恸。吴梅师和唐师在中央大学开设的词学课程相似，但运用的思维理路和方法已然不同。唐师课授内容的增质增量、所师承创新的“作词”三法，唐宋“词选”开拓的词作赏析审美批评，以及“词史”“专家词”词人评传和词作批评课授，无论在内容、形式和方法上，均拓展、创新、完善了20、30年代词学教育知识体系。这些使唐师由成就卓著的词学文献大师、情韵挚诚婉曲的词人，同时成为师承有序、创获深厚、自成一体的卓越词学教育家。虽然课程名称依然不出“词选”“作词”“专家词”序列，但其课授内容所运用的思维理路、所总结的词法、所开创的审美赏析批评方式和词人词作研究课授方式，使唐师实现由成就卓著的词学文献学大家、情韵挚诚婉曲的词人，向师承有序、创获深厚的词学教育家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