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振兴视角下传统制盐村落的保护对策探析

摘  要：传统制盐村落，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最悠久、主题文化鲜明、保存完整的传统村落形式之一。传统村落的保护，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和探讨。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文化振兴是传统制盐古村落保护的有效路径之一。通过重塑以井盐文化为特征的典型性传统村落，深入挖掘井盐文化、激发村民文化自信、推动景区投资建设以及利用品牌文化拓展市场等措施，可以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文化振兴;盐业;传统村落;保护                           中图分类号：K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2）01-0050-10

中国是一个乡土文化浓厚的国家，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学者，历来重视对乡土（村）社会的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村落的保护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11年，中央四部委明确提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① 但是，学界认为传统村落保护的成效，总体上令人担忧。有学者曾指出传统村落的发展与保护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传统村落大多年代久远，位居相对偏僻、落后地区，长期以来的人口外流和空间荒废导致大量村落出现“空心化”与“自然衰退”，村落發展主体缺失，造成村落的“文化失落”。另一方面，不科学的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开发导致“建设性破坏”和“开发性破坏”^②。另有学者指出：“人们在提出种种保护措施和保护实践的时候，却往往带着城市人的心态，甚至是城市精英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城市标准要求传统村落。因此，有些保护愿望很好，效果却甚微，甚至相反。”^③ 因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合理的对策，依然需要学界不断去探讨和研究。

从中国传统村落的形成方式来看，可大致分为：农业生产聚落型、手工业生产型和军事屯垦型3类。其中，受华夏文明多以农耕文化为核心发展而来的影响，农业生产聚落型传统村落占主要地位，呈现出数量多、分布广、形式多样等特点，而其他两类传统村落所占的比重不大。尽管如此，手工业生产型传统村落，作为一种依赖某类行业发展而来的村落类型，应受到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例如，云龙县境内的几处传统村落，就是以传统盐业生产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聚落，其历史底蕴深厚，井盐文化丰富。这类生产型传统村落在西南地区分布最广，尤其以云南省境内分布最多。自2012年12月1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第一批646个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以来，一共公布了5个批次。其中，云南省入选的传统村落中，仅传统制盐村落就有10个^①;而云龙境内具有悠久制盐历史的8个古村落中，有6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此外，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即云龙县一共有12个村落入选第1批至第5批传统村落名录，传统制盐村落的入选率高达50%。

不过，目前云龙县在如何保护、传承和发展传统村落等方面，依然面临很多困境，其主要表现在：进入后盐业时代，传统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强，生计方式多样化，但缺乏核心的产业带动;文化振兴后劲不足，经济发展和村落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平衡;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缺乏各部门、社会力量、村民三者之间的联动;重叠管理，相关部门之间难以形成统一领导，导致村落的管理出现责任交叉、重叠，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笔者以为，云龙境内制盐古村落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井盐文化为基础，盐业经济为动力，并衍生出多元文化的传统村落。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将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魂，并通过文化振兴来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这是文化特征凸显的传统村落发展的有效路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要义，是消解农民精神贫困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②。

一、云龙县传统制盐村落的文化特征

云龙县属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西部，地理位置处于横断山脉的南端，地势北高南低，境内以峡谷和高山为主。2020年末，云龙县全县总人口20.82万人。其中，汉族有24，953人，约占全县人口的11.98%;少数民族一共183，324人，约占88.02%。在少数民族人口中，白族为150，700人，约占全县人口的72.36%，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③。云龙县境内的各类传统村落中，历史悠久、保存完整、文化特征明显的村落，多数是以制盐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这类传统制盐村落是以历史上云龙境内著名的“八大盐井”为依托而形成的。除了石门井周边的村落已经成为县城的一部分，未保留有传统村落之外，围绕其他的7个盐井，均保留有各具特色的传统制盐村落，这包括：诺邓镇诺邓村（诺邓井）、宝丰镇宝丰村（雒马井^④）、诺邓镇大井村（大井）、诺邓镇天井村（天井）、诺邓镇山井村（山井）、检槽乡师井村（师井）和白石镇顺荡村（顺荡井）。其中，诺邓村和宝丰村两个村落保存的完整程度高于其他5个村落。通过调查，上述7个传统村落具有文化底蕴深厚、文化主题鲜明、多元文化并存等特征。这些村落将各历史时期盐的生产、运销、贸易以及人们的宗教信仰融合起来，并通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方式传承下来，成为了解和研究传统村落形成、发展、衰落的较好案例。

（一）文化底蕴深厚

云龙县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汉代，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中央在此设比苏县，当时属益州郡管辖。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云龙属永昌郡。唐时云龙属南诏，西汉属永昌节度，东汉属剑川节度，宋代至大理国时期（937～1253）称云龙赕。元代，蒙古国平定大理，先以万户所和千户管理地方，1274年改制为路，云龙设云龙甸军民总管府。明代，中央平定云南之后，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设云龙土知州，下辖1个土干总、5个土巡检，至此云龙进入到由土司统治的时期。清代，当地设云龙州，民国二年（1913）改州设县。

云龙是云南省境内，乃至全国井盐开发历史最悠久的地区。方国瑜先生认为汉时期的比苏县，即今天的云龙县、兰坪等地，且当时的比苏县境内已经产盐^①。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一书中提及“剑川有细诺邓井”^②，此井正是云龙县境内的诺邓井，至今仍沿用此名。因此，云龙产盐的历史有2000多年。

唐至元代，未见官方记载云龙境内食盐生产情况。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中央设云南盐课提举司，据《明史》“食货志”记载，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其中，五井提举司设在云龙县诺邓井，据史料记载，在洪武十六年（1383）中央设置五井盐课提举司，下设诺邓井盐课司、大井盐课司、山井盐课司、师井盐课司、顺荡井盐课司5处^③。此时，云龙境内盐的生产已成规模。嘉靖三十五年（1556），云龙境内“新开石门关三井盐课”^④，有学者认为，这是新开石门井、天井和金泉井^⑤。清代，云龙制盐业继续发展，并到达顶峰。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云龙井在雍正年间产额为2，601，680斤，乾隆初期为2，421，232斤，除去安丰井代煎以及秤头盐，实际煎盐数为587，920斤。嘉庆初年，煎销盐2，815，100斤，道光时期为2，114，600斤^⑥。清末，云龙井“额盐六十万七千六百四十斤”，但是“溢盐四十九万一千八百十二斤，漏报溢盐七十八万八千八百斤，共一百八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斤”^⑦。

进入国民政府统治之后，1912年云南省先是革除清朝制度，设立实业司兼管盐政，在黑井、白井和磨黑井设督煎督销总局，其余各井设督煎和督销局^⑧。此时，云龙井归白盐井督煎督销总局管辖。1915年9月1日起，云南盐运使署在云龙井设场务公署，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云龙井场“在云龙县城东北之石门井，距县城约半里许。东西一里许，南北半里许。距喇鸡井场约二百四十里、乔后场约二百余里。距省一千二百余里。所属分石、诺、大、天、山、金、顺、师八井区。光复后改设督煎督销局，继改设场署……二十七年后改为场务所。”^① 民国时期，制盐者的身份是灶户（卤丁），整个云龙井共计455个灶户，具体为：石门井68灶，金泉井55灶，诺邓井75灶，顺荡井36灶，大井72灶，师井40灶，天耳井84灶，山井25灶^②。

1950年末云南省盐务管理局成立滇西盐场管理处，设在乔后，辖拉（喇）鸡、弥沙、云龙3个场务所。1953年之后，云龙成为乔后盐厂的分厂。此时，地方制盐为国营，但实质上是由地方政府承办，按照企业管理模式，云龙县的制盐业一直持续至20世纪末期。

客观而言，云龙因盐而兴，历经千年的制盐业，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并与中央王朝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是传统村落形成、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文化主题鲜明

纵观中国传统手工业生产型村落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两个要素：一是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人口;二是持续稳定的产业。基于上述两个条件，一旦村落具备一定的规模，各种文化现象将随之出现，村落便成为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型社区。但是，一部分传统村落在长期发展、变迁，甚至衰退之后，可能失去原有的文化特色，这将降低传统村落保护的价值。

云龙县境内的诺邓村和宝丰村，是人口集中、建筑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文化特色鲜明的传统制盐村落。走进这些村落，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村落由古盐井、民居院落、牌坊（含题名坊）、盐局或衙门遗址、庙宇等部分构成。而且，这些村落容易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其悠久的历史底蕴和当地的井盐文化。明代以前，文史资料对当地制盐村落的记录相对较少。明代之后，随着人口聚集，制盐规模的扩大，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民居院落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其中，村落中定居下来的人群，主要包括盐官、制盐者和盐商，他们成为食盐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的迁入或流动，对地方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明代，中央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盐务管理之后，象征国家权力的盐官随即进入云龙盐区，并开始大力修建官署衙门。诺邓的盐局、提举司衙门旧址等成为留存至今的重要遗址。通过这类宏伟的建筑群，可以想象当年食盐生产的盛况。总体看来，云龙境内传统村落的形成和发展，是以盐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为核心，形成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注入了不同的文化因子。这样，以盐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村落，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部分，三者相互影响、紧密联系。物质文化是以盐的生产为核心，涉及生产者、管理者、商人等群体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活动;制度文化，是以盐政制度为核心，再向地方行政事务、村落管理等方面延伸的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了维系食盐生产的祭卤龙王仪式以及祈求平安、丰收的宗教信仰，如佛教、道教和本祖信仰等。因此，诺邓、宝丰等地的庙宇，数量庞大、规模宏大、分布广泛。

（三）多元文化共存

食盐生产是一项系统性的行业。因食盐生产发展起来的传统村落，随着其生产规模的扩大，除了井盐文化之外，建筑、宗教、飲食以及教育等文化也相继形成，且实现了多元文化共存、共享和共荣。

云龙县境内的7个制盐村落中，以诺邓古村的各类建筑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保存较好;其次为宝丰村，民居院落围绕盐井而建，各类白族民居排列整齐。再次为大井村（现为象麓村），这里具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入仕人家流传下来的民居建筑，以马锦文家族为代表。其中，诺邓村的民居样式主要是“四合院”“四合五天井”“三坊一照壁”以及较为特别的“一颗印”等。学界曾指出，白族的民居建筑主要受汉文化的影响，“移民的进入及汉文化在云南的广泛传播，是汉式建筑影响、传入白族地区的社会背景……不论是‘三坊一照壁还是‘四合五天井，或者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进数院的‘六合同春，都属汉式合院体系，也就是说，都是在受汉族影响的基础上融合了本土建筑的特色而发展起来的”^①。这就给云龙八井民居多数在明代之后所建提供了解释，即明清时期盐的生产规模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时促使建筑行业迅速崛起。

当物质资料丰富到一定的程度，人们精神世界的享受或慰藉油然而生。以諾邓古村来说，明清时期“以庙宇众多而闻名遐迩，据说大大小小有二十多个庙”^②。玉皇阁道教建筑群是该村古建筑最高成就的代表，十分雄伟壮观、气势磅礴，是诺邓食盐生产时代最辉煌的宗教文物遗产。整个建筑群，包括文庙、武庙、静室、棂星门等建筑。玉皇阁是以道教为主，融合儒、释为一体的古建筑群，是云龙境内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最具典型性的宗教建筑群。而在宝丰古镇，“明清以来，宝丰盐业经济发展，推动了各业的大发展，以佛、道和三崇本主交融的宗教建筑群随之大量涌现。据统计，宝丰明清以来共建54座寺观庙宇”^③。

历史上的云龙除了建筑文化、宗教文化较为发达之外，作为滇西重要的产盐基地，食盐生产对饮食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据了解，无论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食盐腌制都是早期人类保存食物的最好方法之一。人类较早腌制的食物，主要是鱼类。在重庆中坝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古人已经懂得用盐腌制鱼类^④，而生活在西藏东南部的盐井、怒江贡山等地的民族也有腌制琵琶肉的习惯^⑤。滇西云龙境内的白族，多数有腌制火腿的习惯，火腿成为了有当地民族特色的美味佳肴。除了当地有适宜的气候之外，主要和当地产盐直接相关。直到今天，在人们眼中只有用当地熬制的盐巴才能制作出上等的火腿。

明清以来，云龙盐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地方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诺邓古代文明的产生、发展和历世不衰，端赖盐业经济和文化教育两大支柱的稳固支撑。”^⑥清末，诺邓村里有“二进士、五举人、贡爷五十八、秀才四百零”之说，上述数字，当有过之而无不及^①。显然，制盐规模的扩大，中央对地方盐务的重视，使得诺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蓬勃发展。为官从政的家族或是盐商，历来重视子孙的文化教育和思想的熏陶。因此，盐区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非盐区，官宦家庭或是名门望族的子孙后代，接受教育的机会自然较多。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地方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云龙县传统制盐村落保护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和促进其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云龙县境内的传统制盐村落。虽然诺邓和宝丰等传统村落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省、厅级颁发的荣誉^②，但是，随着盐业经济衰落之后，传统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强，经济发展和村落保护之间的矛盾加剧。

（一）后盐业时代：村落发展内生动力不强

明清以来，随着云龙盐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当地的民族通过“以井代耕”的方式来维持生计。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省内工业化食盐生产技术的成熟，在市场竞争的大背景下，采用传统制盐技术的盐场逐渐面临破产。例如，1957年时，云龙境内的盐厂因柴薪工本高，盐矿亏本，导致宝丰、天耳、石门等井停办，年产量降为636吨。1960-1970年，云龙的盐产量从1102吨开始下滑，其中1966年仅产31吨。其他年份，也不过数百吨。1970-1989年的20年间，共计生产盐7，597吨，即年均产量不过380吨左右^③。1995年，云龙境内的诺邓盐厂停止了生产。至此，云龙进入到后盐业发展时代。

随着盐业停止生产，村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人口回归农业，另一部分人口选择外出打工。传统村落的核心产业消失之后，村落逐渐走向“空心化”，其内生动力明显下降。近些年，诺邓古村、宝丰古镇两处作为云龙县最具特色的传统村落，乡村旅游的发展给当地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村民开始想法设法，通过挖掘当地文化，试图重振乡村。不过，受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落后，区域优势不明显的影响，云龙旅游业发展成效并不明显。

（二）文化振兴后劲不足：经济发展与村落保护失衡

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不断活跃。在封建统治时期，边疆民族地区处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并不利于乡村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彰显，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得到正常发挥，有利于促进地方社会的发展。在新的生产力水平要求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经济发展成为首要任务。但是，在传统村落的文化体系中，一部分文化现象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因此，在传统村落的保护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到底是追求经济发展，还是坚持传统文化保护的问题。在诺邓古村的保护过程中，二者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比如，村民为了经济发展，需要修建通往古村的道路，因为便捷的交通才有利于商品的交换，物资或材料的运输。但是，一部分村民认为道路直接修至村里，破坏了古村落的完整性。于是，经过分析讨论，诺邓古村采取了将公路修至村南（古盐井）的方法，进入村落的内部道路保留原有的石板路。这样，村民上街购买的生活必需品，或是运输建筑所需的材料，只能用汽车将其运至停车场，而从停车场到各家各户的这段山路，全靠马帮来驮运。这导致村民进出不方便，修建材料的运输费用增加。此外，政府有关部门为了保护古村落的原貌，要求新建的房屋必须和早期的古典院落样式一致，即便对古院落进行改造，也要遵循“修旧如旧”和“最小干预”的原则。不过，担任云龙县旅游发展顾问的杨希元老人认为，从技术上来说，这很难做到。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应“修旧如旧”却修成“外貌一新”，有些该修的没修，不必修的画蛇添足等问题^①。对村民自己而言，他们也有说辞，其认为上述原则做不到的原因有二：一是实行“修旧如旧”的原则，材料运输成本会非常高，木料越来越稀缺，建筑成本也翻倍增加，但是政府能提供的补贴是有限的，特别是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院落，政府无法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二是在保护传统院落时，并未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对村落的保护更多是靠村民自觉。这意味着一旦村民意识薄弱，则保护很难维持下去。

（三）自上而下：政府主导模式的单向性

云龙县境内传统制盐村落的保护，主要依靠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来实施。自上而下的行政策略，其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政府主导的模式是单向性的行为，弱化了村民的自觉参与度，村落保护缺失了实践的主体。

据云龙县文管部门提供的信息，目前传统制盐村落保护遇到的难题主要表现在：传统院落、古盐井、遗址等方面的保护，完全依靠政府提供的项目资金方能运作。一般来说，国家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依靠政府下拨的经费能保证正常的维护或维修。但是，那些未列入省级以上的文保单位，则经费紧缺，保护工作举步维艰。有些古院落，产权归私人所有，其保护工作实属困难。一部分保护价值较高的院落，甚至需要政府和村民沟通，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购买产权。例如，宝丰古镇曾以60万元购买董泽故居所有权，这才实现了对古院落的保护。

任何类型的文化遗产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直接成果。如果仅仅为了保护而保护，并没有建立在村民自发进行实践活动上，再好的保护方案也只是纸上谈兵，并不能直接反映实践主体的利益。因此，在村落保护的实施方案中，政府应该考虑让村民自觉参与，强化文化传承者对自身文化的认识;让村民从被动者转化为主动者，从保护对象转化为文化的传承和守护者。这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内社区旅游的研究成果，以此实现“当地居民不再是旅游开发的旁观者或者是被动参与者，他们大力参与开发，是旅游开发的主要力量。”^②

从诺邓古村的现实情况来看，保护村落传统文化的意识逐渐形成，但是仅限于部分村民。例如，诺邓村老人黄金鼎，为了保护和传承诺邓的文化，做了很多工作。他先是和李文笔先生合作出版了《千年白族村——诺邓》^③一书，此后又单独出版了《千年白族村诺邓传统对联拾遗》^④和《千年白族村——诺邓姓氏谱略》^⑤ 两本书，这为掌握诺邓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及文化遗存提供了很好的文献资料，价值很大。此外，杨希元老人也曾为云龙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出很多意见^①。但是，整个村落的保护，还需要加强所有村民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意识。

（四）重叠管理：相关部门之间缺乏统筹和沟通

云龙县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几个村落在管理方面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一是缺乏核心的组织领导。传统村落的保护涉及的部门较多，比如院落、遗址、建筑等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主要归县文化旅游事业局的文管所管理，但是，村落实施保护过程中还涉及城建局、宗教局、消防部门、旅游管理部门，以及乡镇一级政府部门的管理。因此，看似责任明確的保护措施，实际上出现了多重管理，一旦相关部门之间沟通少，则难免出现经费重复投入，口径不统一，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二是交叉、重复的管理，导致保护措施实施不到位。以诺邓古村为例，政府相关部门一再要求，民居院落的修建应坚持“修旧如旧”，不得改变院落的传统模式。但是，诺邓古村目前至少有5家以上将传统院落改造为现代钢混结构的房屋建筑。究其原因，是在保护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以某部门为核心的组织机构，政策和法规执行不到位。

三、文化振兴与传统制盐村落保护的对策探析

文化振兴战略，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在对传统制盐村落的保护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对传统村落中蕴含的文化因子进行不断的挖掘，实现重塑典型的以盐文化为特征的传统村落;转变传统村落保护意识，强化主体意识，实现以政府主导为中心，村民自愿、自觉和主动行动为辅的保护策略;以推动景区建设、品牌文化塑造等策略来实现传统村落的保护。

（一）重塑以井盐文化为特征的典型传统村落

云龙的制盐村落，因盐而兴。历史上高度发达的传统制盐业，带动了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衍生出丰富多彩的建筑、饮食、宗教、教育和桥梁等多元文化。因此，井盐文化是理解和认识其他文化的基础。重拾井盐文化，有利于促使传统村落成为识别性强，文化特质明显，动能定位准确的典型聚落。

1.大力宣传以井盐文化为特征的传统村落

一般而言，以井盐文化为特征所形成的传统村落，因其历史悠久，所以具备一定的区域影响力。但是，随着制盐业的消失，这类村落的知名度有所下降。因此，在后制盐业时代，如何重拾井盐文化，打造具有特色文化的古村落，首要的任务是大力宣传井盐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传统中的重要性，通过讲透盐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边疆民族地区获取盐的困难性，以及盐业生产的复杂性，来提升盐村的知名度。

2.着力打造以井盐文化为核心的景观村落

以井盐文化为核心的景观村落，是将一切和盐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有关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呈现出来的村落。因此，打造以井盐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村落，应当通过对讲解员、管理人员、村民进行培训以及加强网络媒体的宣传，使其能够讲述以盐为中心的三大文化体系。

（二）深入挖掘井盐文化，激发村民文化自信

学界或地方乡贤，已经在井盐文化的挖掘、保护和利用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些建议和意见甚至对云龙传统村落的保护贡献很大。但是，这些工作主要停留在上层建筑层面上，而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井盐文化的传承者——村民，其文化自信的激发程度明显不足，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挖掘井盐文化，并提升当地民众的文化自信。

1.自觉解读井盐文化

村民历来是井盐文化的缔造者、传承者和利益的享有者。因此，村民应当自觉地深入了解自身所处环境的传统文化内涵。作为身临其境者，对文化的解读更加精细、准确和富有感染性。一旦村民对本地区的传统文化有了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便为文化的宣传提供了有利条件。

2.自觉宣扬井盐文化

宣传云龙井盐文化需要一定的主体，尽管媒体、网络等外在的宣传手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宣传方式依然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进行的。以诺邓村和宝丰古镇为例，旅游业发展初见成效，每年接待的游客已经不局限于国内，国外游客的数量也有增加的趋势。此时，在景区缺乏讲解员的情况下，村民若利用自身和游客接触的机会，自觉、主动、热情地宣传当地井盐文化，其收到的效果事半功倍。

3.自觉利用井盐文化

在利用传统文化方面，诺邓、宝丰的古村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通过展示传统制盐法、开客栈、办餐馆、开生态博物馆等方式，有效增加了当地村民的经济收入。但是，依然存在村民之间各自为阵，缺乏一个综合性平台来进一步实现利益最大化等问题。在利用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规划，统一的口径，这不利于传统村落的进一步保护。

4.自觉保护传统文化

村民是文化传承的主体，若坚持以政府为导向，等待项目资金的投入，则会错失村落保护的良好时机。传统文化的保护，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回报不明显的特征。因此，短时期内不应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前提下进行保护。村民应以保护传统文化为荣，自觉承担起保护自家院落、公共遗产的责任;要始终认识到“破坏容易”，而“修复不易”，要深刻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如果错失文化振兴的机会，今后的市场竞争力将大打折扣。

（三）推动景区的投资建设

传统村落的保护，除了发挥村民自身的力量，政府合理的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形成开发和保护的系统性方案，是传统村落保护必不可少的环节。目前，云龙县境内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效果不佳，传统制盐村落按照旅游开发的模式进行规划、建设的力度不足。以游客观光最多的诺邓古村来说，政府先后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景区的投资建设成效不明显，这表现在：一是诺邓景区的功能定位不准确，导致游客进入到村落之后，只能仅按部就班地看盐井、住民宿、品尝火腿等。二是景区的配套设施不完善，缺乏必要的讲解员，游客进入诺邓古村之后，完全靠游客自己去游览。此外，从县城到诺邓村有5公里的水泥路，但目前游客前往该村，要么选择自驾，要么选择乘坐三轮车。后者安全性差，三轮车外观上也不适合作为观光旅游的交通工具。三是古村落内拓展项目缺乏，游客仅仅以观赏民居建筑，感受白族文化为主，其他的娱乐项目严重缺乏。鉴于此，当地政府应当通过整合资源，合理规划，精心设计，极力打造休闲、娱乐、观赏为一体的旅游景区。

（四）利用品牌文化拓展市场

云龙境内，历来缺少大型的企业，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不过，2012年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之后，让诺邓古村名声大噪，诺邓火腿因此名扬国内，游客纷至沓来，给诺邓的发展带来契机。2017年3月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品质》栏目组对诺邓火腿进行了专题报道，这让诺邓村民杨伍松2003年就成立的诺邓火腿食品厂一下子找到了出路。此前，诺邓火腿由于产量少、宣传力度不够，市场份额少。目前，企业有发酵一年的火腿1.8万支，发酵两年的火腿0.8万支，发酵三年的火腿0.5万支，发酵四年的火腿2000支，发酵五年的火腿和盐泥火腿各1500支。2020年企业销售量达到360多吨，长期用工16人，季节性用工250人，每年劳动农户达500户，县城附近乡镇农户均增收500元^①。诺邓火腿，已成为中国著名商标、云南名牌农产品。

诺邓今后的发展，应该继续推进以企业带动村落发展的策略。诺邓火腿的食品加工应该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利用诺邓传统煎煮法生产的食盐腌制火腿，保证火腿的原生态;二是以企业为载体，进一步宣传井盐文化，将企业文化和当地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通过经济发展来反哺村落保护;三是建议将诺邓火腿厂搬迁至诺邓古村境内或古村南侧，可将火腿品牌和诺邓村的观光旅游统一起来，实现共赢。这样，在企业品牌效应的影响下，促进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李新龙）

On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Salt-making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vitalization：Take Yunlong County as an Example

LI Hechun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salt-making village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distinct theme culture and complete preserv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as always been discussed by academic circles. Based on the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tect the ancient salt-making villages.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an be promoted by reshaping 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characterized by well salt culture， digging deeply into well salt culture， stimulating villagers cultural confidence， inve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enic spots， and using brand culture to expand the market.

Key words：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salt produc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tection

作者簡介：李何春（1984-），男，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轻化工大学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川青滇藏交界区的盐粮交换与多民族互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YWHZ21-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Z].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