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碉楼修筑的历史进程及其类型

吴双玉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碉楼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建筑遗存。有关碉楼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丈，为邛笼。”[1]有学者认为，此处“邛笼”乃羌语音译，就是现在所谓碉楼[2]。目前，学界关于碉楼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川西北、西藏、广东等区域，对贵州关注不多①。一些零星涉及贵州地区碉楼的研究也仅限于建筑学角度的探讨[3]，较少关注贵州碉楼修建的背景和特点。因此，本文以现有文献资料为基础，分析清至民国时期贵州地区碉楼产生的时代背景、修建历程及类型划分，以求教于方家。

一、贵州碉楼产生的时代背景

清至民国时期，因战乱、匪患问题以及当地的防御习惯，碉楼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建筑，开始在贵州地区出现，碉楼的数量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多。

(一)频繁的战乱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战火纷扰、政局动荡。这一时期，土地兼并、吏治腐败现象突出：“即如田土这一项，都是苗人开垦，始因不谙办粮，寄放绅衿户下，每年议补完粮米谷，久之而刻薄绅衿恃有印串，即捏造假契，指称伊祖伊父所卖，因而责令分花。分花不足，即另招佃种，于是苗民数十年开垦的田地，都为绅衿所占有。”[4]农民辛苦垦种的土地最后皆为绅衿所有，导致大量土地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贵州因距离京师遥远，朝廷鞭长莫及，所以吏治腐败现象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各官自知不久于任，遂俱存五日京兆之见，唯知剥民肥己，罔顾百姓。即自爱者，亦多苟且因循，静听瓜代。求其爱民若子，视民如伤者，百无一二。”[5]因吏治腐败和土地兼并等问题突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清乾嘉、咸同时期贵州地区爆发了多场大规模的反清活动，长时间的战乱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进入民国后，社会矛盾并未缓解，战乱依旧频仍。正是在清至民国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里，百姓为寻求自身安全，使得碉楼这种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建筑得以修建，并且越修越多。贵州镇宁县的高荡碉楼，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修筑起来的。

(二)严重的匪患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匪患十分严重，百姓修建碉楼也是为了防范“匪”的侵扰。当时贵州百姓不仅受到本省土匪的滋扰，而且周边的桂匪、川匪和湘匪也时来侵犯。清道光时期，湖北、湖南和广西的匪徒就曾到处劫掠：“岭桥以南，骆越、滇、黔诸山中，奸宄亡命，勾结兵役，四出劫掠。官吏重发难，益相与粉饰颟顸，无敢擒治。安顺，宋普里部也，当云南要冲，苗汉杂处，冒顶、大五、小五诸匪向啸集为奸暴。”[6]1923年，“广西匪首何善初等以湘、黔、桂交界地区的‘地罗山’作为自己的巢穴，不断侵抢黎平县的双牙、磊寨、草坪、洪州、谭洞等地，当地人民‘合款’自为与匪相持近一年”[7]。1925年，“剑河县遭受的天灾匪祸，其惨状是空前罕见的。两边农村，北岸有万金贵(三穗巴治人)的匪党侵扰，南岸有石步洲(剑河章汉堡人)的匪党骚扰，他们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掳掠，所有谷物和猪羊牛马，都被洗劫一空。人民挖蕨充饥，也被抢去，弄得人人鸠形鹄面，处处饿殍盈途”[8]。1936年建于清镇市的蜂糖寨碉楼，就是用于防范土匪的侵扰。每当土匪袭击村寨时，寨中老幼妇孺都会进入碉楼避难。

(三)防御的习惯

碉楼发挥军事防御作用，始于四川的大小金川战争。“小金川番人在斑斓山(巴朗山)正峰建有40座坚碉，中间两座宛如城阙，东西山岭则设石卡以对外联络，清军分路进攻，未能克碉制胜，溃而下山。”[9]清兵虽然取得了最后胜利，但坚固的碉楼也使其付出了惨痛代价。嘉庆元年(1796)，在平定湘黔边境地区军事动乱后，傅鼐在总兵富志那的帮助下，仿四川之法修建碉楼。因富志那曾经参加大、小金川战争，知道并了解碉楼的厉害。“富志那从征金川，习知山碉设险之利，鼐实从受之，卒以成功。”[10]傅鼐在明边墙陈迹上修建碉楼729座，即“凤凰厅碉楼542座、乾州厅碉楼75座、永绥厅碉楼67座、古丈坪厅碉楼15座、保靖县碉楼30座”[11]。碉楼的修建保证了楚地长时期的稳定。

嘉庆五年(1800)，因石岘一带是黔省的边境险要之地，觉罗琅玕上奏《石岘设碉防守屯田章程及移驻官兵折》要求在石岘地区仿湖南之法建碉楼。“今仿照湖南之例，在山隘岔口建立碉楼，使得远相瞭望，声气相通，依照各地区地形，疏密相间，请求建80座碉楼，每座碉楼派10名屯兵，一共800名屯军，以资防守。”[4]514嘉庆六年(1801年)，石岘地区反抗清王朝统治，傅鼐率乡勇进行救援，并仿湖南之法修建碉楼。“鼐率乡勇1500驰赴铜仁……仿湖南法，建碉堡守之。”[10]11387胡林翼曾说：“镇筸总兵富公志那，愤司事者之岁费金钱，妄为招抚，遂以豢苗之资，岁10余万，畀之傅公，以成设碉之功。楚人至今赖之,治安已近60年，此近事之成效可考者也。”[12]胡林翼看到傅鼐在湖南以及松桃地区设碉成功，后在黔东地区保甲团练、修建碉楼实行碉剿之法，“补黎平，实行保甲团练，1500余寨，建碉楼400余”[10]11927。

二、贵州碉楼的修建历程

有学者认为，贵州地区的碉楼源于四川大、小金川地区。各地碉楼发展的路径大致是“大、小金川→凤凰厅→苗疆→周边川、湘、贵等地区→其他地区”[13]。换言之，碉楼起于四川，是经湖南传入贵州境内的。笔者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梳理，发现贵州碉楼确实是由湘西传入黔东地区，再由黔东逐步向黔中、黔西扩展的。

(一)始建于乾嘉时期

清乾隆六十年(1795)，贵州铜仁松桃石柳邓举兵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得到湖南永绥石三保以及乾州吴八月的响应。清政府在平息这次动乱后，傅鼐在明末边墙旧址上再筑55公里边墙。这座边墙从贵州铜仁亭子关到湖南湘西的喜鹊营，边墙周围增设了关墙、炮台、哨台、碉楼等防御设施，东、南、北面350公里归湖南管辖，西面100公里归贵州松桃厅管辖。贵州松桃开始只设汛，防御系统薄弱，从康熙九年(1670)到乾隆六十年(1795)，共建有16汛，即“太平汛、振武汛、麦地讯、太平汛、振武汛、长冲汛、大塘汛、木树汛、臭脑汛(今改为盘石)、岩坳讯、构皮汛、康金汛、芭茅坪汛、太平茶汛、坝得汛、乾隆六十年，撤岩坳讯，移设凉亭汛”[14]。后为加强防御，清政府又设堡，最后设碉。

嘉庆二年(1797)修建的6座土堡均辖塘、无碉，堡开始设碉始于嘉庆六年(1801年)的石岘石堡。《松桃厅志》记载：“贵州境内，并无碉卡，间有匪徒由鸦又塘等处，远出滋事。今又禀商本道，令于自浪中江，由王会营至亭子关等处，修办石碉22座、石卡7座，仍须于鸦保洞，直至亭子关一路，相度地势，添修哨台50座。总共建立块石碉卡、哨台、关门，817座。”[14]317石岘石堡共修建80座碉楼：“石岘汛石堡1座，周围长300丈，设东、北2门，周围分布8堡，每堡前后左右，安碉4座，即以碉为门。即8堡：内42碉；外84碉。共碉80座。”[14]182-183嘉庆七年(1802)，又添设9座土堡，“有泥土堡、盘古达土堡、陇统土堡、杆子坳土堡、牛心坡土堡、石花土堡、木树汛土堡、芭茅坪汛土堡、康金汛土堡，(中惟木树辖塘，余均辖碉)”[14]180。这9座土堡后又改成石堡，其中除木树汛堡没有修建碉楼外，其他汛堡都建有碉楼，一共修建64座。嘉庆九年(1804)，又增设了八楼堡、潮水溪堡、晚森堡、长平堡、岱东堡5座石堡，并都建有碉楼，碉楼数量为38座。至此，松桃地区“只有凉亭坳、振武设有汛没有修建堡，益以护卫石岘8堡80碉。共33堡、182碉”[14]180。

(二)发展于咸同时期

咸同年间，全国各处燃起烽火，北方白莲教起义、南方太平天国起义，贵州也因战乱以及匪患，境内爆发多次起义。“黔为天下之最贫，贼亦天下之最劣。”[15]落后的经济、不便的交通和大量的流民以及绿营的废弛，滋生了严重匪患。曾任安顺知府、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在家书中多次提及贵州的匪患问题。咸丰元年(1861)，“黎平地区会匪最多，盗魁主要有老冒、老三哥、大五、大六、大九等，异常凶悍。他们遍收莠民作为爪牙，到处横行不法，良儒深受其害”[12]1056。面对突出的匪患问题，胡林翼认为“惟力行坚壁清野之法，官民一心一力，则贼不办自灭”[12]44。实行坚壁清野，进行保甲团练，但“团练固不易之法，若剧寇，纵横防剿并急之时，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6]217。仅仅进行保甲团练不足以抵御剧寇，必须建有碉堡、碉楼来共同进行军事防御，后建有碉楼400余座。

同治十一年(1872)，清政府令曾壁光办理下游善后事宜，曾纪凤以筹办善后事宜上书曾壁光：“ 请求仿照湖南三厅规制，选择要害之处修建碉堡。碉固防闲，堡资生聚，星罗棋布，与城垣互在犄角，庶良儒卫业，而奸宄屏迹矣。”[16]他认为应该仿照湖南三厅设碉的做法，在贵州下游要害之地修建碉楼。曾壁光采纳了这一建议，“从贵定东门外玉春观开始，到黄平东五里桥110公里，沿驿道扼险建碉凡70座”[16]623。后考虑到下游地区还有零星匪徒以及保护驿站需要，又设碉屯：“各碉适中分立4屯，曰乾华，曰鼎熙，曰震绥，曰泰安，各设屯军，立屯官以为各碉的领袖。乾华屯辖20碉；鼎熙屯辖18碉；震绥屯辖21碉；泰安屯，辖11碉。”[16]684下游地区碉屯的设立有效地防御了匪患，维护了地区稳定，“臣查下游驿路，自创设碉屯，往来行旅安堵无惊，流民陆续归耕，游匪无从托足”[16]686。光绪五年(1879)，岑毓英上奏《更正下游新设碉屯》，要求朝廷更正下游新设碉屯，因为碉屯的设立引起百姓不满：“前抚臣黎敬培奏在下游地区设碉屯，但这些碉兵屯田皆百姓产业，故臣到任时拦舆呼号者数百人，呈诉40余件，若不急为更正，别滋事端，更难措置。”[16]724

(三)繁盛于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贵州碉楼的数量较清乾嘉、咸同时期成倍增长，碉楼的分布范围也更加广泛，由黔东向黔中、黔西地区扩展。这一时期军阀混战，政权更迭、自然灾害严重，匪患等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民国初年，盖匪焰嚣张，民生日蹙，商不得市，农将失时，军府都成盗薮。”[17]1920年至1921年，“贵州迭遭旱情、蝗灾和涝灾”[18]。严重的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社会混乱，促使百姓不得不寻求自保，一些富户开始自己出钱修建碉楼。民国时期不但有政府修建的碉楼，而且私人碉楼也开始出现，碉楼的数目较之前不断增多，安顺地区“仅蔡官镇范围内就有21座碉”[19]。除蔡官镇外，还有七眼桥镇云山村的金志刚碉楼、普定县城关镇的操子堡碉楼、平坝县白云镇的邹家碉楼、乐平乡的黄家碉楼等。

石板寨新碉，位于普定县猴场乡石板寨。“新寨建于民国时期，当时土匪横行，村寨屡遭重创，历经多次危难之后，潘姓安全感更低，潘启恒便出钱修建了新碉。新碉高15米，共4层，底层基座为正方形，每边长5米，周长20米。”[20]六盘水地区在民国时期也修建了多处碉楼，如水城乐化的杨家碉、田家碉、陈家碉，岩脚镇的夏家碉楼，大河镇的陈氏碉楼以及陆氏碉楼，新华乡的张家碉楼，折溪彝族乡的肖家碉楼等。大河镇的陆氏碉楼为民国时期陆子香所建，“碉堡用岩石修建,墙体十分坚固,共5层,有垛口6个。1～2层从北面附碉拾级而上,2～5层从碉堡内木梯通达顶部。主要用于库存粮食和抵御兵匪”[21]。民国时期毕节地区修建的碉楼，有七星关区的董家碉楼、王家碉楼，金沙县的谢家碉，黔西县龙家箐碉楼、方田碉楼，以及织金县的爱国村碉楼、民生村碉楼等。“织金县龙场镇阳光村的营上的3座碉楼都是20世纪30年代为了防匪修建的。”[22]

三、贵州碉楼的类型

关于碉楼的类型，按照规模和风格特征可分为传统碉楼、大碉楼、设防民居、近代设防民居[23]；按照功能及使用特点可分为防御型单碉、寨碉、庄园型碉楼、宗祠型碉楼、一般民居型碉楼[24]。笔者将贵州碉楼从建筑材料、所有者和平面造型三个方面进行基本分类。

(一)按建筑材料分类

1.石碉

石砌碉楼的外墙主要采用方块整石砌成，内部结构采用的是木材。石砌碉楼在贵州的分布范围较广，安顺屯堡地区分布较多。因为屯堡地区的建筑用料多为石料，房子、城墙、寨门等均由石头砌成，碉楼也多采用石头修建，如西秀区华西街道办事处的范家碉楼、轿子山镇的俞家碉楼、旧州镇的猛贡石碉楼、蔡官镇的王家碉楼、宋旗镇的下坪碉楼等。除安顺外，石碉在贵阳、六盘水、毕节等地也有分布，如贵阳修文县的杜家碉楼，毕节赫章县平山乡夏家碉楼，六盘水水城县化乐乡杨家碉楼等。彭家碉楼，1932年彭公武始建，位于六枝特区岩脚镇彭家大院。“原碉楼为石木结构单檐庑殿顶五层穿斗楼阁式，外墙六面全为料石所砌筑，整座碉楼高14米，边长4.5米，厚0.7米，为平面正方形，墙头设有垛口，碉楼的顶层为木柱撑顶，底层前开方形石柱门。原碉楼曾撬去两层修电站，现存碉楼系在原剩两层石楼之上加柱构建，三层带楼栏，通高9米。”[25]

2.土石碉

土石碉修建时石砌与夯土相结合，属上下混合结构，上墙用泥土夯筑，下墙用石块砌成。土石混合结构的碉楼在贵州地区较少，主要有蜂糖寨碉楼、陈氏碉楼以及岩脚老卜底李家碉等。蜂糖寨碉楼位于清镇市西北部新店镇，建于1936年，“碉楼第一层为‘六面六’条石砌成，2～4层为泥土筑成，墙体厚度达80厘米以上，楼顶为木架青瓦，楼高近15米，碉楼四周分布枪眼。站在碉楼4层平台上，寨子及周边一览无余”[26]。 六盘水钟山区大河镇的陈氏碉楼，“建于清朝末年,高11米，分上中下三层，每层都有1个窗户和4个射击孔，射击孔为‘丁’字形,碉楼周长36米，每层高3.2米,主要是用户土和石头建成,具有防火、牢固的特点”[21]412-413。

(二)按所有者分类

1.家碉

家碉主要与居民建筑相连接，建筑高度比住房高，修建碉楼的费用主要由个人所承担。这种类型的碉楼平时用于存放粮食及杂物，遇有战事或匪患时便形成坚固的防御系统。王家碉楼位于安顺西秀区七眼桥镇本寨村，建于1912年，原主人金明章依靠鸦片、布匹以及盐巴生意，成为本寨的中上层地主，为保护自己的财富出资修建了这座碉楼。这座碉楼共4层，墙体用石块砌成，并设有T型、I型、十字形射击孔。据了解，以前金家碉楼上都会派家丁轮流看守，多年以来金家就靠着碉楼这个防御体系，守卫着自身安全。土地改革后，金家碉楼被分给了附近的苗族杨家。1954年，王尚义的父亲从苗族杨家买下了这座碉楼。这座碉楼虽然饱经风霜，却依旧屹立在村寨之中。此外，蔡官镇的格月来严达中家的碉楼、小屯街代炳仙家的碉楼及蔡官村孙起贤家的碉楼，都是贵州地区颇具代表性的家碉。

2.寨碉

寨碉通常由寨子和寨堡相结合，或位于寨子中心，或地势最高，或建于屯门之上，用于保护整个寨子的安全。如秀水村碉楼，“村寨一共存有3座碉楼，分布于聚落中轴的最高处以及山脚下两个端点处，构成一种三角形态势，三者分别扼守一处要害，组成整个村落中的碉楼防御体系”[27]。再如九溪村碉楼，其建于屯门之上，共有4座碉楼，现仅存3座，分别位于九溪村的门楼上。碉楼四周设有枪眼，用于观察敌情。此外，鲍家屯碉楼、石板房碉楼、猴场碉楼、高官堡碉楼等也属于寨碉。

3.庄园碉

贵州的庄园碉多由土司或土目在其庄园修建，分布在庄园的四角或围墙周边，主要有毕节大屯土司庄园碉、威宁牛土目庄园碉等。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屯彝族乡的大屯土司庄园，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依山而建，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整个庄园最为壮观的是位于庄园围墙边高耸的6座碉楼。“庄园周围是高2米至8米不等的砖砌围墙，沿墙并设高3.12米的碉堡(碉楼)6座，高大森蔽。”[28]这6座碉楼共同保卫整个庄园的安全。威宁牛棚土目庄园建于清光绪年间(1975—1908)，由土目禄贞祥修筑。“庄园四周筑有高高的围墙，沿着围墙四角设碉楼，现存第一进院落由正房、厢房、倒座及左右两座碉楼构成。”[29]此外，还有位于金沙县契默沟陇氏土目所建的庄园碉、毕节市团结乡彝族李氏土司修建的湾溪土司庄园碉楼等。

(三)按平面造型分类

1.四角碉

四角碉是贵州数量最多的一种碉楼造型，石碉和土石碉多为四角碉，具体又可分为长方形四角碉和正方形四角碉。正方形四角碉有安顺西秀区鲍家屯碉楼、六盘水岩脚镇彭家碉楼、六枝新华乡张家碉楼、织金县新寨碉楼等。织金县猫场镇新寨村的两座碉楼，分为大、小碉：“大碉楼是石木结构的四角攒尖石板瓦顶，共四层，高15米，边长6.2米，底层墙厚0.85米，外墙用整块方青石砌筑，墙体设有射击孔和瞭望窗，内部采用木材，各层设有设木楼梯和木楼面。第四层各面还分别设有两只‘碉鼻’凸出墙面，向下方开射击孔，现存的这座四层四角攒尖石板瓦顶被改为混凝土平顶。小碉为三层石墙四角攒尖石板瓦顶，体量较大碉略小。”[30]长方形四角碉相对于正方形四角碉，在贵州地区分布较少，如贵阳修文县杜家碉楼等。

2.六角碉

六角碉楼虽在贵州地区比较罕见，但龙井山碉楼却是一座典型的六角碉。它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新安镇东门村龙井山东面山顶，“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石圆形六角攒尖顶，由六块整石构建，拼合封顶。碉楼高6米，内径4.2米，十字梁架及六块简瓦状屋面板均用整石砌成。门额阴刻‘绥丰碉楼’四字石刻。由上至下共有3排20个烽火口，烽火口呈锥形，里宽外窄，保存基本完好，基础部分有破损、下沉；石质十字梁有裂痕”[31]。

四、结语

频繁的战乱和严重的匪患是贵州碉楼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清乾嘉时期，黔东地区开始仿湖南之法设碉，碉楼的军事防御功能得到验证。清咸同、民国时期，碉楼这种防御性极强的建筑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冷兵器时期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分布范围由黔东地区进一步向黔中、黔西扩展。贵州碉楼的修建，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凸显了劳动人民面对社会灾难所展现出来的生存智慧，也承载着贵州的文化与历史。作为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独特乡土建筑，贵州碉楼极具地方特色，是珍贵的民族建筑文化遗存和独特的军事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注释：

①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杨嘉铭《四川甘孜阿坝地区的“高碉”文化》，刊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第3期第25-31页；季富政《中国羌族建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徐学平《川西北的石碉文化》，刊于《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1期第6-7页；宋兴富《丹巴古碉群现状及价值》，刊于《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第4期第1-5页； 石硕、杨嘉铭《青藏高原碉楼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夏格旺堆《西藏高碉建筑刍议》，刊于《西藏研究》2002第4期第72-80页；刘亦师《中国碉楼民居的分布及其特征》，刊于《建筑学报》2004第9期第5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