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肖志华，许小廷，罗 勇

（四川警察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

网络偏差行为是一种消极、异常和不符合团体期望与规范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发生在网络上的偏差行为［1-2］。网络偏差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现为网络交往偏差、网络言语偏差、网络色情和网络使用偏差［3］。鉴于网络偏差行为很容易引发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行为［4］，故研究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孤独感是由于缺乏良好人际关系而引起的痛苦的主观情绪体验［5］。Davis［6］的互联网使用模型指出，精神病理学因素（如孤独感［7］、自尊［8］）和情境因素（如社会排斥［9］、人际需求［10］）共同作用可导致个体出现网络偏差行为。自尊水平偏低、社会排斥较高和人际需求受挫等会增加孤独感［5］，因此，孤独感可能是网络偏差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有研究表明，孤独感能正向预测网络欺负［7］，且孤独感与网络色情显著相关［11］。网络成瘾是由于过度使用网络而导致社会以及心理功能减弱的现象［12］。网络成瘾程度越高，个体出现的网络偏差行为越多［4］。由于孤独的个体更容易出现网络成瘾与偏差行为［13］，孤独感可能通过影响网络成瘾进而影响网络偏差行为。此外，男生的网络成瘾与网络偏差行为显著高于女生［4，8］。性别可能在网络成瘾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公安院校学生作为未来警力的重要补充，其网络行为与现实行为应受到更多关注，而目前尚未见关于公安院校学生网络偏差行为的研究。本研究以孤独感为自变量，网络偏差行为为因变量，网络成瘾为中介变量，并将性别作为网络成瘾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的调节变量，探讨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影响网络偏差行为的作用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0年3月，采用整群抽样法，以区队（与班级概念等同）为单位对四川省某公安院校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6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75%。问卷中的所有项目均匿名填写，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评定工具

采用UCLA孤独感量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Loneliness Scale，UCLA-LS）（第2版）评定学生的孤独感情况。该量表由Russell等编制，共18个条目，其中10个条目为反向计分［14］。各条目由“从不”到“一直”采用Likert 4点计分，评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孤独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采用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定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该问卷由张婷［3］编制，共19个条目，包含网络交往偏差、网络言语偏差、网络使用偏差和网络色情四个维度。各条目由“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采用Likert 5点计分，评分越高表明网络偏差行为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采用网络依赖诊断量表（Diagnostic Scale for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DSFIAD）评定学生网络成瘾情况。该量表由刘炳伦等［15］编制，共17个条目，包含网络依赖症状和网络依赖诱因两个维度。各条目由“没有”到“总是”采用Likert 5点计分，评分越高表明网络成瘾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1.3 评定方法

采用电子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在晚自习时间以区队为单位进行集中施测。施测前，召集各区队心理委员开展本次测试知情同意相关内容的培训会。各区队心理委员担任主试，首先向区队同学宣读统一指导语，再将问卷链接发至区队群，研究对象均已知悉自愿填写与匿名保密规定，完成电子问卷填写。整个问卷共54个条目和3个人口学资料问题，评定耗时约10 min。若答卷的作答时间过短、未全部完成所有条目或作答选项存在某种规律性，则视为无效问卷并剔除。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同性别的学生各量表评分的差异。参考温忠麟等［16-17］的检验程序，使用偏差矫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对系数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抽样次数=2 000），采用Mplus 8.0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将各变量评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数据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以高/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准，选出高/低水平组，其他为中等水平组，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理解调节效应实质。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共766名公安院校学生完成调查，其中男性534人（69.71%），女性232人（30.29%）；大一427人（55.74%），大二 180人（23.50%），大三 122人（15.93%），大四37人（4.83%）；公安专业502人（65.54%），非公安专业264人（34.46%）。

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4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5.36%，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3 各量表评定结果及不同性别的学生量表评分比较

公安院校学生UCLA-LS、DSFIAD及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分别为（33.70±9.28）分、（29.50±11.13）分及（25.40±11.03）分。男性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高于女性（t=7.560，P＜0.01），不同性别的学生UCLA-LS与DSFIAD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256、1.710，P均＞0.05）。见表1。

表1 不同性别的学生各量表评分比较（±s，分）

表1 不同性别的学生各量表评分比较（±s，分）

注：UCLA-LS，UCLA孤独感量表；DSFIAD，网络依赖诊断量表

组 别UCLA-LS评分DSFIAD评分 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26.92±12.13 21.84±6.67 7.560＜0.010男性（n=534）女性（n=232）t P 33.76±9.40 33.58±8.99 0.256 0.798 29.90±11.83 28.56±9.21 1.710 0.088

2.4 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公安院校学生UCLA-LS评分与DSFIAD评分呈正相关（r=0.406，P＜0.01），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与UCLA-LS和DSFIAD评分均呈正相关（r=0.279、0.592，P均＜0.01）。将分类变量（性别、年级、专业类别）虚拟化编码后与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与网络偏差行为呈负相关（r=-0.211，P＜0.01）。见表2。

表2 公安院校学生人口学资料与各量表评分相关分析（r）

2.5 中介效应检验

孤独感可正向预测网络偏差行为（β=0.279，t=9.041，P＜0.01）。将网络成瘾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分析，该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46，t=1.425，P=0.154）；孤独感可正向预测网络成瘾（β=0.406，t=13.722，P＜0.01）；网络成瘾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偏差行为（β=0.573，t=14.766，P＜0.01）。同时，孤独感对网络偏差行为的总效应及网络成瘾的中介效应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可判定其效应显著。网络成瘾在孤独感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233（95%CI：0.190～0.279，P＜0.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83.51%］。见表3、图1。

表3 各中介效应值及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

图1 网络成瘾在孤独感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

2.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2.6.1 调节效应检验

检验孤独感经网络成瘾对网络偏差行为的中介效应模型后半段是否受性别因素调节。结果显示，网络成瘾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偏差行为（β=0.648，t=17.031，95%CI：0.572～0.721，P＜0.01）（方程：网络偏差行为=0.701+0.648×网络成瘾-0.191×性别-0.192×网络成瘾×性别），网络成瘾与性别的交互项可以负向预测网络偏差行为（β=-0.192，t=-4.461，95%CI：-0.267～-0.097，P＜0.01）。该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路径（网络成瘾→网络偏差行为）受性别调节，ΔR2=0.029。见表4。

表4 性别对中介模型的调节作用检验

2.6.2 简单斜率检验

相比于女性，网络成瘾对男性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更大（β男=0.647，t=19.485，P＜0.01；β女=0.340，t=4.666，P＜0.01）。在男性群体中，网络成瘾在孤独感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0.280（95%CI：0.211～0.366，P＜0.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80.00%］，其中介模型成立。而在女性群体中，孤独感无法预测网络偏差行为（β=0.092，t=1.954，P=0.05），其中介模型不成立。本研究中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即“孤独感→网络成瘾→网络偏差行为”这一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受性别调节，且该中介效应仅在男性群体中显著。见图2。

图2 性别在网络成瘾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公安院校男性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高于女性，提示男性可能存在更多的网络偏差行为，与既往多项研究结果一致［4，9，11］。根据社会角色理论，不同性别的个体行为可能受到社会角色期望与个体信念认识的影响［18］。社会对男性偏差行为的接纳程度高于女性，因而男性可能表现出更多的偏差行为。本研究中，公安院校男性与女性大学生DSFIAD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既往研究结果不一致［8，19］，可能是由于公安院校半封闭式管理模式以及过度强调标准一致性的校园文化生活，多数学生倾向于通过上网寻求慰藉，进而表现出对网络的过度使用或依赖。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公安院校学生DSFIAD评分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呈正相关。有研究显示，导致网络成瘾与网络偏差行为的原因大致类似，两者存在高度相关［8］。一项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关系的Meta分析［20］结果显示，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呈中度相关。另一项国外研究表明［13］，存在孤独感的青少年，更可能产生网络依赖。此外，本研究中，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与网络偏差行为呈正相关，与Davis［6］的病态互联网使用模型的解释基本一致。孤独感强的个体自尊水平较低［5］，更容易对网络环境产生负向评估与消极情绪，进而感受到挫折，表现出网络偏差行为。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公安院校学生网络成瘾在孤独感和网络偏差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提示孤独感程度越高，一方面可能直接增加网络偏差行为，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增强网络成瘾程度增加网络偏差行为。根据社会补偿理论的观点，孤独感强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机会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社交技能，因而在遇到问题时，容易对他人的行为形成消极认知，进而出现更多的网络偏差行为［21］。网络成瘾是个体应对现实压力感的一种回避性行为，而网络偏差行为是其回应现实无力感的一种补偿性行为。根据认知-行为模型的观点，网络中包含的暴力、色情等内容也可能诱发更多的网络偏差行为［1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ΔR2=0.029，此调节作用有实质性意义［17］，且“孤独感→网络成瘾→网络偏差行为”这一中介效应仅在男性群体中显著，其后半段路径受性别调节。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男性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较多的现象［4，9，11］。提示应重点关注公安院校孤独感水平较高的男性大学生，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增进其现实生活融入程度与人际和谐程度，以达到降低其网络成瘾水平、减少网络偏差行为的目的。

综上所述，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偏差行为。网络成瘾在孤独感和网络偏差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孤独感通过网络成瘾影响网络偏差行为的中介效应受到性别调节，该中介效应仅在男性群体中显著。本研究在研究样本、变量控制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局限，未来研究可以从部属与省属公安院校中综合取样，并控制更多的人口学变量，结合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方法，以进一步解释孤独感与网络成瘾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