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自救”与“自存”
——刘荣恩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

吴 昊

（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抗日战争时期的现代诗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姿态。一方面，“诗歌大众化”观念在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成为主流话语。在持“大众化”观念的诗人那里，诗歌的宣传功能往往大于艺术本身，致使许多作品在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基调下难以掩饰诗歌技巧的苍白。另一方面，“纯诗化”的艺术追求虽然在战争中遭遇了巨大危机，但仍被一些诗人顽强地坚持着。尤其是对处于沦陷区的一批诗人而言，“纯诗化”的追求不仅是语言艺术方面的探索，还具有精神方面的意义。无论是东北沦陷区的山丁、古丁、成弦、金音、小松、冷歌，还是华北沦陷区的刘荣恩、毕基初、张秀亚、南星、沈宝基、查显琳，虽然他们的生活因战争而遭遇了物质方面的困苦与精神方面的重压，但对于他们而言，诗歌写作具有“自我拯救”与“自我保存”的意义，能够抚慰不安的灵魂。其中，刘荣恩作为平津地区学院诗人的代表，其诗歌写作因其人生经历的曲折而显得尤为特别。然而，目前学界对刘荣恩生平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有鉴于此，本文试对刘荣恩的生平史料及其抗战时期诗歌创作的特点进行挖掘与探究，以期揭示出抗战时期平津诗歌的多样性，为刘荣恩以及平津诗歌的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刘荣恩生平钩沉

刘荣恩（1908—2001），浙江杭县（今属杭州）人，出生于一个基督教背景的家庭，年少时随父母移居上海。刘荣恩的编辑与美术才能在其就读于上海明强中学时便显现出来，1926年他进入沪江大学之后，更是在音乐、创作、翻译、编辑等方面显示出卓越才华。刘荣恩入学后不久便加入了学校的管弦乐队，并在弦乐组担任一提琴手，一年之后成为管弦乐队的副团长。在倾心于音乐演奏的同时，刘荣恩还从事沪江大学学生刊物《沪大天籁》（后改名为《天籁季刊》）评论栏的编辑工作。他发表于《天籁季刊》1928年第17卷第14期的长文《英国盎格罗萨克森时代文学史大纲——诗歌》，详细梳理了英国盎格罗萨克森时代诗歌的发展情况及代表诗人，体现了其深厚的英文文学功底。在写下这篇长文的同一年，刘荣恩转学至燕京大学攻读英文文学专业，于1930年毕业，翌年进入南开大学新成立的英文系担任英文助教。

在南开，刘荣恩正式开始了翻译与创作生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批作品是在《南开大学周刊》和《天津民国日报》副刊《文学周刊》（南开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办，周作人题词）上，以译诗和小说为主。他不仅把一些外国诗人（如乔治·桑）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把中国诗人的诗作翻译成英文，比如徐志摩的《云游》《再别康桥》、郭沫若的《湘累》、陈梦家的《白马湖》、方玮德的《微弱》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荣恩对徐志摩、陈梦家作品的翻译，刘荣恩与这两位同为浙籍的诗人保持了良好的友谊，其在《南开大学周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名为《买哭的故事（仿柴霍甫）——献于志摩先生之灵》。不仅如此，刘荣恩还向《天津民国日报》副刊《文学周刊》的编委会提供了徐志摩的遗诗《想像你的句》，在为陈梦家小说《不开花的春天》所撰书评《鸡鸣寺的诗心》中也提到徐志摩给自己写的信。徐志摩、陈梦家在1930年代对刘荣恩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甚至能在刘荣恩日后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出来。

1933年底之后，刘荣恩开始以本名和“子峤”这个笔名在《大公报》和《益世报》这两份在天津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上发表译作与原创作品，在《大同报》《盛京时报》《武汉日报》等报纸上也偶有译作与书评发表。此外，刘荣恩还于1935年加入了由柳无忌、罗暟岚等人共同发起的“人生与文学社”，担任《人生与文学》杂志的发行人，并在此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因此可以说，从1933年底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刘荣恩的翻译与创作达到了一个高潮。这段时期他主要翻译了梅里克的小说，如《一个咖啡车摊的浪漫故事》《一个梦想》《灰尘胡同里的攻击》《献给维小姐》等，但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还是书评。萧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自己主编《大公报》后组织起了一支书评队伍，其中就有刘荣恩。刘荣恩的书评以评论国外作品为主，体现了其广博的外国文学知识与广阔的阅读视野，如吉卜龄、赛珍珠、萧伯纳、T·S·艾略特、A·E·郝斯曼等作家作品，都在刘荣恩的评论范围之内。此外，刘荣恩也有一些书评是评论国内作品的，如关于陈梦家《铁马集》的书评《一个牧师的好儿子》、关于林语堂《吾国吾民》的书评《“吾国吾民”》等。

卢沟桥事变后，南开大学师生开始逐渐撤离学校，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一起南迁。刘荣恩也跟随南迁的队伍到达了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教授英文课程。后因为其远在天津的女友程荫生病，所以他没有继续跟随队伍到昆明，而是选择从南方折返天津，并于1940年与程荫结婚。刘荣恩与程荫在天津生活，意味着要忍受困苦与迫害。据说，刘荣恩在天津工商学院附中当英文教师时，就曾因汉奸特务告密，与其他几名老师被日本侵略者以煽动学生抗日的罪名逮捕，关进了日本宪兵队，由于查无实据，后被释放。虽然生活艰难，但刘荣恩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他给自己出生于1941年的女儿取名为“陶陶”，希望她天真、快乐。更引人注意的是，自1938年起，刘荣恩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诗歌创作，并以自印诗集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作品。他先后自印了六部诗集，分别为《刘荣恩诗集》（1938，共59 首）、《十四行诗八十首》（1939，共80 首）、《五十五首诗》（1944，共55 首）①刘荣恩在1944年3月18日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五十五首诗》即将出版，这与一些沦陷区文学史著作的说法（1940年）有所不同，这里采用刘荣恩本人的说法。、《诗》（1944，共46 首）、《诗二集》（1945，共46 首）、《诗三集》（1945，共54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刘荣恩竟然创作了340 首诗，这个数量可谓惊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刘荣恩于1944年3月创办了《现代诗》杂志，至1945年8月出版11 期后停刊，1947年4月复刊，5月出版第13 期后终刊，这可能是华北沦陷时期出刊时间最久的新诗专刊。《现代诗》刊登了吴兴华、南星、毕基初、沈宝基等沦陷区诗人的作品，是珍贵的沦陷区诗歌史料。

1946年1月8日，刘荣恩作为南开大学复校委员会的成员，协助黄子坚办理了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的接收事宜。南开大学在天津复校之后，刘荣恩便成为了外国语文系的副教授。对于刘荣恩来说，1946年还有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那就是他的长篇小说《一万个勇士》在《大公报》天津版从1月11日开始连载，至12月29日连载完毕，历时近一年。除小说创作外，刘荣恩抗战结束后还在《天津民国日报》《文学杂志》《文艺世纪》等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译文，他或许是最早把狄兰·托马斯的诗翻译成汉语的诗人。1948年5月，刘荣恩获得驻华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9月7日，他从香港飞赴英国，其妻子程荫与女儿陶陶也于次年到英国与刘荣恩会合。从此之后，刘荣恩再也没有回国，国内对他去国后的消息也所知甚少。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刘荣恩在牛津大学研究莎士比亚，于1972年在企鹅出版社出版了译著《六出元杂剧》（Six Yuan Plays），1992年在英国期刊《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发表过英文诗歌《沉重打击》（The Hammer）与《行动》（Action）。2001年5月6日刘荣恩去世，英国《独立报》曾为其刊登过讣告。

从刘荣恩的生平来看，其前半生可谓是充满曲折。他经历过两次战争，并在抗日战争期间以自费印刷的方式出版了六部诗集，这些诗集中的作品是战时诗人心态的真实记录。而正是这些诗歌写作在艰难的岁月中抚慰了诗人的灵魂，才使其得以“自救”与“自存”。

二、南渡北归：“行苦路”途中的“自我拯救”

据目前资料来看，刘荣恩第一首正式发表的诗歌是刊登于1932年3月17日《南开大学周刊》第125期的《我要回返南方》。这首诗创作于1929年，当时的刘荣恩还就读于燕京大学，该诗诉说了一个从南方到北方的青年学子对故乡的思念。除诗歌《我要回返南方》外，他的思念还体现于散文《除夕的话》《云点子》《在松江》以及小说《初晚——献给我已故的母亲》等作品中。然而，战争打破了刘荣恩在北方的平稳生活，他与北平、天津的许多师生一起，被迫向南方迁移。在战争的强烈影响下，身为南方人的刘荣恩在迁移过程中产生的不是“回返故乡”的欣喜，而是“思念北方”的沉重。

刘荣恩的第一部诗集《刘荣恩诗集》诞生于1938年，此时的刘荣恩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担任英文教师，其《湘水》《岳麓山》等诗作便写到了湖南的风貌。但在这些描写南国风景的诗中却寄托着刘荣恩对北方的思念：“在追念，在寻思，/北去的湘水，/流去告诉天津的荫，/我在雨水的长沙好。”（《湘水》）刘荣恩不仅思念滞留在天津的女友程荫，还思念其昔日在北方（北平、天津）平静、安稳的生活，如《上燕京去》：“回到燕京去——/那里有紫色的早晨：/她的路是爱人，/多树的小冈是新娘。/所流的眼泪都掉进无伤无名的湖去/给在大理石云间的小金龙。”“书里和生活里都放不出毒箭，/我只听见铃声钟声从一个失去的国域来。/在古老的皇宫里作古老的梦。”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刘荣恩对地域的感知已与十年前发生了很大变化：“燕京”象征的北方生活成为诗人深切怀恋的对象，对“燕京”的“思意”是“一只春的鸟”，能帮助诗人“躲藏现在这个冬天”。诗人昔日生活的美好与现实生活的冷酷形成了强烈对比，而这种私人的情感与民族存亡的时代大背景融合在一起，更加深了沉重之感。“北方”在刘荣恩的诗歌中不单纯是地理方面的概念，还象征着整个沦陷的中国国土，浸透着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喟叹。《黑龙江的明妃》这首长诗便嵌入了“昭君出塞”的典故，来借古喻今：“江带着东北的星，黑龙流进汉人的心；/别再忆昭君和她的美，向南方流的泪。/黑龙已经爬上岸，在日晒夜露之下，再也飞不起来。”“东北”“黑龙”“中原的昭君”这些意象暗示着在日寇铁蹄侵略下中国北方国土的沦陷。值得注意的是，在沦陷区，“北方”这个意象与国土沦陷的关联并非是刘荣恩的独创，歌青春的《雁》、夏穆天的《在北方》、沈宝基的《出塞》、金音的《塞外梦》等作品里都出现过类似的表述，其中蕴含的时代意义显而易见。

既然“北方”象征着沦陷的国土，那么“从北向南”的迁移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沉重的色彩。坎坷的路途因诗人心情的低沉而显得更为艰难，身体的乏累也伴随着灵魂的跋涉之苦。正如刘荣恩在后来的诗作《行苦路》中写到的那样：“苦走着/在无路无渡的天下。/苦走着/在黄昏的泪中。/不是忧伤，懊丧，/这不是我的运命。/山走了路，海找不到自己，/鸟像星一般消灭；/我只是苦走着；/跟着龙头杖/一步，一步的苦走着。”从这首诗中能够看到一个“行苦路”的灵魂，在茫茫荒原中踽踽独行。“行苦路”的描写在抗战时期的诗歌中是较为常见的，尤其是在抗战初期，社会环境的变动使得许多诗人被迫离开故乡，灵魂的“流浪”与“跋涉”成为战时的常态。

对刘荣恩而言，诗歌写作不仅是其“行苦路”途中倾吐情感的方式，也是拯救灵魂的途径。在刘荣恩的第二部诗集《十四行诗八十首》①《十四行诗八十首》似乎为中国新诗史上第二本十四行专集，它的出版时间晚于李惟建的《祈祷》（1933），早于冯至的《十四行集》（1942）。《十四行诗八十首》中的诗歌全部使用“四四四二”排列方式，类似莎士比亚体，但也存在变体现象。中，诗歌对诗人灵魂的重要意义得到更为集中的体现：他使用十四行体这种古老而整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女友程荫的爱恋、对国土深沉的忧思以及对生命的思考。《十四行诗之五十八》是诗集中较能体现刘荣恩“行苦路”途中将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感融为一体的作品：

经过死亡②该诗收录在《十四行诗八十首》内，亦收录在《友情》中，再发表于《艺术与生活》第32期时，“死亡”二字误作“死之”。的幽谷，寂寞得要哭；

乡间风光，渡过海江③在《友情》中，“海江”二字作“江海”，《艺术与生活》第32期亦作“江海”。，小池塘，

一滴一滴的恋爱④在《友情》《艺术与生活》中，“恋爱”均作“恋意”。珠散在去程上，

要带回去的惦念给我心痛的。

竹香中江南的雨点掉在脸上；

灰色天，黄的扬子江压在心头；

向友人说什么，看看船后的水沫。

下站是九江了，着了岸是半夜；

我所站的地会应着远地人的心。

长江的尾巴长长的拖着渔村，

头向长处去探更远离她的埠头；

骑在江背上没有言语寂寞着看水。

没有辞别，走得很快，上了船，

几时再能看我北国的云和我的荫。

吴晓东认为这首诗体现了“故国的缅怀，飘零的感喟，远人的思念，寂寞的愁绪”，“诸般心境之中总透露出一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沉重感”⑤吴晓东：《导言》，见吴晓东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这可以说是沦陷区诗人共同的感受。袁可嘉曾批评刘荣恩的诗“自怜自恋”，有“政治感伤”的倾向⑥袁可嘉：《诗与主题》，《大公报·天津》1947年1月17日。，但袁可嘉有所忽略的是，一个因山河沦陷而被迫“行苦路”的灵魂，必然要在诗中找到一种纾解情感、自我拯救的方式，战时的“感伤”有时也承载着比个人情感更为深厚的内容。实际上，《十四行诗八十首》中不仅有诸如“一程一程心头上加上层层的屏风：活的江山，/雨水和枫叶上的红风，好颤心的屏风；/两礼拜的再见，竟别了半年，走遍了天下，/寒心在寒夜在中国的尽头，冷在风头”（《十四行诗之五十九》）之类的“感伤”诗篇，对诗歌艺术本身的敬仰与追求也随处可见，如“给在最细软思念的字句生了翅膀。/使我贫乏的日夜丰富得像宫殿的景况”（《十四行诗之十一》）。刘荣恩还进一步将诗歌放置在一个超越世俗生命的神圣地位，并认为诗歌具有慰藉诗人灵魂的力量：“我要在活的诗里过我的岁月，烤我的火，/让我同她活写在宇宙的书本里。”（《十四行诗之六十一》）刘荣恩认为，通过写诗这种方式，诗人能够在遭遇精神危机之时得到自我拯救，经过锤炼之后的好诗甚至能惠泽后世读者：“诗是人类唯一的希望，在万代中的万代，万时中的万时，今时才是顶需要诗的灌溉的时节，我们爱诗的应该做好的工人，将来收美好的庄稼。”①该段是刘荣恩与友人的通信片段，作于1944年2月29日，正式发表于《文艺时代》1946年第1卷第6期。在抗战期间，刘荣恩对诗歌的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他没有把诗歌视为标语、口号之类的宣传工具，而是在肯定诗歌的艺术价值的同时，阐释了诗歌对人生的效用——“诗歌拯救灵魂”。

从北到南，刘荣恩在“行苦路”的过程中视诗歌写作为拯救自我灵魂的方式，诗歌使其在远离故园的途中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因女友程荫生病，刘荣恩没有跟随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们继续南迁至昆明，而是选择折返天津。当时的天津已经沦陷，刘荣恩选择回到天津生活，就意味着要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在缺少自由的日子里，刘荣恩虽然很少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作品，但仍然坚持诗歌写作。诗歌写作就此成为他在黑暗岁月中“自我保存”的方式，使他在诗歌作品中保存了灵魂的高贵与纯洁。

三、忧郁的独语：沦陷岁月中的“自我保存”

抗战结束后，刘荣恩在一封与友人的书信中写到自己对战争岁月的感受：“今日自己翻翻自己的诗集，想想这小小的一点声音在这八年里究竟是不是也为一般人哭了一场。我的性格本是一座忧郁的森林，没有‘抗战’还是一般的这样忧郁。大家似乎没有看出这‘忧郁’是我灵魂的颜色，同古代犹太耶利米的灵魂是同一个部落出身。”②作于1946年11月16日，正式发表于《文艺时代》1946年第1卷第6期。耶利米是《圣经》中的一位先知，他的性格虽然是忧郁的，但他却因真诚的情感流露而被神所选中，成为神坚定的信徒。刘荣恩或许是借这个宗教典故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在“忧郁”的表层之下，是一颗忠实于诗歌艺术的灵魂。

如前文所述，刘荣恩回到天津后，供职于天津工商学院，任英文教师。虽然这所学校由教会开办，但也难免遭受日本侵略者的骚扰。日伪政权对当时天津、北平的报刊发行以及作品发表进行了控制，因此作家的发表、出版自由受到了很大限制。沦陷期间，刘荣恩仅在《艺术与生活》《中学生》等为数不多的几种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诗歌与译作。在天津工商学院的校刊《工商生活》《公教学志》上，也偶能看到刘荣恩的作品。刘荣恩这一时期仍然采用自费出版“限定版”诗集③刘荣恩的自印诗集数量稀少，每部诗集仅印100册，且每本都有编号，可见刘荣恩不想让自己的诗集得到大范围的传播。的形式，向熟悉的诗友展示自己的作品。此外，刘荣恩还凭借教会学校的优势，自行创办了诗歌刊物《现代诗》④《现代诗》没有展示办刊宣言与口号，也没有编辑声明，这或许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为沦陷区的诗人发表作品提供了一个平台。刘荣恩之所以采取自印诗集、自编刊物的方式，或许是希望尽可能地保持诗歌创作、发表的独立性与自由度，近似于一种对日伪的“消极抵抗”。众所周知，沦陷区的部分诗人、作家（如周作人、沈启无、路易士等）因与日伪当局有染而使自己的人生留下污点，难以保持灵魂的纯粹；而就刘荣恩而言，低调、不事张扬的创作与编辑姿态能够使其在沦陷区压抑的空气中得以自我保存。

刘荣恩回到天津后仍然为国土沦陷、生灵涂炭的现实而痛心，但他没有愤怒地大声疾呼，而是借用一系列具有荒凉意味的意象，如“古城”“黄昏”“秋雨”“眼泪”等，来抒发心中的愁绪。他甚至称自己是“多余者”“畸零人”，“负担着不必需的无聊，劳心”。毕基初如此评论刘荣恩作于沦陷区的诗歌：“我说这里的每一首诗都是沉重的独语，而且都是警辟的，带着中年人的辛酸，苦恋了心灵的山界，发出一点对于人生的微喟。”①毕基初：《“五十五首诗”：刘荣恩先生》，《中国文学》1944年第1卷第8期。结合刘荣恩的性格及其所处沦陷区的苦闷环境来看，他的愁绪不是无来由的：现实的无奈与残酷激活了他灵魂中忧郁的一部分。况且刘荣恩并非仅是“咀嚼一己的小小悲欢”，而是将目光投向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最典型的作品如《城门》一诗：

一座大的城门，

一块从历史底大回忆

采撷下来的小回忆。

它曾看见过因

眼泪而张大的眼睛；

军旗马匹飞着穿过；

难民像牲口一样爬着……

城楼靠在黑下去的

黄昏天

是一颗印玺

打在民族底头上。

我一看见这②此处疑脱一“这”字。座城门楼

便想起个缝纫妇坐在街头

一条一条的千万生灵

在它的针眼里穿过，

像穿过针的线

去缝那一件中国历史底

直襟大褂。

刘荣恩将城门楼比作“针眼”，而穿梭于城门中的军队、难民成了“穿过针的线”，“去缝那一件中国历史底/直襟大褂”。这里体现出刘荣恩对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历史的悲恸之情，他的思想经常格外“为古今愁着”“太难受了，哭不出来”（《傍晚散步》）。一种类似于“万古愁”的心境，在刘荣恩的诗歌中回荡开来。正如李广田所说：“他无可如何，既不能离开，而住下又非常痛苦，他既不能像一个实际行动者一样去③“去”字原文错印为“夫”。摒命苦斗，又不能像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一样毫无感觉，他既不能向前勇进，也就只好在自己生命中寻找另一类寄托，于是他的诗里边挤满了命运的色彩，到处是愁苦的声音，这也就成为了他的诗的主要部分。”④李广田：《刘荣恩的诗》，《侨声报》副刊《星河》1946年10月28日。或许刘荣恩并非不想直接书写沦陷区的现状，但迫于环境的压力，他只能选择通过对古代典故、自然风光的书写来反衬现实。这使得刘荣恩的作品在充满古典意味与历史沧桑感的同时，又让读者感受到现实的悲凉。比如：“香的是陕西盛唐时的长安夜！/这是永远诗底疼，不能/趁着红灯，月亮跟着，/有长安的妓女扶着笑/回家烂醉豪唱的诗人。”（《长安夜》）又如：“徒然徒然！/ 大观园的/清流泻着/桂花香，/竹翠，/今朝成了/博物院的标本/钉在中国人的心上。”（《红楼梦》）有学者认为，刘荣恩“笔下的江南水乡、昭君古墓、西湖柳影、卧佛寺塔，都不仅是一种或秀丽、或壮美的风光，而往往以诗人对其独异的情绪记忆化成了诗人所深深缅怀的祖国、故乡”，他是以“一种澄澈的眼光注视着历史中的和现实中的祖国”。⑤徐迺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刘荣恩写的是古代的事物与自然风光，但寄予的是现代人的感受。这种写法在华北沦陷区是常见的，如吴兴华、南星、朱英诞、沈宝基等诗人的作品中都体现出一种将“古典”与“现代”相弥合的努力。⑥张桃洲：《古典与现代之辩：新诗的第三条道路——以1940年代沦陷区诗人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1期。而就当时的社会现实来说，“古典”与“现代”的弥合不仅是技艺方面的探索，也隐藏着诗人“自我保存”的意图：将灵魂放置于诗歌语言之中以保持其纯粹。

刘荣恩不仅试图保持自身灵魂的纯洁，而且还把目光投向整个人类的灵魂。因为在战争中，残酷的不只是肉体的被损害与被戕灭，还有灵魂的被虐待与被屠杀、“美”的被践踏。刘荣恩感叹道：“生命便宜，/ 美丽贵；/那里有崇高底估衣街，/ 买匹美丽，过个寒冬？”（《生命便宜》）他还为“蛆的哈哈声”而感到不寒而栗：“我吃人：能思想，有天才的万物之灵。哈哈！/ 我吃美，吃青春的明媚。哈哈！/我吃到人类的历史的字眼里去，/我吃做历史的人的四肢。哈哈！”（《蛆底哈哈歌》）有论者如此评论刘荣恩：“他恐惧的不是绞架刺刀和那群说着生疏的异国语言的暴徒，而是灵魂的受虐待，被屠杀，湮没在沙漠的荒凉里的寂寞。——他要求人们保持灵魂上的澄清明洁，忠实的服役于美的情感。”①魏彧：《忧郁的灵魂：刘荣恩的诗》，《文艺时代》1946年第1卷第6期。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刘荣恩仍能够重视“灵魂之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追求。虽然他为“灵魂之美”的逝去而流下了眼泪，但他没有绝望，更没有放弃对“灵魂之美”的追求。他在一首写给未出生的女儿陶陶的诗中寄予了他对未来的希望：

来，小商人，

带来无名的运命，

来享受我们火炉的温暖。

有时雨太大，

你不在乎吧？

同我们走着世程

你会寂寞的在众人当中，

但是在黑夜里有手紧握你。

来吧，小的，

路在眼前，

花般开的山冈。

等着我们呢！

在这首诗中能够见出刘荣恩对生活的信心：即便身处黑夜之中，但仍然期待“花般开的山冈”。这种信心来自于刘荣恩对诗歌的信仰，他也希望将信心传递给他的女儿。对“灵魂之美”的坚守，足以使得刘荣恩在战争的岁月里获得“自我拯救”。

结 语

虽然刘荣恩抗战时期的诗歌基调是低沉而忧郁的，但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生命之美的热爱、对纯洁灵魂的坚守，呈现出战时诗歌创作题材更多的可能性。刘荣恩经历过从北方到南方的迁移，又在沦陷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曲折的人生经历使他的作品具有记录战时诗人心态的重要价值。刘荣恩通过诗歌写作这种方式，使自己的灵魂获得了“自我拯救”与“自我保存”，他的作品值得研究者进一步细读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