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正念特质对亲子冲突的影响：亲职效能的中介作用

袁建群 潘咏铃

摘要：为探讨父母正念特质对亲子冲突的影响及亲职效能的中介作用，采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亲职效能量表和亲子冲突量表对208名父母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父母在正念水平上的得分均值为62.95，属于中等水平;亲子间在学业、做家务、日常生活安排等方面发生冲突较多，且多子女家庭的亲子冲突显著多于独生子女家庭;父母正念显著负向预测亲子冲突，且亲职效能在父母正念和亲子冲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父母正念;亲子冲突;亲职效能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2）11-0009-06

一、引言

因新冠肺炎疫情，教育部在2020年印发了《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停课不停学”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学生们居家线上上课，也获得了与父母更多的相处时间。但据《中国教育报》报道，受疫情影响，父母与孩子共处家中的时间延长，亲子冲突变得频繁。如何改善亲子关系成为家长和教师关注的话题。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对大多数个体来说，家庭环境是最有影响力的微系统[1]。有研究表明，疫情期间，父母自身的焦虑、抑郁情绪会通过增加亲子冲突、降低亲子亲合进而作用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2]。受压力困扰的家长，更有可能无意中在情感上忽视和虐待孩子，这些家长表现出较差的情绪觉察力和沟通技巧，且在童年时也缺乏来自父母的情感支持[3]。

基于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个体在积极情绪下能以积极心态看待事物，更有动机和能力适应环境;而处于消极情绪下的个体思维收窄，可能以不恰当的方式来应对挑战[4]。疫情期间，家长自身也容易受情绪困扰，可能采取不当方式应对教养挑战，容易与孩子产生冲突。

正念是帮助人们更好地保持对此刻的体验和对现实状态的专注力，而且能将个人从习惯性想法和习惯且不健康的行为模式中解放出来，特质正念可以预测正念状态及日常自动化的行为和情绪好坏[5]。本研究假设，正念水平高的个体能在家庭环境中更好地应对亲子冲突。但具体的发生机制是什么？以往研究较多探讨家庭系统对孩子发展的影响，比如父母冲突对儿童发展有直接负性影响，且间接影响亲子关系质量[6];亲子冲突高的青少年情绪管理能力较差，缺乏安全感，进而容易出现社交回避[7]。本研究关注家庭系统中的亲子冲突，并从家长个人成长的角度出发，以期提供易于操作的改善家庭关系的建议。

有研究发现，亲职效能是父母降低亲职压力的有效因素[8]。亲职效能是父母在应对教养任务挑战时，对于自己有教养技能去应对养育孩子的挑战、影响孩子发展的信心[9]。从家庭环境的角度看亲子冲突，亲职效能高的母亲，能与自己的孩子建立温暖和谐的亲子关系，但亲职效能低的母亲，与孩子互动时会呈现紧张和警戒[10]。这可能是因为，母亲认为自己缺乏应对养育挑战的能力，导致在面临教养困境时缺乏信心，难以持续做出尝试和有效的行动。本研究假设：正念通过亲职效能影响亲子冲突。

二、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随机抽样的方式，以广东省广州市某幼儿机构、某所高中、某所高校的家长为被试。通过网络发送问卷，回收问卷242份，有效问卷208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85.95%。無法通过问卷测谎的被视为无效问卷。其中，男性家长50人，女性家长158人;平均年龄为43.77±6.23岁。

（二）研究工具

1.正念注意觉知量表

采用陈思佚、崔红和周仁来等[11]修订的正念注意觉知量表，量表共有15个题项，用来测量个体对当下身心体验保持注意的程度。得分越高说明被测者正念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3。

2.亲职效能量表

采用吴心怡[12]编制的亲职效能量表。该量表共30个题项，包含学习督导、亲子互动、人际交往、生活常规、身体健康5个维度。总分越高，表明家长的亲职效能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整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7。

3.亲子冲突量表

采用方晓义、张锦涛和刘钊[13]编制的亲子冲突内容量表，该量表分为强度量表和频率量表两部分，共16个题项。本研究参考了鞠佳雯、梁丽婵和边玉芳[14]处理亲子冲突问卷得分的方法，将亲子冲突频率和程度的得分相乘，再计算均分，把均分作为亲子冲突的总分。得分越高说明亲子冲突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亲子冲突频率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2，强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8。

（三）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22.0录入数据，对所得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差异分析、相关分析等;采用SPSS 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

三、结果与分析

（一）正念水平、亲职效能和亲子冲突的现状分析

通过描述性统计对父母的正念水平、亲职效能和亲子冲突及其各维度进行分析报告。（见表1）

结果表明，本研究被试在正念水平上的得分均值为62.95，介于41～65分之间，属于中等水平，说明父母群体的正念水平总体良好[11]。

在亲职效能量表的五个维度中，生活常规的得分平均值最高，学习督导的得分平均值最低，整体量表单题得分平均值为3.03±0.40分，说明父母对处理子女生活情境中的各种情形都有一定的信心，而其中最有把握的是协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常规，最缺乏信心的是指导孩子学习课业部分。

亲子冲突频率量表和强度量表结果（见表2）显示，亲子间在日常生活安排方面、学业方面、做家务方面发生冲突的频率和强度较高。

差异分析结果（见表3）表明，正念水平、亲职效能和亲子冲突在性别、学历、家庭年收入等不同的分类下得分均无显著差异。父母报告的亲子冲突频率和亲子冲突总分在养育孩子数上存在显著差异，多子女家庭较独生子女家庭亲子冲突发生频率较高。

（二）正念水平、亲职效能和亲子冲突的相关分析

对父母的正念水平、亲职效能和亲子冲突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4）表明，正念水平与亲职效能呈现弱度正相关，与亲子冲突呈现弱度负相关，亲职效能与亲子冲突呈弱度负相关。所有相关系数均呈显著水平。

1.正念水平对亲子冲突的影响

依据百分位数Bootstrap法（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中的模型4，并在控制被试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抚养孩子数、收入水平的基础上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亲职效能在父母正念特质与亲子冲突之间存在简单中介作用。（模型见图1）

2.正念水平与亲子冲突：亲职效能的简单中介作用

按照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见表5），首先，以父母正念水平为自变量、亲子冲突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1，结果表明，父母正念水平对亲子冲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18，t=-2.51，p<0.05）;其次，以亲职效能为因变量、父母正念水平为自变量建立方程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父母正念水平对亲职效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3，t=3.32，p<0.05）;最后，以父母正念水平、亲职效能为自变量，亲子冲突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方程3，结果表明，亲职效能对亲子冲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18，t=-2.51，p<0.05），父母正念水平对亲子冲突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正念通过亲职效能的中介变量影响亲子冲突的路径所对应的间接效应及其差异检验见表6。Bootstrap分析结果表明，中介检验的间接效应不包含0（95%CI=[-0.09，-0.01]），表明亲职效能在正念水平与亲子冲突之间具有显著的间接作用（-0.04，占总效应的23.12%）。此外，如果将控制变量调整为性别、年龄两个变量，则正念对亲子冲突的直接效应显著（Effect=-0.14，Boot SE=0.07，95%CI=[-0.30，-0.01]），且作为中介变量的亲职效能的中介效应也显著（Effect=-0.04，Boot SE=0.02，95%CI=[-0.09，-0.01]）。

四、讨论

（一）父母正念水平、亲职效能与亲子冲突现状

对父母的正念水平、亲职效能和亲子冲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父母的正念特质和亲职效能的得分都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表明父母在心理上拥有较充足的内部资源以应对压力;多子女的父母感知到的亲子冲突发生的频率显著高于养育一个子女的父母，这可能受父母本身的教养方式的影响;父母与孩子在学业、做家务、日常生活安排方面发生冲突较多;与此对应，在亲职效能方面，父母在学习督导、教导孩子人际交往中的效能感较低。

这样的结果也比较符合日常经验。孩子到了高中、大学阶段，可能远离家庭，在校住宿。父母难以了解孩子的学业与人际情况，难免产生焦虑感，在学习督导、人际交往方面的亲职效能较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待孩子节假日回家后，父母出于关心询问孩子的学业，安排家务，习惯性地督促孩子保持良好日常作息安排等。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来看，随着孩子步入青春期，生理和心理走向成熟，独立自主的需求增大，习惯对孩子约束管教的父母不适应这些变化，由此会引发大量亲子冲突[15]。

（二）父母正念水平、亲职效能与亲子冲突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发现，正念与亲职效能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正念可以调节自我效能[16]。练习者可通过正念练习提高正念水平，更好地应对负面情绪困扰，减少压力，由此对自己完成某一行为更有信心。类似的，在父母完成亲职任务的情境中，正念水平高的人可以更好地应对亲职压力，由此保持较高的亲职效能。

本研究发现，亲职效能与亲子冲突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有高亲职效能的父母更有信心应对亲职挑战，可以更好地应对冲突，而冲突应对的成功经验也有助于提高亲职效能[17]。

本研究还发现，正念与亲子冲突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正念会让个体贴近并觉察自己的情绪。有研究表明，父母与子女发生冲突時，父母和子女最常采用克制或自我调整的方式避免冲突，而相对于父母报告，更多子女报告冲突解决程度低[18]。正念特质较低的父母较少能觉察和接纳自己的情绪，在冲突后缺乏进一步沟通，冲突实际上没有得到解决，由此亲子冲突的情况也得不到改善。

（三）亲职效能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中介模型的研究结果证实，正念能通过亲职效能影响亲子冲突。这启示我们，未来可以通过正念训练提高正念水平，进而提高亲职效能，影响亲子互动，减少亲子冲突。国内较多研究关注特殊儿童父母的自我效能，均指出，高自我效能的父母对儿童有较高的接纳态度，有信心、有能力对孩子的教养采取积极方式，表现出较好的教养能力、较低的亲职压力和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8，17，19]。这告诉我们父母亲职效能与接纳态度对教养方式的重要性。卡巴金（Kabat-Zinn）[20]认为，正念在本质上是关于人与自己、与他物的关系，培育正念能力涉及培育人对此时此刻加以关注的能力，搁置评判或对评判的发生保持觉察。从自我效能理论来看，班杜拉将自我效能视为应对压力的认知机制，即个体在面对不同情况带来的挑战和压力时，是否相信自己有能力解决的认知状态[21]。正念水平高的父母觉察情绪、关注此时此刻的能力更高，也会更有能力去应对教养挑战。

（四）研究启示与教育措施

本研究强调了家长的个人成长，且以改善亲子关系为出发点，推广强调情绪调节和个人成长的正念练习，较符合以家庭为首位的价值观，更容易激励父母参与正念训练，重视个人成长。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采取团体干预的方法，社区工作者或学校可设置适合父母亲职角色的正念课程，为父母提供切实可行的提高亲职效能，缓解亲子冲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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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国宪 终校/石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