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就业结构升级与 劳动力成本上涨

张三峰 徐心悦

摘 要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因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原因受到广泛关注。“刘易斯转折点”等理论解释了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原因，但是高技能勞动力工资上涨的原因尚待阐明。本文提出，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加快了企业使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的组合替代低技能劳动，促进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推动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上涨，促使劳动力成本以“双涨”形式加速上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统计表明，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成本均快速上涨，在行业和区域内部均出现劳动力成本上涨，简单劳动力逐渐被高质量资本和高工资劳动力替代。对行业截面和面板数据进行4分位回归发现：由资本更新和新产品测量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推动了就业结构升级;“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就业结构升级加快劳动力成本上涨，主要表现为平均工资支出和平均福利支出上涨。中国企业应充分认识和应对技能升级过程，政府可采用税收等政策工具加速这一进程。

关键词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就业结构 劳动力成本 高技能劳动力

作者简介：张三峰，经济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北新区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徐心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绩效、环境效应与激励政策研究”（20BJL04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2016年，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调研发现，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面临较高的成本负担，高达64%的企业认为人工成本是其负担最重的支出项目。张杰和宋志刚测算发现：1997—2014年，中国实际工资年增长率均值高达11.16%，而同期实际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均值仅为2.54%;在工业部门这种现象表现更加突出，2004—2014年，中国工业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均值只有-1.03%，而实际工资年增长率均值却高达10.44%。

张杰、宋志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的战略内涵与具体途径》，《经济体制改革》，2016年第5期，第5-11页。

越来越多的文献已经注意到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林炜：《企业创新激励：来自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解释》，《管理世界》，2013年第10期，第95-105页。吴要武：《产业转移的潜在收益估算——一个劳动力成本视角》，《经济学（季刊）》， 2014年第1期，第373-398页。对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既可能成为促进科技创新、加快技术进步的动力，也可能是不堪重负的“最后一根稻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低劳动力成本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一跃成为制造业大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可能已经并继续动摇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势头。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原因值得深究。

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第一个表现是低技能劳动力工资迅速上涨，蔡昉提出的“刘易斯转折点说”对此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蔡昉：《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6期，第11-16页。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4-14页。。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转型，中国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入、彻底的变化，低技能劳动力受供给结构改变的冲击而出现明显短缺，农民工平均工资迅速上涨。丁守海：《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4-21页。

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第二个表现是高技能劳动力成本上涨，但是目前对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献不多，“劳动制度说”是其中的代表。张杰和宋志刚认为，中国制造业用工成本快速上升的核心因素在于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出口模式不相适应的劳动保护制度。张杰、宋志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的战略内涵与具体途径》，《经济体制改革》，2016年第5期，第5-11页。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简称《新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强调保障劳动者合法利益，但该法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保分担机制，加大了企业对员工的社保支出。然而，沈永健等通过检验2001—2013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劳动力成本已处于快速上涨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该法实施改变了劳动力成本总量上升的趋势。“五险一金”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增量影响，因此真正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劳动合同法》只是强化了法律法规的实施。沈永健、范从来、陈冬华等：《显性契约、职工维权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合同法〉的作用》，《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2期，第117-135页。章元等基于2001—2012年中关村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也发现，《新劳动合同法》并未显著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章元、程郁、沈可新：《〈劳动合同法〉与简单劳动力成本——来自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中关村企业的双重证据》，《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46-57页。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已从1999年的101万人上升到2020年的847万人，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受供给量巨大的冲击，高技能劳动力成本应该下降，劳动力成本上涨应该得到减缓。但是最新证据表明，高技能劳动力成本也出现较快上涨陈啸、刘凤亮、易信：《中性技术进步、技能偏向型结构转型与中国劳动技能溢价》，《宏观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第5-19页。。那么，高技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原因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的确发生了较明显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宋冬林、王林辉、董直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存在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第68-81页。宁光杰、林子亮：《信息技术应用、企业组织变革与劳动力技能需求变化》，《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第79-92页。04E89231-89A6-43CC-9DE5-9BFFB06D449E

国外文献表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在增加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工资出现下降，而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增加、工资上涨。Goldin C， Katz L F， “The origins of technology-skill complementar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3， no.3（1998）， pp.693-732. Berman E， Bound J， Machin S， “Implications of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3， no.4（1998）， pp.1245-1279. Thoenig M， Verdier T， “A theory of defensive skill-biased innov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3， no.3（2003）， pp.709-728.顯然，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这种“低技能工资下降，高技能工资上升”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双涨”模式不同。本文认为，由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加快了企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进程，而资本设备与高技能劳动力是互补的。因此，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将作为一个组合来替代低技能劳动，促使就业结构升级。由于高技能劳动力平均工资高，社保支出等也相应增加，因此，工人的平均工资以“双涨”形式驱动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

现有文献侧重于探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如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市场极化等产生的影响，陈勇、柏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劳动者集聚效应与地区工资差距扩大》，《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第79-97页。而本文则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探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如何促使企业加速以资本代替低技能劳动，解释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传导机制。

本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数据描述统计和机制分析，第三部分使用4分位行业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第四部分总结并给出政策建议。

二、典型事实

（一）数据来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主要统计对象为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0万元）的非国有企业，所涵盖企业的工业生产总值约占相应年份中国工业总产值的95%，该数据库目前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Brandt L， Biesebroeck J V，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97， no.2（2012）， pp.339-351.。考虑到该数据库能够提供较为详尽的全样本微观数据，便于对劳动力成本上涨进行全面的描述和分解，本文的相关数据也来源于该数据库。但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也存在不足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世界经济》，2012年第5期，第142-158页。，比如与“就业技能结构”有关的数据尚不齐全。现有文献主要利用三个指标测量“高技能劳动力”，即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工作职位和员工工资分布，而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仅2004年有较为详细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数据，缺少对工作职位和员工工资分布的详细统计数据，这使得测度高技能劳动力存在一定困难。

（二）统计描述

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由总工资支出和总福利支出两部分构成，对二者均除以企业年平均雇员数可以得到平均工资支出和平均福利支出。平均工资支出和平均福利支出有如下关系：第一，平均福利支出和平均工资支出有较高的相关性，全样本相关系数为0.54;第二，《新劳动合同法》实施（2008年1月1日）之前，非技能劳动力获得的福利支出较少， 1999年、2007年人均福利支出为零的企业分别占15.97%和20.26%，不支付福利的企业占比上升，这可能与小企业增加有关。平均工资支出和平均福利支出可能存在价格效应，使用所在省（市、自治区）对应年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进行平减（下文均以1999年价格为基准）发现：1999年所有企业平均人均工资支出为8007元，2007年为23278元;1999年所有企业平均人均福利支出为1068元，2007年为2312元。这意味着1999—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工资支出在价格平减之后仍然增长约1.91倍，人均福利支出也增长约1.16倍，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是12.6%和9.0%。这一测算结果与前文相关文献的数据是一致的。需要强调的是，劳动力成本的这种快速上涨发生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那么，中国工业企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技能结构差异是怎么样的呢？可以通过平均工资支出分布来测算“技能劳动力”的分布。技能劳动力是具备处理非常规和复杂问题能力的劳动者，企业会为其支付较高的工资。Caroli E，Reenen J V， “Skill-biased organizational change？ Evidence from British and French establish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6， no.4（2001）， pp.1449-1492. Brambilla I， Lederman D， Porto G， “Exports， export destinations， and skil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2， no.7（2012）， pp.3406-3438.上述测算结果表明，2007年企业的平均人均工资比1999年高15271元，这很可能是因为企业雇佣了更多的技能劳动力。04E89231-89A6-43CC-9DE5-9BFFB06D449E

一般而言，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而商品价格也出现了上涨，就说明经济可能经历了较大的需求扩张。现有文献从国际分工贸易效应、部门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等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Chiquiar D， “Globalization， regional wage differentials and 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74， no.1（2008）， pp.70-93. Feenstra R C， Hanson G H， “Globalization，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2（1996）， pp.240-245. 徐毅、张二震：《外包与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第103-113页。本文认为，高技能劳动力成本上涨是由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推动的，借鉴Berman等提出的甄别劳动力成本上涨原因的方法Berman E， Bound J， Griliches Z， “Changes in the demand for skilled labor within US manufacturing： Evidence from the annual survey of manufactur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9， no.2（1994）， pp.367-397.，进行如下测算：

ΔS=∑ΔWiSi+∑ΔSiWi（1）

其中，S表示人均工资支出，E表示年均就业数，Wi=Ei/∑Ei，下标i表示细分行业序号，变量上加横线表示这一数值是1999—2007年的年均值。这样处理以后，全样本总的人均工资支出增加值就可以分解为行业间增加部分和行业内增加部分。公式（1）的等号左边表示1999—2007年全样本人均工资支出的总变动。等号右边第一项指保持平均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细分行业就业权重变动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用于测量“行业间效应”;等号右边第二项指保持细分行业就业权重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细分行业内人均工资支出变动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用于测量“行业内效应”。行业间效应主要是由宏观层面经济结构变迁比如国际分工贸易、政府政策冲击和消费者偏好变化等导致的。行业内效应的主要形成原因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它通过基础性技术进步如计算机的使用来实现。Goldin C， Katz L F， “The origins of technology-skill complementar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3， no.3（1998）， pp.693-732. Autor D H， Katz L F， Krueger A B， “Computing inequality： Have computers changed the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3， no.4（1998）， pp.1169-1213. 宁光杰、林子亮：《信息技术应用、企业组织变革与劳动力技能需求变化》，《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第79-92页。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行业分类的依据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该国家标准于1984年首次发布，并分别于1994年和2002年进行了修订。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标准处理程序Brandt L， Biesebroeck J V， Zhang 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97， no.2（2012）， pp.339-351.，可以将1994年和2002年行业分类国家标准进行对应合并。但是，这时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1999年2分位行业代码为第6至第46，共40个（缺失第38），2007年2分位行业代码为第6至第46，共39个（缺失第12和第38）;1999年3分位行业代码有196个，有38个没有出现在2007年的3分位行业代码中，2007年3分位行业代码有191个，有33个没有出现在1999年的3分位行业代码中;1999年4分位行业代码有600个，有297个没有出现在2007年的4分位行业代码中，2007年4分位行业代码有525个，其中222个没有出现在1999年的4分位行业代码中。相当多的研究文献对此类问题的处理方法是只保留研究时间区间都存在的行业代码。本文认为，这种通过将不匹配的行业代码强行删除进行匹配的做法，不仅丢失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还可能产生相当程度的估计信息扭曲。这里采用一种不完美的处理办法，对公式（1）等号两侧分别进行计算，左边的部分称為总效应，右边的部分分别为行业间效应和行业内效应，显然两者很可能并不完全相等。两者的差额作为“细分行业进入退出效应”，省份数据也采用类似的分解方法。数据中有一些企业所属省份缺失、填写错误，还存在进入退出效应。处理结果见表1和表2。出于稳健性考虑，分别估算了2分位、3分位和4分位行业的分解结果以及省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分解结果。

表1表明，65.2%（10.07÷15.45≈0.652）的平均工资支出上涨发生在4分位行业内部，83.4%的平均工资支出上涨发生在3分位行业内部，98.1%的平均工资支出上涨发生在2分位行业内部。平均福利支出上涨的情况与平均工资支出类似，结果具有稳健性。Berman等对美国数据的分解结果表明，1973—1979年，71.0%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发生在450个4分位行业内部，1979—1987年，60.5%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发生在4分位行业内部，使用工资与使用技能进行结构分解的结果类似，因此，他们认为美国发生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Berman E， Bound J， Griliches Z， “Changes in the demand for skilled labor within US manufacturing： Evidence from the annual survey of manufactur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9， no.2（1994）， pp.367-397.对中国数据与美国数据的分解结果进行比较，可以认为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技术进步。当然，理论上还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工业企业平均工资和平均福利支出快速上涨有可能是由省份之间经济结构变化推动的Whalley J， Xing C，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skill premia in urba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153， no.3（2014）， pp.395-419.，但是，根据表2给出的省份间效应和省份内效应分解结果不难发现，98.1%以上的平均工资支出和平均福利支出上涨发生在省份内部，排除了这种可能。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出现了不分行业、不分地区的普遍上涨。综合所述，可以排除国际分工贸易效应、部门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证实了中国经济发生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这一事实。04E89231-89A6-43CC-9DE5-9BFFB06D449E

（三）机制解析

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行业分解和地区分解表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推动了中国劳动力成本普遍上涨，不仅如此，它还促进了企业雇佣结构升级。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少技能结构的动态数据，本文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分离出了相关数据，具体结果见表3。

1999—2014年，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就业人口比例下降了24.3%，而大专及以上的就业人员比例增加了12.3%。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整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2002—2014年继续呈现就业结构升级态势，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就业人员比例上升了8.3%。将两部分结果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将通过促进就业结构技能升级来推动中国工业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

具体而言，一方面，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通常表现为使用先进机器设备和高技能劳动的组合来替代低技能劳动，这也是用工单位对“刘易斯转折点”非技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一个反应。引入先进机器设备会提高企业生产流程的复杂性，进而需要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来安装、维护机器Goldin C， Katz L F， “The origins of technology-skill complementar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3， no.3（1998）， pp.693-732.，同时也增加了对生产系统进行检测和评估的需求，这会促使专业分工进一步细化，导致整个生产过程需要越来越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最终出现高技能劳动力和先进资本设备的组合替代非技能劳动力。另一方面，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还引发了企业管理和组织变革，如权威关系改变、决策体系去中心化、非生产劳动者工作内容改变等，企业雇佣结构进一步呈现技能升级特征。Caroli E， Reenen J V， “Skill-biased organizational change？ Evidence from British and French establish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6， no.4（2001）， pp.1449-1492.因此，伴随着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简单体力劳动和简单脑力劳动都可能会被高技能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所替代，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最终引发劳动力成本上涨。

三、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这里对前文提出的理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促进就业结构升级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进行初步检验，检验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验证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否推动了企业劳动力成本上涨;第二步，对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就业结构进行回归分析。

借鉴Autor等的方法来度量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Autor D H， Katz L F， Krueger A B， “Computing inequality： Have computers changed the labor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3， no.4（1998）， pp.1169-1213.，这里采用的指标包括企业人均计算机数、人均固定资本、人均研发支出和新产品产值比，且前三个指标取其自然对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信息技术、计算机、微处理器的广泛使用密不可分Bresnahan T F， Brynjolfsson E， Hitt L 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orkplace organiz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killed labor： Firm-level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7， no.1（2002）， pp.339-376. 寧光杰、林子亮：《信息技术应用、企业组织变革与劳动力技能需求变化》，《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第79-92页。，人均计算机数的增长可能会增加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比例，进而提高平均工资支出，推动劳动力成本上涨。Goldin和Katz曾指出，贯穿20世纪的企业固定资本更新引发了雇佣结构的技能升级，出现明显的“技能-资本”互补性Goldin C， Katz L F， “The origins of technology-skill complementar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3， no.3（1998）， pp.693-732.，人均固定资本也可能会增加高技能劳动力雇佣，推动劳动力成本上涨。人均研发支出和新产品产值比这两个指标常常用来测量创新活动张杰、周晓艳、李勇：《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第78-91页。，创新活动导致工作的技术含量增加，引发技能劳动力需求提升，进而推动劳动力成本上涨。通过创新活动可以间接反映工作复杂性，后者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重要内容。

根据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较为详细的企业雇员受教育程度数据，将行业雇员受教育程度的结构分解为4部分，即本科毕业及以上、专科毕业、高中毕业、初中毕业及以下。将这4个部分分别除以行业年平均雇员数，所得结果用于测度就业结构。此外，将高中、大专和本科以上雇员的比例数据加总，所得结果用于测度技能结构变量。

在回归过程中，为避免企业内部技术引进和劳动力雇佣二者“共同决定”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数据加总为4分位行业，使用行业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为进一步缓解模型中存在的联立因果问题，除人均计算机数变量之外，其他变量在回归时均滞后一期。关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成本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4。04E89231-89A6-43CC-9DE5-9BFFB06D449E

在表4中，第（1）列和第（2）列表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平均福利支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第（1）列不控制技能结构变量的情况下，除了人均研发支出外，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其他3个测量变量能几乎一致地、显著地增加平均福利支出，在第（2）列控制技能结构后，这些变量的系数明显下降，人均研发支出的系数变为负值，新产品产值比的显著性消失，这意味着技术进步通过技能结构起作用。

第（3）列至第（5）列表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平均工资支出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再次显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测量变量也能几乎一致地、显著地增加平均工资支出，但相应的影响系数明显小于对平均福利支出回归时的系数。在第（4）列控制技能结构变量后，技术进步测量变量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都有明显下降，技能结构的系数远小于对平均福利支出回归时的系数。因而得到一个启发，当技能结构变量缺失时，可以用平均福利支出作为代理变量。进一步，在第（5）列控制平均福利支出，技能结构、技术进步的系数和显著性都明显下降，平均福利支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吸收技能结构的解释能力。

关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见表5。

在表5中，第（1）列至第（3）列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4个测量变量几乎一致地、显著地提高了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的就业比例。新产品产值比出现一处检验结果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它与人均研发支出存在共线性。第（4）列结果显示，技术进步测量变量一致地减少了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的就业比例，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导致就业结构技能升级。人均计算机、人均研发支出和新产品产值比增加更多地提高了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的就业比例，而人均资本的增加则更多地增加了高中学历人员的就业比例，对大专学历人员的影响次之。

因此，可以发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确促进了技能结构升级，计算机、研发等促进的对象主要是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技能劳动力，而利用人均资本测量的固定资本投入促进的对象主要是具有高中学历的技能劳动力。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提高了平均福利支出和平均工资支出，并且主要通过技能结构升级起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行业截面数据回归具有明确的就业结构数据优势，但存在无法观测的行业特征和遗漏变量，这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偏误，这部分使用1999—2007年4分位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但是，由于数据结构发生变化，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2004年有就业结构、计算机拥有量等数据，并且研发支出在1999、2000和2004年也存在缺失，所以继续采用这一变量将损失大量样本。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这里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测度变量减少为人均资本的对数和新产品产值比。技能结构变量在行业面板数据中也存在缺失，这里根据前文的分析采用平均福利支出作为代理变量，同时，为了缓解其在平均工资支出回归中可能产生内生性这一问题，借鉴毛捷、管汉晖和林智贤的做法：一是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二是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然后使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进行处理。毛捷、管汉晖、林智贤：《经济开放与政府规模——来自历史的新发现（1850-2009）》，《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第87-101页。Acemoglu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可使用时间趋势度量，但是时间趋势项还度量了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征Acemoglu D， “What does human capital do？ A review of Goldin and Katzs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50， no.2（2012）， pp.426-463.，因此解释需要谨慎。在归回过程中采用了年份虚拟变量，具体结果见表6。

在表6中，第（1）列至第（3）列结果引入了时间趋势项。将第（1）列至第（3）列与第（4）列至第（6）列的相应结果进行比较，会发现引入时间趋势项后人均资本对数的影响系数下降，有趣的是，新产品产值比系数的显著性明显提升，因而前文截面回归可能遗漏了时间趋势变量。与其他变量不同，时间趋势项在平均福利支出回归中的系数小于平均工资支出回归，这说明时间趋势项在测量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时可能包含了噪声，出现某些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征。在控制平均福利支出的滞后项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两个测度变量的影响系数都出现明显下降，进一步印证了技术进步通过技能结构起作用。第（4）列至第（6）列控制年份虚拟变量，与加入时间趋势项的结果类似，表明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别较小。

平均工资支出和平均福利支出回归中都可能存在较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企业雇佣结构是一个短期内相对稳定的存量，且每年只有较低比例的员工离开企业和进入企业，平均福利支出和平均工资支出二者可能存在较强的时间延续性，此外，使用平均福利支出代理技能结构也可能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为了克服这些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进行回归（表7）。

结果表明，平均福利支出和平均工资支出都存在较强的时间延续性，需要引入因变量的滞后2期，这与前文的推测是一致的。Hansen检验表明，引入因变量滞后2期后，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平均福利支出设置为前定变量和内生变量是不合理的。因此，表7中与前文结果可类比的是第（1）列和第（4）列。第（1）列显示，引入因变量滞后2期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仍然能显著地促进平均福利支出上涨，新产品产值比更显著。第（3）列和第（4）列表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能显著促进平均工资支出上涨，在控制平均福利支出之后，人均资本的系数下降，但是新产品产值比的影响系数上升，与前文不同的是平均福利支出系数不显著。第（6）列引入控制变量并未改变这一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吸收了技能结构的影响。

综上所述，实证检验证实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就业结构技能升级→劳动力成本上涨”这一理论逻辑。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有两种类型：一种以固定资本更新为核心，另一种以研发、新产品和计算机使用为核心。这两种技术进步都显著地促进了就业结构的技能升级。在截面数据回归中，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直接促进了高中以上学历人员就业比例的增长，进而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在面板数据回归中，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平均福利支出的作用大于对平均工资支出的作用，平均福利支出甚至在某种程度可以吸收技术进步的解释力，或者技术进步吸收了技能结构的解释力。因此，低技能劳动力成本上升后，企业加快了使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的组合来替代简单劳动的进程，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平均工资支出和平均福利支出。本文认为，将劳动力成本上升归咎于《新劳动合同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应该注意观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在促进劳动力市场结构变革、就业结构升级、加速劳动力市场正规化进而推动劳动力成本上涨方面的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探讨了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的原因。将劳动力区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两个层次，发现二者的成本都出现了显著增长，低技能劳动力增长更快一些，且上涨主要发生在行业和区域内部。本文认为高技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企业使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的组合来替代简单劳动，推动了劳动力成本上涨。通过利用4分位的行业数据进行截面、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发现：由固定资本更新和新产品产值比测量的技能偏向型技術进步显著推动了企业平均工资支出和平均福利支出的上涨，就业结构的技能升级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推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渠道。

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对企业而言，应该顺应客观规律，充分认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技能升级含义，加速设备引进和组织变革，以期使用高技能劳动力推进技术变革和组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目前，中国大部分企业感到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巨大，这是因为企业习惯于劳动力成本在整个成本结构中占较低的比例，但是，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无限供给的简单劳动力已经消失，低技能劳动力成本开始迅速上涨，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企业使用资本和高技能劳动组合替代简单劳动，这进一步加速了平均工资支出和平均福利支出上涨。在这一背景下，寄希望于政府调整社会保障支出等政策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显然是杯水车薪。

第二，对政府而言，企业资本更新和组织变革关系国家竞争力，应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助和组织协调等手段推进企业资本更新和组织变革进程。技能升级要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企业投入更多的技能偏向型资本，并加快实施组织变革。如果企业不增加生产经营过程的工作复杂性和技术含量，会导致高技能劳动力被当作低技能劳动力使用，企业仅能感受到高技能劳动力的高昂成本而没有享受到其所带来的“租金”，这是中国企业目前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相关部门应该通过出台政策措施推进企业资本更新和组织变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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