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拟古诗创作原因新探

苏辰歆

摘要：陆机的十二首拟古诗是西晋文坛拟古类作品的典范。梁代的钟嵘、萧统对其拟古诗做出了高度评价，然而自明清以来的文学批评家则颇有微词，认为他的拟古诗是对古诗的“亦步亦趋”，未得古诗之情志神思。其实，陆机创作拟古诗的主要意图是在继承古诗的基础上，以之为情感载体，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并对其中的缺憾进行创新改造;以方兴未艾的五言诗体为手段，在学习模拟中实践自己的文学理念，表现个人的审美情趣。

关键词：陆机    拟古诗    创作原因    创新

钟嵘《诗品·古诗》云：“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虽然对于此评价的对象仍存在疑问，但由此可知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家对陆机拟古诗的赞誉极高，认为其“文辞温和艳丽，意境悲凄淡远，字字现珠”。自明清以来，文坛对陆机的拟古诗则多有批判，以陈祚明、王夫之、贺贻孙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家认为他的擬作“亦步亦趋”，只是对古诗进行逐句模仿，实未得古诗之情志、神思。明清批评家的批判点在于他没有自身的感情和内容，只是纯粹地模拟诗意和篇章结构，这种观点实则是落入了以今律古的窠臼。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者逐渐开始注意到“时代的文化观念和审美习尚”对陆机拟古诗的影响，承认他在艺术手法、主题内容等方面的创新。但是，要探寻这究竟是对前人的亦步亦趋，还是他个人文学创新的一种实践，需要在研究其拟古诗的时候系统地结合时代背景、作者个人因素及其《文赋》中所提出的文学理念来共同观照，挖掘其拟古诗创作的深层原因以及诗歌中一些创新的表现。

一、学习前人，适应社会

关于陆机拟古诗的创作时间，学界众说纷纭，笔者推测其创作时间大概在元康八年（289），陆机入洛以后。假设陆机拟古诗是在入洛之前创作的，考察他的年谱和作品，笔者发现在元康八年之前，其作品大多为诔文、四言赠答诗作及赋等，从未出现过其余五言诗体的诗作，这显然不合常理。据此，笔者推测其拟古诗应当是进入北方政治中心以后逐渐习得的。

王瑶先生在《拟古与作伪》一文曾指出：“这本来是一种主要的学习属文的方法，正如我们现在的临帖学书一样。前人的诗文是标准的范本，要用心地从里面揣摩、模仿，以求得其神似，所以一篇有名的文字，以后寻常有好些人的类似的作品出现，这都是模仿的结果。”他认为陆机的拟古或是出于一种学习前人的原因，此说法为大众所普遍接受。但是，陆机的拟作对象为什么偏偏选择东汉末年出现的这十九首古诗？世人对陆机的评价是“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出身于吴郡世家，他自小便接受了系统的文学教育，为什么对五言诗这种体裁却表现出陌生，且在二十九岁入洛以后还专门对其进行了学习和模拟？

这种陌生感是西晋的文化、政治背景和地域因素所共同造成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汉魏时期有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的说法，早在汉代之时，只有《诗经》和模仿《诗经》体的作品才能成为“诗”，因此当时最为盛行的主流题材还是四言诗，拟古的对象也大多为四言诗。文人们崇尚学习《诗经》《楚辞》，我们在陆机的文章中也能明显地看出他取法于《诗经》的痕迹，如《赠冯文罢迁斥丘令》中的“其容灼灼”，语出于《周南·桃天》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而五言诗兴起于东汉中后期，到西晋年间的存在时长也仅有几十年，是一种新兴的诗体，虽在建安时期受到曹子建等建安七子的发扬，仍然属于流调，仅局限于北方上层文人的小圈子中，受众很小。五言诗的发展在建安时期达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随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出现了“建安风力尽矣”的玄言诗，五言诗传播、影响之局限，由此可知。

此外，由于吴蜀魏的割据战争，南北长期处于分裂，“吴与蜀偏霸一方，犹仍故步，得风气稍迟，故不如魏氏地处中原者之有开必先云”。受其影响，南北文学的发展也处于一种互相割裂、互不沟通的状态，由吴蜀政权控制下的区域还是固持着保守文风，沿袭了两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和经学观念，文学创作以四言诗为主，曹氏父子等邺下文人所奋力发扬的五言诗在吴蜀地区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接受。经笔者考证，汉魏时期在南方没有出现过一位著名的五言诗人。因此，入洛以前的陆机身处南方，并不具备学习五言诗的文学环境，不熟悉这一诗体也情有可原。

可是入洛以后，陆机发现北方文人之间是流行五言诗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克振家声，他必须适应社会而学习这一全新的诗体。当他怀着孤注一掷的勇气，背井离乡北上的那一刻，意味着他已经抛弃了家族的荫庇，在洛阳他只是籍籍无名的南方小卒。而亡国之臣凭借什么可以迅速地在官场立足？身为世家子弟，他选择以立言扬名作为入仕的敲门砖，终因才气得到了张华的举荐，在入洛后累迁太傅祭酒（290—291）、太子冼马（291—294）、尚书郎（296—298）、著作郎（298—300）等。

太子冼马和著作郎在晋朝均负责掌管图籍，这些官职赋予他接触久未传世之书籍的权利。陆机《吊魏武帝文》其序曰：“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慨然叹息伤怀者久之。”在《答张士然》诗中，他也写道：“洁身跻秘阁，秘阁峻且玄。终朝理文案，薄暮不逞眠。”所以，情况可能如俞士玲先生所说是《古诗》本身流传不广，但保存于西晋的秘阁之中。陆机以才学广博闻于世，秘阁藏书之繁、藏书之全，令“无所不窥”的他废寝忘食。笔者推测，他或许是在秘阁中习读了五言古诗，并偶然地发现了被后世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的这十九首古诗，甚为喜爱，故挑选了其中的十四首进行了模拟（今仅存陆机拟古诗十二首，两首已佚）。元康三年至永康元年这十一年间，是陆机由南入北后与当地社会风俗进行磨合的阶段，他的文学创作自此明显融入了北方的地域特色，所以他拟古诗创作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学习前人，以求融入北方社会。

二、产生情感共鸣，比古志以明今情

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写道：“一日见正叔，与兄读古五言诗，此生叹息，欲得之。”这里的“正叔”指的是潘尼，乃潘岳之侄，与陆机交好。潘尼是河南荥阳人，其与陆机交往始于二人同为太子属官之时，这也佐证了陆机拟古诗的创作时间不是退居吴中读书时期，而应该是在入洛有一段时间之后。潘尼在《答陆士衡诗》中提到“口咏新诗，目玩文迹”，在朋友赠答中可见陆机与朋友互做五言新体诗为乐，这也表明了他拟古的原因不仅是适应社会的被迫学习，更有对古诗审美趣味的认同和追求。

上文中提到的“古五言诗”所指具体为何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从“叹息”二字仍可品读出陆机初读五言诗时的惊叹和惋惜之情。惊叹之处在于五言诗高超的共情能力，“被古诗中包含的思想感情深深地触动了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惋惜之处可能在于五言诗的语言与部分内容。五言诗语言质朴，取材民间，抒情直接，这造成了它在某些内容的表达上毫无遮掩，不符合陆机自幼接受的儒家礼教学说。因而陆机才产生了拟作的想法，继承古诗中的优良之处，对不符合他文学观与审美趣味的地方加以改造和创新。

历史上记载了陆氏兄弟初入北方的盛况：“二陆入洛，三张减价。”陆机以亡吴旧臣的身份，退居故里蛰伏十年才等来了朝廷征辟的机会。相比其余江东世家子弟，其仕途可算十分顺利：初入洛阳便因异才受到时人的重视，张华爱其才，荐之诸公，累迁太子冼马、著作郎等文职。但是从相关的史料记载中可以发现，陆机入洛后的政治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一直受到北方士族的排挤与打压：

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近远？”机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卢毓、卢廷分别是卢志的祖父、父亲）。”志默然。既起，云谓机目：“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邪！”议者以此定二陆之优劣。

陆氏兄弟本怀着重振家族、追求功名的心愿去拜访北方名士卢志，却遭到他的当众嘲弄。卢志的言语举动其实反映了当时北方士族对南方士人的普遍态度，并非所有人都像张华一样“素重其才”。“吴人轻锐”，魏国灭吴致使北人对南人有一种天生的政治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官场之中逐渐外化为对南人的排外与鄙薄之意。北方居，居不易，陆机一边承受着克振家声的强烈使命感，一边摧眉折腰辗转于权贵之间，甚至不惜为逢迎上位者做谄媚之颂文。然而北方政治环境的排外，当权者的昏聩，时局的动荡，都使得他的愿景变得愈发难以实现。

陆机身上有一种来自末世的深沉的孤独感和焦虑感，人近中年，漂泊异乡多年却游宦无成，振兴家族的责任意识像一把沉甸甸的枷锁将他婴束在尘网之中，脱逃不能。怀着这样功业未成而时光易逝的郁闷心情，他读到情感真挚、取材现实的《古诗十九首》，自然会对其中的诗文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古诗十九首》的题材多为“怨别思乡、亲朋聚散、人生倏忽、怀才不遇”，这些汉末文人朴素的人生境况与陆机自身的遭遇恰相吻合。兼之他以往接觸的多为祭祀歌颂和讽谏规劝的四言诗，由于其形式结构、音调韵律上的局限性，诗人很难在其中寄托自己的个人情绪，庄严肃穆有余而抒情性不足。所以，当陆机第一次读到情感充沛如流泻的古五言诗，其内心之震撼可想而知。西晋末年，内有八王作乱，外有五胡乱华，政治环境风云诡谲，陆机只能将自己的愁绪情思含蓄地寄托在古诗之中，拟而作之，比古志以明今情。同时，他在与前人相似的情感之中又注入了个人独特的情怀，对原作的主题和思想感情均进行了创新性的“深化和异化”，使他的拟古诗闪烁着个性的光芒。

我们以游宦题材为例，试比较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陆机拟古诗《拟行行重行行》的不同。

两首诗表面看上去似乎诗意相同，都属于游子思妇题材的诗歌。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拟诗的抒情主体和原诗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原诗的抒情主人公是思妇，描写的是一个女子对远行在外的丈夫的深切思念之情，读来缠绵悱恻，诗歌的基调中蕴含着为女子代言的哀婉之情。而在陆机拟诗中，拟诗的抒情主体则变成了游子本人，这样一来古诗中男女之间彼此相恋、相思的柔婉色彩被冲淡，取而代之的是游子的思乡之情与萦绕难言的孤独之感，较原诗情感更为复杂深沉。“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这里的“音徽”结合上下文指的更多是来自家乡的书信，他在《拟庭中有奇树》中也运用了此意象，借喻友人的音讯，可见机诗的拟作已经偏离了原诗中思妇对游子音讯难寻而悲伤的主题。“王鲔怀河岫，晨风思北林”，此句看似是对原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句意象的简单置换，实则是作者选取了更贴近自身经历的意象，以这些意象借喻自身，能更好地寄托思乡之情。“王鲔”是南方之鱼，其穴却在河南，这不正是陆机个人生活经历的写照吗？生于吴中，却游宦北方，陆机思乡之幽远深广能够通过这个意象真实地表现出来。末句的“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对比原诗的“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诗歌内容的选择已经逐渐从民间化趋向于雅化，更显现出文人诗的特点。由此可见古诗朴直，而陆机诗则追求一种儒家规范内更为委婉深沉的感情。

三、以五言诗实践自己的文学观，表达审美趣味

笔者认为，探究陆机的拟古诗是“亦步亦趋”还是个人的创新，最重要的是从他自身的文学观点出发来考察，不能仅凭自己时代的审美标准来品鉴衡量。陆机在《文赋》中曾说：“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此句揭示了陆机的文学创作理念和个人的理想抱负，他认为写作要先广泛地学习前人的典籍文章，在继承吸收前人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个人的审美趣味，从而进行创新和改造，开辟全新的文学创作。

以此观照陆机拟古诗的创作，可以很好地解释他对诗意和篇章结构的大胆借鉴，并非是明清文学家所说的“呆板”“步趋若一”，而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文赋》中说：“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于曩篇。”他并不反对模拟诗意，相反正是因为对原诗所表达的情感和诗意的认同，他才对之进行了拟作，在原诗的基础上注入自己的情感稍作改变，借古喻今。可是，陆机本来主要追求的就不是对古诗诗意的创新，而是对语言和写作技法的创新。陆机在《文赋》中多次表现出他的美学思想，他对辞藻语言的审美追求是华丽繁富：“或藻思绮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语言要绮靡，字辞要精工锤炼，无一字不精细。他曾说：“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氾;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他认为语言不华丽的诗词或许在内容上能达到“一唱三叹”的境地，值得玩味，但是读来却像肉汁的余味一般寡淡，是有缺憾的。他对语言文字的审美追求在拟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拟涉江采芙蓉》中，他将古诗中的“上山”“芙蓉”“兰泽”“芳草”，分别替换成“涉江”“琼蕊”“穹谷”“芳兰”。古诗中是纯粹名词性的表达，而机诗则加上“琼”“穹”“芳”等修饰词，使古诗质朴单纯的民间化意象演变为华丽雕饰的词语，辞采华茂，使诗作的色彩浓烈鲜明，更富有画面感。因此，我们从陆机的《文赋》的角度来解读陆机的拟古诗，可以推测他是想借五言诗这一新兴的诗体，通过拟古这一并非主流的体裁，实践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向世人表现自己的文学审美趣味。

四、结语

探寻陆机创作拟古诗十二首的原因，不能仅仅从他对诗意、篇章结构的模仿便判断它为“亦步亦趋”，这显然是堕入了以今律古的窠臼。我们应从共时的角度去观察问题，系统地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因素、作者个人因素，通过分析他在《文赋》中所表现出的文学观点去观照他拟古诗的创作，才能真正与作者当时的创作心理产生共振，还原真实的创作原因：在继承古诗的基础上，以之为情感载体，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并对其中的缺憾进行创新改造;以方兴未艾的五言诗体为手段，在学习模拟中实践自己的文学理念，表现个人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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