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述及其当代意义

2022-04-29 11:51张国伟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主体性

张国伟

摘 要: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本文检视回顾了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统一性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弊得失,直面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各种矛盾、冲突、张力,尝试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一种新的阐述,这种阐述以一种弱的、否定性的“潮流论”“趋势论”,取代了严格的“决定论”理解,在事实上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从重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主政治,以及申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等角度分析了这种重新阐述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张力趋势;主体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人类社会最终必然进入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光明前景就是在此基础上得到论证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从革命实践的不同条件出发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对这些不同的阐释进行梳理,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明显地存在着“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张力,而各种阐释最核心的区别和对立可以概括为对二者之一的片面申张。除此之外,也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通过对相关文本的研究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逻辑,甚至有论者认为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而为了理论的自洽和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总是着力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这种统一性。

一、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性的多种努力

(一)哲学教科书体系“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以及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在一种严格的决定论、进化论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忽视乃至于取消了人的能动作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成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并大量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社会主义革命活动中取得优势地位,并在十月革命后夺得政权。由此,列宁成为苏维埃俄国的真正创始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思想理论被称为列宁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相并列。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哲学事业的基础上,1938年在斯大林主持下,苏联哲学体系最终形成,其标志是这一年斯大林发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一体系也被称为教科书体系。

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教科书体系的最显著特点是强调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可知性。这样的思想并不是在斯大林这里突然出现的,它根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的思想,在俄国特殊的实践条件下,经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发展,到斯大林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例如,关于个人自由,普列汉诺夫说:“愿望的东西是从必然的东西里面生长出来的,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议论中,不等于必然的东西。我们认为,个性的自由就在于通晓自然界——顺便说连历史也在内——的规律,在于善于服从这些规律——顺便说也善于最有力地配合他们。我们深信当‘社会循着自己运动的自然规律所示的途径前进时,它既不能跳跃自己发展的那些自然阶段,也不能以命令废除它们。但是它可以缩短和减轻生育的痛苦。按照我们的意见深信‘俄国资本主义之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主义者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缩短和减轻生育的痛苦。”[1]在与民粹派的斗争中,列宁阐述了它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通过对社会形态的科学分析,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马克思达到其结论的基本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2]斯大林为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党的政策的合理性,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说成是具有如同自然科学一般的精密性,而党的政策乃是这种精密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他说:“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精密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3]

(二)卢卡奇“主客体统一辩证法”基础上的历史观

卢卡奇提出了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以克服“决定论”与“能动论”之间的对立,这在一定条件下容易导致对人的主体性的夸大,以致于持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的论者批评他滑向了唯心主义的立场。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强调了合理理解的辩证法只有在人的存在、人的活动的基础上才能达成。传统唯物主义哲学主要把辩证法理解为一种客观辩证法,其基本内容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而这种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和活动为转移的。人的思维的规律以及对这种规律的表达具有辩证的性质,被理解为主观辩证法,但主观辩证法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仅仅是客观辩证法即客观规律在主观领域内的反映。这样理解的辩证法被诟病为“见物不见人”。而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着重从主体(人)对客体的作用与改造的角度理解辩证法,从而把辩证法的革命性与批判性归结到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理论强调人不只是在遵循某种已经给定的外在客观规律,更不是实现这种规律的无意识的工具,恰恰相反,这种规律体现为并实现于人的实践活动对于客体和对象的改造。他指出:“但是他(恩格斯——引者注)甚至没有提最重要的相互作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更不用说让他处于其应有的突出地位了。当然,如果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尽管试图(终归是幻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无法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仍然始终不变,这样思想始终就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东西;而对于辩证法来说,中心问题还是要改变现实。”[4]

(三)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历史理论

阿尔都塞借助结构主义方法用矛盾的多元决定来缓解“决定论”与“能动论”之间的对立。阿尔都塞的社会历史理论与其多元决定的矛盾观密切相关,可以理解为是这种哲学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体现。多元决定的矛盾观认为,事物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自身存在的矛盾所推动的,但推动事物发展的矛盾不是简单的、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复杂的和多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之于黑格尔的历史观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其解释历史时的唯物主义颠倒,还在于其正确地指出了历史不是在单一的和简单的矛盾支配下所进行的线性决定的历史运动,他特别强调了社会是一个具有结构性的多层次的整体,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矛盾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

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把社会整体和社会存在的不同层面和不同环节都理解为理念在某一时代的现实表现,而忽略了其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因此黑格尔特别强调了各个历史时代的辩证连续性。“历史科学的全部任务就在于按照与各个辩证整体的相继顺序相一致的分期来切割这种连续的东西。理念有多少个环节,时代的连续性就被精确地切割成多少个历史时期。”[5]正是由于对连续性的这种强调,黑格尔的历史观具有一种排除发展过程特殊性的、泛理性主义的、一元决定的倾向。阿尔都塞认为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强调了矛盾的复杂性和多元决定性,在此基础上,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就具有了更大的存在的合理空间。阿尔都塞强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一切矛盾在历史实践中都以多元决定的矛盾出现;这种多元决定正是马克思的矛盾与黑格尔的矛盾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性来源于黑格尔的世界观,特别是来源于在世界观中得到反映的历史观。”[6]

阿尔都塞的理论产生于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这种理论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性、严谨性、合理性,有助于克服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简单化倾向,特别是緩解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刻板印象,强调了历史发展是各种复杂矛盾多元决定的结果。但与此同时,在其理论中体现着反人道主义的偏执,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自由。

(四)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解构

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在阿尔都塞矛盾的多元决定论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走向了对规律性、必然性的否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维特根斯坦主义等哲学思潮影响,兴起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一般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等。1985年拉、墨出版了其代表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该书反思了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试图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体理论。拉、墨认为产生于工业社会蓬勃发展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在后工业社会时期,必须对此进行解构和超越。他们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对于构成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运动的规律,视其为本质主义、还原主义思维方式的最后堡垒。拉、墨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向社会主义进化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假如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和合理的基础,应该归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独立于人类活动发挥作用的客观现象。”[7]在此基础上他们不再把无产阶级视为未来社会革命的主力军,相反,作为历史代理人的阶级本身是在历史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不能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进行简单划分。受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其理论充满话语实在论的倾向:“主体范畴由于多元决定支配着他的每个话语特征而同样的渗透着暧昧、不完整和意义分歧。由于这一理由,在其‘客观的层面没有给出的、封闭的话语总体的因素在‘赋予意义的主体层面上不可能被建立,因为代表的主观性被同样的不稳定和表现在其他一部分含义中的话语总体在其他任何含义上的缝合中的缺席所渗透。”[8]由此,马克思的总体性被解构,而走向多元决定。

本文认为以上种种的努力并不能让人满意:

第一,从理论方面看,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本身既有强调历史必然性的论述,也有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论述。后人基于革命实践的环境、条件和机会对这些理论必然会有所侧重、会所有取舍,不能简单地把与自己理解不同的观点指责为修正主义。一般认为,马克思在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做了最经典的表述。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阅读这段经典的论述,我们必然会有这样的印象即:马克思描述了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发展之间的严格平衡,而且,他片面强调了法律、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应当说,这样的论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并不是孤例,有论者认为,马克思把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简化为一种经济主义的决定论的图式。

然而在面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时,马克思并没有限于这种决定论,他常常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正是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他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0]马克思也曾多次强调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人类的其他活动是互为条件的。比如他说:“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11]

第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上看,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形成了影响甚广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促进了相关国家在一些方面的发展,但是其消极方面也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它是二十世纪末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根源。以列宁、斯大林、布哈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哲学体系,为了鼓舞人的革命意志、坚定革命理想,给人一种解放的希望,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理论时,更多地宣扬一种“经济主义——决定论”的图式,依据这种图式为人们论证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种理论在实践上的弊端就是强调事物(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经常性地忽视人的主体性,甚至于使人成为实现规律的某种工具。由于人的主体地位被抹杀,在实际的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的某种紧要关头,俄国的革命者更加倚重于作为规律掌握者乃至于体现者的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主体(党)的作用——乃至于是党的领袖个人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走入了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反面——陷入了唯意志论。本文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史上有两个问题是值得反思的: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但迄今为止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就没有爆发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只是爆发在经济、社会都比较落后,工人阶级力量比较薄弱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是20世纪的一个显著事实。但这种在任何地方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作为规律,甚至是自然规律、铁的必然性倒是维护了其地位,而实际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已经发生的事情却被理所当然地当成了一种巧合、一种偶然、一种规律之外的例外。

二是坚持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必然规律和历史的决定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根基。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当中,常常强调党甚至党的个别领袖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以致于在党内长期缺乏民主,事实上形成了极具消极影响的个人崇拜。一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上来讲,它强调自身是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在实际运动的关键的转折点上往往是个人,是党的领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是如何产生的?

二、历史唯物主义可能的一种重新阐述

笔者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除了在基本的人道主义方面保持了一种连续性外,在诸多方面体现着非连续性、矛盾、张力以及多种倾向和冲突。这不仅仅体现在他的文本以及他的追随者所做的种种理论阐释中,而且体现在一百多年来为实现其理想所进行的血与火的斗争中。一个基本的也是明显的证明是:一百多年来,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所进行的各种运动和展开的各种理论倾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直面马克思文本中的各种张力、冲突、矛盾并做出适应时代的新阐释有着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伟大的思想家不一定表现为其思想的完全一致和缺乏歧义,更重要的是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能够回应时代问题,能够启发人、激励人、能够为人们提供分析问题的新视角。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要求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认为:(1)人总是要结成社会生活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个人的幸福只有在一个合乎道德的社会中才能实现;(2)因此,为了真正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就必须现实地对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进行一定的改造;(3)人们对社会关系的改造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下进行的;(4)社会条件制约着人的活动,但同时制约人的社会条件又是人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乃是人道主义的彻底实现,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理想的物质化的实现。

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但是这种决定论的优势应当在一种较弱的、否定的和假设的意义上来阐述,而区别于所谓铁的必然性,并且这种必然性并不否定人的自由,而恰恰是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的。这样一种阐述在马克思那里也能找到依据。马克思说:“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2]

(一)以弱化的“潮流论”“趋势论”取代刚性理解的“经济决定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总是平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也不是严格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比如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即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就是在取得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之前建立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有决定论的优势。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从趋势上来讲会倾向于变革生产关系,而非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在有些社会、有些情况下,相反的趋势也可能占优势,但这些社会往往就停滞了、衰退了、消亡了。同样地,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物质生产都是社会生活的焦点,因此把经济基础作为社会其他因素的(政治的、法律的、精神的)根据和决定力量是有道理的,但是,它仍然只能以一种较弱的或否定的方式来表述:即人类社会总会表现出一种变革上层建筑(政治、法律、精神等)的强大趋势,而不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一种相反的趋势也可能会占优势,而这样的社会往往停滞了、消亡了。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经济决定论,就被一种“趋势论”或“潮流论”所取代。

对于历史的演化路径,传统马克思主义即苏联哲学的理解,在理论上坚持了一种一元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观,无此则难以为共产主义理想提供社会基础。但其实践又更多地强调了自身所独具的“特色”,按照多元、非线性、离散的路径展开。应当看到对于历史演化的方式,线性与非线性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都可以找到一定的依据。

马克思曾经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正在实现的趋势”,[13]在此基础上他以一种决定论的方式论述了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4]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做了在逻辑上堪称完美的分析,但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等)对历史所做的诸多具体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学术界对此做过诸多解释,但不外乎是用条件环境的特殊论来调和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其实,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也有关于历史非线性演化的诸多资源。如“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恩就反对为各个地区、各个时代提供现成的药方和公式,并认为离开现实的历史的抽象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明确反对将他对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概述当中关于一般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15]

正如龚培河所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以生产力为起点可以推导出历史进步的线性逻辑,即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而以‘现实的人为起点,却不能够想当然地推导出历史进步的线性逻辑。”[16]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一般地讲,生产力呈不断发展的趋势,这是因为在客观上人总是处于一种相对匮乏的状态,在主观上人具有解决这种匮乏的欲望和能力,这种欲望和能力在人的活动中不断得到提升,表现出一种历史性。然而,不管是作为“英雄”人物的个人还是作为人类的整体,并不是生产力本身,其选择并不总是正确的,由此必然导致历史进步的非线性,即某种“退步”是不可避免的。如德国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是有着深厚的群众根基的(希特勒本身是群众选举的合法领袖),但却把德国和全世界人民带入灾难的深渊。盲目相信某种进步的线性历史观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如亲身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灾难的本雅明指出:“那些政治家对进步的顽强信仰,他们对自己的‘群众基础的信心,以及他们同一部无从驾驭的国家机器的奴颜卑膝的结合是同一件事情的三个方面。”因此,对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抱有清醒的认识,对某种“退步”保持应有的警惕是必要的[17]。

(二)透过“经济决定论”凸显人的“自由”本性

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即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是在人之外、人之上制约人活动的强制性力量,而是——相反地——在人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马恩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18]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但是人的行为和决定是受着环绕着人的条件和由这些条件引起的需要影响的,正是这种需要构成了人的行为的刺激物。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有一种刺激物——物质利益是最为有力的,以至于服从这种刺激物的人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必然性的东西。于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舞台上就有了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在经济上的一种优势地位。

时至今日,任何一个认真研究社会问题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某种客观的规律是存在的——尽管对其表现形式以及这种规律所表现出的“强度”有不同的认识——否则任何经验的社会学研究都是徒劳无功的。在这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把这种规律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成为人们理解和解读历史的一个无法超越的重要视角,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但是,历史客观规律与历史进程必然性的存在,并不排除人的创造性活动和人的自由,参与具体社会历史事件进程的活生生的个人是自由活动的,是离开了历史必然性,甚至是违反了历史必然性的。应当指出,承认和主张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结果抱有信心,它不排斥人的自由。在历史上,我们一度曾经以人的阶级出身预判人的行为和态度,并以此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事实证明,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恰恰在于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人——真正的人,而不是处在前史阶段的人——能够超越服从物质利益的必然性——获得自由,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获得自身的实现。众所周知,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在阶级社会私有制条件下人的自我异化,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的本质的回归。因此,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作为“经济动物”的人只是阶级社会中自我异化的人,人只有克服了这种异化,开始自由地创造自己的属人世界与人自身时,才开始真正开启“人的历史”。

与此相关,历史唯物论应该更准确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人的“史前史”)的批判,而不是他对于一般历史理论的阐释。而社会主义就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也不仅仅是社会经济体制合乎规律地进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通过人自身所实现的崭新的、合乎人道的存在形式。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过程中,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观”要求我们反对各种悲观哲学,它相信人的力量,相信人的社会本质,尊重、支持、鼓励每一个人在社会发展中所体现出的主体性。

(三)对社会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给予更多关注

在人的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的有机整体,根据实践的不同形式,可以把它划分为四大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指出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基础地位,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19]但是,我们仍然应当看到:以上四个领域并不是绝对孤立的,它们之间不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而且都拥有一定的自治和独立性,有其自身的發展逻辑和规律,在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阶段上,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领域也可以是主因,可以起主导作用。

在马克思本人在世时,他的追随者就对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马克思本人对此并不满意,他说,我本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世纪末,随着唯物史观的声望日隆,并开始在欧洲思想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对马克思的批评和指责也开始出现,其焦点在于认为马克思无视(或至少是忽视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并把多种多样的现象、因素和事件不适当地简化为经济因素了。在19世纪90年代,对于此类批评意见,恩格斯做了回应,他强调了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指出“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20]他特别分析了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者制约作用。

尽管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非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有过诸多解释,但直到今天对于唯物史观的批评仍在继续,这当然有着基于意识形态的保守性的原因(即从唯物史观中必然得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灭亡的结论,政治上保守的势力倾向于对此持否定态度)。但是,从这些批评意见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正面价值,对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是有益的。

在一个结构性的整体里,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同的职能,如经济领域发挥的职能主要是生产直接的物质价值,就职能的划分来说,它是恒定的,但在各个领域的内部表现出历史性的变化,如现代经济和古代的经济是根本不同的。同时,对于历史主体(人)的重要性而言,各个领域也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1]总之,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是,应当看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而也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正像前文已经指出的意识、政治、国家等非经济因素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逻辑,有着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早就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22]因此,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金字塔形的建筑物,处在基座位置的就是经济因素,政治、法律、意识等领域构成建筑物的其他各个层级。基座的性质当然决定了建筑物的性质,基座的变化也带动着整个建筑物的变化。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历史的某些发展阶段,经济基座的变化是由各个层级的非经济因素所带动的,它是如此的显著和值得注意,以至于我们说在历史的某个断面上,非经济的因素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主因,发挥了主导作用。比如,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罗马征服、基督教国教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启示

根据前文分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述克服了传统唯物史观片面重视历史决定性、发展规律性的缺陷,强调了人的主体性,使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了存在的合理空间。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主观能动性不是指领袖人物,而是指参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同时,这种重新阐述更加重视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更加强调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整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重新阐述对我们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启示意义的。

(一)正确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应当正确认识和评价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避免有意无意地陷入经济决定论。在坚定不移地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发展的公平性,在此基礎上建立健全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体系,把生产关系与其他关系的人性化作为考量社会主义建设成效的重要评价指标。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会在新生产力的基础上自动匹配,它依赖于充满自由精神的每一个人的自觉创造。

正像邓小平所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积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否则就会造成全社会的“普遍贫穷化”。诚然,生产力的发展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但是,能否仅仅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成效的指标,或者生产力在这种指标体系中应该居于何种地位,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李泽厚曾经把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吃饭哲学”,并指出“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文化批判;苏联、东欧的崩溃恰恰证明了传统的即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不靠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化批判再怎么翻来覆去地折腾,还是站不住脚。”[23]这大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庸俗化。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时,马克思就曾经指出,虽然人是依赖身体而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身就比人性更有价值。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这样描述他所其他期待的理想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衡量社会主义建设成效的更重要的标准。在这样的意义上,生产关系及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之于生产力更为根本。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以致于陷入一种“生产力崇拜”则有可能成为“物化”的一种特殊表现。

时至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仍然是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积累的必要的和有效的手段,这也为我们改革开放前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明。然而40多年的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的问题如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阶层固化的进一步加剧,官员腐败的泛滥等等。反思我国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其焦点是社会公正欠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也非本文论述重点,但应当指出的是,过去谈及公正,我们总将问题引向“公平与效率”的争论,似乎过度的公平会取消竞争,影响效率。然而,饱受社会诟病的不是竞争结果的不公,而是竞争起点和竞争过程的不公。起点与过程的公平其非但不会影响效率,正相反,它是效率的保障。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福利意识普遍增强,由贫富差距衍生出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在下一个阶段的改革中,必须着重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并将公平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

(二)正确处理好民主与民生的关系

应当正确认识民主和民生的关系,民生不等于民主,在不断改善民生的同时必须培育呵护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提升政治参与能力,完善政治参与程序,提高政治参与的实效性,并建立完善相应的评价机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要积极探索在不同层面上人民直接参与国家、集体、社会事业管理的体制机制,积极建构成熟的公共领域,建设公民社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持续改善民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应当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作为具有最高价值的人绝不仅仅是“经济动物”,作为最辉煌的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不排斥民主、自由——相反——它视民主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情感,视自由为人最可宝贵的基本权利。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都把自由视为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志,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一段时期以来,在反思改革开放前以及国际共运苏东七十年历史的时候,主要把忽视经济建设、热衷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争论,以至于失去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时机作为主要的教训。但是,毋庸讳言,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民主建设方面,相比于人民群众的期望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时至今日,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人们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独立意识普遍增强,要求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地参与国家、社会民主管理的热情持续高涨。正如有论者指出:“不能认为重视民主就势必忽视民生,或相反,强调民生就势必轻视民主。民主与民生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进民生,民生需要民主。”[25]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或重大的进展。如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试验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得到有效强化,等等,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就,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如: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关系、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关系、公民政治参与和表达的宪法规制,等等,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注重对于民众民主能力的培养。民主,和别的生存方式一样,也有它独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比如:如何利用已经建立的民主机构理性地、程序性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如何谈判、辩论、妥协,乃至怎样开会、怎样写决议案等细节都需要在民主的实践中得到培养提高。

(三)坚持批判精神,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意识和批判功能,在批判性地参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不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本性决定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具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凡是人所创造的东西都可能会发生异化,任何违背人道主义,压迫人、奴役人的社会历史现实都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根植于其异化理论,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活动——实践,因此它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作为异化的扬弃,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正是在异化的过程中逐渐的积累的。尽管从总体的歷史趋势上看,人将从各种各样的人的、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不断获得更多的自由,但是作为人的活动的伴生物的异化却不会彻底消失,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固定的发展目标,而是不断向着目标迈进的永无止境的运动。有论者指出:“共产主义表现为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是革命的,是不断否定和消灭现存秩序之恶的,同时又是能够改造、提升人性的,并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固定点,更不是一种外在于人性的社会形态。”[26]因此,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就具有了一种恒久的人类价值。在马克思那里,无限延续的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某个阶段,任何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都无法穷尽历史过程的全部可能,因此,其历史理论始终保持一种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就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对任何一种社会的批判。正如马尔科维奇所说的:“具体的批判不能只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因为资本主义的许多异化形式——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被统治阶级少数人所占有、政治异化与国家权力、民族主义,特别是劳动的专业分工、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少数人与从事下贱的机械劳动的多数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在革命后的社会里也还存在。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才有异化,这等于用一种与革命活动格格不入的、欺骗性的、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谈论自己本身的问题。”[27]

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观照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物欲的过渡放纵、对于本真自我的迷失;生产力强势发展态势下对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权力与资本畸形结合所造成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等仍然是对理想社会的现实威胁。人的尊严、人的情感、人的个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应当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关注。所有这一切的实现必须诉诸于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主体精神和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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