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中共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耿化敏 郭蕊 吕晓莹

【摘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势下，2021年度中共党史研究坚持以习近平关于党史重要论述和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在文献著作出版、研究动态热点涌现、学科建设加强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研究热点的聚焦、多学科的介入和党史成果的转化方面，呈现更加显性的研究趋向。在纪念史学“繁荣”的背后，亦不可忽视对于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研究领域的正态分布和研究队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审视。未来研究创新之路在于：围绕新时代党的历史与理论的新发展，善用“中共党史党建”设为一级学科、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大势，着力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营建党史研究共同体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

【关键词】中共党史研究;研究热点;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1-0103-10

2021年是中共党史研究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共党史研究站在建党百年新起点，把握党史学习教育新机遇，紧密围绕党史百年的总结学习教育宣传，推出一系列高质量成果，呈现令人振奋的新气象。本文旨在回顾该年度中共党史研究的整体状况、动态热点和主要成就，总结其研究趋向和未来着力点。鉴于成果众多和视野所限，本文评述难免挂一漏万，诚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中共党史文献著作的编辑与出版

2021年度中共党史研究著作的出版数量可观，既有权威文献和政治读物的出版，也有通史、阶段史、专题史论著的问世。

（一）中共党史权威文献读物的编辑出版

为反映党的历史发展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以及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及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构成庆祝建党百年的主题文献，为学界研究阐释百年党史提供文献依据。中宣部组编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成为“四史”学习教育的权威读本。

中共党史和文献部门编写出版了一些党史大事记、地方党史基本著作。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反映党的百年进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足迹。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各省市区委党史部门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方卷）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黑龙江历史（1949—1978）》（第2卷）、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广东简明历史（1921—2021）》、北京市各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北京市各区历史（1921—2012）》（地方卷）反映地方党史编研成果的进展。

一些早期重要党史人物的年谱、文稿和传记得到整理出版。杨琥编《李大钊年谱》（云南教育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陈望道手稿集》（上下册）《陈望道文存全编》（全12卷）、武汉市汉阳区档案馆（史志研究中心）主编《萧楚女传》（中共党史出版社），这些著作对于建党初期党史人物生平思想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二）中共通史和阶段史论著的出版

在庆祝建党百年的新形势下，党史著作出版迎来一个高峰，不仅规模可观，而且质量得到提升。无论百年通史论著还是阶段史论著都有值得关注的成果。

中共通史论著在民族复兴的视角下，总结百年大党的历程、成就和经验。代表性的论著，如曲青山著《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李捷著《奋斗与梦想——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百年追梦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谢春涛主编《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等，坚持正确党史观，分析党史百年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奋斗进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百年通史论著中，存在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从百年党史角度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密码，如谢春涛等著《中共党史十二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张志明著《百年大党：走向最强大政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张太原著《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的方法论》（人民出版社），郝永平、黄相怀等著《伟大梦想与立党兴党强党》（人民出版社）等从党的理论、信仰、组织、自我革命、工作方法等多维度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一种是从部门工作或领域角度书写党史百年，如中组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审计工作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宋涛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10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沈春耀、许安标主编《经国之本：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百年探索》（法律出版社）等是全面回顾和总结党的某一部门工作的百年历程、成就和经验的作品。

在阶段史层面也有一些新著问世。关于党的成立，涉及上海、北京、广东、云南等早期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与“播火”的一些著作問世。杨胜群、李良主编《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丛书》（北京人民出版社）展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北大红楼为革命起点，共同建党的历史。谢从高著《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挖掘俄罗斯、日本、英国等国家档案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金冲及著《1927：生死转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使1927年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转折年份之一，并围绕这一年内的重大事件揭示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合力及各派力量的此消彼长。邓美英著《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研究（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详尽考察了中央苏区政治动员的方式、过程、效能等。王炳林等著《为什么需要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引论》（中共党史出版社）在党史百年脉络下分析50多种革命精神，有助于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

专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出版物较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迟福林改革研究文选》《逐梦自由贸易港：我在海南的33年》《改革开放建言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言录》汇集迟福林和中国改革开放研究院30年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在党史学习教育的背景下，党史普及读物大量出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欧阳淞主编《写给中学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写给小学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李忠杰著《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识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编著《中共党史知识问答》（人民出版社）、《新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第5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曹普主编《“四史”十八讲》（人民出版社）等。这类党史普及读物采用教程、学习问答、地图、歌曲、家书、绘本等多种载体，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青少年和社会大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三）中共专题史论著的出版

中共经济工作史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在百年党史的视野下，闫茂旭著《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中共党史出版社）、洪银兴等著《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顾海良等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21）》（经济科学出版社）、赵凌云等著《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1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考察中共经济思想、经济工作的百年变迁和核心要义。闫坤主编《中国共产党百年财政史：思想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结百年来中共财政思想与实践经验。

聚焦“三农”，关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党史专题史著的一大热点议题。罗平汉著《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人民出版社）总结中共从事农村调查研究的历程与经验。汪三贵等著《消除贫困：中国的承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析中国减贫的成就、原因、意义和方向。郑有贵著《攻坚克难补短板：农村同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之路》（安徽人民出版社）揭示中国破解全面小康“三农”难题的历程和方案。此外，陈锡文、韩俊主编《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与经验》（人民出版社）、张琦主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亦值得重视。

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王炳林等著《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全面分析了学科的定位、发展历程、历史观、基本原则、研究方法、史料问题、学术规范、国际视域等诸多问题;周良书著《党史书谈：阅读与写作的技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文本阅读、学术训练、研究选题、史料运用、立论方式等方面论述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有助于深化党史理论问题的探讨。

在党史人物研究方面，李捷著《中国有个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凭据文献资料分析毛泽东的人生轨迹、思想变化和关键抉择。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编《生就是奋斗——胡华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石宏亮编著《胡华学术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有助于推进党史学家群体研究。

海外中国研究有几部译著值得关注。日本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红星”——世界是怎样知道毛泽东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一幅错误的“毛泽东”照片入手，探察外界逐渐认识中国革命领袖的过程，继而考察《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过程与版本流变，反映海外中国图像史研究的趋向。美国周锡瑞著、石岩译《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通过广泛搜集历史文献、亲历者回忆录和口述访谈等资料，多次实地考察，阐析陕甘革命的发生发展历程。日本石川祯浩著，袁广泉、瞿艳丹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增订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根据新材料进一步探讨中共成立的相关史实和发生机制。这些海外研究既吸收中国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也为国内研究提供他山之石的借鉴。

二、中共党史研究的动态与热点

中共党史研究呈现全局进步和热点纷呈并行不悖的态势，不仅有整体史和阶段史研究的新进展，而且在党史研究理论方法、党史人物等专题史方面大有精进，形成一些关注度高的热点。

（一）中共阶段史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研究成果较均衡地分布于建党、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段，组织史、军事史、社会史层面的研究较多，且日益注重在国际背景下的考量，更加关注共产国际、国民党、日本、苏联、美国等中共之外的“他者”方面的比较研究。

中共创建史研究成果突出。《史林》2021年第1期开设“笔谈-1920年代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栏目，推出系列論文：杨奎松的《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兼谈中共“一大”纲领为何没能联系中国实际》强调要将中共建党前后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加以区分，研究列宁主义的传播和接受史;李里峰的《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指出1920年代对于中国现代基本政治概念的定型和展开、转换等具有重要作用。《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在2021年先后刊发了徐行的《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及其深远影响》、曾庆榴的《混沌初开：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曾长秋的《新民学会先驱是湖南建党活动的中坚力量》、黄爱军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关系考辨》等。此外，关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华传播史、工人运动、中共一大等专题也涌现出一些新成果。

大革命史研究不断深化。王奇生的《权力机制与联络技术：莫斯科与早期中共》（《民国档案》2021年第2期）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和通信联络技术角度考察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历史发展的复杂关系，明确指出1927年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难辞其咎。刘宗灵、应星的《代际交融与双城摆荡：大革命前后四川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网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通过研究新老两代本地革命者的代际交融与互动路径，分析巴蜀革命重心在成都、重庆双城之间的来回摆荡与位移，探查中共早期革命进程的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

抗日战争史持续受到关注，呈现整体史研究和个案实证研究并行的态势。《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设立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知识体系”栏目推出一组论文，探讨“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强调要关注抗日战争的整体史偏向，关注民众声音，并对军事史、区域史和组织形态研究的现状、发展路径等予以考察，对深化抗战史研究起到引领作用。代表性的成果有左玉河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政策调整中的理论思考》（《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指出中共从国内战争转向民族抗战后对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关系进行深刻思考，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的重大调整。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于化民的《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国共和谈中的“让”与“不让”——兼及中国共产党谈判策略的阶段性转换》（《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分析中共在国共谈判中的策略。罗平汉的《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对和平民主的争取》（《廣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1年第1期）分析中共在争取和平民主过程中作出的努力和采取的具体政策。仲伟民和李叶鹏的《从华北到华东：解放战争前后山东省大区归属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从山东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出发，分析山东在中共政治版图中的地域认知变化，反映出正在兴起的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新风尚。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外交工作等领域。萧冬连的《计划经济时代影响中共经济决策的主要因素》（《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3期）分析计划经济时代影响中共经济决策及其演变的四个影响因素，丰富了新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机制的思考向度。游正林的《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郝建秀工作法”的总结与推广过程及其意义》（《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认为“郝建秀工作法”总结推广不仅是工作经验的技术交流，也是思想改造的过程，促进了合作型劳动关系的形成。

关于改革开放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改革，如萧冬连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从历史和机制两个角度探讨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原因，阐释了这一重要事件发生的背景;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逻辑，如陈金龙、章静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视域下的新时代》[《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指出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科学社会主义史等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共党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探讨

立足建党百年的重大节点，一些学术期刊开设探讨党史研究理论方法的专栏，一些学者基于各自关注的领域探讨党史研究再出发的问题。郭若平的《百年党史书写：时间、记忆与阐释》（《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从时间、记忆、阐释分析中共党史学利用史学理论的可能性、有效性和有限性。耿化敏的《党史研究前沿及未来着力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26日）指出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重要论述研究、创新百年党史叙事体系、构建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这三大未来党史研究的重大问题。黄道炫的《学习党史要有理解的态度》（《北京大学校报》第1571期）指出学习党史要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连续性、阶段性、内生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瞿骏的《觅求“真实”与理论反思——对百年中共党史研究的两点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指出觅求“真实”与理论反思不仅是党史研究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任何类型的历史研究都迫切需要推进的任务。

伴随学术史意识的强化，注重他者视角的回顾总结、成果译介和方法运用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党史研究路径。张太原的《从蒋介石日记看中国共产党的优胜之处》（《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指出蒋介石日记真实之意、言外之意、不尽之意、未言之意体现出中共的优胜之处。祁建民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报调查及对策》（《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1期）指出虽然日本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广泛的情报调查，但存在认识短板，未能挽回其失败命运。耿化敏、罗健男的《英国学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动态与评析》（《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2期），高晓林、黄冰琼的《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认识与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付正、刘纯一的《海外视域下的中国贫困治理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梅长青的《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凝聚力的认知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4期）等系统考察研究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王鸿铭的《70年来美国学界中国政治研究的范式转变及其问题》（《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7期）考察美国学界的中国政治研究历经的四次范式转变，并呼吁中国政治研究找回中国共产党，即“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

中共纪念史研究进一步深化，概念话语研究不断升温。一些涉及建党纪念、五卅纪念、祭黄帝陵活动、国庆纪念等方面的相关成果，推动中共仪式政治研究。一些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党的历史文献中的“消灭私有制”“意识形态”“社会革命”等概念话语符号的研究，丰富了中共思想史研究的维度。相关代表性成果，如陈红娟的《〈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演化与诠释转移》（《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2期）考察这一名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尖锐化”到“去尖锐化”的文本翻译历程，指出尽管“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没有改变，但其诠释重点已经从革命行动的绝对化向具体行动的条件性转移;李放春的《瞿秋白与“领导权”的定名——Hegemony 概念的中国革命旅程（1923—1927）》（《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指出“领导权”这一名词承载的政治思想深刻影响中国革命的历程，瞿秋白在其汉译及传播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窦琦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代号命名与应用》（《党的文献》2021年第5期）分析中共代号的命名方法、应用领域与功能作用。

（三）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持续进展

党的领袖人物研究主要集中在领袖与建党、党的思想理论、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工作方法论等方面。朱益飞的《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探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形成历史、主要内涵、重要作用等。熊华源的《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如何领导克服粮食困难》（《党的文献》2021年第3期）考察周恩来领导粮食工作并克服困难的重要举措。杨胜群的《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开创性贡献》（《党的文献》2021年第4期）论述邓小平对这一理论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余永定的《继承陈云“唯实”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分析陈云经济思想中的“唯实”精神对于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指导作用。

早期党史人物研究主要集中于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申府、李大钊、方志敏等人。侯庆斌的《1921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事件探赜》（《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对这一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予以详细考察，并指出这一案件反映上海法租界出版監管制度客观上为中共建党提供机遇。雷颐的《张申府的困境：在个人与组织之间》（《学术界》2021年第3期）考察建党早期重要人物张申府存在的个人与组织间的强烈矛盾和张力，深化了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心路历程的理解。张树军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党史人物研究繁荣发展》（《党的文献》2021年第4期）结合“七一”讲话对深化党史人物研究提出思考。

（四）中共党史研究热点回眸

习近平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发挥统领年度研究热点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党的历史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构成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2021年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关于新的“历史决议”的说明和在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集中体现习近平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的创新性发展，集中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创新性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党史研究创新注入强大动力、提供根本遵循、指明前进方向，成为观察党史研究热点问题的风向标。特别是围绕习近平“七一”讲话和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核心要义，各大期刊纷纷开设研究阐释专栏，党史学界集中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构成党史研究光谱的热频地带。

中共党史观得到热烈讨论。正确党史观的树立不仅是党史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应有之义，是年度研究的一个关键讨论点。围绕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大论断，学界阐释大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的内在关系，讨论正确党史观的核心要义和理论意义。逄先知的《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本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阐释了树立正确党史观的方法论。李毅的《正本清源，树牢正确党史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虚无”表现形式，提出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基本要求。陈金龙的《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求索》2021年第3期）认为中共党史要放在宽广时空背景中才能科学评价，应揭示百年历史的主题主线、阐释百年历史的内在关联、总结百年历史的基本经验。耿化敏的《从“七一”重要讲话科学把握正确党史观》（《人民论坛》2021年第22期）分析这一讲话关于百年党史的初心使命、主题主线、阶段分期和历史经验的创新意义。高长武的《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看待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党的文献》2021 年第4期）指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重在长时段、宽视野、深层次三点。

中共党史叙事体系受到热切关注。围绕党的历史发展和新的“历史决议”的精神，根据百年党史的“一个主题”（实现民族复兴）、“一条主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四个历史阶段”、“四个伟大成就”、“伟大建党精神”、“两个相结合”、“四个庄严宣告”、百年奋斗的“五大意义”、历史经验（“十个坚持”）、“历史自信”等新论断，党史学界深入阐释中共党史叙事体系的建构问题。李捷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近代以来全部历史的主题》（《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从如何产生、展开、怎么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论证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历史的主题。杨凤城的《以实现民族复兴为主题深刻认识党的历史与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7期）、《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从中共党史看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1期）等系列论文从民族复兴角度解读中共百年。石仲泉的《中共百年历程中不断推进的党的建设》（《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1年第2期）指出中共百年历程取得辉煌的成就，除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外，最重要的就是不断推进自我革命。陈金龙的《百年历史主题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域拓展》（《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1期）指出“七一”讲话将实现民族复兴确立为中共百年历史主题，为党史研究的视域拓展提供了坐标和参照。

党史学习教育史和“历史决议”研究形成热潮。杨凤城的《以大历史观统领中共党史教育与教学》（《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4期）强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贯彻大历史观。齐卫平的《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几个着力点》（《党的文献》2021年第1期）阐明党史学习教育的意义、重点和思想引领作用。刘杰等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学习教育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6期）考察党史学习教育的历史及其经验借鉴。陈理的《深刻理解把握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深刻依据、丰富内涵、重点内容和核心要义》（《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反映三个“历史决议”正在成为研究热点的趋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和共同富裕成为党史研究的热度话题。伴随上述历史性任务的完成和未来发展的路向，学界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并作出前瞻性的理论思考。杨凤城、朱金鹏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通过分析历史事实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项敬尧的《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阐释了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此外，学界还探讨了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关键路径、制度体系、理论与经验，探讨了共同富裕这一奋斗目标的含义、路径、历史与地位作用，如温铁军等人的《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郑有贵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孕育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红旗文稿》2021年第7期）、袁红英的《中国共产党减贫实践的百年历程与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李文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目标》（《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等。

伟大建党精神和党的精神谱系研究得到集中讨论。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大问题，学界对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内涵、作用、地位和实践要求予以考察。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课题组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4期），刘建军的《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表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谭献民的《中国共产党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的百年征程与基本经验》（《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1年第6期），王易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百年流变、精髓要义及赓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沈传亮、张成乐的《伟大建党精神：特质、内涵与传承》（《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0期），等等。

三、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加强与改进

站在建党百年新起点，增设“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成为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2021年5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首届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高层论坛”，面向广大党史教研工作者发出倡议书，呼吁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和党史学科建设的“大文章”，开创党史学科发展新局面。5月26日，教育部党组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党史学习教育联学活动，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提出党史教育要树立大目标、塑造大先生、善用大课堂、建设大学科、构建大格局、实现大作为，明确要求加快论证设置党史党建一级学科。6月1日，有关部门举行新增“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专家论证会。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共党史党建”被列入法学门类新增的一级学科目录（学科专业代码0307），预示着党史学科迈上加快建设“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新阶段。

把握建党百年的历史契机，中共党史学位点建设得到加强。党史学界赓续传统、推陈出新，通过举办论文竞赛、学术研习营等形式，加强党史人才培养机制建设。2021年5月14—16日，第33届全国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位点会议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来自70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继续推动党史学位点建设。11月26—28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倡议发起并联合浙江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中國中共党史学会高校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主办首届高校“中共党史党建英才”学术冬令营，开设“学科建设”“学科前沿”“学科历史”和“学科方法论”的前沿讲座和营员论坛，来自57所院校的102名学生入营研习，推动新形势下高校中共党史党建人才的高质量发展。

在党史学习教育的推动下，中共党史教研机构得到显著加强。2021年，有关部门开展了党史研究重大问题、党史党建一级学科设置、党史党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调研，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5所高校新成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中心、系），学科发展平台不断夯实。

党史学界围绕学科建设基本问题开展深入的学理探讨。党史学科归属、学科定位、学科历史、学科体系以及师资队伍建设成为探讨热点。《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设置“面向新时代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笔谈栏目，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其中，杨凤城的《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定位与建设的若干思考》对中共党史学科性质作出历史回顾，提出构建隶属法学门类、以中共党史为基础的新的一级学科，调整现有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开设中共党史必修课的建议。吴志军的《无妨以更广阔的胸怀来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兼论学术观念的自我反思意识》提出以“大学科”观念审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治学理念与学术品质。何志明的《明确归属和淡化边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再出发”刍议》主张通过明确学科归属和淡化学科边界，破解新时代党史研究困境。刘雨亭的《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理论的三重意涵及其科学化问题》从“实事求是”“需求弹性”“学科协作”三重维度阐释党史学科建设的理论意涵。李金峥的《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科的正当性》（《江海学刊》2021年第4期）论证中共党史归属历史学科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宋学勤的《从百年党史看中共党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光明日报》2021年5月26日）从党史历程中总结学科发展经验，分析其对“三大体系”建设的启示。程美东的《论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与党史教育》（《党史研究与教学》2021年第5期）认为党史研究、党史学科发展、党史教育是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耿化敏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3期）回顾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并对建党百年形势下学科高质量发展与体系化建设提出建议。耿化敏、吕晓莹的《建党百年形势下高校中共党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关注建党百年形势下高校中共党史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上述讨论，有益于思考党史学科的发展方向。

四、中共党史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基于上述，2021年度中共党史研究呈现一些更加显性的研究特征：

第一，党的创新理论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历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构成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根本遵循。该年度习近平关于党史的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是统筹规划中共党史研究方向的科学指引，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提供新课题。其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孕育着党的理论创新的思想因子，成为党史学界年度研究阐释的重点。从“七一”讲话、新的“历史决议”等党史文本的研究阐释中，从实现民族复兴的党史主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正确党史观等重大论断的解读分析中，可见党的创新理论对于党史研究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发挥着在研究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论方面的理论指导作用。

第二，中共党史研究服务现实的功能更加强化。与其他年份相比而言，该年度中共党史研究在建党百年的重大节点上呈现极强的纪念史学色彩。可以说，庆祝建党百年的元素深度浸入党史研究的视角选择、议题设置、材料发掘、课题遴选、成果产出、知识传播、学术评价等学术生产流程的全链条。这从年度中共党史研究热点更加聚焦于百年党史的光辉历程、重大成就、伟大精神与历史经验中可见一斑。适应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现实需求，党史研究将更加强调资政育人、服务现实的功能，纪念史学因此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将更加持续、长久。

第三，中共党史研究多学科介入的现实更加常态化。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强调明确学科边界和加强专业化建设，同时主张开放研究领地，倡议跨学科研究。在实践中，多学科的介入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已是常态化的现实。在庆祝建党百年的语境下，各学科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之问，关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构建，運用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进一步拓展深化了广义上的包括历史、理论、现实等多种维度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在前述的众多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到来自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作品。

第四，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转化更加强劲。该年度中共党史的总结、研究、学习、教育和宣传更加显性地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就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转化方向而言，主要体现在：一是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即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智力支持和成果供给;二是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公共知识产品，即主要面向广大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普及党史知识，助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推动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共识。从党史通俗作品出版的年度高峰来看，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转化颇有成效。

相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所承担的重要职责和学术创新的现实要求，党史学界既要充分肯定研究成就、增强学科自信，亦要警惕纪念史学繁荣背后的隐忧。笔者以为，有三个问题不可忽视：

其一，中共党史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的匹配度。建党百年之际，中共党史研究呈现井喷式增长，既不乏精品力作，也有赝品劣作。在出版物中，一些应景式作品充斥其中，存在一哄而上、浑水摸鱼、滥竽充数的现象。无论是史料、史实、史观相一致的高深研究之作，还是用学术讲政治、用历史讲理论、用故事讲道理的通俗普及之作，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者的专业能力、文字素养和职业道德的要求都是相当之高的。注重数量与质量的统一，严格提质控量的要求，提升研究作品的品质，值得学界高度重视。

其二，中共党史研究布局的平衡性。一项研究领域的正态分布，包含宏观、中观与微观，通史、断代与专题，历史、理论与实践等多层面研究的动态平衡。就成果分布来看，既有一些现象级的研究热点，也有一些“冷锅冷灶”。研究者需要理智对待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常态化与非常态化的周期波动，既要建立学术营盘，守住“根据地”，坐好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深耕细作出精品;又能根据主流、远观预流，把握时代脉搏，洞悉学术潮流，开拓研究新领地，开创研究新天地。面对“热问题”，应有“冷思考”。针对“卡脖子”“卡嗓子”的“短板”地带，应有持续的研究热情和精力投入。这就要求学界对于新材料新领域新课题新成果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勇于在重大的结构性的历史、理论和实践课题上下功夫、做文章、出成果。

其三，中共党史研究队伍的可持续发展。人才是学科发展的第一资源。实现中共党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要靠政治坚定、业务过硬、结构合理的学科队伍和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从该年度研究成果的作者队伍情况来看，抓好党史研究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刻不容缓。因此，加强学科队伍建设是实现中共党史研究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关键。只有具备通识性眼光，并在某一阶段、某一领域造诣精深的党史大家不断涌现，青年俊才层出不穷，党史研究方能具有长久发展的人才基础。这就要求不断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素质优、作风正的中共党史研究队伍。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中共党史研究创新之路或在于：

第一，把新时代党的历史与理论的创新发展作为研究轴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创造和理论创新，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先导和前提。中共党史研究聚焦新时代，自当进一步把研究重心转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这就要求研究者围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理论的创新发展，坚持党史“姓党”原则，坚持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坚持资政育人功能定位，加强对习近平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的学理诠释，响应时代发展、人民向往的吁求，形成具有新时代鲜明标识性意义的精品成果。

第二，善用“中共党史党建”设为一级学科、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大势。一项研究事业的兴盛，是一个时代大发展大变革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中共党史研究大繁荣大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加速落地实施、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大势下，党史研究者应当善用历史和现实赋予的“学科红利”，在新的一级学科架构下筑牢党史学科根基，在党史“必修课”基础上扩展党史研究领域，不断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呈现新气象。

第三，着力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营建党史研究共同体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首先，党史研究是中共党史学科的立身之本和发展之要。求真求实是党史研究的基础和底色，信史正史是党史研究的首要目标。未来中共党史研究的首要立足点就在于深化党史研究，不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其次，学术共同体是中共党史研究者的精神家园。一个学科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意味着一个基于共同的研究对象、遵守原则一致的学术规范、采择相通的理论方法的“学术社群”的营建。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发展，要求解决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通过一级学科的政策供给和落地机制，推动中共党史研究队伍高质量发展。再者，资政育人是中共党史研究承载的学科功能。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是中共党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鲜明标识。未来的中共党史研究需要进一步擦亮资政育人的学科底色，切实发挥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的功能。

[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郭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吕晓莹，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