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还是“趋同”：高校留学生教育管理向度的反思与调整

黄长彬 陈新忠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4；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留学生教育既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举措和必要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留学生教育以特殊化管理模式为主。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日趋表现出明显地不适应，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高水平、国际化、可持续发展路上的“绊脚石”。因此，对于中外学生开展趋同化管理的呼声逐渐高涨， 并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留学中国计划》（2010）《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2018）等文件要求高校开展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但未提出具体举措。

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自21 世纪初已经引起学界关注，纵观现有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探讨，缺少调研和实证分析，对策建议缺乏数据支撑，因而结论的信度不足，正如丁笑炯所言：“政府和院校为了服务于留学生而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缺乏先期调研， 这些本意良好的措施不一定符合留学生所需”[1]； 二是， 留学生趋同化管理至少涉及两个主体，即管理者、被管理者，现有研究过度关注管理者如何管，对被管理者关注不足。丁笑炯说：“目前我国政府和院校的有关规章制度， 多从管理者的视角，以控制和预防各类突发事件为主要出发点”“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留学生面对的真正困难和挑战”[2]。 现有管理措施多是基于留学生管理人员经验或需要而提出的， 未将留学生对于趋同化管理的态度纳入研究，势必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非理性，个别举措甚至不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将被管理者作为研究主体， 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以了解留学生对趋同化管理的真实态度， 结合具体调查数据为优化趋同化管理措施提供支持，从而“站在留学生的立场上思考政策走向”[3]。以期在弥补现有研究不足的同时，切实提升高校对于留学生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中国从留学生教育大国迈向留学生教育强国，继而“走向世界高等教育中心”[4]。

一、留学生特殊化管理向度的反思

1950年我国接收了第一批来华留学生共33人；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的持续提升，2018年来华留学人数已达492185人⑪。教育部2010年下发的《留学中国计划》提到，2020年来华留学人数要达到50 万人。 如非疫情影响， 这一目标应已超额完成， 即便如此我国也“已成为世界排名前列、亚洲首位的留学目的地国家”[5]。 我国高校留学生教育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 传统的特殊化管理模式带来的诸多弊端日益凸显， 而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是应对这些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一）特殊化管理的弊端

所谓“特殊化管理”是指将高校留学生视作一个特殊的群体，独立于中国学生管理体制之外，通过给予其特殊的照顾， 确保其享有特殊的待遇的管理模式。针对留学生的特殊化管理，也叫差异化管理、集中式管理、封闭式管理或家长式管理。 高校对留学生实施特殊化管理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留学生教育主要面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外宾对待，强调留学生的管理的涉外属性，与中国学生区别开”[6]， 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近年来随着留学生规模持续扩张，其弊端也日趋凸显。

第一， 导致高校资源浪费并加剧资源紧张局面。首先，留学生作为多元文化的主体和外语知识承载者，他们本身就是宝贵的国际资源，将中国学生独立于留学生之外是对外来资源的忽视。其次，中国学生作为汉语资源的拥有者、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将留学生独立于中国学生之外，是对真实而地道、 丰富而多彩的中国语言文化资源的浪费。再者，“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7]，原本有限的高校资源面临着来自国内生源的巨大压力， 高校现有软硬件资源已无法满足庞大的留学生群体特殊化管理的需求， 而某些高校依然为留学生设置独立的留学生餐厅、宿舍、图书室等，不便于中外学生共享公共设施， 这既是对有限资源的浪费，也会加剧资源紧张局面。

第二， 制约高校国际化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留学生的数量和比例是高校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8]，仅从数量上来看，“中国高校已经呈现出国际化的基本样态， 但是以往的高校国际化发展模式过于关注数字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张”[9]，对留学生在促进高校国际化办学中发挥的实质作用关注并不够， 这从针对留学生的特殊化管理中可见一斑。 特殊化管理模式将留学生排除在高校教学、科研、文化等活动之外，客观上促使留学生群体组建独立于中国学生群体的“独立王国”，阻碍了中外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知识交换、文化交织、思想交融，极大影响高校的国际化办学实效和成果。

第三， 有碍于知华友华人士的培养及文明互鉴。留学生作为“中国故事”的亲历者、生产者和传播者，是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潜在主力军。 同时，“中国故事” 也只有通过留学生这样的“第三方”群体来讲述才会显得更有说服力和公信力。因此， 探索培养知华友华的外国留学生是高校涉外工作的应有之义， 也是留学生教育事业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特殊化的管理模式造成封闭、半封闭的校园格局，留学生不满意，中国学生不理解，中外学生之间常常互相隔绝”[10]，导致留学生对中国社会、 中国文化、 中国形象的认知处于一知半解、盲人摸象的境地。 结果是，留学生虽然身处中国，但却以西方视角或西方标准来审视中国、评判中国。“知华”尚无法实现，“友华”更无从谈起，进而阻碍中外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

（二）趋同化管理的呼唤

留学生具有“生源多元化、去向多元化、目标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特征”[11]，其自身的多元特征本身给管理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加之，我国留学生教育发展及规模的扩大，“存异”管理方式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12]。 对留学生采取趋同化管理的提出既顺应了留学生教育发展趋势，也是务实之举。

所谓“趋同化管理”是指“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服务和教育教学与本国学生趋于一致。趋同化管理是在遵循教育基本规律的基础上， 针对国外留学生的特点采用的管理方式， 是世界各国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管理方式”[13]。 这种管理模式承认留学生教育中“同”是相对的，“异”是绝对的，其核心原则是“求同存异”，要求高校对于留学生的管理要遵循教育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坚持“同中有异、大同小异、求同存异”的管理导向，坚持人性化管理的同时也要坚持底线思维。 其目标是实现中外学生管理标准大体一致， 最终目标是促使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实现互融，一起感受生活、体悟人生、认识自我，进而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消除文化隔阂。 总之，这种模管理式是对传统管理模式中存在的特殊化理念的反拨与修正，“对于促进我国高校的留学生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4]。

趋同化管理作为上位概念， 可划分出下位概念：高英学[15]、顾莺、陈康令[16]将趋同化管理分为教学趋同、研究趋同、生活趋同；《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2018）将趋同化管理分为教学趋同、服务趋同、管理趋同。综合前人的研究，本研究拟将趋同化管理分为四个维度：管理趋同、服务趋同、生活趋同、教学趋同，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但不少留学生管理人员认为“留学生普遍存在生源质量低、语言水平不高等情况”[17]，实施教学研究趋同很可能事与愿违，仅适合开展“有限的”（limited）研究趋同和教学趋同，当务之急是探索如何开展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服务趋同、 管理趋同、生活趋同。因此，本文着重研究管理趋同、服务趋同、生活趋同，适当涉及教学趋同。

二、留学生对趋同化管理的态度调查

（一）调查工具

本研究自行设计“在华高校留学生对于趋同化管理态度的调查问卷”，问卷共计36 个题目，其中：7 个基本信息题，24 个李克特5 级量表题，3个单选题，2 个访谈问题。 回收有效问卷155 份。运用SPSS.20 对李克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 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为0.789，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通过采用“主成份分析法”提取公因子，根据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共提取了4 个公因子，这些公因子的解释力为58.760②，公因子1 命名为“管理趋同”，公因子2 命名为“服务趋同”，公因子2 命名为“生活趋同”，公因子4 命名为“教学趋同”（详见表4）。

（二）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涉及在华高校留学生155 人，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

表1 参与调查的留学生基本情况表

调查对象涉及四大洲53 个国家，其中：亚洲19 国76 人；非洲16 国47 人；欧洲9 国19 人；美洲9 国13 人（详见附录1）。 目前，调查对象分布在国内43 所高校（详见附录2）。 总之，此次调查所涉及的国别及国内高校数量较多， 且调查问卷的发放形式为随机发放， 确保了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有助于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可靠性。

附录1 调查对象国别分布情况

（三）调查结果

1.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接触水平较低

“限制留学生和中国人交往的一个原因是我国传统的留学生管理”[18]， 表2 展示了传统的特殊化管理模式下， 中外学生交往情况调查数据（见表2）。

表2 中外学生交往情况调查表

通过对Q1、Q2、Q3 均值的对比可知，Q3 均值为3.74③，属于“同意”量级，而Q2（M=2.76）、Q1（M=2.85）均值较低，属于“一般”量级，表明高校留学生在华期间的交际对象主要来自其他国家。 进一步对比发现：Q3“同意” 量级及以上占比为56.77%，Q2“同意”量级及以上占比为25.81%，Q1“同意”量级及以上占比为24.52%，表明高校留学生在华期间与中国学生的交流最少。

Q4 能够较好地印证上述判断。 该题均值为3.77，属于“同意”量级，说明在华高校留学生认为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确实交往不多， 两者之间存在交际障碍或隔阂（见表3）。 正如赵嫚所说：“单一母语的众多留学生在一起学习汉语，容易抱团。 他们一起学习、就餐、外出、运动，因而没有机会和需求与中国学生接触”[19]。 访谈过程中，不少留学生表示“在国际学院，没有很多机会能见到中国学生”或“没有机会和中国学生相处”。

表3 在华高校留学生交往情况表

另外， 通过Q5、Q6、Q7 均值的对比可知，Q7均值为3.84，属于“同意”量级，而Q6（M=3.27）、Q5（M=2.72）均值较低，属于“一般量级”，表明高校留学生在华期间课后主要活动对象来自其他国家，其次是与来自自己国家的朋友一起活动， 与中国学生一起活动的占比最低。 这与Q1、Q2、Q3 展示的情形大体一致。

数据分析表明， 留学生在华期间与中国学生交往较少，两个群体之间存在沟通障碍；留学生的主要交往群体为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 即不同国家留学生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 甚至超过了来自同一国籍留学生群体之间的交往。总之，我国高校成为各国留学生之间互相交往、 互相了解的平台，但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交往却明显不足，导致留学生融入中国文化的程度较低， 这与中国留学生教育长期以来推行特殊化的管理模式不无关联。 因此，改革留学生培养和管理模式，探索推广趋同化管理模式迫在眉睫。

2.留学生对于趋同化管理态度调查结果

“要真正满足那些慕名而来的留学生的期望，就必须在学习他国成功经验的同时； 深入了解留学生的看法，以此作为设计相关政策与制度的基础”[20]。因此，开展趋同化管理之前，调查留学生的真实意愿，了解留学生的具体想法，对于今后高校制定相应举措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留学生对于趋同化管理态度的具体维度包括： 管理趋同、服务趋同、生活趋同和教学趋同，详见表4。

表4 留学生趋同化管理态度调查表

第一，在华留学生对于“管理趋同”的态度。Q10、Q11、Q12 均值较高，介于3.5～4.5 之间，属于“同意”量级。 其中，Q11（M=4.45）均值最高，接近“非常同意”量级，表明留学生希望能够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等活动；Q12（M=4.38）、Q10（M=4.29）均值也接近“非常同意”量级，表明留学生希望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学校运动会，也希望参加中国学生的学生会或社团。

Q13 均值较低，介于2.5～3.5 之间，属于“一般”量级。 表明留学生对于“留学生的管理应该与中国学生一样”认可度不高，因而不宜对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开展完全相同的管理， 而应适当考虑留学生群体的文化多样性，开展“同中有异”的管理。总之，留学生对于开展“管理趋同”的接受度较高，也有较高的参与意愿。

第二，在华留学生对于“服务趋同”的态度。Q14、Q19 均值介于4.5～5.0 之间，属于“非常同意”量级。 其中，Q14（M=4.52）表明留学生接受与中国学生共享校园公共服务设施，如餐厅等；Q19（M=4.52） 表明留学生希望学校能够组织中外学生一起去校外开展游览活动。

Q17、Q18 均值介于3.5～4.5 之间，属于“同意”量级。 其中，Q18（M=4.48）均值接近“非常同意”量级， 表明留学生希望学校能够组织中外学生一起开展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Q17（M=4.44）均值也接近“非常同意”量级，表明留学生接受与中国学生共享公共教学设施，如自习室或图书馆等。

Q15、Q16 与留学生宿舍服务有关。 其中，Q16（M=3.95）均值介于3.5～4.5 之间，属于“同意”量级， 表明留学生同意与中国学生住在同一宿舍楼内，标准差（SD=1.278）说明留学生态度离散程度高；而Q15（M=3.33）均值最低，介于2.5～3.5 之间，属于“一般”量级，表明留学生对于“和中国学生住在同一间宿舍”接受度不高，标准差（SD=1.464）说明留学生态度离散程度高。

第三，在华留学生对于“生活趋同”的态度。Q20、Q21、Q22、Q23、Q24 均值介于3.5～4.5 之间，属于“同意”量级。 其中，Q22（M=3.66）、Q23（M=3.77）、Q21（M=3.90），表明留学生对于中国学生印象良好，也愿意与中国学生接触，希望结交更多的中国朋友，留学生的这种态度为“生活趋同”提供了基础。 Q20（M=3.91）也表明留学生希望在生活中能够与中国学生进行深入交往。 Q24（M=4.44）均值最高，接近“非常同意”量级，表明留学生在课后的业余生活中期待与中国学生共享体育设施。

第四，在华留学生对于“教学趋同”的态度。Q25、Q26 与教学趋同有关。 其中，Q25（M=4.04）均值介于3.5～4.5 之间，属于“同意”量级，表明留学生喜欢与中国学生一起上课；而Q26（M=2.46）均值介于1.5～2.5 之间，属于“不同意”量级，从反面证实留学生同意与中国学生一起上课。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为学历生有关，学历生的汉语水平普遍较高，与中国学生一同上课时语言障碍较少。

以上数据分析表明， 高校留学生对于管理趋同、 服务趋同、 生活趋同和教学趋同的接受度较高， 这为高校全面推行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三、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的优化策略

留学生教育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思路的转换、方式的转变非一朝一夕、一招一式之功能奏效。 因此，对于如何优化和提升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本文无意面面俱到、贪大求全，而是试图以点带面、触类旁通，结合调研数据从管理趋同、服务趋同、生活趋同和教学趋同等方面提出优化策略，为高校做好留学生管理和服务工作提供参考。

（一）“管理趋同”：更新理念、开拓思路，促进留学生教育与国际相接轨

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存在诸多挑战， 这是由留学生群体的多元语言、 文化和社会背景所决定的。促进中外学生管理上的趋同，提升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国际化水平， 高校必须更新理念、 开拓思路，既要秉承中国情怀，更要兼具世界眼光。 秉承中国情怀、中国温度和人文关怀，要确保人性化和适度柔性，要在充分理解各国学生的宗教信仰、文化习惯、 传统观念的基础上，“采取留学生所习惯的管理方式予以管理”[21]。 兼具世界眼光，强调留学生管理要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管理模式接轨，“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国际学生趋同化教育管理经验， 有助于推动我国来华留学教育管理的发展转型”[22]。

“管理趋同”要求高校要改革传统的特殊化管理模式，努力增进中外学生间的接触与融合。在活动开展方面， 可以组织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大学生运动会、校庆活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等活动（参见表4，Q11、Q12）。 但大多数高校出于减少“麻烦”的考量，单独组织面向留学生的“趣味运动会”以及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等。这样做确实可以降低组织方的管理难度， 减少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中外摩擦， 但却将中国学生与留学生隔离开来，人为设置交往的障碍。 此外，各高校的学生组织机构主要面向中国学生， 其实留学生对于大学各类学生组织有浓厚的参与兴趣（见表4，Q10）。因此，“大学的学生会、业余爱好俱乐部或协会、志愿者组织应当积极发展留学生成员， 吸纳他们加入，为他们与中国学生的交往提供便利。 ”[23]留学生加入高校学生会等组织， 给中外学生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 不仅有助于留学生深刻了解中国文化、制度，也有助于中国学生充分利用留学生资源开拓国际视野。

（二）“服务趋同”：设施共享、中外融通，提高留学生服务的效率与品质

食、宿、学，是高校为在华留学生提供服务的重要领域。 不少学者呼吁在这些领域针对留学生实施与中国学生趋同的服务，如：刘鑫鑫、钱婷提出，建设国际化生活社区，为中外学生提供同吃、同住、同学习的沉浸式跨文化交流环境[24]；伏云辉也提倡，打破传统管理模式，让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住一样的宿舍、吃一样的食堂、用一样的教室，遵守相同的学习和生活纪律[25]。 这种无差别的服务模式为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助于增进中外文化融通。 然而实际情况是，至今大多数高校的服务理念严重滞后[26]，为留学生开辟专门的留学生食堂、留学生公寓、留学生自习室等，让他们生活在温室之内，无法融入中国校园和社会，难以了解真实的中国，也难以接触真实的汉语语言环境。 超过半数（58.71%，参见表2，Q4）的留学生认为：在我的学校里，我感觉留学生和留学生是一个“团体”，中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是一个“团体”。

在留学生住宿服务方面， 研究者大多支持中外学生住宿服务趋同，比如：王勇等通过对北京大学的留学生调查发现，77.49%的留学生希望有机会与中国同学同宿舍居住， 理由是可以锻炼并提高口语水平[27]；于晓日的研究证实，访谈对象想和中国人住在一起，因为同宿舍的人都是外国人，说错了也无人纠正[28]；郑军表示“坚定地主张和欢迎留学生与中国人在一起居住， 尤其是与中国学生一起居住，而不是现在实行的隔离式管理措施，把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分开居住”[29]；乔琪等建议实施“1+1”中外合宿[30]；孟晓利、杨英建议实施中外学生交叉住宿[31]。 但本研究调查显示（参见表4），留学生同意“和中国学生住同一个宿舍楼”，对于“和中国学生住在同一间宿舍”接受度不高。 因此，对于中外学生同宿舍居住要持谨慎态度， 可以探索实行中外合宿申请审核制， 满足部分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同住需求。此外，侯梅芳较早提出留学生住宿管理的社会化[32]，这有助于缓解高校学生住宿压力，也有助于留学生接触中国社会。

总之，调查结果也表明，留学生对于服务趋同具有较高的接受度，高校可以探索中外学生同吃、同住、 同学习的服务模式， 促进中外学生对于餐厅、宿舍、教室、图书馆等公共设施的共享，充分利用公共资源，减少资源浪费，提升留学生服务的效率与品质。

（三）“生活趋同”：互学互鉴、和谐共生，打造中外学生课外实践共同体

“生活趋同”并非要求中外学生要采用一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其目标是促进中外学生在课后业余生活中加强交流。如果说管理趋同、服务趋同仍需要高校行政力量参与， 那么生活趋同则不需要过多行政干预， 生活趋同倾向于是管理趋同、服务趋同后的“红利”。 也就是说，生活趋同的实现要以管理趋同、服务趋同为前提条件，最终实现中外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互帮互助、 互学互鉴、和谐共生。 现实情况是，中外学生在生活中接触极少，“有些留学生在中国和本国学习毫无区别，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做功课，很少到社会上去，课上学习的东西得不到实际应用，没有充分利用汉语这个目的语环境。 ”[33]究其原因，可能与留学生在课外实践活动中处于弱势地位有关。 在课外实践共同体中， 留学生具有与中国学生对话交往的资格具备“合法性”，但由于他们尚未融入中国文化，处于“边缘性”位置，属于“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者”[34]，而中国学生属于“重要他人”[35]。 一方面， 要鼓励中国学生发挥在实践共同体中的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要实施管理趋同和服务趋同为留学生接触共同体的核心成员提供机会， 并促使留学生逐步成长为共同体的核心成员。

课外实践是中外学生日常生活的主要形式。课外实践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 也能够对课堂知识进行检验，被称为留学生的“第二课堂”[36]，对于培养留学生知华友华的健康情感及其自身素养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打造中外学生课外实践共同体是实现“生活趋同”的捷径和重要依托，不过， 课外实践共同体强调要能够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中外学生开展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的需求；同时强调自发性，排斥行政干预， 依赖于管理趋同和服务趋同带来的便捷交往的“红利”。可见，课外实践共同体与传统的有组织、有安排的课外实践完全不同，能够克服单独组织留学生外出旅游等课外实践活动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的弊端。

总之，生活趋同能够避免高校行政力量的“刚性参与”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某高校给留学生过集体生日引来国内舆论不满、 某高校给留学生配置异性语言学习伙伴也招致讥讽， 其实日常生活中的这类活动完全可以在课外实践共同体的框架内由中外学生自主完成，不需行政力量参与，反而能够让留学生更好地融入校园、走进社会，推动留学生更加全面、真实地感受中国文化、认识中国。

（四）“教学趋同”：尊重差异、适度趋同，构建中外学生课堂学习共同体

所谓“教学趋同”是指“参照、借鉴中国学生的培养计划与教学大纲， 依据中国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和相关校纪校规进行教育管理， 力求对留学生的培养要求与管理服务与中国学生基本一致，把相应的招生计划、学籍管理、专业设置、课程教学、科学研究、实习实践、规范养成等纳入高校统一的教学管理中。 ”[37]从保证教育质量的角度来看，教学上采取趋同管理的模式是最为合理的[38]，但现实中由于留学生语言水平良莠不齐， 教学趋同一直是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环节中的难点。近年，随着来华学历生人数逐步超过语言进修生的数量，而学历生一般具有较高的语言水平和较强的学习动机，为教学趋同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按照趋同化管理的思维针对学历生提出教学趋同的具体举措[39]，比如：规范入学评价体系，提高来华留学生生源质量； 建立来华自费学历留学生的预科教育制度；在选学课程方面，给予留学生一定的灵活性； 参照体育特招生与少数民族学生的成绩评定标准来评价留学生学业水平； 在来华本科留学生培养中引入导师制， 加强专业指导等。 这些举措尊重了中外学生在学业上存在的差异，也遵循了适度趋同的原则，可为实施中外学生教学趋同提供参考， 但远远无法满足真正教学趋同的要求。

教学趋同的关键是要探索构建中外学生课堂学习共同体， 学习共同体不仅是学习者群体的合作组织， 更是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由学习者及其助学者共同构成的团体， 他们围绕共同的知识构建目标而进行沟通、交流、分享”[40]。 当下，构建中外学生课堂学习共同体是一项探索性工作，在实践过程中要注意：一是，既要注意尊重中外学生之间的差异，也要善于发现和利用差异，包括语言差、知识差、文化差、观念差等，结合教学任务的互动性，实现两个群体之间的优势互补或差异互补，调动两个群体交流互动的积极性；二是，学习活动本质上是全天候、全过程、全时空的行为，因而学习共同体的建构不能局限于课堂， 要鼓励学习者围绕共同的学习任务开展交流，提倡课堂教学、课后研修、 合作学习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模式；三是，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关注中外学生的学习过程，帮助学习者建立积极情绪，营造宽松活跃的学习氛围，鼓励学习者交流互动，积极引导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结 语

新时期，高校探索实施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是一种有效的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办学层次、保证教学质量、规范日常管理的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41]，对于促进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内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来自53 个国家、43 所国内高校的155 名留学生调查证实：传统的留学生管理模式不利于中外学生交往互鉴， 导致两者之间存在交际障碍或隔阂， 阻碍中国语言文化传播，限制留学生对中国的认知，制约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实施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具有紧迫性；调查还证实，留学生对管理趋同、服务趋同、生活趋同、教学趋同具有较高的接受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的优化策略，为高校做好在华留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总之， 针对留学生的特殊化管理走向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折射出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自信。我国留学生教育历经70 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及管理经验， 高校开展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理应具有“主场自信”。 制度的建设需要长时间的摸索、试错和积淀，高校在中外学生趋同化管理实践过程中，难免遇到挫折和阻力，但仍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在发展中不断调整政策措施，不断完善趋同化管理的机制，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切实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和办学质量。

附录2：调查对象院校分布情况

天津大学（16），云南师范大学（12），曲阜师范大学（9），南京艺术学院（8），山东大学（7），上海外国语大学（7），中国海洋大学（7），兰州大学（6），山东师范大学（6），石河子大学（6），中央民族大学（6），南京师范大学（5），上海交通大学（5），西北大学（5），华中科技大学（4），西南大学（4），北京语言大学（3），福建师范大学（3），河北师范大学（3），中国传媒大学（3），北京大学（2），重庆大学（2），暨南大学（2），南京理工大学（2），青岛大学（2），山西大学（2），厦门大学（2），安徽师范大学（1），北京外国语大学（1），东南大学（1），广州中医药大学（1），海南大学（1），河北科技大学（1），华东师范大学（1），济南大学（1），青岛滨海学院（1），山东财经大学（1），山东理工大学（1），上海师范大学（1），南开大学（1），浙江农林大学（1），中国矿业大学（1），中山大学（1）。

注释：

⑪数据来源于教育部相关统计文件。

②在探索性分析因素分析中， 各因子的方差累积解释率在50%以上是可以接受的，60%以上较为理想，70%以上则相当理想。

③在李克特5 级量表中， 均值1.0～1.5 表示“非常不同意”，1.5～2.5 之间表示“不同意”，2.5～3.5 之间表示“一般”，3.5～4.5 之间表示“同意”，4.5～5.0 表示“非常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