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能力、区位环境对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户内生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家庭创业与返贫风险的双重视角分析

赵朋飞

（1.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 610031；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100732）

一、引 言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提升地区与家庭内生发展能力。2020年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提高低收入人口内生发展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对脱贫地区产业要长期培育和支持，促进内生可持续发展”。提高地区与家庭内生发展能力，关键在丰富乡村经济业态，增强农村产业发展活力，唯有产业兴旺，才能稳定就业，就业稳定才能保证收入可持续，而产业发展的根本源泉在创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密不可分，中小企业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杨震宁等，2013；蔡栋梁等，2018）。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及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返乡留乡农民工规模扩大，使得部分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面临一定挑战，或使低收入家庭再次面临返贫风险。2020年3月，农业农村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扩大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规模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要促进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农村地区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返贫的主战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落脚点，产业发展情况直系我国经济社会能否迈向更高水平，全体人民能否如期实现共同富裕，而创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源泉，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解决就业与维持生计，提升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特殊区域内生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企业家数量越多、创业活动越活跃，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李长生等，2019），2019 年和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乡村创新创业，支持发展小微企业，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针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明确提出各地要全力以赴，帮扶有意愿的劳动者就业创业，努力保持就业局势的总体稳定；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0年乡村产业七项工作要点》强调要培育创新创业群体，支持本地农民兴业创业，引导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发掘一批“田秀才”“土专家”和“能工巧匠”返乡创业。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吸引城市各方面人才到农村创业创新，参与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建设”。可见，创业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农村地区持续稳健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利器。而创业行为会受到个体及家庭内外因素影响，内在因素方面，创业意愿与勤劳的品质、好学能力、健康状况等心智能力存在一定关系，研究表明，优秀的心理素质、良好的精神状态、较好的文化素养等心智能力是产生高绩效的重要源泉；外在因素方面，创业行为则与个体和家庭拥有的区位环境等存在一定联系，如生活在自然灾害常发地区的居民，由自然灾害导致的经济衰退会对其生产生活观念造成深刻影响，从而影响其未来的择业选择（李后建，2016）。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本目标是防止返贫，而返贫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内生发展能力的强弱。一般而言，面临返贫风险较高的家庭内生发展能力较羸弱。据蒋和胜等（2020）研究，我国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存在致贫风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与“十四五”规划建议及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而欠发达民族地区作为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薄弱区域，如何提升当地农户家庭的心智能力和改善区位环境，进一步发掘经济增长点与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对于未来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课题组2019年在四川、云南、广西与重庆四省（自治区、直辖市）少数民族聚居的12个经济欠发达县的1 286户农村家庭入户调研数据，分析了心智能力、区位环境等因素对家庭创业和返贫风险的影响。本研究与既有文献主要区别为：一是从家庭创业与返贫风险来衡量内生发展能力，基于心智能力和区位环境等因素系统分析其对创业行为和返贫风险的影响；二是在心智能力衡量上，引入与心理有关的对待新事物的态度及学习能力、吃苦耐劳的品质两个指标，以期更全面地衡量心智能力；将区位环境作为欠发达民族地区家庭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加以研究，且对区位环境的衡量指标更多、更全面。

二、文献综述

当前学术界系统研究心智能力与家庭创业行为关系的文献十分匮乏。创业行为不仅与人力资本相关，还与个体心理特征密切关联，如吃苦耐劳的坚韧品质、对待新事物的态度等，而创业往往需要一定的好奇心理，且创业初期通常比较艰苦，因此，上述两个因素均有可能对创业行为产生影响，有必要将其纳入创业分析中。因此，心智能力应包含心理禀赋与人力资本禀赋两个层面。心理禀赋主要包括个性品质、对自身的感知、工作态度和总的生活观点等（Luthans，2005），可通过影响个体主观满意度来影响个体动机，从而影响工作行为与产出绩效。研究发现，创业者的心理禀赋能够解释大部分创业绩效的变异（Hmieleski，2008）。拥有高心理禀赋的个体，能够积极寻求解决工作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并且在挫折失败时，能够主动快速调整自身状态，以适应、改变现有困境（郭名等，2019），创业者心理禀赋与创业机会能力显著正相关，创业者心理禀赋是影响创业活动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意志力、勤奋等因素共同影响创业者的创业动机（程聪，2015）。人力资本禀赋是体现在劳动者自身并由劳动者的知识、健康状况等构成的资本，部分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禀赋会影响创业决策，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者能够凭借人力资本优势，率先实现非农就业；农村家庭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创业决策具有正向影响（董晓林等，2019），而Robson 等（2012）则认为受教育程度与创业之间关系尚无法确定。还有部分国内外学者考查了其他因素与创业之间关系，如个人经历、家庭人口数量、劳动力结构、收入水平等影响创业决策（赵建国等，2019）。此外，丰富的社会网络关系也能激发农民创业热情，可有效缓解农村地区因资源不足而缺乏创业动力的问题（赵朋飞等，2020）。

居民生产生活行为往往与其所处区位环境密切关联。交通状况作为区位环境的主要指标，交通便利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外界信息的获取、生产资料的获得及外出务工意愿等，邓蒙芝等（2011）认为农村道路的改善可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黄善林（2014）研究发现，村子距乡镇政府、县政府距离和对外交通状况会显著影响农户非农就业决策；Zhao（2015）认为区位环境极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空间选择。区位环境与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密切相关，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自然灾害冲击能够显著重构家庭资本存量、强化家庭间关系强度，促进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创业行为，个体在自然灾害的经历中会不断地积累风险管理经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这显然提高了个体创业能力（李后建，2016；陈哲等，2020）。

当前有关返贫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外部因素上。在内部因素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是脱贫人口自身原因所致。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关键原因在于返贫人口思想观念落后以及其人口素质低下，在于个人品质、支持、载体循环的不可持续性（丁军等，2010）。在脱贫人口自身返贫原因上，教育和健康又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张翔等（2018）针对民族地区返贫问题，将返贫人口的教育作为关键致因点。马绍东等（2018）认为自身的健康情况、教育程度、劳动力因素等均是返贫原因。李长亮（2019）实证检验发现文化水平、劳动能力、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因素对返贫有显著影响，患有大病或长期慢性病的群体返贫率较健康人群高1.49 倍。在外部因素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则是引起返贫的重要因素（范和生，2018）。

综上所述，当前有关区位环境是如何作用于家庭创业的研究比较匮乏，结合脱贫农户心理特征研究返贫的实证分析类文献很少，而且鲜有学者将家庭创业与返贫风险作为衡量内生发展能力的双重视角，立足欠发达民族地区，基于心智能力和区位环境等因素分析其与家庭创业和返贫风险之间关系，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空间。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推进乡村振兴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地在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发展的薄弱之地在欠发达民族地区，欠发达民族地区作为农村空间与民族空间的复合载体，居民生产生活状况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休戚相关。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非常时期与“十四五”规划起始初期，研究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创业及返贫风险有助于深入探究其经济社会发展内在机理，或可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实乡村振兴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提供一定借鉴。

三、心智能力、区位环境与农户家庭创业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在四川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少数民族聚居的12个经济欠发达县（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分层抽样调研的60 个村1 286 户农村家庭信息问卷。本文创业是指家庭以“创立”方式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工商业经营项目包括个体经营和企业经营。以“家庭是否进行了创业”作为二元离散因变量，若受调查家庭进行创业，则赋值为1，否则为0。统计显示，创业家庭占比约为6.4%，92%的创业项目以“个体工商户和无正规组织”形式存在；在经营效益方面，与创业初期相比，53%的家庭经营效益获得增加，经营效益下降的家庭比例为8%，39%的家庭经营效益变化不大，83%的家庭没有雇佣员工，劳动力以家庭成员为主。

在心智能力方面，考虑到农户自身因素作为内生发展能力培育和防止返贫的核心要素，本文不仅纳入常见的教育、健康、年龄等指标，还引入了“对新事物的态度与吃苦耐劳”两个因素来代表农户的心智能力。具体而言，以主观题目“与周边邻居相比，您家对新事物（如生产技术等）的接受速度？”生成变量“好学能力”，衡量受访者①调查时，以最熟悉家庭事务且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成员作为受访者。及家庭成员对新事物的兴趣心理和接受、学习能力，接受速度快，赋值为1，否则为0；以主观题目“和周围人相比，您及家人的勤奋与吃苦耐劳的品质如何？”生成变量“吃苦耐劳”，衡量受访者及家庭成员的勤劳品质，比他人强，赋值为1，否则为0。结合既有文献及研究需要，引入受访者与其配偶教育程度，未婚者只统计本人教育程度，引入“受访者年龄”“丧失劳动能力成员占家庭成员总量比例”。考虑到教育程度可能会影响接受新事物速度，从而导致多重共线的问题，针对二者做了相关系数分析，统计显示二者相关系数为0.153，关系程度较低。以上述五个变量衡量心智能力。

现实表明，家庭经济行为与市场环境和所处区位环境密切相关，而市场信息、技术等要素传递往往又受制于区位环境条件，因此，有必要将区位环境引入模型，而县城作为距离农村地区最近的较大市场要素集聚区与经济中心，家庭到县城的距离可能会影响其所能获取的市场需求、创业信息等资源的多寡，进而影响其经济行为，考虑到现实中可能出现受访家庭处于本县域偏远位置，而距邻县县城更近的情况，以“您家距最近县城的距离”一题生成“市场距离”变量；市场要素的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交通条件影响，故引入“受访家庭距最近重要交通干线（国道或市道）的距离”生成“交通状况”变量；欠发达民族地区多处于自然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的区域，考虑到自然灾害有可能会对家庭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尤其是因灾返贫的现实状况，故以问卷“家庭附近常见自然灾害”一题生成“自然灾害”变量②这里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滑坡、泥石流、洪水、旱灾、地震、春冻。；欠发达民族地区区位环境特殊，自然环境独特，部分地区因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等因素发展成旅游景区，而景区作为人与物的集散地，市场较活跃，创业就业机会相对较多，为分析旅游景区对家庭创业和返贫的影响，以“家庭是否位于景区附近”生成“旅游景区”变量，以上述四个变量衡量区位环境。

农村地区常因浓厚的血缘、地缘、亲缘使得乡亲关系在农户家庭生产生活中极为重要。研究发现，“礼物授受可以巩固人际关系”“礼物的价值（或金额）反映了送收双方的亲密程度，丧礼是个体在这个社会上最后的仪式，也是卷入社会交换网络的最后机会，死亡并没有中断中国人的互惠联系，而只是改造了这些纽带，并且经常是使他们更强劲”（阎云翔，2000），因此，以“去年，您家因红白喜事、过节走亲访友等人情支出额度”一题生成“人情支出”变量；以“您的家人或关系紧密的同学、朋友、亲戚任职情况”生成“亲朋任职”变量，这里的任职情况包括担任村干部、乡镇、县级及以上政府（部门）领导、企业领导、学校领导、教师、医院领导、医生等可以获得较多社会资源的职位，以上述两个变量代表家庭社会网络关系特征变量。现实表明，家庭是否选择创业与家庭收入水平存在一定联系，问卷统计也显示，受访家庭选择创业的第一大原因与第二大原因分别是期望挣得更多与找不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因此，有必要将收入状况纳入模型中分析，考虑到创业产生的收入与家庭总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可能引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引入家庭收入变量时，用外出务工收入、政府补贴收入与务农收入三项之和衡量家庭收入，考虑到家庭收入可能会影响人情支出的金钱数额，故针对二者做了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为0.113，关系程度较低（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统计

（二）模型与分析

因变量为二值离散数据，为避免线性概率模型带来的异方差问题，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构建了二元Probit模型，为进一步消除异方差，采用White稳健标准差估计，基本模型如下：

Enteri是受访家庭i创业变量，当括号内表达式成立时，Enteri=1，表示家庭i进行了创业，否则为0。Individuali代表心智能力特征变量，具体代表“好学能力、吃苦耐劳、教育水平、年龄情况、丧失劳动”五个变量，α1代表心智能力特征变量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参数组；Locationi代表区位环境特征变量，具体代表“市场距离、交通状况、自然灾害、旅游景区”四个变量，α2代表区位环境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参数组；Controli是控制变量，具体代表“人情支出、亲朋任职、家庭收入”三个变量，α3代表控制变量的参数组；μi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表2是心智能力、区位环境等因素对农户家庭创业影响的分析结果。第（1）列是运用Pr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分析显示，好学能力较强的家庭进行创业的可能性增加3.7%，更勤劳的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上升1.1%，统计也显示，更能吃苦耐劳的家庭中，创业比例为6.5%，而吃苦耐劳能力较弱的家庭中，创业比例为5.4%。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家庭选择创业，年龄与创业间关系呈现非线性，一般而言，随着年龄增长，家庭创业的可能性上升，但在拐点之后，创业的可能性不会继续增加，劳动力对于家庭创业至关重要，无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占比每上升一单位，导致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下降10.3%。市场距离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达到拐点之前，家庭离最近县城距离上升有利于家庭选择创业，这可能与距离县城越远，就业机会越小有关，使得家庭被迫选择创业，统计显示，“找不到更好的就业机会”是家庭选择创业的主要原因之一；距离交通干线的远近也会影响家庭创业，且二者呈非线性关系，在达到拐点之前，距离重要国道或市道每增加1单位，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会增加1.1%。统计显示，自然灾害不利于家庭选择创业，而处于旅游景区附近的家庭创业的可能性更大，一般而言，旅游景区客流量较大，市场需求多，创业机会较多。作为维护人情关系的礼尚往来对于家庭维护乃至扩大社会网络关系至关重要，统计显示，人情支出每增加一单位，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上升5.1%，当然，这类支出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当超过一定额度反而可能损害家庭创业的物质基础，从而不利于家庭创业，因此，人情支出与家庭创业的关系呈现非线性；亲朋好友任职于相关部门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信息等市场要素，从而倾向创业。收入水平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达到拐点之前，收入增加一单位，对家庭创业的可能性下降1.4%，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收入增加反而会降低家庭创业的可能性，统计数据也显示，以收入均值4.33 万元为界将家庭划分为两组收入水平，则低收入水平家庭中，选择创业的比例为7.9%，而高收入家庭这一比例为3.9%。

（三）稳健性分析

“创业家庭占比为6.4%”这一比例不高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因变量发生频率非常小而导致的稀有事件”，进而导致统计出现偏差，因此，文章进一步采用“补对数—对数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中，Function(α1Individuali+α2Locationi+α3Controli+μi＞0)服从非对称的“极值分布”，家庭创业Enteri发生的概率为式中x代表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利用该模型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得到表2第（2）列结果。总体而言，各变量回归系数的边际效应与第（1）列运用Pr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相近，而且也未改变主要变量系数的显著性，说明稀有事件偏差不明显，Pr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可靠。

为进一步检验心智能力与区位环境等因素对家庭创业影响的可靠性，通过调整样本规模的方法再次做了稳健性检验，根据分位数统计，剔除收入最低、最高各10%样本量，然后全变量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第（3）列，统计显示，主要变量对家庭创业的边际效应与第（1）列结果差异不大，说明分析结果比较稳健可靠。

（四）异质影响效应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创业行为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往往经济行为存在一定差异，为进一步分析收入水平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以受访家庭收入均值4.33万元为分组标准，划分为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两组，进行分组回归统计，低收入家庭分析结果为表2 第（4）列，高收入家庭分析结果为第（5）列。统计显示，好学能力、吃苦耐劳的品质在高收入家庭中对创业作用更大，边际效应分别为0.062与0.014，而在低收入家庭中仅为0.027与0.006；教育水平与创业关系是非线性的，因家庭收入水平而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在低收入组，在拐点出现之前，教育水平的提升致使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下降，而在高收入组，教育水平的提升致使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上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在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低收入家庭更好就业，所以选择了不创业，统计也显示，“因找不到更好工作机会”是低收入家庭选择创业的第一大原因，而“从事工商业能挣更多”则是高收入家庭选择创业的第一大原因；年龄因素对高收入家庭创业的影响要大于低收入家庭，而劳动力的缺失十分不利于低收入家庭选择创业，距市场中心、交通干线的距离对于高收入家庭的创业选择影响更显著更大；旅游景区对创业的影响在两类收入水平家庭中显著不同，具体而言，家庭附近有旅游景区的低收入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更低，高收入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更高，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或许在于，对于低收入家庭，尽快就业获得收入是紧要任务，调查数据也显示，“因找不到更好工作机会”而选择创业的家庭比例要比高收入家庭高出7个百分点，而旅游景区往往就业机会较多，故对于处于景区附近的低收入家庭而言，就业远比创业要实际得多，“从事工商业能挣更多”这一比例在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中高出15个百分点进一步验证了均在景区附近的两类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选择创业是想挣得更多，而低收入家庭选择创业是在找不到更好工作机会下的被迫选择，收入对低收入家庭创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与低收入家庭相比，因礼尚往来的人情支出对高收入家庭选择创业的帮助更大。总体而言，教育与劳动力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创业行为作用更大，区位环境、社会关系及对新事物的好学能力和勤劳等因素对高收入家庭是否选择创业更为重要。

表2 心智能力、区位环境与农户家庭创业

四、心智能力、区位环境与返贫风险

欠发达民族地区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乡村振兴建设的关键战略区域，农户家庭的内生发展能力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而返贫风险大小与家庭成员心智能力和区位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心智能力、区位环境与家庭返贫风险之间内在关系，以此来评测家庭内生发展能力。因此，针对调研时已脱贫的家庭，访问时，让受访者在综合评估其家庭现有发展能力的基础上，以一道主观赋值题“您认为您家未来三年内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题目生成“返贫风险”变量③赋值范围为1～10分，分值可以不是整数，分值越高，说明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大，内生发展能力越弱。，作为因变量，并构建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上式中，心智能力、区位环境变量与式（1）相同，控制变量中，以“受访家庭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成的变量“收入稳定”代替式（1）中“收入水平”变量，之所以代替后者，是因为“收入稳定”较之家庭过去的“收入水平”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判断更具预测性。εi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

（一）实证分析

基于最小二乘法思想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呈现在表3第（1）列，统计显示，好学能力更强、更勤劳的家庭未来更不易陷入贫困，内生发展能力更强；教育对家庭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返贫风险越低，而年龄的增长、劳动力的缺失不利于家庭发展；距市场中心距离、距交通干线远近对家庭发展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在达到拐点之前，距离市场中心和交通干线越远，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大；自然灾害对于家庭发展的不利影响巨大，现实也表明，发展能力羸弱，容易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多位于自然灾害较多、区位环境较恶劣的区域，而附近有旅游景区的家庭则不易陷入贫困的境地。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家庭发展，统计显示，在一定额度之内，人情支出的扩大、亲朋任职相关部门的家庭不易返贫。有稳定收入渠道的家庭发展能力较强，返贫风险更低。

（二）稳健性检验

统计显示，受访家庭预测陷入贫困的主观评分均值为2.78 分，以评分均值为界，生成二值因变量，评分在均值以上，赋值为1，在均值及以下，赋值为0，在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不变情况下，运用Probit模型再次估计，结果如表3第（2）列，分析显示，主要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变化不大，说明统计结果比较稳健可靠。

（三）异质影响效应分析：不同民族农户家庭返贫风险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民族地区与民族家庭，每个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甚至生活理念，不同民族家庭的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也存在一定差异，久而久之对其家庭成员的心智能力、生产行为、居住偏好及对事物的认知产生影响，进而作用其家庭内生发展能力，因此，有必要基于民族类型视角，分组分析心智能力与区位环境对家庭返贫风险及发展能力的影响。运用多元线性模型，基于受访者及主要家庭成员的民族类别，将样本分为汉族家庭与少数民族家庭两个组别，进行分组回归统计，表3 第（3）列是基于少数民族家庭的分析结果，第（4）列是基于汉族家庭的分析结果，统计显示，好学能力对少数民族家庭抑制贫困和促进发展的作用显著大于汉族家庭，与汉族家庭相比，在民族家庭中，吃苦耐劳的品质、文化教育对于家庭发展更重要。与汉族家庭相比，劳动力的缺失，距市场中心、交通干线越远，礼尚往来的人情支出额度越大，更不利于民族家庭的未来发展。两类家庭同时面临自然灾害时，自然灾害对民族家庭潜在发展能力的破坏巨大，稳定的收入来源对于民族家庭抑制贫困和促进发展至关重要，旅游景区对于汉族家庭的发展作用更大。总体而言，心智能力与区位环境在少数民族家庭抑制返贫与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表3 心智能力、区位环境与返贫风险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首先，本文从家庭创业与返贫风险两个视角，分析了好学能力、吃苦耐劳、教育水平等变量代表的心智能力与市场距离、自然灾害等因素代表的区位环境对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户家庭内生发展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心智能力与区位环境影响家庭创业选择，好学能力更强、更能吃苦耐劳的家庭更倾向选择创业，劳动力的缺失不利于家庭创业，市场距离、交通状况、人情支出、收入水平等对创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达到拐点之前，距市场中心、交通干线的距离越远，人情支出额度越大，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大，而收入水平越高，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小；旅游景区附近的家庭更易选择创业。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心智能力与区位环境等因素对创业的选择因收入水平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教育与劳动力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创业行为作用更大，区位环境、社会网络关系及好学能力和吃苦耐劳等因素对高收入家庭是否选择创业更重要。

其次，在家庭返贫风险上，研究发现，好学能力更强、更能吃苦耐劳、教育水平更高、收入更稳定的家庭未来返贫的风险更低，而市场距离与交通距离与家庭返贫风险呈非线性关系，在拐点之前，距市场中心、交通干线越远，家庭返贫的风险越大；自然灾害的发生极易导致家庭返贫，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以民族类型分组回归来看，与汉族家庭相比，心智能力与区位环境在少数民族家庭抑制返贫与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二）政策建议

结合研究结论，为提升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户家庭的心智能力和改善区位环境，从而进一步激发其创业行为与降低返贫风险，进而提高其内生发展能力，提出四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新产品、新技术、新理念等新事物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推广与普及，培育居民探索欲与好学欲望；坚定勤劳致富的理念与信心，通过开展“勤劳致富星”文明星级评比等活动激发广大民众的勤劳奋斗热情，提升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和引导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提倡多劳多得，营造勤劳致富的氛围，深化扶志扶智，培育弱势群体自身“造血”功能，提升民众内生发展动力。

第二，进一步加大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投入，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完善农村地区教育专项扶贫基金制度，切实减轻低收入家庭教育负担，鼓励民间组织投身于教育事业，引导慈善组织、慈善资金向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领域流动；建立脱贫家庭学生教育台账，开学时进行学生信息比对，精准实施教育帮扶政策；提升师资队伍职业能力水平与薪酬待遇，完善激励机制，引导师范毕业生、中东部地区教师向欠发达民族地区流动，进一步扩大本科教育与职业教育学校在欠发达民族地区招生规模。

第三，积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市场中心带动作用，以发展县域经济为重点，以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建设及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加快西南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极，积极利用扩散效应，同时加快特色小城镇建设，发挥其城乡发展纽带作用，大力发掘地区资源禀赋，开发特色产品，培育特色产业，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下乡，搭建要素聚乡、产业下乡、人才返乡和能人留乡平台，办好农村“双创”基地，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支持返乡留乡农民工就近兴业创业。

第四，强化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机制，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完善乡村水、电、路、气、通信、广播电视、物流等基础设施，尤其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位环境条件。针对自然灾害多发区，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机制，统筹推进扶贫、避灾、生态和其他搬迁，统筹规划移民搬迁、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乡村振兴建设；综合考虑搬迁安置、基础配套、产业发展、上学就医等方面，实现搬迁与发展衔接、生活与生产同步、安居与乐业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