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滇越铁路匪患问题与边疆治理述论

吴晓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边疆研究所，北京 100101）

滇越铁道作为帝国主义在云南修筑的第一条铁道，自修筑之日起，动荡的社会环境就赋予了其特殊性。学界关于滇越铁路的研究成果颇多。①但关于滇越铁路匪患的治理及其过程中滇省政府对边疆的治理结果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稍显薄弱，本文利用云南省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对民国时期滇越铁路匪患问题与边疆治理做了详细的梳理与论述。

一 滇越铁路匪患问题

民国时期，中国政治混乱，各大军阀为了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相互争夺。云南自重九起义后，长期陷入了战乱不断、社会政局动荡的局面。反袁护国运动结束后，“北洋军阀系统中分裂成几派，势力最大的是皖系和直系……南方的各派军阀，势力较大的是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1]各大军阀为争夺云南最高统治权不断爆发战争，使得农村经济残破不堪，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滇省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占山为王，被迫沦为土匪，过起了打家劫舍的生活。滇越铁道所经过地方多系山区，地理位置为土匪藏身提供了方便。动荡的社会环境是滇越铁道沿线土匪泛滥的重要原因。

滇越铁路通车后，土匪不断侵扰铁道沿线住户。面对混乱秩序，铁道警察（军警）总局出台政策截击匪徒，并命令地方警察会同沿线各分局路警等协力侦缉土匪，以期肃清匪患，进而维护铁道周边安宁。然而，各方协同剿匪不力，铁道沿线土匪仍旧此起彼伏。

民国时期滇越铁道沿线人民被抢劫事件及滇越铁道警察（军警）总局训令

从上表看出，第一，自民国初年开始，每年都有发生抢劫事件发生，滇越铁路云南段沿线颇不安宁。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滇越铁道沿线土匪烧杀抢掠事件不断发生。第二，巡检司段内人烟聚集，发生匪患案件最多，游匪等明火持枪抢劫，杀毙失主，盗窃财物，泯不畏法，实是不法已极。第三，某些土匪或在铁道的涵洞内，或在路途之中，直接拦路抢劫，被抢劫之人多为经商之人。第四，匪徒对铁路的抢劫并未随着铁道警察的追剿而彻底消失，1913年至1933年，在这一段时间里，铁道抢劫案件的发生最为频繁，且滇越铁道警察（军警）总局并未防患于未然。土匪多持枪抢劫，也可看出当时社会私枪泛滥的程度之深。第五，每一次案件发生之后，滇越铁道警察（军警）总局长颁布训令，命令铁道沿线警察严密防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然而，从案件发生的数目来看，一方面看出各路土匪之狡猾，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各路警查缉不力，未能实力奉行总局长颁布之剿匪任务。

二 滇越铁路匪患的治理措施

自晚清以来，帝国主义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侵略。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铁路就是其中最主要的手段之一。滇越铁路的修建就是其中之一。滇越铁路是由法方出资在中国的土地上修筑的一条铁路，法帝国主义想通过控制铁路，进而从边疆深入内陆，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内政与经济。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滇越铁路沿线匪患泛滥，法方时常借口匪患不靖欲自行派兵保护铁道。1920年3月，滇越铁路公司工头侬有才在西扯邑地方被匪掳去，最终放回。对于此件事情，法方来照称：“如果各工头不能在路上完全工作，则全路交通必受其影响，设若目前无法维持安宁，非此即彼，终当有一办法以保全。”[29]法委此照实属咄咄逼人，言外之意若滇越路警保护不力，则由法国派兵自行保护铁路，此话即含有民国元年由越南政府派法兵及安南助手来滇分驻各繁要车站之意。由此，内忧外患之下滇越铁路沿线的匪患治理成为国民政府治理边疆、巩固边陲和维护主权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军队、地方官与滇越铁路警察联合剿匪

民国初年，由于匪乱不靖，抢劫之案频发，铁道各分局警力单薄，不能及时肃清铁路各段之匪患，1916年10月16日，滇越铁道警察总局长丁国樑命令铁路沿线驻军会同铁路警察联合剿办土匪：“补派军队分驻各段扼要驻扎，会同路警局商办剿捕事宜”，总局长对军队与路警合力剿匪一事寄予厚望，并特别指出双方应该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以肃清匪患：“自应和衷共济，礼让相遇，不可稍有争执，各恤意见，彼此互相龃龉，自为攻击，安望协力，以平匪党而靖地方。各分局员长均属深明大义，务要切嘱各警无事在局必须互相劝勉，化除成见，消融隔隙，无分畛域，合力办匪。”[30]

军队与路警联合保护各段铁路，协力剿匪，更有利于剿灭匪患，维护铁道安宁。铁路附近盗匪横行，滇越铁道警察（军警）总局制定剿匪计划，严密布防，以期肃清匪患。巡检司段内，匪患最为严重，为慎重保护铁道，1921年6月1日，滇军总司令部电令各部队统筹分配兵力，分四段驻防铁道沿线：“蒋国强营担任昆明至禄丰村一段；张桃营担任禄丰村至阿迷一段；杨璨奎营担任阿迷至芷村一段；周自得兼带之铁道游击队三大队担任河口至芷村一段，并委令耿旅长金锡兼充铁道各指挥官。各段军队团警游击队关于缉办侦查盗匪、保护铁道事务均归该兼指挥官节制指挥。并由该兼指挥官迅予遵照，按站分兵驻扎保护。”[31]

地方官本身负有保护其所管辖地方安宁之责任，其与军队、各路警联合肃清匪患更是剿匪之中重要的一项。地方官选举德行良好之人编成团保，加以训练，进而协助配合铁道各分局路警，查探匪人踪迹，肃清匪患。1923年4月23日，云南省剿匪条例规定地方官权责：“一、地方官禀承总指挥及分区指挥命令剿办本属盗匪；二、地方官遇境内匪徒被军队击溃，应即分派团警扼要堵缉，并应派所属团警分别清乡搜山，勿使稍留余孽；三、地方官应传知所属人民，对于匪党踪迹概有侦察报告之义务，其距官署及军警团较远者责成沿途村寨接替传达；四、地方官遇军队在本境剿办盗匪时，立应前往协同兜剿；五、地方官遇邻对剿办，本境又无匪患时，应立即派所属团警前往援助。”[32]

铁道通车以来，匪患多次抢劫铁道沿线人民以及铁路公司，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由此贻法人口实，致使法人多次提出交涉，对中国的主权造成了危害。滇省政府正是认识到这一严峻的形势，作出军队、地方官及滇越铁路警察联合剿匪的正确方案，三方势力联合起来肃清匪患以期维护滇越铁道的安宁，巩固边陲，进而保护中国的主权完整。

（二）滇越铁道各分局警士剿匪措施

1.严密防范奸人混迹各车站

滇越铁路为交通要道，客流量大，各地人民来往络绎不绝，火车往来各站地方常有奸人混迹其间，这些奸人或勾结闲散军官或私募充当兵士冒为商贾，潜行赴粤。

1923年11月3日，滇越铁道军警总局长苏品淦颁布训令：“该分局长即便遵照督率长警于每日上下火车到站，如遇形迹可疑旅客，务须认真盘诘，悉心侦查，无论外来奸人或赴粤官兵冒充商贾，一经查拿实，即行缉拿解送来阿，以凭审讯，勿稍疏虞”[33]，以期查禁混进各车站奸宄。1933年9月19日，滇越铁道警察总局长马锳颁布第664号训令，拟定查禁奸人办法，维护铁道治安。“（一）以后出入口人员应严密调查，入口者尤应特别注意，以河口开远昆明三处路警分局为检查根据，该三处路警分局长尤应认真办理，并将每日出入口人员内中有可注意及嫌疑者，列表详报，以凭查对。（二）此项所报人员认为有相当职业及无嫌疑者，不必列入，如系由中途上下车者，当地路警分局应将其姓名职业任务到达地点查明，列于日报表内报查。（三）如入口人员不论何局，倘查有重大嫌疑者，应亟电报本局至昆明分局，则一面速电呈报本局，一面并应飞速通电昆明市公安局详细办理，不得敷衍疏忽，倘有所报人数经本局比对不符或有疏忽漏报情事，定以违抗命令论，查明严究。”[34]由此看出，铁道警察总局不遗余力，从火车站出入口查禁奸徒，防患于未然，以期保护行旅安全，维护西南边疆的安定。

2.加强冬防

铁道警察负有保卫铁道重大之责任，冬防期间，匪患更甚，而路警之任务也更加的严峻。1933年12月22日，滇越铁道警察总局长马锳拟定冬防办法，以期督促各分局警士，防范土匪。“（一）各局管内车站街场以及大小村寨应随时调查，如有外来之人或改装容貌造谣煽惑者，即行拿获呈报。（二）各局管内如设有工厂农会地方，应派长警严密调查，以防秘密集会及其他不正之举。（三）各段内如有江河水道，应饬划船水手请保具结，以防勾结外匪，暗中偷渡为害不小，并于街期人众过渡之际，分派长警实行检查。”[35]由此可见总局长用心之良苦，以期所属各分局路警奋力剿匪，肃清匪患，进而避免贻外人口实，以保铁道沿线人民安居乐业。时值抗战紧要关头，时局严重，为以保护铁道交通及地方之安全，1939年12月4日，滇越铁道警察总局重新修订冬防办法：“（1）由本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止为冬防期间。（2）各站路警分局，巡缉队，联合团等，应取一致行动，并与当地之区乡，以及附近驻军，切取联络。如发生匪警，或意外事变，则相互救援。倘有意存观望或竟坐视不理者，无论曾否误事，事后查明，决定从重惩处。（3）在路警管辖区域内，无论任何时间，发生匪情，或意外事变，应一面电呈本局核办，一面通知附近军警团队应援。倘有办事迟延，或处置失当，致误事机者，即便从严撤惩，绝不宽贷。（4）各站路警分局，及巡缉区队，联合团等，应会同地方机关，严密清查内奸，驱逐无业流氓，并多派侦探，调查汉奸匪类消息，行动，预为防止，以弭隐患。（5）各站路警分局及巡缉队，联合团等，对于管内之铁桥保护，尤应切实注意，协同分派长警团兵，不分星夜，认真驻守，并轮流逡巡，以防不虞。”[36]

从这些剿匪措施以及上述土匪抢劫的事件数目可看出，滇越铁道警察（军警）总局为维护铁道安宁，多次颁布命令以及详细剿匪措施，以期督促沿线路警能够恪尽职守，奋力剿匪，维护铁道安宁。在命令颁布之初各分局警士还能够认真奉行，然而，仍旧有路警泄沓不前，不求上进，对于剿匪事宜敷衍塞责，致使抢劫案件仍旧迭出不穷，匪患未能及时肃清，土匪泛滥如旧，对滇省的边疆安全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也给中国西南的边疆治理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三 边疆经略中滇越铁道匪患治理不力的原因

铁路沿线盗匪横行，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威胁到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安全。为了维护铁道安宁，滇省各级机关联合剿匪，滇省政府以及滇越铁道警察（军警）总局三番五次下达命令加强防范，都未能阻止匪患泛滥的势头。一方面源于民国时期动荡的政治局势一直未能得到改变，另一方面也归因于各种联合势力剿匪不力。

（一）各地方官粉饰因循

滇越铁道沿线各地方官有保护地方之责，且负有剿匪责任，地方官督促其所属警团协同铁路警察剿匪是维护铁道安宁之重要措施，然而，各地方官大都事前则敷衍因循，临事张皇失措，事后则饰词捏报，任意欺蒙。关于剿匪漫无把握，督率团警严行剿办不力，粉饰因循，奉行命令敷衍搪塞，以致于匪氛日炽，民不聊生。

1923年1月6日，滇越铁道军警总局长窦家法痛斥各地方官不能实力剿匪：“近来各地方文武官吏对于匪案不能收剿办之效者（一）互相推诿；（二）匪出所管区域概不过闻；（三）邻接地方不能同时并剿，致匪得此击彼窜；（四）县知事委员等与军队长官关于剿匪事宜并不为切实之协商，是以剿者自剿”[37]，由此可见，地方文武官员如此放弃职责，铁道沿线治安终难彻底维护。此外，地方官之腐败并非是一日形成：“地方官负守土专责，匪徒得以扰害地方者，实由地方官守土不力，匪徒无论由该管地方发生或由外方窜入，苟能整顿团保则要设防，覆以警察协同办理严密稽查则内匪无从猖獗，即有外匪亦易于抵御。遇有股匪非团警所能扑灭，自应立即飞电据实呈报请兵剿办，一面仍督饬团警严密防堵以备不虞”[38]，1926年5月，滇越铁道军警总局长刘鸿恩奉云南省公署训令，规定对于敷衍塞责之官员处以死刑以示惩戒：“各地方官务须力图振作，恪尽保境卫民之责，倘于团警要政任意敷衍，致有被匪徒侵占县城情事，亟应处以死刑，以重地方，绝不宽贷”[39]，由此可见，滇省政府严惩敷衍塞责官员之目的：以儆效尤，督促其他地方官员认真执行剿匪事宜。

（二）分局路警敷衍塞责

滇越铁道沿线土匪泛滥，原因虽然复杂，滇越铁路警察负有保护铁路的重大责任，若不严缉脏贼尽法惩治，内则难以维护铁道安宁，外则贻法人口实。“查近来铁路一带，劫窃案件不时发生，虽经勒限严缉，而卒能破获脏贼解究者，百不一见，以致外人，啧有烦言，无法应付。”[40]滇越铁道警察（军警）总局长多次颁布训令，命令各分局协力剿匪，实力剿匪之路警固然有之，然而敷衍塞责之路警亦复不少。

路警职务关系内政外交，任重事繁，而负有整理交通维持路政治之各分局长员警等，每当整理职务之际，应振刷精神，竭力整理，才能不负政府年费巨款设置路警之目的。然而当滇越铁道军警总局长卢应祥检查各段路警时，发现“仅以弹压一项而论，各站分局长身着制服出站弹压者为数寥寥，其衹以一二名警士出站照料，而服装不整精神萎靡者所见皆是，上段如此，下段可知，究其致此之由何，莫非各该分局长等平日泄众不振、整理不力之故，况弹压车场为路警唯一职务，为时甚暂，尚不能认真将事，则其他职务废弛，更当不免言之，殊深浩叹”[41]，1930年12月1日，滇越铁道军警总局长卢应祥颁布训令：“俟后每逢火车经过，务须亲督所属长警出站认真弹压，如有法越人民住房之处，并应切实保护”[42]。

1932年5月4日，据滇越铁道警察总局长查得“各该分局队所内，每遇事件发生，各负责军警长官类多延不呈报。甚或借词搪塞叙事不周。”[43]5月24日，据报称：“滇越路警局警队沿路查车均不尽职，形容亦极腐败，有失观瞻，亟应严令主管官长认真整顿以挽颓风。查路警腐败已非一日，近年以来，益形堕落，弹压车场官警类多，精神萎糜，服装污秽，狀如木偶，不事职责，把持勒索，任意取资，各分局所前后不顾清洁，保车队毫无规律，服装器械既不一致，言语动作尤多乖张，包底客货苛虐行人，种种轨外行为，不一而足。”[44]1934年8月27日，据督察长郭鑫报称“有各分局长警，对车场弹压职务，多系呆立车旁，未能往环巡查，殊无敏活之表现”。[45]由此可见，滇越路警的腐败已并非一日，积年腐败堕落已经达到极点，各铁道军警长官，如果仍旧不能认真整顿军队纪律，长此泄沓不前，则不但匪患难以肃清，更贻法人口实：滇越路警无保护铁路安全之能力。如此，则中国领土主权也将受到威胁。

滇越铁道沿线匪患频发，路警不尽职责是一重大原因。总局长屡次命令各分局长整顿路警，务使各分局路警振刷精神，恪尽职守，然而，积年腐败一时并未能整顿完毕，1936年1月20日，据探知沿铁路附近各处零星散匪，仍旧肆行抢劫，以致路段工棚之工人及其眷属，被匪劫杀毙命；往来客商在段内被匪拦劫案件，层见迭出。如此情形，足见“各分局长警及各巡队防范不周，巡查不力，每一发生案件，而各分局公文敷衍，一报即为了事，并不认真探查踪迹，竟至匪徒任意潜逃无踪，逍遥法外，致使要案从悬未结，言之殊堪发指！”[46]

四 滇越铁路匪患治理与边疆治理评析

滇越铁道自通车以来，沿线住户时常处于匪患的威胁之中。经年累月各类治安事件频发，铁道警察虽为保护铁道安全之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内部腐朽不堪，并未能很好的起到保护铁道的作用。铁道沿线匪患不靖，不仅给西南边陲的巩固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主权造成了威胁。

（一）匪患治理不力影响西南边陲的巩固

边疆无虞，则中原自固。我国西部边疆的战略地位早为中国政府所重视，南京国民政府曾谓“西北诸省，不徒为我祖宗发祥之地，抑亦国防之屏障，物资之渊薮，惟以交通梗阻，语文隔阂，所谓边疆，几同瓯脱”[47]。云南作为通往西南的门户，从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其地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国防言，实为康藏与长江连锁，我国西南的门户！就国际形势言，云南又为远东与近东的关键；欧洲与亚洲交通的枢纽”[48]。由此，西南边疆所处地理位置呈牵一发动全身之势，匪患的治理将直接关系到西南边陲的稳定。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势力及各派系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斗争不断，这一棘手的历史现实环境本身给西南边疆的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滇越铁路警察之设，根本目的是为保护中国主权不受侵害，保护铁道的重要力量。滇越铁道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匪患泛滥，土匪多次抢劫杀害沿线居民，内则给沿线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不利于西南边陲的巩固，外则贻法人口实，对中国的主权完整带来消极的影响。匪患治理本应达到的实效是巩固西南边陲，由上述论述可知，路警敷衍塞责而更加使得西南边疆的治理困难重重。滇越铁道警察（军警）总局与云南省政府尤为重视铁路的治安管理，多次颁布训令以期地方官与路警联合肃清匪患，然而其边疆治理成效并不尽如人意。1934年，“现值废历春正，赌风素炽之时，难免有不肖官吏，纵容包庇，及一般赌徒，到处营惑等情事。殊有违禁令。况当冬防之际，赌为盗媒，尤关地方治安甚巨，即应严予查禁，以安闾阊。”[49]地方官吏本应协助路警踩缉土匪，然而，一些地方官吏包庇纵容且与土匪勾结开办赌场以谋取私利的情况屡禁不止，进一步使得西南边疆的匪患治理雪上加霜。时值中国艰难抗战之际，西南边疆不安势必不利于前线抗战，言之实为痛惜。

（二）匪患治理不力对中国主权造成严重威胁

边疆的稳定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匪患治理是保护西南边疆稳定及维护中国主权的题中之义。滇省政府希图通过铁路警察之设以保证西南边疆匪患治理的有效性。铁路警察职务关系内政外交，事务繁杂，责任重大。自滇越铁道通车以来，匪盗时常侵扰沿线住户及法国滇越铁路公司工棚，屡次形成中法交涉，法方时常以此为借口，希图自行派兵保护铁道。这实是对中国主权的巨大侵害。1928年12月21日发生匪徒抢劫工棚事件：“有持枪匪徒十五人在一九基罗三零三迈当地工场掳去华工一名”[50]。对于此事，驻法交涉员来照称滇越路警不尽职，导致匪徒滋蔓。“本交涉员于兹深盼贵特派员设法保铁路上各处工场。盖际此沿途一带不堪平靖，铁路公司及包工人员实无法执行业务，故本案件之发生，实足以证明路警之不尽职也。”[51]法方指出，由于路警不尽职责，导致铁道案件频发，此理由实是对中国政府保护铁道沿线工棚安全的抗议。1929年7月28日，云南省政府密令称“接张委员维翰由滬来皓电称报载法人以滇局混乱将借口保路，派兵北行，若果实现其患何堪设想。”[52]

各分局警士本应恪尽职守，振刷精神，保护铁道，然而，多数警士泄沓不前，渎职现象异常严重。“铁道警察及游击队近来有一种暮气不第，对于职务事事敷衍。即各该官长巡警士兵亦抱消极主义烟赌冶游滋所欲为。”[53]各铁道路警对于土匪抢劫之事，并未能够认真查缉，致使沿线人民生活在土匪的威胁之中。“火车往来时，该警察等仅佩刀到车旁观望，一转即为完自己之任务，并不勤习操练或留心探查形迹可疑之人。至分局中枪枝子弹则红锈不堪，亦不发交各巡警擦拭，任其搁置。”[54]由此可见，滇越路警之腐败并非一日，各段路警因循粉饰，敷衍塞责，比比皆是，对于总局长命令并未能够实力奉行。迭出不穷的抢劫盗窃，混乱的铁路治安，多予法人以交涉借口。滇省政府每年花费巨款养如此路警，实是政府之耻。

1931年5月8日，滇越铁道军警总局长梁得奎颁布训令，以期劝告各路警认真弹压保护铁道。“近年以来路段各局队官长兵警受金融影响生活日趋困难，少数不肖之徒遂致暮气日深精神萎靡往往因循放弃职责等纪律玩视命令，甚或废弛防务侵蚀旷饷种种积弊愈染渝深，念及此可谓痛心。本总局长受政府付托之重，以利国富民为职志以整躬率属为准绳。凡百庶事一秉至公，嗣后凡路段各分局员长警士暨各区队官佐士兵等务当共体斯指力图振奋严守纪律服从命令认真剿匪，果能奋勉，确有成绩自当照章奖励。如或不知有意违抗，亦必严于惩处，决不姑宽。”[55]由此可见，基层路警之腐败并非一日形成，诸多腐败之路警放弃职责，未能尽全力保护铁道安宁。匪乱不靖，1934年3月13日，法国滇越铁路公司方面，通饬各站：“凡查路，即派遣工人前往沿路工作时，需通知警局，如认为无有危险。方能前往，否则停止等语。”[56]由此可见，铁路公司用心所在，想借此来查验滇越路警是否有保护铁道的能力，倘若路警保护不力，则顺理成章可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索赔铁路公司之损失。滇越铁道军警总局长马锳颁布训令：“各该分局长须督率长警，振作精神，认真巡路，凡遇公司中外人员，前往沿线视察，或工作时，应妥为保护，所有车站工棚，及沿路堆置机件材料处所，尤应特别注意防范，总使不再有抢劫情事发生，以杜口实，是为至要。”[57]

综上所述，治国必治边，滇越铁道的匪患治理的成效不仅关系着西南边陲的巩固，更关系到中国主权的维护。尽管滇省政府及滇越铁路警察（军警）总局长多次颁布训令督促基层各路警保护铁道，然而并未收到良好效果。内忧外患之下，动荡的社会环境孕育着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制度建设应是我国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在边疆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发掘制度优势，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边疆治理的效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注释：

①参见: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路政编(第十八册).南京: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1935年;庄兴成,吴强,李昆编.滇越铁路史料汇编(上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吴晓丹.民国时期滇越铁路警察对来华外国人管理述论[J].保山学院报,2019,3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