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任务与策略

余振 秦宁

[摘要] 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增添我国内循环新动能、提升我国外循环抗风险能力，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高效的必然要求。当前，面临新兴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之争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向纵深发展且影响规模逐渐扩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须改革等复杂的外部环境，要利用我国工业体系、需求结构、科技创新实力、对外开放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呈现向好趋势的内部基础，以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为重点，强调“边境内”制度建设，以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重点任务，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构建开放新格局，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以国际组织、“一带一路”、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引领经济全球化，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关键词]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新发展格局   服务业开放   “边境内”规则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2） 02-0013-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竞争与互补关系研究（16ZDA039）。

[作者简介] 余振，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贸易;秦宁，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研究助理，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当前，新冠疫情反复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大国博弈加剧、俄乌冲突走向不明以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等多重风险叠加，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对于我国而言，开放不仅是对外的经济关联，也是推动内部改革的重要动力。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中国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发展阶段，亟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顺应全球贸易投资新走向、适应全球经贸新规则、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改革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更深层次的制度开放促进经济领域更深层次改革，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

一、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构建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要性

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内循环，而是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能实现更高质量内循环，而且還能填补外循环的动力空缺，培育国内新优势，实现良好的内外双向循环。

1.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能增添我国内循环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目前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随着要素投入型增长动力不足、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等多重风险叠加，我国经济结构出现分化，具体表现为：供给质量低下，内需疲软乏力，国内供需错位，内循环动力不足。为实现更高质量内循环，需要加快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主要包括供给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高效促进供需结构优化。从供给端来看，对外开放能填补我国在一些初级要素和创新要素上的空缺。在初级生产要素领域，2021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2%①，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到76.2%②，虽较上年都有所下降，但初级产品国际依赖性仍然较强。在核心技术领域，根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的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结果，32%的关键材料在我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用于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③。通过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实现要素流动的制度创新，深化全球初级能源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推动我国优化初级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的组合，提升供给侧质量。从需求端来看，对外开放有利于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例，满足消费者对生活性服务产品的多元化需求。2021年，我国全国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为43.8%，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预计还有15%～20%的升级空间④。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助力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业市场和服务型消费市场，服务型消费占比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甚至高收入国家水平，优化消费结构。

2.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能提升我国外循环抗风险能力

目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后全球化时期和后疫情时期的三重叠加期，全球经济复苏呈现不确定性。在这个复杂背景下，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边际效应已经不大。所以，需要通过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服务业、数字贸易为重点推进制度型开放，增强我国产业链创新链安全系数;实行“边境内”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参与高标准自贸区协定规则制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开拓国际合作新空间，促进我国外循环稳定发展。

3.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培育参与外循环的国内新优势

近10年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削弱，以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产业体系为代表的新优势正在涌现：202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达909万人⑤，为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人力资源红利;研发投入保持高速增长，约达2.79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再加上近年来产业结构升级成果显著，高端产业吸引力和集聚力提高。但是，这些潜在优势完全演变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还需要更高水平开放的加持。尽管我国还未掌握包括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在内的高科技产业的核心技术，但我国拥有这些技术的最大应用市场。应依托国内强大的需求潜力，逐步提高我国产业现代化水平，加快攻坚核心技术，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双向循环。

二、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构建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面临的外部环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移动通信、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科学技术持续取得突破，推动不同产业深度融合和全球价值链重构①，催生出具有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兴产业，全球主要经济体针对新领域的国际标准规则之争日益激烈。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呈现出新特点。

1. 新兴科技和产业领域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之争加剧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要技术组群，其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已成为世界各国占领科技制高点的重要内容。在新技术的国际规则制定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密切关注同我国的国际规则之争，并试图掌握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发布信息请求书，要求美国的机构就我国在制定国际标准时所采取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影响新技术国际标准制定提供相关信息。美国还对我国的“数字威权主义”进行攻击，企图以意识形态划分科技信任标准。在新技术资源的流通标准上，主要经济体加强了对跨境数据等新型资源的管制力度，严格限制其自由流动。如，在“隐私盾”失效之后，欧盟相继颁布了《控制者和处理者数据使用标准合同条款》和《国际数据转移标准合同条款》，继续加强对本土数据的保护和管理，导致业务数据的流量持续受到限制，跨国公司的运营费用不断增加。同时，美国修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收紧审计制度，试图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名义迫使中国公司交出敏感数据。

2.“逆全球化”趋势纵深发展，影响规模逐渐扩大，实践领域由“边境”制度拓展至“边境后”制度

自2013年英国提出脱欧公投并通过“脱欧”法案、美国宣布退出TPP，到美国发起中美贸易摩擦，“逆全球化”浪潮从国家扩大到多国经济区域，最终席卷全球，影响广泛而深远。当前，“逆全球化”也由传统的贸易体制、外商管理体制等“边境”领域逐渐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数字贸易壁垒、国有企业改革、国家安全体系等“边境内”领域。在中美贸易摩擦中，2018年，美国对我国发起“301”调查，其中涉及我国是否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强制美国进行技术转让等“边境内”领域。2020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移动应用程序TikTok和微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二者及其母公司交易。这些事例都表明，“逆全球化”的相关争端已经不断向“边境内”蔓延。

3.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新问题

一是贸易协定区域化的不利影响。全球經济治理体系的演变受制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随着美国退出TPP、《巴黎协定》、世卫组织以及英国脱欧等“逆全球化”事件的发生，再加上WTO主导的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巨大压力，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合作难以推进。在此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成为各国合作的主要途径。这类协定会导致区域化的经济治理体系，进而消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二是安全、环境和社会公平问题凸显。受疫情影响，以高科技企业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各国加强了对这些企业的管制。社会裂缝的不断扩大也使得政府对人类与自然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表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不能只把效率最大化作为唯一目的，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安全、环境和社会公平等问题。

三是治理领域缺失增多。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其治理领域有限，缺失气候变化、碳中和、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全球金融科技监管等领域。

三、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构建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部基础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快构建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全面系统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长远目标。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工业体系、需求结构、科技创新实力、对外开放质量和国际影响力也呈现向好趋势，这也为我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坚实的内部基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对外开放质量优化，能为数字、服务贸易等新领域的体制创新提供物质基础;以内需为主的需求结构，能缓冲涉外经济体制创新的现实风险;稳步提升的科技创新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能增强我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

1. 我国工业体系更具韧性、质量效益提高、新动能支撑作用强劲

从韧性来看，我国制造业抗风险能力较强。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且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40%以上的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齐全的产业门类，使得我国制造业能有效应对疫情等国内外多重挑战。从质量效益来看，工业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2021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5%，较2020年增长3%，较2019年增长0.9%①。从新动能来看，以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制造业成为工业增长新动能，且增长势头迅猛。2021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18.2%，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8.6%②。

2. 我国国内需求在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逐渐提升

从国内来看，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凸显，内循环地位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③，2021年内需为我国经济增长贡献了79.1%。同时，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高达63.89%④，人口已达14亿，其中中等收入人群已超4亿人⑤，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内需潜力旺盛。从国际来看，外循环的地位逐渐下降且趋于稳定。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持续下降，变化幅度逐渐收窄，由加入WTO后的64%下降到2019年的35.68%以及2020年的31.5%⑥。

3. 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得到强化，技术创新产业化步伐加快

从创新投入来看，研发投入再创新高。2021年，我国研发投入约达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被称为“自主创新之源”的基础研究投入高达1696亿元，同比增长15.6%。从创新产出来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21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全球132个经济体中位居第12，较上年前进2位，稳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⑦。

4. 对外开放质量持续提升

其一，进出口结构优化。从产品来看，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稳步增长，芯片和机电产品成为进口和出口的最主要产品。从产业来看，制造业出口势头强劲，我国“世界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服务贸易持续增长，其中运输服务贸易增幅最大，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稳定。其二，贸易伙伴多元化。2021年，我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此外，我国对非洲、拉丁美洲出口增速高达20%和40%，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3.6%，高于整体增速2.2%⑧。其三，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潜力较大。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以雄厚资金、完备工业体系、人力资本为代表的新优势正在涌现。此外，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这一背景使得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不再仅限于国际产业转移，而是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参与国际合作的新优势逐渐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延伸。其四，“引进来”和“走出去”平稳增长，在合作对象、合作行业、合作导向上展现新变化。从合作对象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是我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合作对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合作行业来看，我国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引资增长较快，而对外投资多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制造业。从合作导向来看，得益于我国巨大市场规模，“引进来”由成本和产业导向转向市场导向;“走出去”多为政策和自由贸易协定导向。

5. 我国在国际格局中地位提升，由“被动融入”转向“主动引领”

从我国国际影响力来看，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强。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7.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以上，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约25%①。从开放战略来看，我国逐渐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通过扩大外贸外资数量和规模来提高开放度。近年来，我国以商品和要素流动为主的开放型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发展空间不足;同时，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引进外资竞争激烈，国际经贸规则调整需求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须改革。为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我国将开放战略转向更高水平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也成为“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之一，我国开始探索制度创新，积极推动WTO改革，加入并主动提倡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用自身力量推动世界发展，主动拥抱世界。

四、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构建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任务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早期涉外经济体制呈现以下特点：以货物贸易规则为主的国际贸易制度;以“边境”领域为主的贸易、投资政策体系;受制于综合国力，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参与度不高、制度性话语权不强。如今，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我国要聚焦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催生出的新领域，深化服务贸易、数字贸易领域的对外体制建设;对标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推进“边境内”制度体系建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增强国际制度话语权。

（一）以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为重点

现代经济是服务的经济。从全球来看，服务贸易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重点领域和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的难点。2010—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增速持续上涨，2020年受疫情影响增速下降，2021年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此外，由于服务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其成为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新博弈点;且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和非数量性，壁垒更加隐蔽和难以消除，给谈判和协商增加了难度。从我国来看，服务贸易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约达5.3亿元，同比增长16.1%，贸易逆差逐渐收窄。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总额约达2.3万亿元，增长14.1%②，加速了我国人才、技术的积累，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世界正处于数字革命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历史交汇期，数字贸易快速兴起。有学者统计，在未来10～15年内，全球货物贸易的年增长率预计为2%，服务贸易为15%，而数字贸易高达25%。这一新兴贸易领域的兴起不仅将改变贸易内容与途径，更会改变全球服务价值链和创新链，有关这一领域的规则制定也将成为世界各国的利益争夺点。由此看来，依托我国巨大市场优势和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助力我国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核心产业等领域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在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二）更强调“边境内”制度建设

当今，全球开放的关注重点逐渐由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边境”领域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国内产业政策、环境保护等“边境内”领域。从USMCA、CPTPP等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内容来看，“边境内”政策条款数量增加，甚至超过“边境”政策数量。如在环境方面，USMCA达成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条款，包括禁止特定情况下的渔业补貼;在劳工方面，CPTPP要求缔约国承认劳工的结社自由、有效废除童工、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从主要经济体的博弈内容来看，以“边境内”政策为由挑起国际事端的比例大幅增加。我国若能由“边境”开放拓展至“边境内”开放，将有利于我国对标国际经贸标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实现更高水平开放。

（三）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呈现众多新情况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我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凸显。从历史经验看，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曾在其崛起后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具体包括国际安全体制、国际金融体制、开放贸易体制以及行之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如二战后，美国凭借超强国力，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维护其对全球经贸规则的主导权和利益诉求。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逐渐提升。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接近30%，自2006年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1位①。可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是我国综合实力跃升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更高水平开放、进一步融入全球化、满足国际社会期待的必然选择。

五、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构建更高水平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构建开放新格局

服务业开放是我国实现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加快培育我国在新兴贸易领域的国际新优势、参与服务贸易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关键所在。

第一，深入推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开放。一是要建立健全服务业开放的体制机制。依据不同行业的特殊属性，分类放宽涉及国家安全、隐私的敏感行业和其他行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健全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制度，彻底消除“准入不准营”的制度壁垒。二是要对标服务业的国际通行标准和国际先进规则。采用“渐进式”开放，实现资格互认后，在部分地区率先引进对标OECD平均水平、对标发达经济体有关医疗用品、养老等重点生活性服务业的管理标准，再逐渐扩大到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三是要建立服务业开放的保障机制。针对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相应的政策监管体系，动态监测行业发展动向，及时调整外资准入限制条件;同时进一步健全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制度。

第二，形成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一是要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既要优化数字贸易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推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接轨国际高标准贸易协定，形成公平规范的数字贸易治理制度;也要健全数字贸易人才培养保障机制，开展数字贸易工作人员专业资格认定工作，并组织数字贸易企业协会和专家智库团队积极开展数字贸易人才定向培养，提高企业的数字技术人才比例以加快形成数字贸易出口新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②。二是主动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在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协定的框架下，积极参与有关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贸易税、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等关键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为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制度提供“中国方案”。三是深化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机制。以“周边国家”为起点，辐射“一带一路”和东盟等国，实行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贸易等领域的自由贸易政策;同时，以“现有数字贸易规则相似度”为标准寻找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对象，同这些对象在数据跨境流动关键领域达成协议，并与协定国共同建立跨境数据审核和监管部门。

第三，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做好高水平服务业开放压力测试。一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全面实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服务贸易的开放度、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二是推动服务贸易的公平竞争。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加大有关“竞争中性”的压力测试;加强服务业的公平竞争审查。三是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在制度创新和改革上的自主权。在坚持中央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与发展总体思路的前提下，对标国际最新的服务贸易标准，开启服务业制度型开放的自我探索，推动服务业领域内外标准一体化。如允许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内暂停实施与其服务贸易发展相冲突的行政法规等，实现服务贸易的更大开放。

（二）以自贸区为实验田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持续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也是形成与服务、数字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做好加入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压力测试的重要平台。

第一，搭建服务于金融、商务等第三产业的制度体系。一是要为境内企业、境外投资者建立高效的融资体系。争取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投资银行、证券投资咨询等融资性金融机构，支持企业直接融资，为重点产业的企业提供“信保+担保”融资服务。此外，依据“非金融企业外债项下完全可兑换”政策，为“一带一路”沿线和东盟国家建立区域性人民币债券融资平台，支持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债券方式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投资。二是加快引进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的高端人才和机构。要突破执业资格单向认可制度，允许具备国际执业资格的相关人员，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部门备案后，直接参与企业的记账报税、资产评估、审计验资等事项。三是要建立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研究报告、金融法律培训等各类服务。

第二，稳步进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DEPA”）压力测试。要加快在相对封闭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相关的压力测试，防止风险蔓延。一是维护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人员对国外数据库、网站的访问权。变通《网络安全法》和《国际通信出入口局管理办法》相关内容，在人员和企业实名备案后，允许相关人员访问国外数据库、网站等。二是推动跨境数据有序流动。对于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保护等敏感数据流动加以监管，对不涉及公共安全的一般性数据实行跨境自由流动。三是加快同东南亚国家或地区达成实质性的数字领域信任协定和争端解决机制协定等。利用我國数字经济应用市场的巨大优势，以人工智能、互联网、数字贸易等领域为突破口，就数字领域经贸规则、数据跨境流动认证机制达成协议，打通区域间的数字贸易和数据流通壁垒。

第三，对标CPTPP，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一是明确“竞争中性”的监管原则。将“竞争中性”原则作为制定监管条款的指导思想，参照CPTPP的监管规则制度，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数据流动、环境保护、国企改革等方面加以规范，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尽快形成与CPTPP接轨的服务贸易规则体系。要进一步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相较新加坡在CPTPP中设立的29项特别管理措施，我国的70项限制措施仍然偏多。同时，要形成跨境服务贸易监管新模式，对跨境资金流动和境外人员入境实行监管，利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强化对不合理的资金外流行为和境外人员资格的监管力度。三是同CPTPP缔约国进行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在疫情反复的背景下，可率先推动医师执业资格、医疗学历学位的单向认可，简化远程诊疗流程，实现外籍医生参与远程诊疗的审批模式由注册制向临床交流备案制转变。

（三）以参与国际组织改革、推进“一带一路”、发展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引领经济全球化

面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严峻挑战，国际组织、“一带一路”倡议、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利用这三大载体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能捍卫双边、多边贸易体制，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和制度性话语权。

第一，改革和完善国际治理机制。一是积极参与联合国改革。在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前提下，联合国改革要将存量制度与增量制度有机统一，如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重点，实现G20机制化并推进世贸组织改革;为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要大力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RCEP等合作机制建设。二是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世界各国要携手变革国际法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提升国际法的权威性。三是完善G20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推行“G20+正式国际机制”，让更多正式国际组织通过G20发挥其在执行力上的优势。如加快推进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这7个正式国际组织与G20的合作，形成全球统一、目标一致、领域全面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二，以“周边国家”为起点，以“一带一路”为路径，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一是提升现有自贸协定的数字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力争到2025年，以“负面清单”和“规则制定”为主要模式实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且将包含跨境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等数字贸易议题的自由贸易协定比例提升至50%以上。二是加强各协定国在制度体制方面的对接。具体而言，要将“一带一路”的具体领域与现行的国际制度进行衔接，如在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方面，“一带一路”的实践要与环印联盟、环孟加拉湾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衔接;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要与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的制度衔接。三是尽快形成“陆海内陆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要将国内“城市群” “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统筹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周边区域合作进程。如通过与东北亚地区合作促进东北振兴，支持广西和云南分别建设面向东盟和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开放合作高地。

第三，实现中日韩、亚太、中欧美经贸合作的新突破。一是深化中日韩经贸合作的议题。日本、韩国在环境治理、新能源利用等领域有着丰富的技术和经验，我国则有资金、市场规模等方面的优势。为实现三国互补性正面效应，要推动谈判议题由“边境”政策向“边境内”政策深化，加快在新能源技术、知识产权等领域展开合作;参照《巴黎气候变化协定》、USMCA、CPTPP，在环境治理方面达成制度层面的协定。二是在亚太自贸区建立多层次的自贸协定。由于亚太自贸区的全球覆盖面积最广、纳入成员最多，成员国之间的开放水平差异较大。要建立不同层次的开放标准，使成员国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自由选择，并明确各层级的过渡期，加快协商议程。三是推动中欧美经贸合作机制多元化。面对大国博弈加剧、俄乌冲突走向不明等多重风险叠加的局面，要以“聚焦合作，管控分歧”为基本原则，持续推进中美、中欧双边经贸协定谈判，深化在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气候变化等双边优势互补领域的合作;同时也要加快启动中美、中欧各层级合作对话机制，及时就世界局势走向、全球供应链稳定、国际投资金融风险等重要话题进行沟通。通过多方位、多领域、多层级的经贸合作机制，缓冲国际局势动荡所造成的潜在风险，为中欧美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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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ystem Construction of Higher-level Opening up Economy： Task and Strategy

Yu Zhen， Qin Ning

（Institute for the U.S. and Canadian Economies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Building a new system of a higher level of open economy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add new driving forces to China’s domestic circulation， improve the ability of China’s external circulation to resist risks， and promote the smooth and efficient dual circul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t present， faced with the complex external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rule disputes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ies，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and the gradual expansion of the influence scale， and the urgent need to reform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China needs to make use of its industrial system， demand struc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quality of opening up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focus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opening up with a focus on the opening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opening up with a free trade pilot zone. Create a new highland of institutional openness， lea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Belt and Road”， and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ystem of higher-level openness.

Key words： New system of Higher Level Open Economy;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pening up the Service Sector; The “inner-border” Rule; Reform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收稿日期：2022-03-05   責任编辑：罗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