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廖增订六版《现代汉语》词汇一章修订建议
——基于用户友好角度

王小郴，常俊之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普通话即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简称“现代汉语”，是我国法定通用语言。我国推普工作从1956年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特别党的十八大以来,推普助力脱贫成绩卓然的同时也任重道远，尽管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状况和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时指出，近期组织的覆盖了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45个县域，充分涵盖了各行业、各民族的“全国普通话普及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72%。”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1/53486/twwd/202106/t20210602-535078.html.但2018年的调查也显示推普工作“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西部与东部有20个百分点的差距；大城市的普及率超过90%，很多农村地区只有40%左右，有些民族地区则更低。”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8》，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55页，第156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因此提出“强国必先强语，强语助力强国”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编：《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2018》，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55页，第156页。的愿景。

这些推普难度较大的地区急需一大批懂普通话理论的中小学教师，《现代汉语》课程及教材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国内《现代汉语》教材有数十种之多，但黄伯荣、廖序东编的《现代汉语》是绝对经典，从1979年首版至今先后推出11个版本，总发行量达千万册，堪称不可复制的奇迹，④李行健：《回顾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中国大学教学》2019年第7期，第99页。自2007年起成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被誉为我国高等教育文科教材建设的高峰。⑤苏雨恒：《经典教材建设经验与启示——以高教社同济版〈高等数学〉、黄廖六版〈现代汉语〉为例》，《中国出版》2019年第23期，第11页。黄廖六版作为《现代汉语》课程中通用面最广的教材，下一版修订意义深远。

从市场角度看，教材也是一种商品，好商品本质上是对目标用户足够友好的商品。所谓目标用户即市场中使用该商品的主要人群。所谓“用户友好”(user-friendly)，也称“用户友善”，本为计算机术语，用于形容计算机硬件或软件方便快捷得心应手，后来被借鉴到图书情报、辞书编纂、电器设计甚至政府管理等领域。国外高校普遍不为学习者统一订购教材，授课教师仅提供一份书目，究竟购买何种教材由学习者自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教材往往具有“读者定位明确，据此确定内容；设计充分考虑同学学习之便利；内容注重联系现实生活，培养用户学习兴趣”①徐丽萍：《国外优秀大学教材特点浅析》，《科技与出版》2006年第2期，第71页。的特点，这实际就是用户友好型教材。结合辞书界对“用户友好”的定义，②刘柳、陈丛梅：《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前后材料变化看用户友好原则》，《辞书研究》2010年第2期，第79页。用户友好型教材似可理解为目标用户定位明确，从章节设计、内容编排、具体例证到装帧排版等都充分考虑用户心理和生理特征，重视用户体验，总之是一种目标用户易懂易学易会易用的教材。

黄廖六版的目标用户主要是大中专院校的汉语、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广播电视编导、小学教育、秘书学等专业的大一新生，他们出生于21世纪的2002年或更晚，年龄18周岁左右，属于会普通话实践但不太懂理论的年轻人。笔者作为该课程主讲教师，在长期教学过程中发现黄廖增订六版(以下简称“黄廖六版”)词汇一章似有诸多可商榷之处，现略陈拙见，求教于各位方家。若从用户友好角度来审读，词汇一章不少细节似有诸多尚待完善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例证不够准确典型

如前所述，用户友好要求易懂易学，黄廖六版不少例证经不起推敲，或不够准确，或不够典型，总是难以印证理论，因此存在被用户误读误解的可能。下面分语素、词、熟语三方面陈述：

(一)语素举例不当

黄廖六版语素部分举例不贴切大致表现为：

1.“别”及构词“分别”(202，数字表示页码，下同)。“词根是不定位语素。如‘别’(别离、分别)。”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别”和“分别”立目情况为：

【别1】分离。另外。〈方〉转动；转变。姓。

【别2】区分；区别。差别。类别。

【别3】用别针等把另一样东西附着或固定在纸、布等物体上。固定住；插住；用东西卡住。用腿使绊儿把对方摔倒。两辆车朝同一方向行驶时，一辆车斜着强行驶到另一辆车的前方，使不能正常行进。

【别4】表示禁止或劝阻。表示揣测。

【分别1】离别。

【分别2】辨别；按不同方式；有区别地。分头；各自；不同；差别。

由上可知，“别1”“别2”“别3”“别4”4个，“分别1”“分别2”2个相互之间意思并无关联，是一组同形同音词。“分别1”来自“别1”，“分别2”来自“别2”，因此在缺少语境的情况下“别”和“分别”实际存在歧义。教材“同音词”举例为“别1、别2、别3”(220)可作旁证，鉴于“别”是典型的同形同音词，理解起来比较费劲，建议改为其他，如果要保留，也建议将“分别”改成“别离”的同义词如“道别、告别、话别、阔别、临别、送别”等，以方便学生快速准确地理解。

2.“红——白”等反义词(232-233)。黄廖六版对反义词界定时已限定反义双方身份必须是词,“意义相反或相对的两个词的相关语义构成反义义场，这两个互为反义词。如‘红——白、古——今’……。反义词是就词与词的关系说的。如‘生——死、曲——直、反——正、公——私’。”以上6组反义双方实际皆非词或者仅一方为词。它们所构成反义关系的语法身份、具体义项和反义所存在的词语列表如下：

表 1 黄廖六版反义义场语法身份、具体义项和反义所存在词语

按：词是指“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音有义的语言单位”(202)，以上“红”等不能独立使用(不能单独回答问题或做句法成分)，是语素而非词，因此反义关系实际是“A词——B语素”或“A语素——B语素”，这样一来就破坏了之前对语法单位身份的限定，这种相互冲突的设计令教材使用者莫衷一是，十分迷茫，建议更换为A——B都是词的例证。

3.“可-”(255-256)。“附加式的新词也明显地增多了，产生了一批新的词汇或类词缀，由它们构成一系列派生词。例如‘零-(例略，下同)、多-、可-、半-、软-。’”其中“可”所构派生词为“可读性、可行性、可塑性、可视性、可比性”。按照德国学者惠特海默(Wetheimer)1923年提出的知觉格式塔理论，“人类知觉……点线的聚集不是一堆不相关、片断的单元和混乱的聚集,而是以相似性、接近性、闭合性、连续性等原则组织成了有意义的完形，心理学上叫知觉格式塔。”①王鹏、潘光花：《经验的完形 格式塔心理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7页。人脑具有强烈的从整体感知事物的倾向性，习惯于把相同、相似、相近和密切相关的东西合并起来看成一个整体。连续5个“可X性”等距并列，学习者极易形成“-性”是后缀而非“可-”为前缀的第一印象。“可-”所构派生词按“(可+A)+B”格式组合，而它前后2组所构派生词均按“准词缀+(A+B)”格式组合，这种格式迥异的设计有违知觉格式塔，不利于学习者快速理解掌握，“可-”不如换成“非-”，第7版《现汉》收录“非金属、非晶体”等派生词16个。

(二)合成词例证不典型

黄廖六版很多合成词举例不典型，以下按页码先后罗列：

1.雪花(207)。“雪花”放在偏正式不妥。“从定语的表义作用看，可以分为限制性定语和描写性定语两大类。限制性定语一般能回答‘哪一种或哪一类的、多少、何时何地’等问题，描写性定语一般能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下册66)“雪花”的命名理据是空中飘下的雪，形状像花，“花”是描述性定语，从语义来看是前正后偏的正偏式。①游汝杰：《逆序词与吴语的话题优选倾向》，《中国语言学报》第16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页。

2.巧克力糖(203-204)。“‘巧克力糖’是由两个语素组成的词，却用……四个字来表示。……有的四个字如‘巧克力糖’记录两个语素、一个词。”这里将“巧克力糖”视为一个词失之过宽，应视为短语。因为“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音有义的语言单位。……‘最小的’是说词是不能扩展的，即在此中间一般不能再插入别的成分，即使两个成词语素组成的词也是不能分开的。……短语是由词和词按照一定的语义关系和语法规则构成的没有句调的语言单位。短语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单位，它是可以分离的。”(203)chocolate[ˈtʃɒklət]汉语有时音译为“巧克力”，有时用音译加汉语语素译为“巧克力糖”。基于“齐夫定律”，即“说话人总想在取得精确传递信息的效益时尽量减少自己说话的付出”②沈家煊： 《标记论与不对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7页。，外来词一名多译会在语用中被选择和规范。“巧克力”比“巧克力糖”更常用。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以下简称CCL)“巧克力”记录为1262条，“巧克力糖”仅69条，前者是后者18.30倍。《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21)“巧克力”933条，“巧克力糖”仅88条，前者是后者10.60倍，可见“巧克力”通行度和知晓度更高。第7版《现汉》和第3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现规》”)均只收“巧克力”，教材201和207举例均为“巧克力”可作旁证。且若“巧克力糖”是1个词，那么按此逻辑，“巧克力饼、巧克力色、巧克力粉、巧克力味”也应视为词，这明显有违国人语感。

3.滚子、歌儿(208)。附加式合成词各举“-子、-头、-儿”词缀构成的6个词语，排版如下：

-子 刀子、瓶子、扳子、滚子、胖子、瘦子

-头 石头、木头、念头、来头、苦头、甜头

-儿 鸟儿、花儿、盖儿、歌儿、尖儿、亮儿

以上问题有2个：1.“滚子”有误。“滚子”未见于《现汉》和《现规》。《汉语方言大词典》“滚子”一义为“磙子；碌碡。”③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6703页。通行于东北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和晋语。《现汉》“磙”指用磙子轧，动词；“磙子”指一种石头或铁做成的圆柱形碾轧器具，名词。“滚子”应是“磙子”之误，由于现在粮食多用机器加工，“磙子”已成罕见物，不如换成“铲子、垫子、扣子”等；2.排版极易被用户错误归类。“刀、瓶、石、木、鸟、花”是名词或名词性语素，“扳、磙、念、来、盖、歌”是动词或动词性语素，“胖、瘦、苦、甜、尖、亮”是形容词，加上后缀“-子、-头、-儿”均变成名词，这种排版极易被用户理解为单音节名词、动词、形容词各2组分别附加词缀转为名词。事实上动词性语素“歌”不能儿化，建议换成全国范围内都常见易懂且儿化以后为名词的“画儿、垫儿、托儿”等。

4.颠儿(209)。“词缀‘子、儿、头’是名词的标志(带‘儿’的词有少数例外，如‘火儿、玩儿、颠儿’等是动词)”。“颠儿”是方言词，指“跳起来跑；跑”，在现汉教材以方言色彩浓重的词语作例，就像用“想——想儿(方言，希望)”来解释儿化改变词义词性一样不具有典型性。

5.碰碰船、燕子矶(209)。当作多语素词并层次分析不妥。从事理上说，碰碰船不如碰碰车常见，许多人没见过；燕子矶是南京的一处景点，都较难被认知。从词的典型性上说，“碰碰船”远不如“碰碰车”符合词的要求；“燕子矶”属于地名，地名属专名，黄廖六版体系视为固定短语，“固定短语可分为专名(专有名称)和熟语两类”(204)，2词均未见于《现汉》《现规》。同样按“A+词缀‘子’+B”格式构成，“燕子矶”词感远不如“钉子户、孩子气、筒子楼”强。CCL“碰碰船”记录5条，“碰碰车”54条；“燕子矶”17条，“钉子户、孩子气、筒子楼”分别有140、504、151条。

6.无后坐力炮(210)。黄廖六版认为“后”先修饰“坐”，“后坐”再修饰“力”，这与事实不符。无后坐力炮是利用射击过程中火药燃气后喷或向后抛射平衡体来消除炮身后坐，使之达到基本平衡的火炮。①谈乐斌主编：《火炮概论》，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8页。无坐力炮的药室是不密闭的，发射时，火药气体推动弹丸向前运动，同时部分气体向后喷出，这样就抵消了火炮后坐的力量。②李向东：《弹药概论》(第2版)，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94页。可见后坐力即坐力，无后座力炮即无坐力炮。《现汉》以“无坐力炮”为主条，“无后座力炮”为副条，《现规》以“坐力”为主条，“后坐力”为副条。可见“坐”应先修饰“力”，“后”再修饰“坐力”，“坐”与“力”是第一层次直接成分，“后”与“坐力”是第二层次直接成分。

7.狮头鹅、玉带桥、美人鱼、蛇山，钻山豹、碰碰船(215)。以上黄廖分别作形态色彩词和动态色彩词，不确。“狮头鹅、玉带桥”像专名；“美人鱼”像卡通人物名称，也是专名，黄廖体系视为固定短语；“蛇山”有歧义，既可理解为形状像蛇一样的山，也可理解为蛇特别多的山，如北京动物园养狮虎的地方称为狮虎山；“钻山豹”像绰号，“碰碰船”如前所述，此不赘。

8.“基本词汇”知识点有多处瑕疵。一是基本词汇“一般有很强的构词能力……例如用‘水’打头构成的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就有190多个，像……(例略，下同)；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以“水”煞尾的词，像……。”(242)此处数据有误且举证不确，“水”打头的词《现汉》收189个（含中国少数民族名称语素“水2”构成的“水族”）。第7版《现汉》发行于2016年，黄廖增订六版发行于2017年，教材对“水”的构词分析极易让人以为这是基于第7版《现汉》的调查结论，实际并非如此。如黄廖所举“水缸、海水”，《现汉》1-7版均未收；所举“水浮莲、水玻璃”仅见于《现汉》1978年第1版和1983年第2版，1996年第3版删除以后至今未收，用例明显滞后。二是“‘革命、电子’这两个词原来都并不是基本词，现在已加入了基本词汇的行列，并用它们创造了大量的新词，例如‘革命者、革命性、革命化(例略，下同)……，电子秤……’等。(243)”这段文字经不起推敲，容易让人误以为原本属于一般词汇的“革命、电子”之所以能够进入基本词汇是由于构词能力较强，实际2词虽创造一些新词，但谈不上大量。“革命、电子”在第7版《现汉》构词数量分别为“革命”18条(词首1、词中4、词末13)，“电子”29条(词首28、词中0、词末1)。从韵律上说，现代汉语词汇韵律以双音节为主，三音节为辅，“革命、电子”已是双音节词，它们所能构成的三音节词、四音节词不可能太多。它们得以进入基本词汇不是靠构词能力，而是由于近现代科技的发展，使用频率(即全民常用性)很高，《现代汉语常用词表》(第三版，以下简称《常用词表》)“革命、电子”频序号分别为246、1355，在56790个词中分别居0.5%和2.5%之前，是典型的高频常用词。在CCL古汉库“革命”记录仅0.1万条，现汉库5.93万条；“电子”古汉库仅4条，现汉库3.81万条。

9.方言词。“方言词是指普通话从各方言中吸取来的词，比如瘪三、拆烂污、蹩脚、溜号……。”(244)黄廖六版对“方言词”的定义不够精确，混淆了汉语方言和汉语民族共同语的相对界限，严格说来，方言和普通话虽非对立关系，但为两个系统，二者会在接密切触时产生一些交叉词汇。那些“出身”是方言，后来“晋级”为普通话的词汇，实际已非方言词，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方源词”。“普通话里来源于方言的词，已成为共同语词汇的成员，和存在于方言中相应的词不是同一个单位。……凡存在于具体某个方言中，有不同于共同语及其他(所有或绝大多数)方言的特殊含义、特殊构造材料或构造方式的词，是方言词；而来源于方言、成为共同语词汇单位的词，可称为方源词。”③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重排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79页。

方源词指由方言系统进入普通话系统的那些词，方言词指那些未进入普通话系统的词汇。二者有共性，但个性也很鲜明。《绪论》限定“民族共同语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通行的语言。方言是局部地区的人们使用的语言。……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同一个民族的各种地方方言和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一般总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2-4)”，可见黄廖六版开篇之初就将方言和普通话作为两个概念区别对待，普通话从方言提取，也有别于一般方言。方源词性质上已非方言词汇，而是普通话词汇，只是从源头上说它来自某方言。黄廖所举“瘪三、拆烂污、蹩脚、溜号”在第7版《现汉》皆标“〈方〉”，说明在《现汉》体系还有较浓重的方言色彩。《现规》对方言词不作标注，但“瘪三”释文有“流行于上海及周边地区”，“拆烂污”有“某些地区”，可见地域性较强。据《汉语方言大词典》“瘪三、蹩脚”通行于吴语，“拆烂污”通行于徽语、吴语，“溜号”通行于东北、北京、冀鲁、中原和兰银官话。教材所列16个词进入普通话系统的有12个，合格率为75%。

10.“发动机、马达”(260)。“不要滥用外来词，……用‘发动机’，不用‘马达’。”黄廖六版混淆“发动机”与“马达”。发动机指把热能、电能等转换为机械能的机器，包括电动机、蒸汽机、涡轮机、内燃机、风车等。马达指电动机，即把电能变为机械能的机器。发动机大致等同于引擎，电动机等同于马达，发动机(引擎)是种概念，电动机(马达)是属概念，它们不在一个层面。

（三）短语举例有误

黄廖六版短语内容较少，因此误差也较少。

1.巴不得(253)。“有的惯用语既不能改变它的构成成分，也不能加进别的成分，这种惯用语更像一个词，例如‘巴不得’。”“巴不得”在《现汉》《现规》均标为动词，指“迫切盼望”。此外口语色彩义举例“巴不得”(215)，“巴不得”不可能既作惯用语又作词，足见举例不典型。

2.“熟语包括……歇后语(如‘电线杆上绑鸡毛——好大的胆子’)、谚语(如‘瓜菜半年粮’)。”(204)这句话首先有错字，歇后语“胆”应作“掸”，后面再举“旗杆顶上绑鸡毛——好大的掸(胆)子”(254)可作旁证；其次“瓜菜半年粮”是副条，举例用副条不妥。“瓜菜半年粮”令人费解，实际主条为“糠菜半年粮”，表示一年有半年以糠皮(谷物的皮或壳)和野菜充饥，形容生活十分贫困，义同成语“吃糠咽菜”。熟语中的惯用语、歇后语和谚语凝固性没有成语强，说法具有一定的弹性，但总有一种说法相对常见常用，词典通常以此为主条，其他为副条。《新华语典》以“旗杆上绑鸡毛——好大的掸子”和“糠菜半年粮”为主条。①温端政主编：《新华语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42页、第514页。

二、例证生冷过时或与当下生活脱节

黄廖现阶段用户出生于21世纪，成长于改革开放多年的经济繁荣时代，他们没有经历过上世纪的战乱和饥荒，大多家境小康，衣食无忧，熟悉电脑游戏和动漫人物。在这种前提下，《现代汉语》所举例证应该紧贴当代，鲜活生动，不宜过于生冷过时，与当下生活脱节，否则即使例证能够说明理论，也因用户对例证有隔阂感，难以共鸣而使理论无法得到实质性支撑。

(一)例证过于生冷老旧

黄廖六版有些例证生僻难懂或老旧落伍，不够浅近明白，难以让学生易学易会。如：

1.维纶、迪斯科、托拉斯(201)。有的外来词通用度不高，不宜作例证，如“维纶”和“迪斯科”“托拉斯”。“维纶”较为罕见，1版2版《常用词表》未收，“迪斯科”（26537,数字表示它们在《常用词表》中的频序号，下同）“托拉斯”（28277）不太知名，在56790个常用词中分别排46.73%和49.79%，用户理解起来比较费劲，远不如“卡通（11447）、海洛因（13607）、马拉松（14326）”等通俗易懂。

2.三牲、六畜、犬、豕(206)。数词略语是人们使用数字并列词语的语素概括出来的略语，要求建立在较高常用性和知晓度基础上，因此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猪、牛、羊——三牲(用于祭祀的)”和“马、牛、羊、鸡、犬、豕——六畜”相对过时。随着农村城镇化推进，“三牲”“六畜”已很少见，别说城市学生就是农村学生也未必说出个所以然来。《现代汉语常用词表》未收“三牲”，“六畜”频序号为46015，排在81.03%，冷僻程度可见一斑。“犬”“豕”在现汉是语素，书面色彩较强，放于其中半文不白，应用“狗”“猪”才符合“普通话词汇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标准。

3.薜荔、翩跹(206)。叠韵词所举“薜荔、翩跹”过于生冷。“薜荔”指一种藤本植物，“翩跹”用于形容旋转舞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未收“薜荔”，“翩跹”频序号为41025，排在72.24%，可见生冷之极，建议调换为明白易懂的“汹涌11412、迷离18977、蜻蜓16969、徘徊7011、馄饨18732”等。

4.“火箭”等新词(255)。“新词的产生”指出“为了记录和指称这些新认识，也要创造新词，如火箭……(例略)。语言固有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方式，是产生新词的语言基础，如电脑、电扇、电影、电笔、电疗都是用旧有的构词材料(电、脑、扇、影、笔、疗)，按偏正关系组织起来的。”推敲“火箭”等词在《人民日报》首次出现年份列表如下：

表 2 “火箭”等词语在《人民日报》首次出现年份

另外“电脑、电扇、电影、电笔、电疗”在《人民日报》首次出现时间分别为1957、1946、1946、1949、1946，所举15个词在首现于建国和建国前的就有13例之多，另2例70年代就有，可见“新词”实际并不新。

以上例证或过于生冷，或语感不新，容易给学习者留下教材陈旧落后、老气横秋的刻板印象，不够鲜活生动，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例证与当下生活严重脱节

黄廖六版不少例证时代色彩明显，如“五大生、职工大学、函授大学、职工业余大学、夜大”(212)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对00后来说遥远而陌生。又如：

例1：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卫运动。(212)

例2：那一年受灾，俺全家五口人逃荒去了，来到江苏常熟县，俺爹给地主当雇工，俺领着弟弟要饭。(212)

例3：那个孩子可真坚强，铁蒺藜刺破了他的脸，疼得他小脑袋汗珠直掉，但是他两只胳膊还是紧紧地抱着那个坏家伙的腿。(228)

例4：不管怎样，大集体、个体户，对这些青年也都算有了个安排。(230)

例5：重新安排祖国河山。(230)

例6：咱们都是大老粗，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变他个老细。(236)

例7：大家决心继续发挥艰苦朴素的作风，努力攻克困难，争夺更大的成就。(237)

例8：大家对王同志的批评正确而尖刻。(237)

例9：敌机驾驶员非常机警，往云端一钻仓皇地逃走了。(237)

以上说法是上世纪不同年代语言表达的遗存，现已十分少见，像“重新安排祖国河山”这样的文革宣传语，别说学生不理解，就是教师也未必知道。若想了解详情还得查阅其他资料，这与用户友好型教材所提倡的知识应易懂易学易会易用背道而驰。还有些例句可能会让学生产生负面联想，如：

例10：在我校评职称会上，有人故意大闹会场，说职称评得不公道，一下子把会场的程序打乱了。(237)

上例10代入感太强，可能会使一些学生分不清现实与例句，学生关注点不在题干要求，转而产生更多与学习无关的联想，甚至教师群体产生负面感情，使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词汇》章所引名家及其作品似也有修改的必要，本章有出处的完整例句14处，注明作者的12处，分别为鲁迅3处，袁鹰2处，周定舫、黄药眠、曹禺、杨朔、冯骥才和毛泽东各1处，由于作品多反映上世纪不同年代的社会现实，这跟黄廖新一代学生的现实生活距离甚远，这些隔阂感很强的例句恐怕难以激起00后们的阅读兴趣。鲜活真实的例句易于让教师和学生产生共鸣，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

三、相关理论或例证照应不周

语言本质是一种符号系统，现代汉语构成部分语音、词汇和语法内部也有系统性。《现代汉语》作为理论映射同样自成体系。该理论内部很多知识点彼此牵连，这些相关理论或例证理应说法一致，不应各行其是，否则前后矛盾，左冲右突，令教师和学生莫衷一是，难以易学易会，不利于知识体系的构建。照应不周主要表现在：

(一)儿化标志照应不周

儿化既是“一个音节中韵母带上卷舌色彩作为一种特殊音变现象”(88)，也是一种附加式构词类型(208)。黄廖六版儿化标志时小时大，该带而未带，对用户不够友好。

1.儿化标志时小时大，显得随意。尽管儿化解说时(88-89)均用小字号，但未贯彻到底。《词汇》既用小字号如“明儿、哥们儿、逗趣儿、玩意儿、一股脑儿”等(见215/217/263/264/265)；也用普通字号如“花儿、鸟儿、火儿、老头儿、巴儿狗、点儿、个儿、侄儿、模特儿、冰棍儿、小嘎儿”等(见202/20 8/209/211/212/213/214/217/222/226/245)。由于现汉词汇双音化趋势，单音节儿化词用普通字号可能会被方言没有儿化音的南方用户误认为双音节词，如“叔叔——侄儿”(226)，表示“兄弟或其他同辈男子亲属的儿子”的词应是“侄子、侄儿”，原例证用“侄儿”就可能被误作双音词。建议修订时儿化标志统一用小字号，鲜明醒目，用户一眼便知读法特殊，需另作处理。

2.儿化标志该带而未带，有失严谨。如“耍花招、身子骨、有点、小孩、赶趟、靠边站、花招、花着”等(见204/213/214/217/221/240/244/253)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一般都要儿化，在《现汉》《现规》均以“X儿”条出现。“有些读音虽然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但习惯上必须读儿化，否则就不像普通话，普通话也应该吸收。”(110)用户如果对儿化词不够熟练，就会依葫芦画瓢，错误掌握。

(二)合成词照应不周

《词汇》一章举例很多，合成词和熟语照应不周主要表现在：

1.前面规定合成词附加式下分前加型和后加型 (209)，《语素和合成词类型表》附加式却下分前缀型和后缀型(210)，前后说法不同。且“复合式、附加式”有辅助说明，“重叠式”没有，设计厚此薄彼，缺少协调性。

2.“复合式”解释为“词根加词根”不确，“复合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相同的词根结合在一起构成。”(207)“重叠式由相同的词根语素重叠构成。”(208)所以从严而论，复合式是词根A加词根B，重叠式是词根A加词根A。

3.由词根和叠音后缀组成的三音节合成词，例1为“红通通”(209)，《词的结构类型简表》再现“红通通”(211)，但附录《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又说“红彤彤——红通通”中“红彤彤”是推荐词形(263)，前后矛盾，相互龃龉，令人深感迷惑，不如将前2例“红通通”换成“白花花、懒洋洋”等。

(三)同义义场差别照应不周

同义义场是4种语义场的重点，篇幅长，照应不周有：

1.同义词主要差别的说法一变再变。列表如下：

表 3 黄廖六版同义词主要差别说法对比

如表3所示，“同义词差别”有4种说法。笔者并非教条主义地追求文字上整齐划一，形式上的高度对齐。仅以227-229反义词差异理论为例，联系前面“词汇意义由概念义和色彩义构成，词义中同表达概念有关的意义部分叫概念义，又叫理性义或主要意义”(213-214)，可知“意义”是上位词，“概念义、色彩义”是下位词，二者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辨析同义词理论从严应说成“色彩意义方面的差别”。4个亚类都以“XX不同”形式更好，“差异”也应改成“差别”以保持一致。后续一些说法出入更大，与前面极不协调，这种文字差错侧面反映黄廖六版细枝末节做得不够到位。

2.前面举“危害、伤害、损害”，后面却按“伤害、损害、危害”顺序来(229)，这种信息不对称有违学习习惯。

以上黄廖六版非友好性瑕疵是从单一角度来说的，也有个别地方的失误是多方面、综合的，如：

1.“举凡成立机关，开办工厂、商店、学校等等，都要取个专名有别于其他单位。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熊猫电子集团公司’、‘苏州中学’等。召集会议，举办活动，也可以用固定短语当专名，如‘世界妇女和平大会’。一般短语一旦用作书名、篇名、杂志名、电影电视名，也是固定短语，如《鲁迅全集》、《回忆我的母亲》、《吕布和貂蝉》等。”(204)这段文字有2个问题：一是2处专名不准确。“熊猫电子集团公司”正确名称应作“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世界妇女和平大会”应作“世界妇女大会”。二是照应不周，“举凡成立机关，开办工厂、商店、学校”，例1例2机关名，例3公司名，例4学校名，第3项商店名缺失；“短语用作书名、篇名、杂志名、电影电视名也是固定短语”，前面说4项，举例仅3项，第3项杂志名缺失，以上前后失衡。

2.“近年来，现代汉语借用了许多拉丁字母简称，如‘VCD、CD、CT、SOS、HSK、WTO’等，有的还在字母前后加上汉字，如‘B超、BP机、T恤衫、AA制’等。”(205)例证“VCD、BP机”老旧冷僻。VCD、BP机曾广为人知，但现已被市场淘汰，它们也成历史词，00后对此可能不太理解。二是“B超”等文不对题。它们是字母后加上汉字，并无字母前加汉字的情况，如要保留“前”字，应补充“卡拉OK、维生素B”等，否则难以自圆其说。三是“LCG(伦敦资本集团)、LG(韩国LG集团)”通用度太窄且未括注中文意思也增加理解难度。四是“HSK”不是借用，而是自创。HSK是“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拼音首字母合称，它是中国自创的字母词，不宜放在外语借形词中，否则容易给用户一种“HSK”也是舶来品的错觉。类似又如“DVD”(245/265)、“VCD”(266)。

余论

目前推普已成为国家战略，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教师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器”无疑就是教材，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黄廖版虽然在宏观上整体把控较好，但微观处还有很多地方尚待精雕细琢，黄廖六版细节上的这些失误或多或少地影响其权威性与科学性，也降低其实用性与趣味性。从根本上说，这是由黄廖六版修订者的用户意识不高，没有充分重视用户体验，没有在用户友好方面尽力而为所致。

将来增订七版应格外注意以下三方面：第一，例句应准确典型，能够充分补充诠释理论，在此基础上还应注意用户接受起来通俗易懂，易学易会；第二，例句应尽量鲜活生动，与时代保持同频映射，反映当代生活现实，能充分引起用户思想上的共鸣；第三，应全面系统地检查教材相关理论和例证，使之相互协调，照应周全。要做到以上几点，要求黄廖六版继任修订者及时转变观念，将目标用户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在注重教材宏观设计的同时也讲究细枝末节，总之让黄廖六版对用户足够友好，精益求精，日臻完善。